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心理学各学派人格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健康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搜索整理的人格心理学论文8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人格心理学论文第一篇：人格心理学不同流派对青少年暴力和攻击行为的解释
摘 要：近些年，青少年的暴力与欺凌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于青少年暴力与欺凌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人格作为心理学视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精神分析学派、生物流派、认知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的学者基于不同理论流派对于青少年暴力和欺凌进行多角度分析。通过他们的研究，建议通过营建非攻击性的环境，引导欺凌者进行合理归因，合理的使用惩罚手段等手段，从源头上减少儿童青少年暴力行为和欺凌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人格心理学; 青少年; 暴力; 欺凌;
Adolescent Violence and Bullying: Th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LIU Sishuo LI Yong SONG Guangwen
2018年10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学校暴力和欺凌：全球现状和趋势，驱动因素和后果》的摘要报告，报告综合来自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指出当前全球校园有1/3的青少年遭受欺凌。1国际上研究校园欺凌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我国系统研究校园欺凌也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校园暴力和欺凌的现状依然令人堪忧。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少年的暴力和欺凌行为？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防治？这是困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难题。早期的学者更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暴力和欺凌现象，人格作为心理学视角的重要部分在青少年的暴力行为和欺凌行为中扮演何种角色？国外不同流派的心理学家基于个体人格发展，从不同理论角度对暴力行为和校园欺凌进行阐述，以期对这些现象进行精准的阐释。通过梳理这些研究能够帮助国内的教育者更好的了解校园欺凌的成因，对我国当前校园欺凌的防治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一、人格的概念及人格流派
人格是一个人独特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2它是个体身上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不同人格的人从事攻击行为的类型也会存在差异。研究证实，那些对别人具有较高工具性暴力倾向的个体，常常具有一套独特的人格。3这些个体坚信，使用暴力手段来处理问题是一种合理的形式，并且他们认为自己也不必对攻击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因此，研究个体的人格特点有助于研究者更好的了解高攻击性青少年的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
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派、生物学派、行为和社会学习流派、认知流派以及人本主义流派的心理学家从各自的角度来阐述暴力和欺凌行为产生的原因。每一种人格理论都是一个用来解释人格的概念、假设、观点和原则的系统。这些不同人格流派的研究为人们干预暴力和欺凌提供富有成效的建议。
二、人格心理学不同流派对于暴力和攻击行为的解释
（一）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心理学视角
精神动力学观点认为，研究人格必须探索人格表面之下那些使人产生活力的因素，如内驱力、冲突和能量。弗洛伊德将人格视为一个动力系统，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心理结构组成。其中，本我为人的整个精神和人格的活动提供能量，这种能量叫做利比多，来源于人的生本能。在弗洛伊德研究的早期，他认为攻击是利比多受挫的结果。当人寻求快乐的冲动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一种想要攻击阻碍物的“原始的反应”。后来，弗洛伊德改变了对于攻击起因的解释。他提出死的本能——塔那托斯。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欲望，但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于是这种破坏驱力就转向外部，转化为一种攻击行为或者暴力行为。
一些心理学家受弗洛伊德早期对于攻击行为解释的启发，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该假说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前提，而挫折的存在总是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45这个假说在后期被一些实验证明，受挫的人比没有受挫的人行动上更具有攻击性。6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提出，挫折只是增加攻击几率的许多消极情绪中的一种。78并非所有的挫折都会导致攻击，导致人攻击行为的真正原因是发生的事情所导致的不愉快的情绪。一些心理学家9提出挫折有时导致一种间接表达的攻击。其中一种就是把攻击迁移到一个新的目标上，比如把学习中的挫折发泄到同学身上，即所谓的替代性攻击。另一种形式是用间接的方式去攻击，如欺凌者可能不会直接打受欺凌者，但是会散布她/他的谣言。
弗洛伊德认为利比多和破坏性的能量应该得到某种释放，控制这种能量是不健康的，如果侵犯性不在某种方式上直接或间接地得到释放，会使个体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从而导致疾病。因此，挫折—攻击假说预计，紧张一旦释放，攻击需要就会减少。一些教师建议学生通过打击塑料玩具或者一些替代品来减轻或者清除他们的压力，使个体的破坏驱力得到宣泄。研究结果确实证实了这个假设，发现在允许参与者攻击另一个人之后，其生理唤醒水平突然下降。10但是另一些研究显示，表面的宣泄不仅没有减少攻击，反而会增强攻击倾向。11研究者给出了几种解释，首先，攻击行为可能导致个体对自身行为的放纵。原本个体大都会克制自己的行为，以免对别人造成伤害，一旦个体冲破这种约束，降低了自我克制，以后就很容易袭击他人。其次，就如“武器效应”一样，攻击性的情境会产生更多的攻击，观看和体验自己的攻击行为，会刺激个体采取更多的攻击行为，形成一些攻击性的记忆。研究发现，攻击性电视节目中的暴力线索的表征会启动个体的攻击性记忆。12最后，这种宣泄的方式使个体紧张的情绪得到释放，个体从这种释放中获得良好的感觉，攻击行为可能会被强化。因此，简单的宣泄不但不会减少攻击，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二）生物流派的人格心理学视角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心理学家认识到，人的人格特点和其他特点一样，也是经过世代的发展逐步演变而来。这对人们更好的理解攻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汉斯·艾森克在研究人格结构时，充分考虑了生物学特性，将人格的三个维度命名为内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艾森克认为人格的个体差异是基于生物基础，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外向—内向性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一项研究显示，被试在持续45年的时间里显示出外向—内向性水平的持续性。13在芬兰、冰岛、新西兰以及美国进行的追踪研究也表明，儿童在3-10岁间表现出的抑郁、暴躁和攻击行为，能够很好的预测其以后是否容易出现攻击和其他反社会倾向。1415二是人格具有跨国籍、文化和历史的相似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研究中，发现了人格中同样的三个维度——外向—内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16三是一些研究结果显示，遗传素质是攻击行为稳定性的原因之一。大脑和激素的差异表明攻击行为可能有着先天的基础。在一项元分析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与攻击行为、遗传和养育有关的24项研究所显示出来的主要趋势表明，某些个体的攻击性比其他人更可能具有遗传基础。17复合胺是存在于中脑的一种化学物质，它的抑制水平影响有机体的攻击性。存在于血液中的复合胺如果出现问题，可能会削弱大脑调节消极情感和冲动性行为的能力。18对正常人的实验室研究发现，当复合胺的生成被打断后，攻击行为增加。19
另一些心理学家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攻击性。按照进化理论，动物采取攻击行为，是为了有机会接近异性，或保护自己的资源来使下一代存活。同样，人的攻击性行为内置于遗传基因，因为人在逐步进化中想要尽可能多的使自己的基因得到存续。20统计表明，男性在其生育能力最强的十几岁、二十几岁时暴力行为数量最多。21这些暴力行为大都是为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而战。
生物流派还表现在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上。一般认为，男孩体内的男性激素水平更高，这可能是导致攻击行为性别差异的原因。在一项有关7-12岁男孩的应激激素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显示，最富有攻击性的男孩具有最强的应激反应。22不过，后来的研究显示，年龄很小的男孩与同年龄的女孩相比，攻击性相差无几。23因此，必须注意到，尽管生物因素起作用，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和神经机制也受社会学习的影响。父母与男孩的游戏比与女孩的游戏更野蛮，受社会性别图示的影响，他们对女孩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反应比对男孩的反应更消极。而且，家长通常鼓励男孩玩机枪、坦克、大炮以及其他象征性的暴力玩具，这种以攻击为主题的演练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攻击行为的发展。24
（三）认知流派的人格心理学视角
人格心理学家引入大量的认知元素来解释个体差异和个体内心的加工过程。他们提出认知人格模型（见图1），认为通常是情境触发人的认知—情感系统，认知—情感系统中的单元之间以及单元与情境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行为。
图1 人格的认知模型25
认知心理学家探索攻击的焦点在于富有攻击性的个体是如何加工信息的。他们认为，人们如何解释一个情境以及如何对该解释做出反应取决于在众多的认知类别中哪个类别被激活。乔治·凯利认为，人像科学家做研究一样，能够不断提出并检验自己对世界的假设。人们尽可能多的预测并控制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事，以便让自己更有安全感。为了满足这种预测需要，人们会进行模板匹配，如果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与一些模板相似，人们会把这些模板套用在经历过的事情上。如果不匹配，人们就会修改和调整这些模板，以便于对未来的事件做更合理的预测。凯利把这种用来解释和预测事件的认知结构称为“个人建构”。凯利认为，人格的差异大多来自人们建构世界的方式不同。人们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是由相对稳定的建构世界的方式构成。
人格心理学家引入大量的认知因素来解释个体差异和个体内心的加工过程。道奇26用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来解释儿童是如何采用攻击或非攻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将攻击性高的儿童分为两类：主动型攻击者和反应型攻击者。主动型攻击者自信的认为，攻击会使他们“赢得”切实的利益，通过对其他儿童的控制，能够提高自身的自尊，而其他儿童一般会在他们动用恶性伤害行为之前表示屈服。反应型攻击者则表现出高水平的敌意、报复性攻击，具有很强的敌意归因偏见，倾向于将模糊情境中的伤害行为看作是由肇事者故意造成的。这些青少年往往对他人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经常把他人看作好战分子，认为自己应该对他们采取强硬的手段。27根据道奇的观点，反应型攻击者往往有很多与同伴争吵的经历，他们倾向于“他人对我都是有敌意的”心理期待。因此，当他们在模糊情境中受到伤害或者冒犯时，会比非攻击性儿童更倾向于：一是寻找和发现与自己的期待相匹配的线索；二是对伤害者做敌意归因；三是非常生气，往往在没有充分考虑其他非攻击性解决方式的基础上，迅速以敌意方式报复对方，而且由于自己的敌意报复，他们往往对教师和同伴也会产生很多消极的、负面的情绪体验。28
主动型攻击者的社会信息加工图式与反应型攻击者截然不同。主动型攻击者在团体中往往比较受欢迎，他们并不急于对伤害者做敌意归因，而是会冷静的思考，确定一个最能有效实现目标的攻击反应。主动型攻击者在攻击过程中往往表现出高兴等积极的情绪反应。29从心理状态上看，他们也偏爱攻击性的冲突解决方式，他们认为强制性的手段往往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并且自己有能力控制对方。
（四）行为主义流派的人格心理学视角
行为主义人格理论认为，人格是各种习得行为模式的集合，或者说，组成人格的结构就是习惯。作为人格的动力，习惯受学习中的驱力、线索、反应和奖赏四种成分控制。具体来看，驱力指能够促使一个人去行动、具有足够强度的刺激，如饥饿、疼痛、欲望、挫折或恐惧所产生的驱力；线索指来自环境的信号；反应指信号所引发的行动；奖赏指这些行动后所得到的正强化。如果实施暴力者或者欺凌者通过欺凌行为不断获益而不是惩罚，这种偶然性的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常见的行为，这种行为模式也会被巩固下来，爱打架的孩子就会变成爱打架的成年人。
早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遵循上述“驱力—线索—反应—奖赏”的行为模式来行动，但对“思维”的作用考虑不足。以班杜拉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对人的知觉、思维、期望和其他心理过程的作用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整合。班杜拉认为个体从观察攻击行为到表现出攻击行为要经历注意攻击行为、记住攻击行为、有能力表现攻击行为、期待会得到奖励四个阶段，班杜拉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攻击行为通常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儿童模仿最多的是自己的父母，许多专家预测，当小时候在身体上受到父母的攻击时，他们就会习得“暴力是管教孩子的有力和正确方式”这样的理念。
除了父母，媒体对于青少年的攻击性影响也非常大。研究显示，个体在儿童时期从电视上看到的暴力行为越多，其在青少年时期及青年时期所表现出的暴力行为越多。30社会心理学家伦纳德·埃伦指出，当一个小孩上完小学时，她或他平均已经观看了8000次谋杀和多于10万次的其他暴力行为。31很多孩子愿意模仿富有正义感的攻击行为，令人担忧的是，电视上大约有40%的攻击性行为是由那些被刻画为英雄或其他对儿童有吸引力的角色所发起的，而他们的行为正是儿童最喜欢模仿的。32打暴力电子游戏对儿童的影响与看暴力电视的影响差不多。研究显示，暴力电子游戏与儿童的攻击行为和过失呈正相关，对那些本来就具有攻击性的儿童来说，这种相关性更强。33除了儿童，媒体暴力对青少年和刚成年的人的攻击行为也有很大影响。在一项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对700多个家庭进行了17年的观察，发现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花费在电视上的时间和随后的暴力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34那些长期沉浸于暴力电视和游戏的青少年，当他们面对真正的生活时，反应变得麻木，出现“情感脱敏”现象，这会增加他们对欺凌行为的接受度，导致对受欺凌者的冷漠。
（五）人本主义流派的人格心理学视角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人本主义人格理论的定义，但是一般认为，这四个方面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一是强调人的责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人看作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动建构者，人们可以自由的改变自己，人们积极的做出选择并行动，并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二是强调“此时此地”。根据人本主义的观点，人们只有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生活，才能成为心理健全的人。人们应该关注当下，充分享受生活。三是从现象学角度看个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人们可以参考周围人的建议，但最终要自己做出决定，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也更能解决问题。四是强调人的成长。人们不会满足于眼前的需要，而是会不断寻求发展。这是卡尔·罗杰斯所说的“心理健全得人”的思维，也是马斯洛所说的不断追求“自我实现”，当我们变得“更像我们自己，并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任何人”的时候，人们就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境界。35
罗杰斯人格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自我，自我指人对“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知觉。自我形象是一个人对本人体貌和人格的总体主观知觉。根据罗杰斯的理论，人类很多行为的目的都是保持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与其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当一个人的现实思维、感觉、行为与自我形象一致时，将最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当自我形象与现实之间出现断裂之后，人的自我形象可能越来越脱离现实，人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不满、混乱，出现严重心理障碍。在人本主义理论中，自尊是衡量人格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研究显示，低自尊者更容易相信符合他们消极自我映像的反馈。而低自尊和潜在的不安全感经常被认为是攻击行为的原因。从另一角度看，消极反馈唤起了低自尊者固有的对自己的消极评价。相反，高自尊者靠一种策略来减弱消极反馈的影响。36这些策略帮助他们把对失败的反应集中在他们自身具有的优点上。鲍迈斯特等人认为，经常的攻击与“受威胁的自我”——对自己赞赏的态度遭到他人排斥或威胁——有关，个体常用攻击来贬低其他人并加强自我满意度。37
人本主义人格理论重要的代表人物霍妮认为，人们的“真实自我”需要一个良性的环境氛围，如：温暖、别人的美好祝愿、父母对子女“独特个体”式的关爱，才能得以实现。38如果缺乏这样一个良性的环境氛围，儿童会产生基本焦虑，为了应付基本焦虑，个体发展出内部或人际的防御。人际防御引发个体亲近别人（过度顺从与自我抹杀）、对抗别人（攻击性、傲慢、自恋）和远离别人（疏远）。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是在有条件的积极关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父母都只是在孩子们满足了他们期望的时候，才会爱孩子。于是，孩子们不得不学会抛弃或者隐藏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愿望，去接受被父母赞许的那部分自我。他们拒绝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父母面前看似很乖的孩子，在学校里其实是欺凌者。
三、不同人格心理学流派研究的启示
五种不同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暴力与攻击行为的起因，其中的一些共性研究值得深思。
首先，暴力行为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弥漫性。少年儿童时期的攻击行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防治，很有可能会持续到青年和成年阶段，学校的欺凌者会成为职场的欺凌者、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暴力犯罪的发起者。从这个角度看，青少年暴力和欺凌的防治并非只是关系校园安全，还关系到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安全。青少年暴力和欺凌行为发轫于校园与家庭，折射的却是整个社会的一角，影响深远。
其次，客观、全面的看待青少年暴力和欺凌。一方面，不能将青少年暴力和欺凌行为诠释的过于繁杂，将一些简单问题扣上复杂化的理论外壳；另一方面，也不能将相似的现象进行简单化的归因。不同的心理流派，从不同的人格心理学角度阐述攻击和欺凌的起因，或许某一种理论就是欺凌发生的真正心理原因，或许几种理论的综合才是解释欺凌的原因。理论的着眼点不同，干预的手段也存在差异。对于青少年而言，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背后，产生的原因可能大相径庭。因此，对于欺凌的干预既要有整体化、可持续化的干预措施，又要有个别化的、因人而异的干预手段，点面结合方能发挥良好的干预效果。
再次，加强对暴力和欺凌的理论创新研究。不同学（流）派之间因为视角不同在理论和实践的着眼点上存在差异，同一个理论学（流）派对于青少年暴力与欺凌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者思考和实践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被不断提出。这些理论为实证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向，实证研究又为理论创新提供新事实和数据支撑，两者互相促进。因此，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于青少年暴力和欺凌的研究既要重视实证的研究，更要重视本土理论的研发。只有“两条腿”走路，研究才具有可持续性和创新性，才能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的、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
四、人格心理学视域下防治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人格心理学视角对于暴力和欺凌行为的阐述提醒广大教育工作者，对青少年暴力和欺凌行为越是及早进行干预，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越有利。
（一）营造非攻击性的环境
首先，减少青少年生活场所的攻击刺激。所谓攻击刺激，是指那些与攻击反应有关的物体，一旦出现，就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可能性。美国和欧洲的多次实验证明，在有枪的房间里的被试，比在有球拍房间中的被试所施加的电击更加强烈。39因此，教室里、活动场所尽量不要摆放刀剑枪械、坦克等带有攻击性意味的玩具，降低“武器效应”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这是减少儿童攻击行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其次，对于孩子们比较喜欢的游戏区、活动区，人员比较集中的洗手间、阅读区、就餐区，学校要尽可能提供充足的空间，减少学生之间因为冲撞、拥挤等偶然事件导致的敌意冲突。再次，学校应提供充足的球类、滑梯、跳绳等玩具和洗手盆、直饮水器、厕位等公共资源，避免学生之间因争抢资源而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二）合理使用惩戒手段来惩治欺凌
实验室研究的结果表明，惩罚确实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但需要两个理想条件作为基础。一是惩罚必须是迅速而确切的，二是惩罚必须是学生难以避免的。这两条在现实生活中都比较难以实现。而且使用惩罚来惩治欺凌或者攻击行为，往往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那些在使用惩罚、具有攻击性的父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也容易具有暴力倾向。40研究显示，轻度惩罚的威胁（强度只足以使小孩暂时停止不适当的行为），能够促使儿童认为这些限制是恰当的，从而可以使那些攻击行为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下降。41挪威的丹·奥维斯在反欺凌项目中，使用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采取轻微惩罚、对欺负弱小者集中治疗、同父母商量等方法，在这项活动进行20个月之后，欺凌事件总体上减少了一半。2019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未来教师可以对违规违纪、言行失范的学生进行制止、管束或者以特定方式予以纠正，这些合理惩戒手段的使用对校园欺凌将起到积极的干预作用。
（三）引导欺凌者进行合理归因和正确认知
指导高攻击性的青少年调整和改变敌意归因倾向，对于遏制青少年的暴力和欺凌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寻找与伤害相关的非敌意线索，帮助青少年多元化的看待一些伤害或冲突行为，引导他们的敌意归因向着更加积极的归因方向转化。二是增加应对冲突的非攻击性解决方式的认知。实验显示，儿童首先观看一些在激怒情境下表现出非攻击性年轻人的行为，当这些儿童后来被安排在另一个他们自身被激怒的情境时，他们表现攻击行为的频率，比那些没有接触非攻击行为榜样的儿童要低得多。42三是培养同理心。通过心理健康课、德育课、班会课，运用角色扮演等手段，让学生分别体验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的角色，感受不同角色尤其是受欺凌者的心理感受，帮助欺凌者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增加他们的同理心。
（四）培养青少年沟通与解决问题的技能
那些倾向于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人际问题的人，大都缺乏适当的社会技巧。减少校园暴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教导孩子们如何以建设性的方法来表达愤怒与批评，如何在人际冲突时加以协调与妥协，如何对别人的合理需求和欲望更加敏感。一是引导学生学会控制愤怒情绪，教会他们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和策略。如，尽可能精确地把问题定义清楚；列出可能的解决方法；评估每种方法成功的可能性；选择一种方法并实施；评价这种方法的成功程度，在需要时进行调整。二是引导学生运用积极得方法使愤怒情绪消散，如深呼吸、数数或者从事其他分心的事情（听音乐、散步、帮助别人）能够有效的消散怒气；或者以清楚、公开、不具有惩罚性的方法表达对同学的愤怒，比如指导高攻击性青少年为自己的欺凌行为向受欺凌者道歉。这些做法能够促进学生之间更多的相互了解并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
（五）指导青少年合理接触电子媒介
看电视和上网是儿童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合理的引导儿童青少年接触电子媒介，能够促进他们健康成长。一是合理控制青少年看电视和上网的时间，必要的话，可以制定允许孩子看电视和上网的时间表，让孩子有节制的接触电子产品。二是关注青少年观看的电视节目和网络游戏。父母尽可能了解孩子玩的网络游戏，确定是否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要想办法为孩子安排一些能够激发他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游戏或活动，促进他们思维发展。三是引导青少年多看一些表现积极社会行为和态度的节目。200多项研究发现，电视中的亲社会行为能够增加观众的亲社会行为。43道格拉斯·金泰尔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一些带有亲社会情境的电子游戏能够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44四是与孩子一起讨论电视中的社会冲突和暴力解决方式。引导孩子思考，电视中哪些方面是不真实的？为什么暴力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鼓励孩子对这些情境和问题提出更加成熟、合理、务实和积极的见解。
综上所述，防治青少年暴力与欺凌问题是个系统的长久工程，要想取得实效，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实践研究为基础，制定符合青少年人格心理发展特点的防治措施，并坚定不移的执行来降低青少年暴力和欺凌行为的发生率。
注释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显示学校中的暴力和欺凌现象突出，载《中国德育》2018年第24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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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论文第二篇：人格心理学视角“政治两面人”的形成分析
摘要：在人格心理学视界中,“政治两面人”是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背离立党宗旨、具有强烈的私利动机、善于伪装和欺骗且造成党和国家事业功能性损伤的意识自主性人格分裂者。其人格障碍,是认知失调引发的人格扭曲,是动机冲突困境中的人格裂变,也源于印象操纵术与角色标签的负效应,以及“众数人格”的积淀与“边际人”的心理失序。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塑造是消弭“政治两面人”的可行路径选择。
关键词：“政治两面人”; 人格障碍; 心理机制; 理想人格;
Generating Logic and Dispelling Path of “Double-sided Person in Politics”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NI Hong-lan
Scho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Abstract：In the horizon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double-sided person in politic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split personality with consciousness autonomy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Party that deviates from the Party's purpose, has strong self-interest motivation, is good at disguising and deceiving, and causes functional damage to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Their personality disorder is the personality distortion caused by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the personality fission in the dilemma of motivation conflicts, which also originates from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mpression manipulation and role labeling, as well as the accumulation of “matrix persona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disorder of “marginal person”. The ideal personality shaping of CPC cadres in the New Era is a viable path for eliminating the phenomenon of “double-sided person” in politics.
对“政治两面人”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周敬青(2003)指出,“政治两面人”现象是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人格危机的外在表现和权力观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政治两面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表现出反差强烈的两副面孔。[1]党的十八大之后,研究热度明显升温,围绕“政治两面人”的表现形式与特征、成因与后果、相关对策等作了多维度的思考。徐荣梅(2017)把“政治两面人”描述为政治信仰、道德和言行背离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为了掩盖其内外不符的真实面目,逃避相应的制裁,在公开场合故意将自己精心包装成党的好干部,以达到欺骗党组织和迷惑群众,实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并捞取好处的人。其典型特征是政治投机者、道德伪君子与行动两面派。[2]人民网(2017)通过对大量落马干部案例的实证分析,用图式揭示了“政治两面人”的八副脸谱1。吕云峰(2018)从文学视野,通过对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赵德汉这一角色的个案分析,概括了“政治两面人”的三个主要特征,即“官小权大、外廉内贪、明忠暗奸”[3]。就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政治两面人”党建与政治学视角研究旨趣较浓,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居多,鲜见将“政治两面人”置于特定学术语境中进行框定或释义,有的研究虽然指涉心理场域,认为“政治两面人”是一种心理病态(林颖,2015),是心理冲突或人格危机的行为外显,或受双重价值标准与双重心理驱使(赵福生,2016),可并没有对这种病态人格作明确的界定,缺乏对心理冲突或双重心理的深度剖析。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维度阐明“政治两面人”及其成因,从人格心理学的多维理论视野解剖其生成逻辑,并基于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塑造,探寻消弭“政治两面人”的可行路径。
一、 “政治两面人”探源
“两面人”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现代社会产物。在儒家文化框架中,把“君子”和“小人”视为道德化的政治人格,是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除了国人熟知的“小人”,在儒家典籍中还提到了一种被称为“乡愿”的反派人格,其实就是“两面人”。孔子曾用“狂”、“狷”、“乡愿”三分法来评定士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他还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中行之士”是最理想的人格形象,若求之不得,则狂放者、狷介者亦可接受,唯有“乡愿”是害群之马,所以孔子主张宁为狂狷而不做“乡愿”。孟子对“乡愿”的描述大体符合孔子的本意,用了“阉然媚于世也者”,意为貌似忠厚,实则奸诈。[4](PP132-133)而荀子则用了“国妖”来形容这类人:“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意为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则为非作歹的人是国家的妖孽。
到了明代,学人冯从吾在书中将这类人直接冠以“伪君子”,并揭示了其假仁假义的特征,“五霸假之,其蔽为伪君子”;“五霸之假是阴附于仁义之内者也,不容不辩”(《冯少墟·疑思录五》)。伪君子常常假以学人之长,冠以仁信忠义,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由于这一类似是而非的伪善之徒的人格特征颇具隐蔽性,所以,一般人很难辨析。[4](PP141-142)此外,根据传统儒家文化的假定,清醒的罪恶较之懵懂的过失要丑陋得多。因此,“乡愿”、“国妖”或“伪君子”,是比小人更为恶劣、更遭人鄙视的一种人格。
二、 “政治两面人”的人格特征
心理学传统的人格研究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把人格视为制约个体思想和行动、并由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内在动力系统;二是将人格界定为与角色地位或他人期待相符的外观行为和形象。由于人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结构分离与人格失调或失序在个体生命的不同周期都可能显现,既反映在构成人格的内在各要素间的不兼容,也反映在内在系统与外显行为或外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而“政治两面人”的人格障碍既不同于普通个体的人格失调,也有别于生活失能型精神分裂。“政治两面人”是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背离立党宗旨、具有强烈的私利动机、善于伪装和欺骗且造成党和国家事业功能性损伤的意识自主性人格分裂者。这种人格分裂可以分解为“历时态两面性”和“跨情境两面性”两种基本形态。“历时态两面性”是在生命旅程中的不同时段所表露的人格是分裂的,无法整合。许多实证个案表明,不少落马干部在为官之初,也曾是理想主义者,工作敬业,为政清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务的晋升、身份地位的变化,人格开始蜕变,精神大厦崩塌,前后判若两人。“跨情境两面性”是指面对不同的人际情境时,以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两副面孔示人。就其行为模式分析,表现最突出的是场景置换时的行为相悖,最典型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时也表现为关系互动中采用截然不同的两套模式,在执行规则时,对人对己、对内对外、对上对下、圈内圈外等使用大相径庭的双重标准。
奥尔波特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人格特质理论的鼻祖,他认为人格作为一种组织结构,每一种特质在个体人格结构中的地位各异,并与其他特质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有三个特质构成了他有关人格图式的三个层次:一是首要特质或枢纽特质(cardinal),即最能代表个人特点的人格特质,在个体人格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个体行为具有导向作用;二是中心特质(central),即通过习惯性的外显行为表达、最能代表个人性格特征且被公认的诸种人格特质;三是次要特质(secondary),即处于人格边缘地带,反映个人的某种具体偏好或行为倾向性。[5](P43)奥尔波特有关个体人格特质图式的诠释同样适用于类群体人格的解构。据此,“政治两面人”的首要人格特质是诈伪不诚,这一特质是其一系列欺瞒行为的真正推手。“政治两面人”的中心特质反映在行为层面,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即弄虚作假和善于伪装。弄虚作假,分为程度不同的避实就虚和以假充真。前者表现为隐瞒或歪曲事实,遮掩个人的缺陷、错误,譬如报喜不报忧,故意虚报或瞒报个人重大事项、篡改个人档案资料等;后者则表现为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以假乱真,譬如提供虚假政绩、矿泉水瓶装名酒等。善于伪装,主要表现为伪清廉和伪忠诚。伪清廉是指在公众视野下貌似清正廉洁,可私下背地里大肆敛财,贪欲无限。伪忠诚是指入党宣誓或表态时信誓旦旦,可事实上与党离心离德,阳奉阴违,是政治投机分子。“政治两面人”的次要特质所指的是具体伪装行为的倾向性,譬如,有的人习惯于用谎言,有的人则精于借助表情、服饰等掩盖真我。
“政治两面人”的分裂人格对其自身的身心尤其是心理造成的创伤同样值得深思,那就是罪恶焦虑与幸福感的折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表达了对伪君子的怜悯。柏拉图主张,只要作恶,就在灵魂上留下疤痕,而不在于是否被抓住。因此,他认为伪君子比起那些赤裸裸的不正义的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伪君子的小聪明不但没有拯救他,而且深深地害了他。[6](PP132-134)美国文化学者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在《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一书中写道: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总是虚伪而沉重地活着,不愉快以及对现实或假想社会压力的反应是偏好伪装者的特征。[7](P4)具有意识自主型人格分裂障碍的“政治两面人”,其内心永远是忐忑不安的,长期处在动荡不定的心理戒备状态,如履薄冰,必须时刻提防假面具或伪装被摘下的危险,贪欲满足的一时快感难抵持久的诈伪不忠的精神焦虑,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体验。多数人心存侥幸,有的成天求神拜佛,设坛抄经,唯恐有朝一日案发。
三、 “政治两面人”生成的心理机制
对于人格的形成机理,人格心理学一直以来习惯于用“两分法”,即研究人格的生物基础与社会文化环境。基于“政治两面人”是一种自主型人格分裂障碍的判定,应当从人格心理学的多维理论视野解析其生成机制。
认知失调引发的人格扭曲。人的心理与行为要受其内在的认知过程支配,要理解或预测人格结构与人格走向,就必须深入到这种内在的认知体系中去。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研究指出,认知或认知系统是个体对环境、他人及自身行为的看法、信念、知识和态度的总和。尽管不同个体的信息编码或加工方式各异,对刺激情境拥有独特的个人建构,然而,每个人的认知过程都要受到认知主体、认知客体以及具体情境的影响。由于不同的认知元素各有其相对独立性,认知矛盾或认知失调是难以避免的。费斯廷格认为认知不平衡或失调不是认知结构的反常状态,而是认知系统的一种常态。[8](PP467-468)认知失调状态具有动力学的意义,使个体心理指向协调。可是,如果失调的认知元素之间的张力过大,难以调和,便会诱发知行不一、言行相悖、口是心非等“政治两面人”行径。由于认知是刺激情境与情绪反应的中介,因此,重组认知结构,培植坚定信念,对党员干部的人格自我调节机制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动机冲突困境中的人格裂变。人类的动机作为引起、推动、维持与调节个体行为并使之趋向一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动机的复杂性既反映在人类的基本动机是相同的,而用来满足这些动机或需求的方式却显现出个体与文化的差异;同时也表现为个体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动机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它是连续的、不断变化的,极少有人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9](P29)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指出,这种不满足状态所导致的心理紧张构成了一个系统,当这个系统和一定的对象发生联系时,就形成了推动行为朝向目标的向量。[5](PP455-456)他利用数学的向量、正效价和负效价概念来表示目标吸引力的方向和强弱,并且对不同方向与层级的向量所导致的冲突做了分析,区分了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三种基本的冲突类型2。“政治两面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深陷多重动机冲突困境,以私利性动机在正效价和负效价之间权衡得失,从而使人格处在摇摆不定甚至完全分裂的状态。某种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值,有可能突然转向它的反面。譬如,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人,突然变得非常卑微恭顺;或者一个人格面具极其发达的人,突然卸下他的面具,成为危险人物。加之需要的满足与目标的达成是对意志力的考验,在目标实现过程中,个人意志力的衰退无疑是“政治两面人”在困局中难以自拔并诱发弄虚掺假、瞒报虚报等行为偏离的症结所在。
印象操纵术与角色标签的负效应。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视角分析不难发现,“政治两面人”无一不是社会角色扮演中善用印象操纵术的高手。在情境同一性理论视界中,每一种社会情境都有一套合适的社会行为模式,角色扮演中的每个人都需要运用一定的印象管理策略,力求表现出最适合自己的情境同一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把印象管理称作“舞台演出艺术”,他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种职业不在从事隐瞒活动。“不管诚实的表演者是否想要传达真相,或不诚实的表演者是否想要传达虚假,”两者都必须调用恰如其分的技巧使他们的表演栩栩如生。[10](PP62-64)这些技巧包括修饰仪表、按角色期待整饰自己、戴上一副面具而隐藏真实的自我以及在与他人交往中投其所好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角色表演中的印象管理本身不具有道德评判意义,关键在于运用技巧的人其行为动机的性质。而入党从政动机不纯的政治投机者正是利用了印象管理中的特殊表演策略,得以鱼目混珠,欺世盗名。
此外,就职业角色而言,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是,政治人物这一特定的角色似乎容易被贴上伪装的负面标签。“谎言是权力的双轮战车,并屡屡为权力的赢得和保持立下汗马功劳”[11](P280)。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在《权力与人格》一书中也指出,一个令人不悦的比喻,就是将政治家比作魔术师。[12](P2)这种角色标签可能带来的心理负效应就是“自证预言”,使伪装与谎言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潜意识或潜规则。而要从根本上克服对政治人物的这一歧见,在正确领悟角色规范、消除角色刻板印象的同时,党员干部自身必须努力塑造并维护诚实可信的人格形象。
“众数人格”的积淀与“边际人”的心理失序。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指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从有机的文化模式布局中学来的,而不仅仅依赖于个体经验的发展。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个人的行为本身,而是要揭示行为的隐含意义,进而理解他的个体性”。这是人格心理学进行文化研究的重点。[13](PP24-25)
首先,基于历史维度追寻“政治两面人”的文化诱因,与“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3不无关联。在衍生“政治两面人”的多峰式众数人格特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貌似相悖的自我观、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互动模式。从“政治两面人”的行为特征不难看出,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太过看重他人的议论与期许,一味追求自我与情境的合拍,导致不被人接纳或认可的真我被隐匿起来,造成自我的离析,易于濡化真假难辨的“两面人”。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人情、面子且以他人取向为特征的特殊主义关系模式是孕育“政治两面人”的人际情境。在面临党纪国法与人情的双重压力时,不少党员干部被人情、面子裹挟,人情味貌似有了,党纪和宗旨却丢了。“政治两面人”在工作关系协调中规则的内外有别或双重标准也源于特殊主义背景下的人际模式。
其次,从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4的现实维度来看,“政治两面人”折射了“边际人”的影子。“边际人”的不稳定、失调与冲突等症候加深了现代人的精神裂变与认同危机,从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布朗(Brown,R.)笔下的“灵性困扰”[14](P103)。改革开放40年,传统与现代叠加,本土文化因子与异域文化元素交替并存。“边际人”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政治两面人”也是在这种新旧文化与中外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过程中导致人格裂变的产物。直面传统与现代的纠结、物质与精神的博弈、崇高与低俗的对决、坚守与从众的取舍,容易使人陷于心理冲突的精神困顿与紊乱。在理想信念弱化和外部约束软化的环境下,不少党员干部的“压舱石”发生动摇,“总开关”开始松动,其直接后果是精神物化与理想人格失落,进而逐步滑向人格萎缩、人格痞化以至于人格分裂。
四、 “政治两面人”的消弭路径
***总书记说过:“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15](P113)通过理想人格塑造,“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5。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是集多种积极的人格特质与正向的人格力量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格,是兼具价值观、道德情操、认知模式、意志品质、行为方式、智慧与能力等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系统,是政治生态链中彰显先进的政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品格。人格的培塑是一个系统工程,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塑造应立足现实,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可行的对策。
加固人格塑造的制度支撑。首先,重视源头治理。要严把入党关,把政治上过硬的入党积极分子吸收进党组织,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源头上预防“政治两面人”的生成。组织人事部门在按组织程序选拔任用干部时,应完善跟踪监管机制,及时识破“政治两面人”的魑魅伎俩,不至于因失察误判而用人不当。其次,各级党组织应不断健全与创新党员干部心理干预常态化机制与理想人格培育常态化机制,并实施由健康人格升华为理想人格的梯度推进策略。为避免引起语境偏差,笔者在研究中把人格区分为层次不同的三种形态,即病态人格、健康人格和理想人格。6基于“政治两面人”是一种人格障碍的判定,以及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心理普遍的“压力山大”,笔者以为,应加快启动对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干预工程。在目前针对党员干部的专业心理干预机构相对缺失的情形下,要把加强心理疏导与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职能之一,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心理素质,维护健全人格。与此同时,逐步实施人格升华的梯度推进策略。要把对党员干部的心理疏导与理想人格塑造结合起来,坚持党性与个性的统一,以科学的心理辅导手段为载体,将党员干部的心理需求、人生坐标与党性要求、党的宗旨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政治的坚定性、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度。在此基础上,还应改进与完善对党员干部的政绩考评机制,逐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给予党员干部以人性化的心理关怀,为党员干部的人格形塑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总书记指出,要把严格管理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鼓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15](P125)再次,顶层设计应注重理想人格塑造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机整合。由于“政治两面人”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加之理想人格与党内政治文化内涵特质的耦合,以及理想人格形塑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主旨功能的相符与递进,建议把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塑造融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践中去,实现建构路径的并轨与贯通,以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助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清除“政治两面人”生成的文化诱因,净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氛围,提升党的执政软实力。
提升大众传媒的正能量引领力。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作为强势发声的“社会公器”,在理想人格形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风向标作用。主流媒体首先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神圣使命,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积极打造具有理想人格示范效应的媒体品牌栏目,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塑造提供有力的软环境支撑。其次,善于引导民间舆论场的正能量传播。媒体人要顺应媒体发展态势,加强技术研发,不断拓展传播渠道,鼓励党员网民及时洞察身边的点滴美好和感动等正能量事件,因势利导予以传播,使理想人格的感染力真正入脑走心。再次,媒体应担负起监督职责,及时并勇于揭露党内的不正之风与消极腐败现象,防范执政党人格形象的减分效应。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人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把控揭示丑恶与树立榜样的尺度,切忌放大政治角色的负面标签效应,或肆意扭曲乃至丑化党员干部的人格形象。
重视人格塑造的家庭场域。家庭是人格塑造的文化中介,是“社会最有可能发展其理想模式的地方”[13](P60)。***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的讲话中用了三个“不可替代”强调家庭的功能,即“家庭的生活依托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不可替代”[16](P353)。理性审视“政治两面人”的行为失范,多半在八小时之外,有的始于家庭,也毁于家庭。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微型场域,党员干部及其家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直接触碰群众的视听,家风家规失守、家庭角色错位或越位所致的贪腐严重损伤了执政党的人格形象。因此,党员干部要身先垂范,切实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自觉摆正公与私、党性与亲情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中共先辈身先垂范的红色家风,在家庭播下理想人格的种子,使清正的家风和健康的家庭文化成为净化政治生态的过滤网。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多党员家庭理想人格形塑的示范平台。笔者关于家庭党员构成的一项调查显示,两名党员(含两名)以上的家庭占比高达89.6%,祖辈与父辈的党员身份以及对党的深厚感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政治热情与事业追求。多党员家庭结构及其政治社会化的家庭模式的独特性为家庭维度的人格塑造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因此,党员干部要努力营造示范型家庭,培育家国情怀,增强使命担当,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帮困扶贫、生态保护等志愿服务,把实现家庭梦汇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此外,家庭场域的理想人格塑造应创造性地汲取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旨在从中国传统家庭精神的精华中提取养分,弥补置身现实物化世界中家庭精神的亏空,也利于呼唤在经济功能重压下被弱化的家庭教育功能的复苏,助缘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培塑。
强化党员干部的个体人格修养。党员干部的人格塑造既需要组织的关心、培养以及各项制度作为保障,也离不开党员干部自身的学习和修为。以理想人格塑造为目标,加强党性修养与品格陶冶,丰富精神家园,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群众,是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为此,党员干部应强化精准清醒的自我觉知,加固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柱,勇担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提升全面系统的领导能力,锻造顽强果敢的意志品质,培养质朴浓烈的民生情怀。[17]从内在特质维度,要不断增强道德力、智慧力、意志力和创造力;从外在关系维度,应有效激发公信力、感召力、凝聚力与组织力。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与政治站位,以人格立身,在理想人格因子成长中把心灯点亮,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将“小我”融入“大我”,在搏击奋进中谱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燃系人生”。
五、 结 语
“政治两面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呈现的非个案性,学界有不同视角的解析,笔者尝试从人格心理学维度分析“政治两面人”的人格特质与生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顺应这一分析理路,党员干部的理想人格塑造是从源头和过程避免或消弭“政治两面人”的可行路径选择。为此,要从理念、制度机制、环境支撑等多层面着力,推进实践路径的“四个融合”,即党员干部心理干预常态化机制与理想人格培育常态化机制的融合;组织制度支持与个体人格修养的融合;理想人格塑造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融合;理想人格塑造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同时,要重点关注基层、家庭、媒体等维度,形成人格形塑的巨大合力,用党员干部强大的理想人格力量实现自我净化,并进一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使“政治两面人”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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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倪洪兰.重视党员干部理想人格重塑[N].新华日报,2019-05-28.
注释
1揭秘官场“两面人”的八副脸谱:一是表面信仰马列主义,背后迷信“风水大师”;二是表面勤勤恳恳,背后奢靡享乐;三是表面谋划发展,背后官商勾结;四是表面一心为公,背后“一家两制”;五是表面身为国家干部,背后脚踏两条船;六是表面中规中矩,背后我行我素;七是表面任人唯贤,背后任人唯钱;八是表面五湖四海,背后拉帮结派。(摘自人民网,2017.07.17,http://politics.people.com.cn)
2勒温的三种冲突类型:双趋冲突是指在两个具有同等吸引力的正效价目的物之间只能择其一,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双避冲突是个体要在两项负效价对象之间进行选择,所谓的左右为难或进退维谷;趋避冲突是一种分裂性冲突,个体在同一时间、同一情境下既直面吸引力又遭遇排斥力。
3“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是指同一文化背景下多数成员共有的核心性格结构或人格特征,“众数人格”的分布有高度单峰式众数(unimodel)和多峰式众数(multimodel)。
4文化震荡或文化冲击是指由于内在的文化积累或外在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急剧变迁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共产党员网,2019.2.27,http://www.12371.cn
6人的三个不同层次:病态人格是指那些有显著的人格障碍或人格缺陷,出现人格扭曲甚至分裂的人;健康人格或健全人格是指构成个体人格的不同要素之间基本整合,拥有健全的人格调适机制以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情境;理想人格是人格的最高层次,是个体人格的理想境界,除了人格机制的适应性与协调性,主要体现人格的高尚与示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