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义理研究的困境与解决方法

　　《荀子·解蔽》中有这样一句话："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1]荀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具有认知能力，并且所有的事物有被认知的属性。义理主要关涉社会人生之大者，解决宇宙人生特别是如何为人处世的各种统摄性、思想性问题[2].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义理研究是指人的主体介入，以人的主观思考为主要研究手段进行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人的价值理性。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有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研究逐渐兴起。有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中技术理性的畸形发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人文理性的重要性。魏辅轶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中存在着很大缺陷，由此又折射出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空白[3].通过阅览图书馆学相关杂志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现在正掀起一股数据、实证、数学算法的热潮，相对而言图书馆学义理研究正逐渐走向没落。

　　1图书馆学义理研究影响因素

　　随着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和体系也逐渐完备。从整体上来看，图书馆学义理研究过程中受到主体和客体两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主体性对人类的一系列科研实践活动有重大的反作用，尤其是在学术科研过程中，人类的灵感往往是改变事物的关键，每一个研究成果都汇集着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只有那些能够将人的认知主体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并达到一致的个体才有可能成功，只有通过坚持创造性思维和与之相呼应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才有可能形成独到的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成果[4].

　　1.1图书馆学研究客体对图书馆学义理研究的影响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所做科学研究的客体也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确定研究对象是任何学科在逐渐形成之初最首要也是最根本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人类的认识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保持客观和理性，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充满着曲折性和复杂性。各学科在确认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要经历碰壁、跌倒和成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发展成熟。李明杰先生在其题为《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的论文中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如与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相对应的是哲学方法，与"过程说"相对应的是历史方法，与"事业说"相对应的是社会调查法，与"知识交流说"相对应的是信息方法等[5].

　　由此可得，图书馆学研究客体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术界对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还在探索中，图书馆学界的学者们不断地提出科学的新颖的相关见解和论点，但是，尽管经历了漫长的探索研究和讨论，图书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并没有达成一致，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图书馆存在已久，但是国内的图书馆学的起步并不是很早，图书馆学科建设还不是十分成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重点放在图书馆及其事业上这是研究人员公认的。但是，随着科学进步和人类社会的不断探索，公认的研究对象已无法再停留在这些简单的研究对象上了。例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图书馆异军突起，也逐渐成为了研究者们追捧的研究热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图书馆研究领域也正在被逐渐开发。这就激发了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义理研究，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科学规律的指导下探索和发现更具体更完备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和规律，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社会性。图书馆学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义理研究才能达到研究目的。研究人员进行义理研究是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对象属性决定的。

　　1.2图书馆学研究主体对图书馆学义理研究的影响

　　古今中外，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文学等任何具有人类创造性的科学，都是建立在人的努力实践和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之上。即便是在当代应用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合作研究也必须首先建立在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否则，这一合作就形同无源之水，无从进行[6].那些缺乏个体的主观创造因素的研究是无法成功的，就算得出了结果也不会具备参考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应该违背学术创新这一要求。

　　在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特定研究者的个体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个体经验结构等因素基本上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者个性特征的构架。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内在结构是进行学术科研活动过程中的内在基础。但是，由于人的遗传基因、人生经历和情感实践都是独特而又不同的，在这一独特的个人内在的基础上研究人员逐渐形成了专属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知识构成等多方面的品质。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不管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多少来自时代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变迁影响，最终都达到了研究者的研究目的，都为图书馆学科带来了启示。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充分地利用研究者的思维、经验和知识结构不断地去探索和发现才能推动学科进步。

　　2图书馆学义理研究的困境

　　义理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研究者的主体介入，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遵守客观规律很容易造成主体性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会存在问题，无法做到客观而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虽然义理研究方法目前来看，已经被整个社会系统中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应用，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否能达到统一还需要我们去推敲。

　　在图书馆学学科领域中，专门研究方法还没有得出具体的统一，大多数学者比较肯定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这两种方法已经被熟练应用到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但是也没有被研究者们肯定为核心方法。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不统一和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和发展。我国图书馆学目前发展的还不成熟，单从高校的学科设置中就可以看出，有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学校很少，研究生更少。国内图书馆学界的研究者和精英也屈指可数。国外的图书馆学专业已经达到饱和的程度，而我国与其相比落后太多。

　　图书馆学的义理研究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思辨行为，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起主导作用。人类认知的过程中挫折是必不可少的，义理研究的思辨过程是曲折的，是研究人员经过不断地建立和推翻自己思想最终得出结论。在这纠结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很容易放弃，具有敏捷思维的研究人员更容易在纷杂的思想活动中发现闪光点，更容易抓住新事物新思想。人类具备特有的社会性，因为人类的大脑能够思考，人类具备主观能动性。人类在客观事物面前和实践过程中能够对表征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形成一些认知，这些认知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人们也是在这样的认知指导下继续实践。人类认知的重要性也催生了认知心理学的诞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认知的研究也愈加深入和广泛。

　　3图书馆学义理研究局限性解决办法

　　由于图书馆学义理研究存在局限性，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坚持自圆其说，材料与观点统一和符合最基本的规范等 原则。这要求我们做到尊重科学理性和客观事实，使理论具备精确性和可检验性。

　　3.1尊重科学理性和客观事实

　　人们对理性的界定都是具有共同点的，大多数人认为理性是对必然性的探索和确认，理性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对事物必然性的确认。理性思维是规范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心理活动，通常情况下理性思维指导下的认识比较客观，相对而言感性认识比较主观，义理研究主要是主观发挥能动性，所以这时候研究者应该保持理性的思维以免主观的放大造成不良后果。实证方法，是理性研究的一大代表，是其思想渊源，这直接根源于培根的经验理性观，培根认为理性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7].在图书馆学界，人文精神浓厚而理性精神缺乏，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公共图书馆运动、资源共建共享、全面开放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中，都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愫。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逐渐定位为以人为本。相对而言，图书馆学义理研究比较广泛，思辨的研究方法已经深入图书馆学研究当中，但是目前看来思辨的思维方法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义理研究的确存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义理研究朝着非科学的方向发展下去。

　　实证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它恪守了培根的"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这一思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现实是实证方法的根基，这一方法又是通过在社会现实中的实践中得来的，用以研究社会规律。我们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一直以来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探求都比较重视，学者们从图书馆学的各种方面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研究，大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形成了图书馆学的本质。实证研究恰恰相反，他要求人们放弃对图书馆的本质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用户对信息知识的需求，更多强调的是实践与经验的重要性，对这一点研究多数采用调查法，直接与用户沟通了解用户的想法需求，这种方法既科学又理性。

　　3.2坚持精确性和可检验性

　　目前，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构建中，很多理论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这种研究是以思辨为主要方法，以想象联系实际，具有浓重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得出的结论也过分抽象，导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虚化的现象，连锁引起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以客观事实为研究对象能够提升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可检验性。以实践为主的研究，可以克服图书馆学学科抽象化过于思辨的缺陷，我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保持思辨的思维模式来进行研究和探索。研究成果最终会被利用到图书馆工作过程中才能实现它的真正意义，在这样的情境下，研究成果将接受现实的检验，所以理论是否能经得起检验也是研究过程中值得关注的。

　　4结论

　　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还在探索的道路上，在这个不断研究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斗转星移研究人员会不断的研究和发明新的研究方法，修改或舍弃落后的研究方法。然而，义理研究将会始终贯穿于整个研究历程，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的思维的介入，一旦人的主观思辨介入了，那么必然需要与相应的客观事实相结合。义理研究正是二者的结合，所以，义理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廖名春.对荀子思想的新认识[J].河北学刊，2012,32（5）：4-8.
　　[2]王小婷."义理"、"考据"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44-151.
　　[3]魏辅轶.对"中国图书馆学应该弘扬实证研究"的商榷[J].图书馆杂志，2011,30（9）:2-6.
　　[4]汪玲，郭德俊.元认知的本质与要素 [J].心理学报，2000,32（4）:458-463.
　　[5]杨文祥，郑晓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影响因素分析---关于21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之一[J].图书与情报，2007,（2）：1-8.
　　[6]林晓英.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J].图书馆学刊，2008,30（1）: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