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和第三次危机

　　经济学门派众多。从亚当·斯密开启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开始，基本的经济思想可以分为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主流，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理论基石的主流经济学的桂冠一直依经济运行的状况在这两大流派之间轮替出场，轮流坐庄。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也实现着变革与发展。“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史。”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引发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激烈争论，导致主流经济学继 20 世纪两次危机之后出现第三次危机。本文试图对此次理论危机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期探寻经济理论发展变革的可能方向与路径。“研究经济学的较重要变革、转折点或革命，有助于说明这门学科将来合理期望的发展，有助于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我们期望它提供些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

　　一、20 世纪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
　　
　　纵观 20 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导致当时处于主流或正统地位的经济学的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如果主流经济学既不能依据其理论逻辑给出合理的解释，又无法提出不超越其理论框架的消除危机的政策建议，那么该经济理论就处于危机当中。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 “经济理论的明显破产，即是，除经济学家外，对谁都显得最需要给予回答的问题，这种理论再次无言以对了。”

　　当然，对任何经济理论不能简单的只做工具主义的理解和看待，但当其无法对经济现实进行透彻解析和给出政策建议时，该经济理论必然处于被检验、被诘难的尴尬地位，同时也为既有经济理论跃升为主流经济学或新经济理论与流派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契机。

　　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70 年代分别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滞胀”危机，这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波及全球各个角落，成为资本主义的永久性梦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的缺陷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主流经济学也随之陷入两次大的理论危机，即古典经济学危机和凯恩斯经济学危机。对这两次经济理论危机进行总体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主流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 一) 古典经济学危机与凯恩斯革命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之源。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模型，认为价格和工资富有弹性，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系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及和谐性，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引导下，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在自由地追逐个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和满足社会共利;由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经济运行会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而且，经济增长将最终以“涓滴”方式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民众的普遍富裕。因而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扰动和干预。政府的功能仅限于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充当“守夜人”角色。正如斯密所说: “一个国家要实现从最低程度的野蛮到最高程度的富裕，除了和平、低税收和可容忍的司法管理之外，并不需要太多的其他要素，而且所有其他东西都会自然而然到来。”

　　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市场机制尽善尽美的自由放任主义虽然从 19 世纪初开始就为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所反证与诘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对古典经济学这一市场浪漫主义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必然性。

　　但是，在大萧条之前，西方经济学仍一直把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奉为圭臬。古典经济学也一直居于国家经济政策理论基石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古典经济学使人们对市场体系充满信心，“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想”。

　　然而，30 年代的大萧条击碎了“自动均衡”神话，宣告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主流经济学随之陷入第一次危机。琼·罗宾逊指出: “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着联系。那种保持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

　　大萧条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宏观经济事件。“20 世纪 30 年代的困境在政治实践和经济理论上都催生出了新的理解，即国家今后应该扮演一种更加积极的角色以维持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和就业。”

　　这里讲的经济理论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缺乏弹性的，自发的市场力量调节下的市场均衡的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导致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为了维持增长和就业，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实施管理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经济学“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不要看守者就可以运作良好的理念，……呼吁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对抗萧条期的失业。”

　　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避免了“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玉石俱焚”的局面。

　　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滥觞，也使得凯恩斯经济学一举成为经济学的新主流和新正统。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它席卷了整个经济学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关于商业周期和经济政策的思维方式。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大范围干预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或“凯恩斯时代”，这是人所共知的。

　　( 二) 凯恩斯理论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
　　
　　但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和凯恩斯经济学好景不长。凯恩斯经济学过于重视需求而忽视供给，经济政策带有与生俱来的通货膨胀压力。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恶果使资本主义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陷入“滞胀”的泥潭，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到 1980 年，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分别达到 7． 2% 和 13． 5%，货币学派关于“过度的扩张性政策将导致高失业和高通胀的结合”这一预测被证实。“虽然经济学的无知是失败的可能的祸根，但是遵循主流经济学的指导也未必保证成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储备系统的确遵循了主流经济学的指导，而正是那种指导制造了‘大通货膨胀’。”

　　正如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的价格暴跌和失业激增一样，凯恩斯经济学则解释不了 70 年代的价格飞涨和失业上升，在政策上也提不出使资本主义经济走出“滞胀”泥潭的主张。而且，凯恩斯主义的长期流行还导致军事开支激增( 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 、“富裕中的贫困”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由此，主流经济学陷入第二次危机。琼·罗宾逊早在 1971年就明确提出经济理论正在经受第二次危机，她指出:“第一次危机是由那种不能解释就业水平的理论的破产而产生的。第二次危机则是由这种不能解释就业内容的理论而产生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于二战前后反对国家干预的货币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自由主义借尸还魂，同时又产生了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它们共同构成所谓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迅速取代凯恩斯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学的新时髦并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段从凯恩斯主义撤退而向新古典主义复归的历史”。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撤退，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美国和英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尊崇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放松以至于解除政府先前对金融、贸易和通讯等部门的监管; 弱化或取消工会和政府对工人的保护，大幅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弱工人关于工资、福利的议价能力; 在国际范围内借经济全球化之机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推行新自由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全球掀起一股强劲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