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人是我国最早引进图书馆学理论的群体

　　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之路，始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宪政改革运动则是晚清时期现代化运动的最高潮。”

　　清廷废除科举，开始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作为社会教育主要机构之一的图书馆，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现代化建设之路的。以1904年湖南图书馆诞生为标志，至京师图书馆创建，并于1910年学部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了图书馆的宗旨，规范了图书馆制度，成为图书馆制度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可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重大创举。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推动，有极大的贡献。”

　　1、商务人是最早引进图书馆学理论的群体

　　中国近代对图书馆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第一部著作，是由商务印书馆的高级编辑孙毓修编著的。在20世纪10年代，商务人包括章锡琛、朱元善、寿毅成等人，都有相关的图书馆学论著发表、出版，从而形成了“商务人”对中国早期近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群体性研究成果。他们的思路敏捷，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探讨之深，位于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之前列。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成为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并一直以“昌明教育”为宗旨。商务以其理念和实践起着生产知识、培养新国民、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最终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文化商业化”的商务。

　　图书、报刊是文化商业化进程中的基本要素，商务人既是文化媒体的出版者，又是新知识的生产者，知识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文献作为基础。因此，商务人从建馆开始就十分注意文献的收集，同时十分向往着有一座能满足需求的图书馆，以便通过图书馆收藏的文献做到进一步生产、传播知识。为此，商务人笔名为“蛤笑”者于1907年撰文《论保存古学宜广厉藏书》一文，其核心内容有二，其一，宜多建藏书楼，搜藏者不分古今新旧，“今宜于通都大邑。人文荟聚之所。各建藏书楼一区。”

　　这一建议，已冲破了在一城一市设立图书馆的视野，无论何处，只要人文荟聚之地，即应设图书馆，在西学东渐之时，新建的图书馆“以储蓄古今典籍。无论旧椠新刊。通行秘本。苟属可用。”

　　搜藏范围无论是古今典籍还是出版的新书，无论是通俗的还是“典雅”的，都在搜集范围之内。从中可明显看出，其呼吁建立图书馆者是已经向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者，其重视的除了是收藏外，更注重于实用，开始了图书馆建设面向民众的理论探讨，其基点就是从图书馆广搜文献开始的。其二，搜集历史，学术救国。“学术者。一国之公器也。书籍者。人类之历史也。”

　　搜集书籍，也是搜集人类历史。搜集历史，则为学术而用，以便著书立说，“以阐趔。而启来世者。”阐明了图书的根本目的与用途，是要存历史、明学理、承学术，启后人。随后，在《劝学说》一文中明确:“有一进之时势，必有一时之学术以应之。乃能争自存于天演之声而不敝。”学术必然有一“适者生存”之例，学术都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天下学问始于怀疑，“因怀疑而徵实。因徵实而又怀疑。愈转愈深。引人入深。新理之所以日出不究也。”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文化运作，接触了大量的新知识，自然引起了对“旧学”的怀疑和对“新学”的向往，这既是一个学术思想的转化，作为“商务”而言，更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转化。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承旧倡新，保持旧读者，快速争取新读者，以跟上甚至超越时代的步伐，关键之处在于“新理”的层出不穷。就图书馆而言，孙毓修的“新理”的出现，成为极好的诠释。

　　孙毓修于1907年37岁之时入商务编译所任高级编辑。他对中西学的造诣都较深，“被同人誉为商务印书馆善作骈体文，又能通西洋字的两大编辑之一。”

　　1909年在国文部主编《童话》丛书。是年，撰写了2万余字的《图书馆》长文，倡导图书馆要注重平民教育，推广图书普及工作，启迪民智，唤起民众，以养成民众读书之好习惯。他参同日本、美国图书馆，联系中国现状，从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等七大论题，提出了设立图书馆的宗旨、职能。“图书馆之意，主于保旧而启新，固不当专收旧籍，亦不当屏弃外国文，示人以不广。”

　　尽管这一思想在徐树兰的《古越越书楼章程》中已阐明，但是，孙毓修完全是根据切身体会，更进一步提出了“亦不当屏弃外国文”，由于他自身掌握了外语工具，并在论著中大量吸收了外文文献内容，包括在大量的儿童文学中的实践，深切地明了外文文献的重要。更由于在实际作为“涵芬楼”馆长的过程中，在建立馆藏的实践中，不偏废古今中外文献，包括国内外各种不同文字的文献搜集。因此，在对图书馆这一宗旨的阐释中，达到了当时最深揭示的程度。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

　　(1)开创了系统阐释图书馆的先河;(2)深度揭示了图书馆搜藏不分古今中外，包括语言文字不同的文献;(3)重视儿童读者，“就学儿童，休业之日，亦可入馆，以书为消遣”;(4)宣传鼓励在乡镇设立图书馆，“而镇乡父老闻风兴起，愿与其本镇本乡设立图书馆焉，意当为部章所默许也。”(5)宣传推广通信图书馆之职，通过图书馆，可在千里以外遥寄所需图书，“乡镇之人，只稍费赁书之资，遂得读书之乐，变可谓事之至便者矣。(6)大力宣传图书外借，针对当时通常图书不能外借之态，大力宣传，“盖美国图书馆之书，皆任人携归家中”，(7)首次全面公开地介绍了DDC，并编制了改进的分类法在涵芬楼使用。上述若干点，奠定了孙毓修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全面论述图书馆第一人之地位。

　　1912年，商务印书馆的章锡琛所发表的《近代图书馆制度》一文，将图书馆的宗旨、性质和功能等的论述又推进了一步。章锡琛(1889－1969)于1912年1月入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并从事日文翻译工作。

　　由于经历过教育工作，对图书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受，在刚接触日文翻译过程中，日本对图书馆的研究引起了他的共鸣，于是有《近代图书馆制度》一文的发表。该文尽管篇幅短小，约1400余字符，但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比喻深刻。开篇即在160余字中，深刻地揭示出了古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的根本不同，认为古代图书馆的办馆理念是保守旧籍，不注意增加新书以供其用，仅供一二人观览，此乃是“文库主义”。近代图书馆则是要广泛搜集适用之书，经分类编目后供社会之利用。如果我们加以概括引申，可称之为“开放主义”。这一开放，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从而将以前主要是介绍美欧、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开放之事，十分自然地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首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图书馆不加开放，则停留在古代时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近代图书馆阶段，则非开放不可。同时引入了国外十分形象的对古近代图书馆的比喻:“戴易氏曰。

　　古代图书馆如贮水池。近世图书馆如喷水台。言一则停潴不行。一则流动常活也。”

　　由于这一比喻的简洁、切合性，以后成为许多图书馆学著作中竞相引用之说。但是，我们不能随意抬高而迷失学术之真。应该说，这一比喻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明晰了古近代图书馆的根本不同之处，但是，此一阶段中，章锡琛所认识到的还仅是文献的搜集，以便社会人员来馆利用文献，从整体上而言，仍处于被动式服务特征，与二、三十年代许多图书馆学者引用这一比喻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图书馆应走出图书馆，大力开展主动服务是有区别的。

　　设立图书馆的宗旨，要为社会谋利益为主，“俾人人咸得读书之便利。而人民之知识。因之日进。

　　这是近代图书馆与古代图书馆的根本区别，并从6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1)免阅览之费;(2)书库之开放;(3)阅书室与借出法之并行;(4)分馆及配置所收发所之制;(5)儿童阅书室;(6)与学校之联络。对照刘国钧于1921年发表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中总结的图书馆八条性质，除了后两条科学的管理与推广之运动外，前六条实质相同，仅是表述上略有区别而已。而且，在当时进图书馆阅览需要“阅览券”的普遍情况下，将近代图书馆性质的第一条就表述为“免费”使用，因为图书馆属于公共性质，“常课税于地方，以为经费。故馆内图书。自当免费以供公众之阅览。”

　　对于那些收费阅览的观念，是必须要更正的。这一免费阅览的思想，成为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中宝贵、闪亮的财富。近代图书馆为民众所用，一切应以方便读者为目的，因此，“自阅者之便利而言。必当开放书库。俾得亲就书架。任意取阅。”可以说，此文是我国专论图书馆性质的滥觞。

　　日本图书馆协会于1915年编辑出版了《图书馆小识》一书，这一图书由北京通俗图书馆翻译编辑，于1917年11月出版。这一著作比较完善地阐述了有关近代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问题，它的翻译，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习日本阶段中的代表。由于顾实亦根据此书翻译出版了《图书馆指南》一书，除首尾二章外，题目都与《图书馆小识》相同，该书被刘国钧称之为“此时期思想之代表也。”

　　其实，朱元善译著的《图书馆管理法》要早于《图书馆小识》的翻译出版。

　　朱元善于清末进商务工作，1912年到1921年间主持《教育杂志》的编辑。朱元善依靠许多日文杂志，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从大学到中学的日文杂志有十多种，从这些杂志中汲取精要，请人翻译，然后经他改写而不断发文，暑名曰“天民”。《图书馆管理法》可说是他积累所致。该书于1917年6月出版，早于《图书馆小识》5个月，是教育丛书第三集第十一编之书，全书178页，共分18章。主要由图书馆基础理论、图书馆建筑、图书馆管理等部分组成，尤重图书馆管理，占有13章。与当时的著作相比，其主要特点是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阐述上，分为图书馆之种类、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徵，图书馆之必要和图书馆之创立四章。在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徵中，可明显看出受章锡琛之影响，延用了贮水池与喷水池之比喻，从六条近代图书馆特征上看，基本一致，但阐释之文字有所不同，更具有时代特征，如论述古代图书馆特征时认为“仅知保守古籍。不事扩张。置闲散老学穷。充保管员。不过许一二相识者。偶一入览。”

　　近世图书馆，“则广蒐有用图籍。陈列整齐。编纂目录。以供社会之研究。”

　　由此看出，这一章的论述，也借用了章锡琛的成果。建立图书馆的功效何在?“要之所以启发人之智能。涵养人之德性。开国家之文化。促社会之进行者也。”这是一种教育，图书馆的教育与学校教育有别。学校教育受时间、范围、经济、年龄等影响，因而在校接受教育为少数人，“惟图书馆。则能补所不足。达所不及。……而图书馆自少至长而老。皆得就学。”提倡一种终生教育，而图书馆则是民众接受终生教育的理想场所。在建设图书馆过程中，书、人、建筑是三大要素，这些要素中到底各自其重要性如何?“普通谓图书馆之要者。第一在建筑。

　　第二评选图书。第三采用人物。此实误本末之甚者也。”朱元善认为创设图书馆人是第一位的，包括图书馆馆长和其他人员。第二是图书，高质量的图书，适合民众利用的图书是由“人”去选择的，“而建筑问题。宁居其后焉。”认为馆长的选用是第一重要的，馆长人选须有五项条件: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图书知识、通晓图书馆事务与管理、略明教育者和富有常识。具备此条件者，才可称为胜任者。“商务人”是一批脚踏实地之人。面对当时言论多、实干少的状况，于1920年前后进入商务任业务科副科长的寿毅成认为，“盖自文化运动方面观之。空言多，事实少”、“而所谓图书馆者。亦不过少数大都会之装饰品。”

　　以如此之设施，要使社会进步，教育普及则难上加难。他认为要提高教育普及率，“尤在创办小图书馆一端”。这正是他要与同仁相商榷者。办大图书馆不易，就应从大办小图书馆开始，以此打好扎实的基础，以便不断扩充。办小图书馆，尤要注意当地读者之需求，城市的和乡村的读者需求不同，儿童的与成人的不同。“若夫为劳工设、为囚犯设。为贫民设。为孤儿设之各种小图书馆。亦不当以阅览者之利益为本位。”还可扩大选取国内外出版的合适图书而购之。他将图书馆服务范围扩大到自然人，无论老弱病残、妇女儿童，还是社会底层之贫民孤儿劳工，还是监狱之囚犯，均在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之内。在小图书馆之带动下，将会形成普及教育的大文化运动。

　　2、主要特征

　　2．1偶尔涉足，重点在外

　　分析这一时期商务人对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关注，对图书馆理论介绍的特征是偶尔涉足，上述5人无不如此;“商务”成立于“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并举之时，同时又成为洋务运动过渡到维新运动之间“商战”思潮的时代标志，商战以文化为本，“昌明教育”是商务恒之不变的宗旨。从教科书、保存出版古籍、创设图书馆、兴办函授学校、拍摄教育电影、创办杂志，大量翻译、引进国外各个领域的新知识，使其深具文化影响力。图书馆是“昌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商务的编辑者而言，图书馆仅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方面，如果材料充足，达到可以独立成文之时，才会将其整理发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图书馆理论的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但这种重视是零碎的、不成气候的，商务人对图书馆研究的偶尔涉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2掌握外语，引进理论

　　商务人关注图书馆理论研究之时，反映出主要受日本图书馆界影响的特征。在介绍、研究图书馆理论的几位作者中，大多具有掌握一门外文的背景。孙毓修师从美国牧师赖昂女士学习英文，通过对中英文的对比，并撰写了《中英文字比较论》一卷。章锡琛苦学日文，在《东方杂志》任编辑的9年中，共发表翻译和著作三百篇。朱元善虽然初识日文，但他将所选择的日文文章分送通达日文之士进行翻译，在此基础上再编写。寿毅成具有良好的英文基础，后留学美国。从他们发表的论著中，都具有翻译、引进、消化的特点。引进国主要是日本和美国。

　　既反映出当时这两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又反映出受作者语言的影响，还反映出当时商务翻译、介绍国外学术的主要来源。孙毓修虽然具有熟练掌握英文的能力，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对我国的影响，取法于日本成为当时社会氛围。因此，在《图书馆》中必然会大量译介日本图书馆状况。朱元善则根据日本翻译稿，积累了许多图书馆方面的文章，尽管这些日文文章中有介绍欧美等国的图书馆状况，但主体则是日本图书馆现状的反映。结合此一时期社会上其他学者对日本图书馆著述的翻译情况，突出地反映出了此时中国图书馆界主要受日本影响的时代特征，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总体特征。

　　2．3切身体会图书馆的重要

　　文化与商业的结合，表象是商业，底蕴是文化。张元济于1903年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便开始筹建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至1909年，在原有资料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图书馆，张元济委托孙毓修取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之香、知识芬芳之意。孙毓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馆长”，他从选购图书、鉴别版本、到联系配抄、组织修补等大量工作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图书馆的建设之中。并编撰了《借阅图书规则》和最初的善本书目。在搜集、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由对图书馆管理的需要、注意收集国外有关图书馆的论著，又有“教育救国”之思想，与当时由陆费逵主编的《教育杂志》所倡导的“教育救国”宗旨引起共鸣，应时而发表《图书馆》一文。

　　2．4求生存为吸引新读者的需要

　　书籍具有“文化”与“商品”之两面性。在“救亡”与“启蒙”的呼吁下，民间大众的需要比以往更得到关注和兼顾，全国的图书市场正经历一种“质变”。针对近代读者新成分的不断增多，如新学堂的学生、儿童、图书馆读者、都市读者、普通民众等，需要更广泛地开拓市场和培育新读者。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更是满足和适应了图书市场质变的需求。

　　通过图书馆，可以培养和巩固大量的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读者的需求。图书馆本身也是一个稳定的大量吸纳图书杂志的场所。这一点在商务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丛书的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大量吸引新读者、保持老读者的市场，这就是商务人的生存之道。大量新知识、新观念、新文化的介绍，包括了图书馆学知识在内，更由于图书馆与图书杂志的天然的密切关系，造就了当时商务人对图书馆理论的关注。

　　3、结语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早期，中国图书馆主要“以日为师”，通过日本这一渠道，译介国外图书馆知识，在这一阶段，商务人的编辑队伍中，存在着一个关注、介绍、引进、撰写有关近代图书馆理论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产生，深具当时的时代需求特征，是商务印书馆力求生存而文化商业兼顾战略的展示，亦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进一步厘清、研究这一时期相关的问题，亦是界内责无旁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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