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及竞争环境也愈加复杂,为企业经营发展带来挑战,驱使创新成为企业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企业创新成为企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必然趋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我国的中小企业贡献了 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 80% 的城镇就业。但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较小,鉴于创新本身具有的高风险、高投入、收益不确定等特性,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选择寻求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受自身资源的限制,为了弥补其在技术、资本和人力方面的不足,它们偏向于选择合作创新。

　　通过文献萃取和阅读发现,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实证研究,通常针对某一具体的合作创新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如 Sawers 等通过对南非 43 家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证明合作创新对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都有利,但由于合作关系不对称,中小企业承担较大的风险。Naru-la 对中小企业研发联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认为中小企业通过类似的外部资源战略联盟,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而我国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研究发展较为缓慢,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合作创新的必要性、动机、优劣势、途径、模式等方面,部分学者对某些区域的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展开研究,如天津、山西等地区; 较为明显的是学者们对科技型及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关注度较高,论证其开展合作创新的必要性、优势、注意事项等问题,为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虽然目前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研究所涉猎的领域较为宽泛,成果丰富,但大多数研究均是以追踪合作创新的过程模式为逻辑主线,或针对部分案例进行实证分析,鲜有对影响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影响因素间交互影响的多层次系统研究。尤其缺乏基于某一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企业内部因素、竞争环境因素、政策扶持因素等诸多关键要素,探讨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对合作创新行为的形成机理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为着力点,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鉴于组织公民行为的优质特性,引入组织公民行为这一调节变量,实证验证组织公民行为对合作创新行为意愿与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实现中小企业合作创新与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1 计划行为理论概述

　　行为主体通常是颇为理性的,可以通过系统地整理、分析、利用所搜集的信息,充分考虑是否执行一个特定的行为以及行为发生后的影响。据此,Fishbein 和 Ajzen 合作提出了一种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预测并解释主体行为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即理性行为理论(TRA) 。在之后的研究中,Ajzen 意识到有些时候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缺乏一定的控制能力,而实际的行为控制削弱了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行为的解释力。因此,Ajzen 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增加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提出计划行为理论(TPB)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变量影响行为意愿从而决定行为的产生。TPB 理论综合了影响行为的各种因素,态度展现了个体内在反映及关联,主观规范体现外部环境的作用,知觉行为控制表达个体对行为特征的感知程度。因此,该理论能更好地了解和预测个体的行为意图及其自我效能和控制感,并显著地提高人们的具体态度对行为的解释力,研究将应用并拓展 TPB 理论框架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的产生机理进行研究。

　　1. 2 研究假设

　　(1) 行为态度与合作创新意愿

　　行为态度指行为主体对既定情境实施某一特定行为的喜爱程度的评估,及其对行为整体的预期综合评价。当行为主体对其行为评价是正面的,则将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而消极的行为评价会产生消极的行为态度。中小企业的行为态度主要受到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信任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对合作创新行为喜好程度的评价,行为态度是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内部动机的主要表现。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组织结构较为分散化和非正式化,恰是这种有机的组织结构更强调知识在组织网络中的横向交流、平均分布和共享,在企业内部促进创新的开始以及新观点、新知识的产生,同时赋予企业易于与外界沟通的组织边界,提高组织将外部知识与多变的内部知识整合的适用性,为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奠定内部基础,增强合作创新意愿。组织文化是企业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架构,中小企业清晰地把握自身的文化特性,了解合作伙伴间的文化差异,有助于合作创新的实现与成功。当企业真正接受合作创新,并将其嵌入到组织文化时,才能通过影响员工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调动员工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员工创新兴趣,增强合作创新意愿。组织信任是中小企业实现合作创新的基础,既包括企业内部领导者对员工的信任、员工间的信任,也包括企业外部合作创新伙伴间的信任。中小企业的人员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组织信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员工与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倾向,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有助于互相学习,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合作创新意愿。当企业拥有有机的组织结构、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强大的信任网络时,将激发中小企业强烈的内部驱动力,对合作创新行为产生积极正面的评价,有助于增强合作创新意愿。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H1 中小企业积极的合作创新行为态度对其合作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

　　(2) 主观规范与合作创新意愿

　　主观规范指主体行为所受到来自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行为主体所感知到是否参与某项行为的社会压力,也反映重要机构或组织对行为主体决策的影响。顺承前人的研究,将主观规范划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其中,中小企业感知的指令性规范主要表现在政府、金融机构、合作企业等组织机构对其合作创新行为及结果的期望压力。

　　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产业集中或发展的推动、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金融机构的资金扶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压力和动力会潜移默化地促使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谋生途径,夯实自身竞争优势。当政府、金融机构等组织通过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支持合作创新时,受到自身规模、资金、技术限制的中小企业会接受组织与领导的期望与号召,产生合作创新动力。此时,中小企业接到意向合作企业抛出的“橄榄枝”,合作创新的压力经过不断积淀演化为企业“应该合作创新谋求进步”的动力,产生合作创新意愿。中小企业感知到的示范性规范是指同行业或者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标杆企业或龙头企业采取积极合作创新策略的示范效应。即使企业自身未参与到合作创新过程中,但是同行业内资历相仿的企业通过合作创新取得一定成效,会对其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尤其是中小企业,愿意学习有相似经历企业的发展模式并形成一定的成长路径依赖,在这种合作创新氛围的烘托中,通过示范效应的感染熏陶,使中小企业产生一种不甘落后、勇往直前的合作创新意愿。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a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指令性规范对其合作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H2b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示范性规范对其合作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

　　(3) 知觉行为控制与合作创新意愿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行为主体感知到的对达成某一行为的容易与困难程度,反映行为主体对影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越强,执行行为的可控性因素越多,行为实现可能性越大。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包括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因素,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指行为主体对自身技能、知识、信息识别与获取能力等方面持有的信心; 外部因素主要涉及行为主体对时间压力、伙伴关系、成本、设备等方面的控制能力。

　　针对知觉行为控制的内部因素,强调的不是主体执行行为的具体能力,是行为主体对自身能力的自信程度,而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的能力自信感知主要源于管理者及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合作创新虽然分散了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但是鉴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及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低的特点,掌握更多的行为主体合作创新信息显得尤为重要。当中小企业员工认为自己能在合作创新过程中有创造性的表现、能协调和传递知识与信息、可以克服困难并接收挑战时,能为增强企业管理者的自我效能感创造条件,增强中小企业实现合作创新信心,提高合作创新意愿。中小企业不仅需要具备实现合作创新行为的信心,同时还应具备统筹合作创新所需资源、调节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的控制能力。受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中小企业在合作创新前需考虑合作过程可能出现的成本、时间、成功率与计划不符问题,避免因外部条件不成熟导致合作中断。只有当中小企业认为自身可以较好地掌控合作创新的进程及结果时,才会迸发出积极的尝试欲望,才能产生合作创新意愿。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H3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对其合作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

　　(4)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间的关系

　　作为 TPB 理论的三大要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劝说理论认为:在行为主体存在的群体环境内,群体内其他主体的推荐以及其他主体关于某个行为的争论会间接影响到主体对待行为的原始态度。同时,行为主体往往会为了服从群体规范,而有意识的改变自身的行为态度。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向有经验或值得信任的其他企业或机构求助,当获得支持该行为的信息时,行为主体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态度。一般而言,中小企业会根据自身拥有的各项资源来选择合作创新的伙伴及创新内容,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推进合作创新。尤其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创新周期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合作创新行为实施对中小企业的财力、物力、经验的严峻挑战。因此,当中小企业可以精准定位自身能力、掌控各项资源为合作创新服务时,中小企业行为态度就会愈发积极; 反之,如果中小企业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就会使行为主体感知到较多的不可控因素从而降低主体热情,对行为态度有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H4a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指令性规范对其行为态度有正向影响;H4b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示范性规范对其行为态度有正向影响;H5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对其行为态度有正向影响;

　　(5) 合作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

　　合作创新意愿表示中小企业试图实现合作创新的程度及其为了达成行为所愿意投入努力的程度,是个体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之一。近些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证明了行为意愿对行为的积极作用。Lean 等以马来西亚电子化政府为研究对象,认为用户在使用电子化政府行为意愿越强,电子化政府系统的使用及推广效果越好。Al - Somali 通过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发现,接受并使用网络银行的行为意愿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网络银行的认知程度,对消费者使用网络银行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行为意愿可以直接决定行为,也只有当中小企业发自内心的认为合作创新对企业有益且愿意执行该行为时,才能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感知到合作创新的规范越强烈,会增加中小企业对合作创新的掌控力,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H6a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意愿在行为态度与合作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6b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意愿在主观规范(示范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 与合作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6c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意愿在知觉行为控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与合作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6) 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作用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不仅受到企业自身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作为合作创新行为执行主体的企业员工也会对企业行为意愿产生影响。而组织公民行为(OCB) 描述的是员工个体的自愿行为,这些行为不在正式工作范围要求内,不会获得组织中正式的报酬系统直接或明确的回报,但就整体而言有益于组织的有效运作。

　　任何企业工作的设计都不可能完美,尤其在中小企业,各部门很难将工作职责界定绝对清晰,员工工作时总会涉及一些职责外的工作或者辅助性的行为,而这些组织公民行为为企业的高效运行奠定基础,使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更有意义。在迅速变化的合作创新环境中,传统的工作描述、岗位职责等经常改变,更需要员工适应环境变化并灵活应对,做出角色要求之外的主动创新行为。

　　自 OCB 概念提出以来,众多学者对其组成维度进行研究,本文将遵循 Coleman 等人理论,根据 OCB内不同维度的直接受益者将其划分为指向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OCBI) 和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OCBO) 。其中,OCBI 是企业员工针对工作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包括员工的自我训练、帮助同事、员工美德、人际和谐等; OCBO 包括参与群体和公益活动、保护公司资源、提出合理建议、组织忠诚及顺从等。OCB 的受益者无论是指向个体亦是企业,都不能忽视其对企业合作创新的积极作用。一方面,OCB 中的自我训练通过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提高组织应对变化环境的能力; 帮助同事、员工美德等利他主义行为有助于协调员工和部门之间的事务和活动; 人际和谐及对企业有益的观点提出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同事工作效率。和谐的企业氛围为员工间内部交流创造条件,鼓励学习、崇尚创新的理念在不自觉中渗透到员工的行为意愿中,增强员工通过合作创新激发主观能动性、自我成就的愿望,促进合作创新行为执行。另一方面,OCBO 有助于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的能力,降低企业内资源耗费率,使企业拥有冗余的资源进行创新,组织宽裕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激发企业产生创新需求和意愿,提高合作创新实现可能性。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H7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意愿与合作创新行为受到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调节作用,即中小企业内拥有越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合作创新意愿越强,合作创新行为越有可能实现。

　　在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 1 数据收集

　　选取加工、商务服务、数码计算机、机械及行业设备、医药包养、化工等中小企业分布较多行业的420 家中小企业进行调研,行业内中小企业的选择依据是曾经或正在参与合作创新活动以及有合作创新规划的企业。通过电子邮件和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发放问卷 420 份,回收 396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及测项多为极端值、全部测项答案一样的无效问卷之后,最终有效问卷338份,有效回收率为85.4% 。

　　2. 2 变量度量

　　(1) 行为态度

　　在 Fishbein、Ajzen、Taylor、Todd、Chauand 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态度(at-titudes towards the behavior,简称为 AB) 量表,主要通过对中小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创新氛围及培养的企业信任力等方面的评价考察合作创新行为是否有益于企业发展、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获益多于风险,共包括4个测量题项 (ab1 -4)。

　　(2) 主观规范

　　根据 Cialdini、Kallgren、Reno、Ajzen 等学者的研究,从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两个特征维度来考察主 观 规 范 (subjective norm,简 称 为 SN) 的 特征。其中指令性规范(descriptive subjectivenorm,简称为 DSN) 主要使用对中小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合作企业、研发部门等组织机构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是否赞成、支持、鼓励的态度来体现,共包括 4 个测量题项(dsn1 -4) ; 示范性规范 (injunctive subjective norm,简称为ISN) 主要考察同行业或者发展过程中具有参照性企业积极合作创新的示范效应为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共包括 3 个测量题项(isn1 -3) 。

　　(3) 知觉行为控制

　　遵循 Ajzen、Kraft、Rise、Sutton、李东进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从内部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测量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简称为 PBC) 指标。其中,内部因素(internal control) 通过评价行为主体对自身技能、知识、信息识别与获取能力等方面持有的信心,共计 4 个测量题项(ipbc1- 4) ; 外部因素(external control) 主要涉及行为主体对时间压力、伙伴关系、成本、设备等方面的控制能力,共计 5 个测量题项(epbc1 -5) 。

　　(4) 行为意愿

　　行为意愿(cooperative innovation behavior inten-tion,简称为 CIBI) 表明中小企业执行合作创新行为的动机,以及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和时间精力来执行该行为,选取“愿意参加合作创新”、“愿意全力以赴实现合作创新中承担的任务”、“愿意对合作创新积极作用进行宣传”三个问项测量行为意愿指标(cibi1 -3)。

　　(5) 合作创新行为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cooperative innovationbehavior,简称为 CIB) 通过与合作伙伴(包括纵向联系的客户、供应商; 非纵向联系的其它企业和营利性机构; 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机构) 合作过程中企业的投入行为、培养企业价值导向等支撑行为、对合作程度的评价 3 个题项测量(cib1 -3)。

　　(6) 组织公民行为

　　根据前文论述,将 OCB 根据直接受益者分为OCBI 和 OCBO,采用的是 Farh 等人在中国情景下开发出的量表,共计 10 个题项。其中,OC-BI 通过自我训练、积极主动、办公环境整洁、人际协调、帮助同事五个方面测量(ocbi1 -5) ; OCBO 以保护公司资源、观点表述、群体和公益活动参与、维护组织形象等视角展现(ocbo1 -5) 。

　　3、 假设检验与分析

　　3. 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涉及的量表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及量表,使量表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为避免不正确的测量模型导致的混淆结果,采用 SPSS16. 0进行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反映各指标项的信度和效度。通过检验发现,所有因子的 Cronbach’s α 值均在 0. 67 以上(见表 1) ; 36 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值(0. 536 -0. 859) 均高于最低建议值 0. 5(见表 1) ,各变量累计解释方差的百分比均超过 51. 090%,量表效度检验通过。

　

　　3. 2 假设检验

　　(1)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利用 AMOS7. 0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验证理论分析框架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计算得到本研究的路径分析模型如图 2 所示。分析结果显示最终拟合指数: 绝对适配度指数 χ2/ df 为 2. 36(小于 3) ,GFI = 0. 912 (大于 0. 9) ,近似误差方根 RMSEA 为0. 064(小于 0. 08) ,RMR 小于 0. 05; 相对适配度指数 NNFI =0. 957,IFI = 0. 939,CFI = 0. 972(均大于0. 9) ;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 0. 544 (大于 0. 5) 。

　　因此,从总体上看数据能较好的拟合研究模型。

　　数据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进一步对假设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除假设 H5 外,其余所有假设都得到了支持。积极的合作创新态度、指令规范、示范性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合作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51、0. 514、0. 319、0. 393,均在 P < 0. 001 或 P < 0. 01 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 合作创新的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对合作创新态度有显著地正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 274、0. 238,均在 P < 0. 01 或 P < 0. 05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 合作创新意愿对合作创新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 537,在 P < 0. 001 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因此,合作创新意愿在合作创新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合作创新行为关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2) 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效应根据温忠麟等的观点,基于层次回归模型的组织公民行为调节效应假设验证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变量值,使研究对象更加简洁,并达到降维、方便计算的目的,以合作创新态度计算为例: 通过方差最大旋转法,结合碎石图,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提取 1 个公因子,该公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的 57. 498%,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结合因子载荷,得到计算合作创新态度的方程为55. 067% (0. 348ab1 + 0. 359ab2 + 0. 334ab3 +0. 293ab4) ,采用同样的步骤对合作创新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组织公民行为及合作创新行为进行计算; 其次,在计算得到各变量值基础上,构建层次回归模型,以合作创新意愿和组织公民行为为自变量,合作创新行为为因变量,建立层次回归模型; 再者,因变量不变,在自变量中加入合作创新意愿 × 组织公民行为,建立层次回归模型; 最后,将分别以“合作创新意愿”、“合作创新意愿 + 组织公民行为”、“合作创新意愿 + 组织公民行为 + 合作创新意愿 × 组织公民行为”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统计。

　　通过模型检验(如表 3 所示) ,发现 F(sig) =0. 000 < 0. 05 ,表明回归模型总体上是有效的; DW值均在 2 附近,模型误差项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现象;平均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 10 ,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t(sig) = 0. 000 < 0. 01 ,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原模型相比,加入了调节变量及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交互项后,R2数值增大(由 0. 435 上升到 0. 479) ,对模型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对合作创新意愿与行为间关系调节作用明显(ΔR2由 0. 377 上升到 0. 391) ,且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β = 0. 279,sig < 0. 01) 即中小企业内的组织公民行为越多,越有助于产生合作创新意愿,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越有可能实现,假设 H7 得到验证。

　

　　4、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态度越积极,合作创新意愿越显著,合作创新行为越有可能实现; 感知到正面的主观规范越多,越有助于合作创新积极态度的形成。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体,实现利益最大化是中小企业的主要动力,合作创新体现企业的物质追求; 当企业将创新作为企业文化及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交流为目的展开企业内部交流时,合作创新体现企业的精神追求。然而,企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不能成为支撑企业合作创新的不竭动力,有机的组织结构、倡导创新与合作的组织文化及合作中不言而喻的默契与信任才是影响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态度的关键之处。通过中小企业分散非正式的组织结构充分实现企业内部横向交流与知识转移,模糊企业边界,利于企业进行内外部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组织文化的渗透既影响内部员工价值观的形成,同时辐射到合作伙伴企业,利于合作创新的氛围营造。在组织文化逐步建构的过程中,适当的物质奖励会激发员工创新热情; 通过培养组织信任为合作创新降低风险,避免合作创新因中小企业频繁的人员流动及矛盾冲突而终止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协调机制更加有效。同时,要善于向政府、金融机构、合作企业等组织机构寻求帮助,多渠道地了解有利于合作创新的各项政策,感知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意向,充分感知正面的指令性规范; 关注同类型企业、行业内企业的发展动态,通过合作创新实现突破的真实案例往往比企业自身制定的预期效果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充分利用示范性效应给予自身鼓励。虽然,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对行为态度的直接影响作用并未得到验证,但是自身实力的增强及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控制力的提升对企业行为态度的影响作用仍不容忽视。

　　第二,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感知到正面的主观规范越多,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越强,合作创新意愿越显著,合作创新行为越有可能实现。首先,中国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高权力距离特征,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对有指导意义的组织机构表现出一定的尊重和服从。因此,政府的政策扶持、合作创新融资支持、科研机构技术支撑为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助力,指令性规范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起到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中小企业也应把握时代及市场契机,实现合作创新。其次,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中小企业也会选择具有借鉴意义的企业进行模仿、学习,示范性规范为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意愿形成和行为实现提供案例支持。再者,中小企业应通过组织学习不断提升员工及领导者素质,提高员工及领导者知识协调处理能力,增强企业对自身技能、知识识别与获取能力等方面的信心; 中小企业如何统筹资源、建立和谐伙伴关系等方面也是企业亟需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合作创新能否实现,也是企业经营过程所必须的。当中小企业感知到内部条件逐渐趋于成熟,外部因素可以掌控时,合作创新行为的实现就会事半功倍。

　　第三,中小企业内组织公民行为涌现越多,越有利于合作创新意愿的萌发,加速合作创新行为的实现。鉴于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企业应通过三方面来增加组织公民行为。

　　首先,在新员工招聘过程中,优先录取倾向于表现组织公民行为的应聘者; 其次,在企业内部考核中,增加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评价指标。通过物质奖励等方面对表现突出的员工予以激励; 再者,通过领导力的提升实现领导与员工间关系的高质量交换,适度增加领导授权,使员工切身融入到企业氛围中,自发地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当员工将自我训练、积极主动、办公环境整洁、人际协调、帮助同事、保护公司资源、观点表述、群体和公益活动参与、维护组织形象等方面成为其行为及工作习惯中的一部分时,员工会积极地增强配合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意愿,促进合作创新行为实现。

　　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分布范围,仅选取部分行业内企业进行调研,涉及行业的广度、企业调查的深度有限,影响了论证的全面性。

　　其次,实证调研只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因果关系的检验受到局限。再者,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的影响作用未得到验证。以上局限性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今后研究中应通过纵向数据的假设检验深入挖掘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机理,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