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

　　1.引言

　　传统上，转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语言修饰作用的修辞方式。 其实，转喻在日常交际中也无处不在， 普遍到大家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 正如 Lakoff &Johnson（1980）所说，转喻体现了我们日常说话、思考、行为的方式。正因为转喻的普遍性，语言学领域中的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自然语言处理等分支学科和心理学下的实验心理学等对转喻进行了理论、 应用或实验探索。 鉴于各学科对转喻的密切关注和转喻研究的发展潜力，本文就转喻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发现现有研究的贡献和尚存的问题，并展望转喻研究的未来，以期促进转喻研究的融合与深入。

　　2.转喻研究的学科路径与方法

　　2.1转喻的修辞学研究

　　转喻的研究最早兴起于修辞学领域。 传统修辞学将转喻定位为一种辞格，研究对象主要是名词性转喻，关注其诗意的使用效果。

　　转喻的修辞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诗学以及诗性语言很感兴趣， 认为比喻性语言能够增加文体的魅力与特色（ 刘正光 2007）。 这种研究传统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 汉语修辞学中 , 陈望道（1979:80）在其经典著作《修辞学发凡》中专门探讨了借代。 他将借代定义为“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 他根据所借事物和所说事物的关系，将借代分为两大类：旁借和对代。 他还指出，使用借代必须要注意历史、文化场合。 可见，汉语修辞学也把转喻看作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关注其界定和分类。

　　就研究方法而言， 转喻的修辞学研究主要采用纯理论思辨的方法来研究转喻的语言形式及修辞效果。 然而，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却无法解释转喻的普遍性、能产性等特点。

　　2.2转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1980 年，Lakoff & Johnson 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开创了转喻认知研究的历史。 认知语言学将转喻提升为一种认知机制，主要研究课题包括转喻的本质与内部运作机制、转喻的分类、转喻与推理、隐喻与转喻的关系、转喻与语法的相互作用等。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本质与内部运作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 他们认为转喻是理想认知模型（ICM）（Lakoff 1987）、认知域凸显现象（Croft 1993）、同一认知域内的概念映射（Lakoff & Turner 1989）、参照点现象（Langacker 1993）、认知触发点（K觟vecses & Radden 1998）等。 例如，Lakoff（1987）认为转喻不是语言现象，而应理解为语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概念或认知结构， 是 ICM 的一种结构方式。

　　转喻模型，是包含替代关系的一类 ICM,存在于思维中，主要用于推理。

　　就转喻的分类来说，可以基于若干视角，包括符号本体视角、概念构造视角、域关系视角、概念整合视角、言语行为视角等（程琪龙 2010）。 例如，按照同一ICM 中本体和喻体的概念构造关系，转喻又可分为两大类：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这两大类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类（K觟vecses & Radden 1998）。 再如，按照语用功能，转喻可分为指称转喻、谓项转喻、言外转喻（Panther & Thornburg1998）。 由于认知语言学探讨的是广义的转喻，因此对于转喻的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

　　关于转喻与推理（Panther & Thornburg 2003;张辉、蔡辉 2005），认知语言学家主张利用认知语言学与关联论的互补性来进行话语理解的研究， 这说明在 21世纪初，转喻研究的融合趋势已经初步呈现。从研究方法而言，转喻的认知研究大多数基于内省法，也有少数研究采用了语料库方法。 转喻的语料库研究数量较少，这是由于转喻概念映射不能与特定语言表达形式联系在一起而引起搜索困难造成的（Stefanowitsch & Gries 2006）。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Hilpert（2006）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分析了“eye”的转喻拓展模式，该研究既有对转喻拓展模式、形式与意义的定性分析，又有对不同模式的定量统计分析。

　　总之，认知语言学中转喻的理论研究针对的是广义的转喻，主要关注转喻本身的内部运作机制， 转喻的语料库研究则主要通过语料库的方法探索转喻的概念映射。通过观察还可发现，转喻产生与理解的认知研究数量偏少且不够深入。

　　2.3转喻的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对转喻的研究主要关注指称转喻， 特别是非规约性指称转喻的界定与理解。 Nunberg（1978,1979）和 Fauconnier（1985）都认为转喻是一种“推延的指称”,说话人通过描述 a 成功指称 b. a 和 b“因心理、文化或本地语用原因”而发生联系，这些联系体现在语用映射或“连接器”（connectors）上。 Papafragou（1996）最早运用关联论分析了新颖转喻的产生与理解机制。 她认为新颖转喻是语言的解释性用法之一， 对应于命名的情况： 所指对象并不是该表达式的正常指示意义，而是涉及创新的指称确定。 在她看来，关联原则足以解释新颖转喻的理解机制，听话人只要识别并从语用上解读出其解释性内容，即可获得转喻话语所传达的意思。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转喻的语用学研究主要采用了理论思辨的方法。 或许是由于起步较晚、研究数量偏少，转喻的语用学研究没有像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研究那样呈现丰富的研究方法。大体上，转喻的语用学研究主要分析新颖转喻的产生与理解机制，却基本没有涉及规约性指称转喻的产生与理解机理。

　　2.4转喻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

　　转喻处理（metonymy resolution）由 K. Markert & M. Nissim 首创，旨在解决英语命名实体，特别是地名和组织机构名的转喻识别（Brun et al. 2009）。 转喻处理的发展不仅可用于检验关于转喻的语言学理论假设， 还有助于自然语言处理中问答系统、前指处理等任务的改进。

　　转喻处理是目前自然语言处理关注的热点之一，自早期 Fass（1991）的经典研究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具有代表性的有 Markert & Hahn（2002）、Markert& Nissim（2009）、Brun et al. （2009）。 例如，Markert & Hahn（2002）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特定知识库概念表征结构的转喻处理计算模型。 他们将字面语言与转喻语言同等看待，考虑了前指与转喻的交互性，认为将话语嵌入一个连贯的语篇语境与句内语义选择限制一样重要。

　　转喻处理的基础是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理论研究， 主要有基于知识库的方法和数据方法（Fass 1991; Utiyama et al. 2000）。 基于知识库的方法需要人为准确地、详细地定义人的知识，如认知、逻辑和语言知识，例如动词的格框架和语义特征词典等人为建立的知识库。 基于数据的方法根据大量语料库中收集的数据知识，对候选项的出现频率、可能性和条件可能性等计算、比较，从而作出判断。

　　目前，转喻处理在专名转喻的语料库标注框架、转喻处理的计算模型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转喻处理中为了提高判断的准确度，不断调整识别转喻的各类标准，却对语境因素等变量考虑得不够充分。

　　2.5转喻研究的其他学科路径

　　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对转喻的研究分别关注转喻语义的加工模式，有生理或心理缺陷的群体发展转喻理解能力的情况。例如，Frisson & Pickering（1999）在两个眼动跟踪实验中比较了处理转喻与字面词语花费的时间，探索了转喻语义的加工模式和转喻意义的理解难度。 再如，Herwegen et al. （2013）通过对包含新颖隐转喻（novel metaphor and metonymy）的短故事的理解考察、对比了典型发育儿童与患威廉氏症群体的心理年龄对新奇隐转喻理解能力的发展轨迹的影响。

　　转喻的神经解剖学研究则主要关注大脑健康或有缺陷人群理解转喻时的大脑机制。 例如，Rapp et al. （2011）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探索了大脑对转喻的处理。 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受试阅读字面、转喻、无意义组的反应时无明显区别。 阅读转喻时左侧额颞网络有显著变化，左中颞中回和左右侧额下回达到了最大值。 左额下回的激活很可能反映了转喻处理的推理过程和提取世界知识的心理过程。

　　用实验的方法开展转喻研究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然而，一些实验设计考虑的变量还不够全面，没有考察转喻的熟悉程度、目标词位置、语境等重要变量对转喻理解的影响。

　　3.现有转喻研究存在的问题

　　传统修辞学研究视角下的转喻被看作是偏离语言常规、具有修饰 / 文学效果的修辞方式，对其成功使用、理解需要训练（Papafragou 1996）。 然而，该视角却无法解释转喻生成与理解的自然性与迅捷性。 因此，转喻的中西修辞研究只看到了表面的换名现象，却没有深入挖掘转喻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 这种情况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得到了改观。

　　值得肯定的是，转喻的认知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贡献很大，发展相对成熟。 但是，认知语言学针对的是广义的转喻研究，更为重视转喻内部的概念结构，相对忽视具体语境对转喻认知过程的制约作用。 因此，认知语言学对不同规约化程度的转喻缺乏研究，而且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使用转喻可能带来的交际效果。 并且， 转喻传统认知研究的内省法和相对具有选择性的语料使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争议性（Brdar-Szabó & Brdar 2012）。 不过，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方法的变化，例如采用语料库的方法来研究转喻的概念映射。

　　转喻的语用学研究弥补了转喻认知研究的一些不足， 对新颖转喻的生成与理解问题都进行了初步探索。 不过，就研究对象来看，转喻的语用学研究主要关注了非规约性指称转喻，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同属转喻连续体的规约性指称转喻。 就具体的研究问题来说，对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过程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就研究方法而言，仍然主要采用了理论思辨的方法。转喻处理主要采用基于知识库的方法或数据方法。 人为建立的知识库中识别转喻的标准往往不够全面，也不针对特定的语言。 基于数据方法的转喻处理则面临着使用的语料库的规模小，目标词语、短语的出现频率低，可能收集不到有用的语料等问题，进而导致不正确的判断。转喻的心理学研究通过眼动跟踪、fMRI 等研究方法探索了转喻的语义加工、脑机制等问题。 然而，在实验设计中，一些研究却没有充分考虑语境等变量的影响。

　　因此，转喻的单一学科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这些局限或许可以通过不同学科或方法之间的融合加以解决。

　　4.转喻研究的学科融合

　　近十几年来，转喻研究呈现出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融合的趋势，主要反映在转喻的界定与分类研究、转喻理解机制的研究、转喻使用的修辞效果研究等方面。

　　4.1转喻的界定与分类研究的学科融合趋势

　　在转喻的界定方面， 越来越多的认知语言学家在定义转喻时都加入了语用维度。 Panther & Thornburg（2003:7）指出，转喻定义至少应包括如下特征：1）概念转喻是认知操作，在同一个认知域中来源内容可及目标内容；2）来源和目标内容之间是偶然的联系（从概念上来说不是必然的），原则上可以取消；3）转喻的目标意义前景化（被凸显）；来源意义背景化；4）转喻的语用功能不仅体现在指称层面，还可以表现在谓项、命题、施为等层面；5）转喻的联结有强弱之分，取决于来源和目标概念的概念距离； 6）转喻是横跨语义-语用的概念现象。 Barcelona（2012）根据不同转喻类型的共性以及隐喻与转喻的区别，提出如下定义：转喻是一个概念实体-来源实体到另外一个概念实体-目标实体的非对称映射。 两个实体在同一框架内，通过语用函数联系在一起，目标实体从而得到心理激活。

　　值得肯定的是， Panther & Thornburg （2003）、 Barcelona （2012） 的界定特别提到了转喻也是一种语用现象，突出了来源与目标概念的语用联系，较以往定义相对全面，虽然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仍在于转喻的认知本质和内部机制。与认知定义相比，认知语用学视角下的转喻界定更加强调转喻是一个认知语用过程。 江晓红（2009:42）认为词汇转喻是一个认知语用过程，在此过程中，倘若来源概念和目标概念的联系是偶然的， 却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推理，那么编码了来源概念的词汇表达就可以心理可及交际者意欲表达的目标临时概念。

　　转喻的分类也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学科融合。 Papafragou（1996）、毛帅梅（2009）从认知语用的视角提出了转喻连续体的概念，充分考虑了转喻规约化的动态进程，简化了转喻的分类。 毛帅梅（2009）不但关注了常规转喻-即时转喻连续体的两端，同时也重视中间的模糊地带。 这种分类方法更加符合转喻的动态发展规律，相比转喻的认知分类，更客观、清晰、简单。

　　4.2转喻理解研究的学科融合趋势

　　观察文献可以发现，在 2000 年后，关联论与认知语言学在语用推理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受到认可。 Panther & Thornburg（2003:1）在文集《转喻和语用推理》中专门探讨了转喻与语用推理的关系，认为“无论是语用学还是认知语言学，都不能单独构成一门研究理论问题的学科”,主张结合认知、语用来研究转喻的推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认知操作与语用隐含”一文中，Ruizde Mendoza & Hernández （2003） 也尝试将关联论的语用隐含和认知语言学的转喻、隐喻研究联系起来，认为关联论要做的只是使听话人认识到建立隐喻 /转喻联系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建立这些联系、发现其交际效果则取决于我们进行认知操作的能力（使句子在语境中有关联）。 然而，认知语言学家在谈到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在转喻推理研究中的互补性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也没有细化研究对象。

　　在认知语用学框架下，出现了少数针对新颖转喻的推理研究。 江晓红（2009,2011）从认知语用学视角研究了词汇层面的非规约性转喻，探讨了转喻识别的限制条件、转喻的理解启发式原则和转喻理解获得的语用效果。 根据认知语义学的联想模式和关联理论的推理模式，她提出了转喻识别的联想推理模式：当话语理解涉及在特定语境下寻找和辨认词语转喻的交际信息时， 交际双方互为显映的认知语境是成功识别转喻的前提，听话人以联想认知为基础形成语境假设，确立转喻关系，并经由转喻推理构建转喻在话语理解中的交际意义，以满足所在话语信息的最佳关联期待（江晓红、何自然 2010:414）。

　　就转喻的推理过程而言， 江晓红的联想推理模式虽结合了关联论和认知语义学来解释转喻话语的理解机制， 但是具体的解读过程没有联系转喻解读的各类限制条件进行描述， 不能很好地解释听话人如何从认知语境的一系列相关假设中选择合适的解读候选项。 因此，转喻推理的认知语用研究在理论探索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4.3转喻修辞性研究的学科融合趋势

　　经过二十多年对转喻的认知机制和语用机理的研究， 研究者开始从认知和语用的视角重新审视转喻的修辞性。 王军、唐毅（2011:22-26）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了名词性转喻的修辞功能，认为通过转喻表达语的使用，转喻源域与目标域同时被感知往往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 其中最让人体会到修辞效力的是凸显目标域而非源域的转喻类别，因其形式与内容的显著冲突在修辞上更具表现力。 陈新仁（2008）从认知语用学视域研究了转喻指称的修辞性 ,认为不是所有的转喻指称都具有修辞性。 他区分了两类转喻：作为指称类别的转喻和作为特定指称选择的转喻。 前者的使用受到交际效率制约，而不具备修辞性；后者在说话人可选择的情况下发生，往往带有修辞性。 他还指出，转喻修辞效力的高低是动态变化的，与话语处理的频率有关。

　　转喻修辞研究的重新转向顺应了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融合趋势。 现有研究说明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与传统修辞学在转喻研究上存在互补性， 可以为其他传统辞格的研究提供启示。

　　5.对融合研究的建议

　　通过对转喻研究融合趋势的回顾， 我们发现相邻学科之间的融合对于转喻研究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譬如，转喻的修辞语言学研究因汲取了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理论养分，克服了传统辞格研究在解释力上的单一性、矛盾性的缺陷，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再如，转喻的界定与分类也因融入了语用维度而变得更加清晰、全面。

　　然而，我们还是应当认识到现有融合研究的数量、深度、广度还远远不够。 从数量上来说，具有代表性的认知语用学视角下的转喻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从深度来说，转喻的认知语用过程十分复杂，现有针对转喻理解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并且局限于理论分析。 从广度来说，还可以研究更多的转喻问题，如基于转喻的语篇分析、构式语法与概念转喻的整合互补、转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张天伟 2011）。

　　针对这些不足，展望转喻研究的未来，笔者提出如下两条建议：

　　1）转喻研究可以继续加强学科融合 ,不仅要融入认知语言学 、 语用学的理论分析，还可以借鉴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利用各学科、各研究方法的互补之处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随着转喻语料库研究、转喻实验研究的不断发展，基于真实转喻语料、转喻心理认知模式的研究发现可与认知语用学框架下的转喻的理论研究进行互补，检验甚至修正某些关于转喻的理论假设。反过来，转喻认知语用学研究的新发展也可为转喻实验、应用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提高转喻处理的准确性，转喻实验设计的合理性，继而获得更多创新成果。

　　2）顺应认知和语用的融合趋势 ,根据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在转喻研究上的互补性，继续广泛而深入探索一些问题，如转喻的产生与理解过程、转喻的修辞功效等。 对于转喻产生与理解机制的研究，可细化研究类型，改进纯理论的研究方法，融入实验设计。 就具体的研究对象来说，可根据认知语用学对转喻的界定与分类开展词汇层面整个转喻连续体的认知语用研究。 从具体的研究问题来说，在探索转喻理解机制的问题时， 要联系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制约条件来进行分析，探索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原则、转喻语言的加工顺序、转喻语言的处理难度等问题，使我们离思维黑洞更近一步。

　　6.结语

　　从历时角度来看，转喻研究经历了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转喻处理、语用学和认知语用学等路径的发展历程，目前呈现出学科融合的研究趋势。 转喻的界定、分类、推理等课题的发展均体现了这种历时变化和融合形势。 不过，目前的融合做得还不够深入、数量也偏少，未来不仅可以加强相邻学科间的横向合作，还可展开跨学科的纵向融合。 多学科的融合往往可以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

　　笔者认为，语言工作者考虑到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对转喻的研究应着重于发掘语言现象的使用常规，并适当结合实验研究，尝试建立简单的语言模型。至于如何以这种思路解决转喻认知语用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笔者将另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