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语言文字在社会政治背景下的重新规划

　　一 引 言
　　
　　索绪尔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的口语形式而不是书面形式，文字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从语言学中扫地出门，文字研究只能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古典语文学（phi-lology） 等学科中觅得一席之地。 然而，这种重言语而轻文字的语言学传统在很多学者看来是有失公允的，他们尝试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书写系统加以描写，揭示其研究价值。这方面的杰出学者包括Gelb、Coulmas, DeFrancis以及Rogers-等等。此外，在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以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流派，在解构语音中心论、强调语言相对独立性的过程中，更将文字对人类交际和认识真理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无意于思辨文字及文字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问题，而是侧重考察世界各地的语言文字在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重新规划的问题。

　　世界上的文字系统大致可以分为表意文字（logographic script）、音节文字（syllabic script）及拼音文字（alphabetic script）三类。②根据变革的程度和影响力度，书写系统或文字改革通常可分为剧变和微调两种。剧变型改革指的是文字替代（script replacement），即使用一种新的文字系统来全局性取代该语言原有的文字系统，最典型的是土耳其语和越南语，最近的是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由西里尔（Cyrillic）文字转换成拉丁字母的案例。微调则是对文字系统进行局部、小范围的调整，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规范化，这在各种语言中都很普遍，如德语在2006年正式颁布的新正字法（orthog-raphy），对拼写规则作了详细规定 ;而荷兰语的语言参考书每十年都要更新一次，提高正字法的效率。

　　以往的研究中，讨论书写系统的历史、类型、特征等的文献非常多④，但是关于文字/拼写改革的研究不 多且分布零散，大都是介绍特定国文字改革的过程。以全局性的视野总结世界各国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推行文字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的文字规范化决策提供重要的借鉴。

　　二 文字改革推行的动因
　　
　　有统计显示，在过去的150年间，全球共计有31种主要语言曾对书写系统进行过程度不等的改进。文字改革的推行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动因起着主导作用。

　　（-）政治动因从政治层面来看，文字改革是出于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向先进文明靠拢。用Wright的话说，文字选择可以发挥重申身份（reaffirming identity）及标明新联盟（signaling newassociations）的功能②。这两种政治需要有时候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此外，跨国界（pluricentric）或跨民族的文字改革则很可能是基于和谐或合作的考虑。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1.构建新身份
　　一个国家的文字系统与其民族身份息息相关，在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文字改革往往成为重构国家身份及意识形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例如，在海地，正字法的选择被视作是一种政治倾向的反映：到底是继续亲近法语世界还是独立反殖民制③；与之类似，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Garlicia）地区，正字法规范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加利西亚语是否成为独立于葡萄牙语的不同语言这一问题的政治基调④。以此来看，文字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书写系统本身，文字改革往往成为构建或选择民族、地区或种族身份的标志。

　　以身份构建为目的的文字改革常常使某个书写系统产生革命式、替代型的剧变，这以土耳其书写系统的变迁最为典型。土耳其在1928年所进行的文字罗马化改革常被看作文字改革领域中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自19世纪中期开始，民间就对土耳其语书写形式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其中一个主要动因便是为了使穆斯林土耳其人在语言形式上与西方国家形成一体，从而确立土耳其居身欧洲的地位。⑤特别是开国领袖凯末尔（Kemal AtatUrk）迫切希望通过文字符号向国际社会表明，土耳其已从过去的奥斯曼帝国脱胎、并且有别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立场。经过凯末尔等人的大力推动和身体力行，1928年11月，国会以立法的形式在土耳其全国强制推行改革方案，使土耳其语成功实现了从阿拉伯文字向罗马文字的迁移。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许多族群（如马里、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塔吉克等）受到戈尔巴乔夫宽松政策的鼓舞，开始尝试推行文字改革，以此来摆脱莫斯科当局的控制、实现政治及文化独立。以土库曼斯坦为例，它为了在国际社会树立新的形象，在90年代发起以土库曼化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运动，采取了废除西里尔文、恢复土库曼语及文化等一系列举措，不但以此来构建崭新的民族身份，而且表明其脱离苏联、向西方靠拢的政治立场。与之类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也纷纷走上了文字拉丁化的道路，通过显性规划构建新的民族身份，为自己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获取更有利的国际资源。

　　然而，以文字改革来构建新身份的愿望对于那些非独立的政体来说则不易实现。我们知道，在俄联邦内，西里尔文字是成员国拥有共同归属的象征之一。当鞑靼斯坦（又称塔塔尔斯坦）提议使用罗马字母取代西里尔文时，莫斯科当局作出强烈的敌对反应，认为罗马化破坏俄罗斯国家和语言的完整性。俄罗斯国会于2002年通过一项法令，要求俄联邦的所有加盟国必须使用西里尔文字作为官方语言文字，直接将邦内任何文字迁移的企图扼杀掉。

　　2.向先进文明靠拢
　　汉字曾经将日本带进先进文明，明治维新（1868-1911）以后，现代化运动使得日本综合国力日益强盛，而中国则病入膏肓，日渐衰落。为了向先进的西方文明看齐，日本文化界将改革的矛头指向源自中国的汉字。如前岛密在明治维新前后多次谏言，认为汉字言文不一、繁杂难学，应予以废除，并建议模仿西洋，采用日本固有的表音文字，使日本尽快走上文明之路。改革派中除了以假名取代汉字的提议之外，还有以罗马字、新造文字替代等多种建议。虽然废除汉字的主张最终未能成行，但限制汉字的使用和数量成为共识。日本内阁于1946年颁布《当用汉字表》（1850字），明确规定了政府公文和一般出版物所用汉字的范围。当用是暂时使用的意思,当局就是希望通过对汉字先限制、后废除的方式实现从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的转型。

　　越南决定把书写系统由汉字彻底转变为字母文字，其部分原因也是受到西方文明的鼓舞与激励。汉字在公元前传人越南后一直是越南语的书面文字，越南人虽然于1209年创立了字喃（Chu Nom），但这种书写系统仍然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汉字文化在越南社会各个领域深深植根。到了 17世纪，欧洲传教士到越南布道，拟定了许多文字拉丁化的方案，其中法国传教士Rhodes编订的越一葡一拉丁三种文字对照辞典常被看作是第一部系统的越南语拉丁化的方案。到了 19世纪后期，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大力度推行罗马化的国语字（Chu QuocNgu），同时也使用直接或间接方式来推广法语，坚决限制汉字的使用及儒家思想的传播。③到了 20世纪初，汉字、法文、国语字在越南社会同时并存。1945年越南建国，当即宣布国语字为法定文字，汉字从此被彻底废弃。越南人意识到，推行罗马化的文字既可以表明自己彻底摆脱中国影响的民族身份，同时也可以利用文字系统的便利吸收世界先进技术，拉近与西方文明的距离。

　　总体来看，在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统治者往往通过强制推行殖民语言、压制本土语言的政策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其结果之一便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系统出现替代性迁移，形成文字一体化的格局，如葡萄牙语圈、荷兰语圈、西班牙语圈、法语圈国家与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文字大体一致。但民族国家实现独立后，随着摆脱殖民历史的烙印、保留并传承本土语言和文化的意识兴起，一种鲜明的改革趋势是，前殖民地国家积极主张将书写系统改回原有文字，实现回归式的文字迁移，或者采用全新的书写系统来替代殖民者的文字。

　　3.协作与和谐化
　　文字规范与语言规范常常密切相关。跨国界的语言规范常常是出于统一标准、缩小差异的目的，使同一种语言在地区、国内及国际层面上更加和谐，为使用者的交际提供便利。这在前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协调上相当常见。比如在非洲，豪萨语（Hausa）虽然不是任何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但作为西非（如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共通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0年在尼日尔召开的一次双边 会议上，为了书写上的统一，各方通过了正词法规范，标准豪萨语由此产生。①另外，由于南非政治的变革，班图语中的恩古尼语与茨瓦纳一索托语这两个主要语群创立一体化书写系统的呼声非常高。②而在南美，巴西决定遵从葡萄牙倡导的正字法改革的倡议，以保持两国书写规范的统一。这些正字法改革的努力都是为了消弭文字分歧所造成的交流障碍。

　　此外，印尼与马来西亚的文字系统的统一也是跨境语言协调的范例。马来语是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但由于殖民地历史的原因，印尼的马来语保留了不少荷兰语的成分，而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则留有不少英语的痕迹。印尼政府于1972年推出以马来西亚马来语为标准的精确拼音,从而使印尼语的拼写更接近马来语，为两国的密切合作带来更多的便利③。

　　（二）科技动因
　　科技的发展也能促使当政者推行文字改革。由于正字法改革包含着变化与破除，支持者总是以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为改革造势。随着打字机、印刷等技术的发度以及电脑科技的普及，一些旧的书写规范对新科技的应用形成挑战，促使文字改革的发生。如印度的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一条不同的辅音+长或短u的连字规则，对于人工书写来说很方便，但对于键盘设计却是一大难题。后来人们对这个拼写规则进行了改变，以适应印刷出版的需要。④而鞑靼语文字改革的起因之一也与科技有关。在改革派看来，罗马文字更适合电脑及网络等科技的现代化，因此文字改革势在必行。如Sebba所言，从西里尔文字变成罗马文字，鞑粗人可以利用在这一领域的既有优势，在信息科技时代成为突厥民族的领军者。⑤
　　
　　而日本于新近所推行的汉字改革，科技因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只有1 945字，作为政府及法律文书、报刊、杂志、广播等社会生活的规范用字。如今，信息传播与通讯科技对于汉字的使用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电脑、手机等在内的科技手段日益普及，使得汉字复杂难学的问题已经不再突出。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接触到汉字表以外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多，该字表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检讨并更新字表的呼声很高（赵守辉，2010）.2010年11月，日本文化审议会又对汉字做出新一轮的改革，将字表更新为2 136字。

　　（三）语言与教育动因
　　书写系统繁难或拼写规则不规范常常被认为是国民教育质量低下的根源之一。以有限的文字记录数量庞大的语言，在视觉符号与语言表意之间不可能完美对应，需要不断改革文字系统来加以完善。对于文字系统改革的必要性，英国的简化拼写协会曾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正如花园不经打理就会荒芜一样，语言中的拼写规则如果放任自流也会长满杂草⑦。语言处在不断变化中，文字在某个历史阶段与语言完美契合，但到了另一阶段则不再完美；特定的文字系统很适合记录某种语言，但不一定适合记录其他的语言。每一种书写系统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都积累了一些腐朽的垃圾，造成音形或音 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语音与拼写之间的不透明现象不利于学习者识字能力的培养。

　　从教育的维度来看，文字改革是为了提高其可学性（learnability）。可学性指的是书写系统习得的简易程度，文字难度越大，可学性越低。文字的可学性与学习者的识字水平（literacy level）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的文化素质。Smalley和Malone都把读音和拼写一致及易于学习列入评判书写系统是否理想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则需要对文字进行调整。韩国的世宗大王创造谚文（Hangul）来替代汉字，就是考虑到汉字难学难用，而谚文的读写规则容易掌握是世所公认的。实际上，其他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日本、越南）的改革派也是以汉字的可学性低作为推行改革的重要理据。

　　对于字母书写系统的语言来说，读音与拼写越一致，可学性越高，这已经获得实验证据的支持。②因此，英语、法语、德语等许多语言的改革主张都涉及改进正字法规则，以使拼写与读音更趋一致，减轻学习者的记忆负担。英国的简化拼写协会自190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英语拼写的简单化，指出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与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孩子相比，掌握读写所需的时间要多出三年，经济和社会代价非常大，这些都是英语拼写的不规则所造成的》。
　　
　　除以上三个方面之外，Sebba还提到，成本效益也是促成某些文字改革的动因之一，如波兰语、非洲的科萨语、文达语等④。由于文字改革之后在排印时可以节省不少空间，从而节省纸张和印刷出版等的成本，因此出版商大都赞成改革。但另一方面，改革所带来的短时内经济损失更常常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往往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调整，花费上百万千万都是司空见惯的。例如汉字二简方案的废除及其后来个别店牌匾额的调整⑤和德语正字法的争议所引起的巨额财力耗费就是明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文字改革一般不是单一原因所引起的，而常常是上述多种动因互动作用的结果。以非洲语言的规范化运动为例，它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前殖民者的语言，建构独立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团结其他使用同种语言的社区或国家。从各种动因的性质来看，文字难度大、不易学似乎应该是文字改革的最直接的原因。但实际上，语言及教育因素往往并不是决策者进行文字改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Geerts等人指出，总体来看，政治因素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而正字法的主要使用者如教师、学生、作家等通常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实际需要通常并不纳入考量。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决策者常常为文字改革披上服务全民教育的光鲜外衣，以此来掩盖文字改革深层的政治目的。

　　三 文字改革的主要阻力
　　
　　文字改革的推行通常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多都会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哪怕对标准小小的干预（微调）都会遭遇强大保守势力的阻挠，更不必说大规模的改变。纵观历史，文字改革的阻力主 要来自于文化与传统、宗教、自我价值等领域。

　　1.文化传统维系论
　　对于正字法改革的反对派来说，文字改革的提议是对保持文化传统的威胁。Gnanadesikan指出，一种书写传统一旦形成，延续其规范的动力便日益强大。①只要书写系统存在着，前辈遗留下来的信息就可以读取。改变书写系统意味着数典忘祖，人们日后因看不懂古文献而将祖辈辛苦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丢弃，这将是无法估量和承担的损失。德语、法语、荷兰语及鞑靼语等多种语言在文字或正字法改革过程中，保守派都曾以文化传统维系论来为旧的正字法辩护。例如，20世纪70年代荷兰语拼写改革被反对者指责为丢了根、不辨本源、把传统当作没用的垃圾而丢弃-.而汉字的简化也曾被反对者攻击为是刺向中华文化心脏的一把利刃。③
　　
　　对于具有同一文化根基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共同的文字符号常常可以让身处不同地域的族群找到共同的归属。例如，喀麦隆的巴米雷克语（Bamileke）使用[>]作为该语言群体文化统一的标志，而巴斯克（Basque）语使用〈k〉来表征/k/作为不同于西班牙语的象征。④拼写改革如果涉及这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成分，必然遭到强烈的阻烧。当然，对于具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来说，去除前殖民政权的文化标志则是正字法改革的常用策略。

　　此外，文化和传统总是与情感紧密相连的。在文字改革之时，人们对既有的拼写系统会产生强烈的珍爱之情，甚至出现正字法越蹩脚，情感价值越大的局面。改革长期使用并形成习惯的拼写法规则在保守派看来等于放弃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对于他们来说会极其痛苦。Geerts等指出，荷兰语正字法的争论持续50来年，对于现代语言学及现代教学法的喜好或反感是影响争辩双方价值判断的核心因素。⑤
　　
　　2.宗教忠诚论
　　语言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弗根森曾指出，世界上主要类型文字系统的分布与世界上主要宗教传播的关系，要比这些文字系统与语言的发生学或类型学的分类更为密切‘'-,周有光先生将其称为文字跟着宗教走⑦。例如欧洲很多语言使用拉丁文字是基督教传播的直接结果；发展自希腊文字的西里尔文字的使用与东正教的传播如影随形；阿拉伯文字是伊斯兰国家一百多种语言的书写系统；东南亚泰、老、柬、缅等国的文字皆因佛教传播而发展自印度南方字母，等等。即使在同一个语言社区，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可能造成书写系统的差别，如通用于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在信奉天主教的地区采用拉丁文宇书写，而在信奉东正教的地区采用西里尔文字书写。

　　对宗教的忠诚是文字改革的巨大阻力。与宗教相关的正字法常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同语言一样，改变正字法常被看作是对宗教的亵渎，因此宗教观念越深人，文字改革越不容易推行。Kolarz曾提到，在东欧及巴尔干地区，几乎每一种文字都等同于一种信条。⑧因此改变文孛常常被看作是放弃信条，这对于信徒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当宗教身份与文字系统之间出现矛盾时，文字改革就成为 可能。印地语（Hindi）与乌尔都语（Urdu）曾经大同小异，常常被看作是同一种语言（即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但前者使用天城体书写，而后者则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使用波斯一阿拉伯文字书写。根据Coulmas所说，印度的信德人（Sindhis）虽然讲乌尔都语，却希望使用天城体书写自己的语言，而不是1853年政令规定的波斯一阿拉伯文字。这种宗教与文字的不一致曾在印度引起巨大争议，最后诉诸法庭，结果是两种文字都获得允许，使得官方信德语成为双文字语（实为共时双文，syn-chronic digraphia）。需要说明的是，同一种语言使用两种文字系统反映了各地区的宗教裂痕-,这种因宗教因素推行文字改革的案例是非常少的。

　　阿拉伯语一直未能规范化，阻力来自于伊斯兰教和传统情结。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一直试图恢复传统阿拉伯语，因为这是可兰经的语言。老拼写法中沉淀着很多的残余成分及代表方言或古典语法的形式，泛阿拉伯组织反对语言与文字的统一，现代派则要语言口语化。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元音和标注符号问题。前者是大量印刷错误的来源，后者要求阅读需要语法知识。专有名词混乱，如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就有不同的罗马化拼法，为海外读者造成巨大困扰。现在只有印尼、马来西亚和土耳其毅然斩断与阿拉伯文字的脐带而拥抱拉丁字母。阿拉伯语书写形式与实际发音越来越远，面临着如何现代化、规范化的问题。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语）的进展尤其艰难。宗教与种族错综复杂的印度至今路标、键盘、电话本和汽车牌照等在不同的地区互相难以辨识，但仍无人敢轻言改革，罗马化似乎更是一个无人想碰的问题。

　　3.认同与利益维护论
　　库柏在其为语言规划所总结的24条定理中，强调欲使语言规划得以推行，规划的内容既要使目标语群体认识到其在终极价值上可与身份认同的过去和未来相衔接，又要符合接受者当前的利益诉求。③在第二部分我们谈到，在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构建新的身份是文字改革的动因之一。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文字改革常常被看作是对个体或同一政体内族群身份认同的威胁。印度的博咯族（Boro）、伽罗族（Garo）及伽西族（Khasi）人不愿意使用阿萨姆（Assamese）文字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印度阿萨姆族人建立身份认同④，而天城体文字难以推广开来也是因为使用其他书写系统的人把文字看作是身份的象征，采用其他文字便会导致身份的丢失。

　　拉丁美洲的克丘亚语（Quechua）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有多种变体，虽然实行统一和标准化的呼声很高，但进展却非常缓慢。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是，语言的真实面目应该得到尊重，而统一各种变体将有损克丘亚语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因为同一语言保留地区差异是社群和诣1的象征。⑤实际上，反对统一化改革的深层因素之一则是身份和地位的认同问题：克丘亚语国家从前都是西班牙殖民地，而在西方世界的压力下进行克丘亚语的整合则说明仍未真正摆脱其被动的历史身份。

　　德语正字法改革原本是一种纯粹的本体规戈！Kcorpus planning），但最终演变成有关德国身份的争论，似乎新正字法一旦实施，德国的文化和民族身份就将受到威胁。而1990年法语正字法的微调曾 掀起巨大波澜，也是由于反对者认为改革威胁语言的纯洁性，进而威胁法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者声称拼写的调整意味着主流文化崩溃，最终将导致法语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还有一种情况是对既得地位和利益丧失的恐惧。Fishman指出，引进新的书写系统很容易对现有的优势或劣势地位产生威胁。对于那些接受过高声誉语言（prestige language）教育的人士来说，文字改革有可能使他们的优势降低甚至荡然无存，因此对正字法改革总是持消极态度，甚至充满恐惧。例如，朝鲜社会的上流人士反对引进谤文，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文字系统的改革是否有助于提高全民的识字水平，以致谤文在发明后上百年都同日语假名一样，只能通行于乡村妇女之间这样的低声誉领域。朝鲜和日本的知识阶层更关注的是，汉字为他们所赢得的身份和价值是否依然可以维持。②胡适早在近代汉字改革之初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在文字改革的历史上，往往普通民众是改革家，而学者和知识的精英却是保守的。 -这便是Geerts等人所指的拥有本能（Possession Instinct），即人们一旦已经拥有了这个技能（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经过改革的文字系统），便惧怕失去而变成无能（obsolete）。④
　　
　　四 文字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前文谈到，世界上很多书写系统都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改革或规划，但改革是否成功则很难一概而论。很多短时得以推行的改革并不能保证长效的成功。Fishman认为成功要看改革决议和努力是否直接实质性地达到预期的目标⑤。从历史上看，虽然不乏如朝鲜语这样成功实现由汉文到谚文的转变，但大多数书写系统改革的努力在推行层面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以历史作为判断成效的标准时更是如此。国际着名比较文字学专家Sebba曾总结指出，正字法的改革，无论是微调还是整体替代，成功者寥寥无几。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简要探讨文字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

　　1.文字改革的艰巨性
　　文字改革的过程常常与争议相伴，改革方案所引发的唇枪舌战、攻守之道，俨然就是一场战争。Sebba曾说：文字战争经常是为一个字母或一个特殊符号而殊死搏斗，决不心慈手软（taking noprisoners），⑦18世纪荷兰作家Alewijn则描写道：人们会为一个字母的改动而争吵不休，似乎整个欧洲的福祉都为其所系。⑧文字改革的艰巨性由此可见一斑。Zhao & Baldauf-曾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语言规划无小事。语言习惯的一丝微弱改变都可以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冲击。正字法改革意味着放弃某种文字传统，因此必须应付诗人、牧师、校长和教授等正字法的卫道士以及他们所创造和服务的机构和符号，否则注定徒劳无功。第二，语言规划中常常臆测多于证明，感性多于理性，争论一兴，最终的结局 总难免指责对方多于指明方向（出路）。第三，语言规划极易情感化，特别是文字系统的变革，多宗教式感情而少科学性论证。Coulmas指出，情感因素的介人使得正字法或文字改革的讨论更像是一场宗教圣战。①第四，语言规划的结果很难短期奏效，需要长期的社会应用来检验；即使产生巨大效益，也难以证明是规划的结果还是其他社会因素所引起的。世界各国文字改革的历程莫不如此。

　　2.文字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
　　正如众多学者（如Fishman,1977）所言，文字改革或正字法获得接受或遭到拒绝与语言学上的理据性和语言学模型的逼真程度关系不大，而常常是受制于政治、文化、社会等非语言领域的因素。②我们认为，以下六个方面是决定文字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第一，从政治上看，政权的专制程度越高，文字改革全面推行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当权者颁布文字改革的政令之后，可以完全不理会反对意见，甚至管制反对派不让其发声。例如土耳其语文字改革的推行就是依靠极权主义的政权来实现的。反过来看，在多元政治的背景下，民主程度及全民参与程度越高，文字改革越不容易进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利益相关者，每个个体都自认为是，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出现改革提案遭受围攻的局面。例如德语正字法在推行过程中，有fel诉诸法庭，抗议自己的权益受损，体现了民主力量对于文字改革的强大阻力。

　　第二，从社会环境来看，民众的革命或改革的热忱越高，越有利于文字改革的推行。例如在很多有殖民地历史的地区，人们都迫切希望抹去屈辱历史的痕迹，而改革文字是最直接的手段之一。这种改革的激情往往会推动文字替代的快速发生。相反，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是微小的正字法调整也会打破利益相关者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因此势必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第三，从历史传统来看，文化和宗教传统越短暂，文字或正字法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越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反之，正字法社区中的文化、文学和宗教仪式传统越悠久，正字法系统的改动获得广泛接受的可能性越小。③Bakei-提到，南非科萨语（Xhosa）的正词法问题很多，应该设计一套全新的正词法取代现有的正词法，但该语言的书写系统已经使用一个半世纪之久，传统的强大力量导致大的改革不太可能发生。④又例如，中国、印度及日本的文字都有千百年不间断的使用历史，即Fishman所称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s）语言，很难产生文字罗马化之类的大变革。希伯来文在1898年曾经尝试若干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拼写法，20世纪20至30年代也曾获得支持，但由于宗教情结最终还是没能够摆脱22个神圣字母。

　　第四，从人口构成来看，没有大的少数族群有利于正字法改革的推行。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字由于使用人数少通常需要让位于其他文字。如果少数族群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可能以族群利益或宗教等理由来抵制改革。例如在印度，全国共有22种官方语言，虽然交流面临很多难题，但每一种语言群体的使用人数都很多，使得统一的文字系统始终无法制定出来。

　　第五，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民的读写能力（literacy）即文化水平越低，文字改革越容易推行。反之，全民的文化水平越高，文字改革越难。拿土耳其语与希伯来语在20世纪初的罗马化改革来说，犹太人群体由于学习圣文、宗教仪式等的需要，总体受教育的程度较高，文字罗马化需要普遍接受过希伯来文教育的民众重新学习一种全新的系统，不仅代价大，而且民众的反感情绪强烈，使得改革遭到彻底失败。而在土耳其，民众中文盲居多，采用哪种文字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因此罗马化改革受到 的大众抵制不多，从而能够很顺利地得以实施。
　　
　　第六，从改革的幅度来看，正字法调整的幅度越小，改革越容易推行。正字法革命性的变革对民众的社会生活必然造成巨大的冲击，很容易引起激烈的争端而导致流产。而微小的调整则相对容易过关。有些微调除正字法设计者之外很少有人会觉察出来，也就是说，文字改革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然付诸实施，不会产生大的社会反弹。荷兰语国家定期评估拼写法的效率，定期对拼写法进行微调，就是为了避免巨大变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正如Nida指出的那样，许多正字法由于效率低下确实需要修订，但据此便认为改革轻而易举、高效的正字法总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便大错特错了。②对正字法进行完善尚可考虑，但革命是不可能的。很多人认为，除非有激烈的文化或政治革命相伴随，正字法的改革不宜试图通过一站式的运动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碎步前进，积小改为大变，微调是一个选择。

　　语言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言语社区中影响语言规划接受程度的变量从理论上说是不可枚举的，Haarmann曾列举七个维度35种主要变量.这些变量也都可用于描述文字改革的复杂度，所以影响文字改革的因素实际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本文只是撮其要者而论之。总体来看，只有改革的获益大大超出所付出的代价，改革派百折不挠地尝试，且反对派愿意做出妥协，改革才有可能成功。例如在土库曼斯坦，虽然文字改革使得苏联时代讲俄语的社会菁英失势，非土库曼族群在社会和经济上被边缘化，但以拉丁语为基础的书写系统依然赢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里谈到的关键因素可以促使或导致文字改革的发生，但要使改革后的文字系统长期有效地施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则还要有赖于政治集团的行动决策及决心。

　　五 结语及思考
　　
　　书写系统的改革或规范化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现象。作为语言的视觉记录系统，文字以其在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恒久影响及人为可变性，成为语言规划领域中最易引起广泛争议的敏感话题。Eira认为正字法改革所引起的争论可以看作是科学、政治、宗教、技术、历史、教学法等领域的话语之争（competing discourses）。④国际知名社会学家Jan Blommaert更站在思想家的高度，将一切有关语言规划的争议概括为语言意识形态之争（language ideology debate）,这一观察为学者从文化和历史角度解读语言规划产品的社会接受性提供了一个广受欢迎的研究范式。就本文的分析来看，改革派通常从政治、科技等框架内争取话语权，而保守派的话语则主要围绕文化与传统、宗教、身份认同等方面。尽管绝大多数文字改革的尝试都获得一定的效果，但推行层面的效果都不甚理想，这种局面可归结为Blommaert所称的非满意结局（Non-satisfactory Closer）⑥。

　　综观全球范围内文字改革或规范化的努力，我们认为，有关变与不变的纷纭复杂的争议大都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到底是将文字只作为一种语言的视觉记录系统而尽量提高其交际效率，还是将文字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牵扯到宗教和美学问题）和认同的标志而尽量加以保存和维护。具体来说，以工具理性为驱动的改革派认为文字作为一种视觉交际符号，同任何工具一样为增强其便利程度均可为实用目的而进行技术上的改造，而反对者则强调文字对于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符号学价值。这两种相对立的认识论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即文化菁英与知识有限的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思想自上世纪80年代发生“后现代转向”以来，语言规划的利弊就被提高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估。可以预言，在以扞卫民族文化和人文价值的后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科学技术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解构与挑战，文字规范化的成功也将取决于如何在对工具效率的追求和人文价值的坚守之间达致统一与协调。

　　最后，世界各国文字改革的历史经验对国内文字规范化的努力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例如，我国在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将文字现代化的中心从改革转移到规范化，定位为我国新时期文化教育领域内一项重大基础建设工程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简称字表），不但成为海内外所有汉字使用者书面语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也使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汉字文化之争以来沉寂了近20年的汉字改革之争再次进人公众话语空间。字表的启动和研制曾走过了一段艰苦漫长的道路，自2009年8月通过行政公示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以来，其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对44个字体结构的微调）引起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对社会接受程度的担忧使字表的正式公布和推广搁置至今，长期悬而未决必将对推进汉字规范化进程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构成瓶颈效应。本文希望可以从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历史纵深中为公众理解字表的意义及相关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决策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