临安粮油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存问题

　　4 临安市粮油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存问题

　　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临安市粮油类家庭农场在生产中取得较好收益的同时，在经营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就目前临安市农业发展现状来说，其主要制约因素包括流转来的土地稳定性不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力资本短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特别是在当前生产资料、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大幅上涨、粮价不高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种粮收益相对较低，甚至出现亏损现象，造成农户种粮积极性普遍受挫。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时迎合 2013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的构建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本研究现将临安市粮油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存问题及主要制约因素作简要探讨。

　　4.1 土地流转制度有待加强。

　　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加强农地流转制度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制度保障。在本次调研中，家庭农场经营者反映最多的就是土地问题，集中体现在土地租期短，租金逐年上涨，土地流转合同不稳定等主要问题。据本次调研农户问卷整理，在典型抽样的 48 户粮油类家庭农场中，土地流转期限为 1 年的流转合同占 36.73%,5 年以上的仅占 20%,而 10 年以上的流转合同更是寥寥无几，仅占 4%.此外，据农场主访谈反映，土地租金每年都逐年递增，2013 年已涨至 700 元/亩，这是由于近年来，随着农村农地流转制度的激活，农地的潜在资本价值在无形之中被越抬越高，致使原本靠农业活动为生的农户不再仅仅将农地看作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更多地关注农地的收益权。从而促成了当前农村农地尴尬的局势，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致使农业相对性收入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土不离乡的半耕半工生产，或直接选择离土又离乡的流动性模式，造成农村大量土地抛荒、撂荒；而另一方面，一些有扩大经营规模意愿的农业大户却苦于土地承包合同签订问题进而无法实现农地的有效流转。此外，据调查发现，由于受临安市本身具有的"九山半田半分水"的地形特征限制，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小、地块多，造成土地细碎化程度高，流转时则很难成片。据笔者在实地调研中的田间考察所见，有些地区的家庭农场由于其承包转入的耕地不连块，甚至部分承包地中间还夹杂着小农户的自耕地，这导致其统一耕作、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带来了许多不便，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

　　综合上述，农地流转过程中的现存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土地流转制度不规范。目前，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合同主要由农场主个人与普通农户自行商议之后鉴定，且签订形式以口头协议为主（签订正式流转合同的只占 34.3%），但不论是口头协议还是正式合同，它们对于违约责任的追究都不明确，再加上合同签订的年限短，这就决定了土地流转租期的不稳定性。而且，由于各乡镇间的区域差异性及农地身质量优劣问题，导致土地租金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统一标准，致使农场主只能根据自身与农户间的协商确定相关租金，这就意味着农户在租金报价上掌握了话语权，通常农场主只能按其报价接受。但是随物价水平上涨，农户往往会逐年提高农地的流转价格，但双方由于并未在合同初期就租金的浮动标准做事前协议，因此容易诱发土地转出方和转入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除农场主通过个人关系协调、转包本村其他农户的承包地外，本次调查中规模化经营农地的另一重要来源是来通过与村组织协商承包村集体的机动地，但这种模式下，据部分农场主反映由村组织统一发包的集体用地通常竞争激烈，只有少数关系较硬的大户可以取得竞标成功，其余农户只能承包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或者比较偏远的抛荒土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土地价值逐步提升，农民对土地的惜地情节更加严重。一部分外出就业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差异性对待，其工资性收入稳定性不高，看到中央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收入及农地的潜在资本优势，便返回农村成为兼业化农户，将农地当作其在城市打工的变相失业保障和养老福利，从而在非农务工和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了黄宗智所说的"两柄拐杖"模式。因此，笔者认为，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在中国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4.2 人力资本有待提高。

　　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对美国农经问题研究中发现，促进美国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较快提高的重要因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的增加。然而，据本研究基于临安市对粮油类家庭农场的调研发现，当前浙江省农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民素质尚需要技术性质层面上的提升，据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存在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后备力量薄弱。此外，据本研究第二章描述性统计可见，目前从事农业种植业的劳动者，年龄基本上在 50 岁以上，文化程度基本上在初中以下，且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兼业化现象严重。尽管大部分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生产多年，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但毕竟受年龄、学历、思想观念、新技术应用等因素影响，难以有效承担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

　　4.3 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待提高。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正如黄宗智（2014）在其论述中声称，由于受人地关系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大而粗"模式的农业发展现代化道路，而近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而精"模式的家庭农场发展道路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故在今天中国的规模化经营之路不是横向的土地扩大化和雇工化，而是纵向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服务一体化。但目前浙江省关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加工等产业链社会化服务体系仍较薄弱，尚处于起步阶段。据调查，在所有类作物经营的 137户家庭农场中，有 40 户参加或参加过合作社服务，占 29.20%;97 户没有参加专业合作社，占 70.80%.调查中发现，在参加或参加过专业合作社的 40 户农户中，有18 户农户表示加入合作社，在降低相对成本、拓展销售渠道、提供技术支持及实现机械化服务等方面具有组织优势，而其余 22 户合作社成员则表示合作社只是形式，信息不公开，一体化程度不高，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许多农户仍习惯于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在农产品营销渠道上普遍选择自产自销，缺乏联合或合作意识。但由于生产经营规模不大，在市场营销中不能掌握主动权，容易受制于人。有农场主提出，希望有专门为他们进行生产服务的专业组织，比如在农资供给方面，能够有专业服务组织负责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从而降低成本；在销售方面，他们希望得到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准确把握市场价格，特别是希望能够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运输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享受到快捷、方便的运输服务。由此可见，提高对家庭农场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息、销售、流通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水平对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4.4 农业补贴政策有待完善。

　　浙江省各级政府采取的各项农业扶持政策对稳定我省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调查情况看，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补贴力度不够大。

　　据本研究前文所统计，目前临安市粮油类家庭农场平均每亩可享受的农业补贴有148.48 元，但相较于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该补贴额度实则杯水车薪。由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加上补贴力度又不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二是，专项补贴种类繁多。调查中发现，由于专项补贴种类名称较多，许多农户并不清楚通过"一卡通"发放的补贴资金的名称、标准和具体用途。同时，由于专项补贴额度较低，不少农户也不关心"一卡通"补贴资金，弱化了农业补贴政策的功能。三是，补贴政策实施主体过多。调查反映，现行农业扶持政策，不仅补贴种类多，而且实施部门也比较多。如农田基础设施项目补贴，涉及国土局、水利局和农业局三个部门，即高标准农田项目由国土局负责实施、农田水利项目由水利局负责实施、低产田改造项目由农业局负责。又如种粮补贴，涉及农村信用社、农业局、农办、发改局、财政局等五个部门。在农业局内部，又涉及农机站、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子管理站等三个不同下属单位。政策实施主体过多，一方面造成行政管理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民为申请各类补贴项目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增加。四是，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发放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的发放对象应是实际种粮者，但从实际调查情况看，绝大多数种粮大户并没有享受到农资综合补贴，该项补贴往往被发放给了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导致实际种粮者并没有享受应该享受到的补贴政策。

　　4.5 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是粮油类家庭农场发展中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本次调研中，有超过半数以上农场主反映了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差这一现实情况。由于临安市地处浙西丘陵山区，大畈田、高标准农田少且分散，多数农田的沟、渠、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档次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致使农田综合生产能力受到削弱。虽然临安市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就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措施，但引起农田基础设施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投入减少，设施不能及时更新，蓄、引、提、灌、排能力下降；二是城镇、工业、交通等建设，缺乏严格执行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制度，忽视对农业环境和设施保护；三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和土地流转短期性，对设施的修复、保护意识淡薄，再加上现使用的农田水利设施大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长年经久维修，致使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此外，田间道路状况差及农田质量低也严重妨碍了粮油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一些农场主反映由于其承租地区域内机耕路少，路面状况差，导致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开不进去，生产时主要靠人工、畜力和小型拖拉机，妨碍了机械化作业，增加了人工成本。而另一部分农场主则反映为扩大经营规模，其通过外出打工的农户或村组织转包的农地大都常年撂荒，土壤肥力差，改良成本高。据本次调研中於潜镇一夏姓农场主反映，他所承包的农田由于有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不能及时灌溉，另外由于他承包的大都是竹林改造地，尽管租金仅为 100 元/亩，但耕地质量差，产粮低，致使其去年种粮效益较低。通常由于土地的流转期限短，且租金不稳定，承包者一般很少对转入的耕地进行改良和投资，而是基本在维持原貌的基础上加大化肥等农资投入来实现产出最大化，这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种植效率，但从长远上来看却是寅吃卯粮，以破化土壤基质和地力为代价换取短期内的经济效益，不利于农业可持续规模化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