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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和第三次危机(2)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4-10-21 共6367字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 年的高速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持续下降,及至1998 年,联邦预算出现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首次盈余。美国进入所谓“新经济”时代。再加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衰落与式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切都充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和不可撼动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西方经济学界以至于整个西方社会都似乎弥漫着一股过分自信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在2003 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卢卡斯甚至公开表示: 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2004 年也宣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

  二、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危机

  2008 年,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迅速爆发继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时至今日,危机的蔓延已进入第 6 个年头,但危机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世界经济仍然充满不着确定性。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无奈地指出: “我们经历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经济活过来了,正在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在经济大萧条爆发近百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再次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做出的论断: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得新自由主义承诺的自由市场将把全球带入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变成海市蜃楼,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头一棒,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向风口浪尖。尽管学术界对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众说纷纭,仍处在激烈的争论当中,但主流的结论是: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华尔街的自由放任直接为此次危机埋下了祸根,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视为罪魁祸首。“始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金融业管制的解除酿成了 2007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跟着出现的衰退。”

  随着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完全无法解释现实,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其理论自身能够摆脱危机,新自由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主流经济理论就此陷入大萧条以来的第三次危机。美国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促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扩张,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为这次体制危机埋下了根源。……当前的危机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的体制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危机。”

  我们认为,经济理论第三次危机的实质是既不能解释就业水平又不能解释就业内容而产生的危机,是比前两次危机更深重的危机。

  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基因上的缺陷和其市场浪漫主义色彩与古典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把它们统称为乌托邦经济学,并认为乌托邦经济学存在三大幻觉,即稳定幻觉、和谐幻觉和预测幻觉。

  同样道理,如同古典学派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避免大萧条一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非但没有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入自动均衡的坦途,反而将其拖入危机的深渊和泥潭。

  大卫·科茨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流行的结果导致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金融投机和一系列的资产泡沫,最终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恶化了美国及全球的大部分经济环境。当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正处于它最糟糕的阶段。”

  面对如此严重的宏观经济事件和深重的经济灾难,人们在惶恐中其记忆力自然转移到对付经济停滞、衰退和失业等现实问题的凯恩斯经济学之上,主张政府在市场激烈波动时必须介入、挽救市场于既倒的观点得到加强。正如克鲁格曼所说: “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 年代世界经济面临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

  各国政府不约而同的采取各种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也就是说,在政府政策层面,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危机爆发的当口和蔓延过程当中是如此。“布什政府在实施了 8年鼓吹自由市场、削减税收以及小政府的政策之后,把美国财政部变成了这个国家所有大银行的部分所有者和有效担保人。处理危机的行动,无意中使美国陷入了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干预。”

  《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不无讥讽地说: “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换句话说,我们名义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却不相信自由的私营市场。因此我们转而向政府寻求保护和稳定。”一些美国共和党人甚至把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金融救助计划称为“金融社会主义”。但是,问题在于: 回归凯恩斯主义的中长期效应又会如何呢? 其实,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陷入“滞胀”泥潭的事实或许对这一问题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也或许是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就人们对政府和规制的信念与日俱增、政府日益扩张这一事实表示出明显忧虑的缘由所在。

  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国际金融协会董事会主席约瑟夫·阿克曼就不无忧虑地指出: “我们必须抵抗住这样一种诱惑,即相信如家长一般喜爱干预的国家将是我们未来的模式。如果我们向着这种方向前进的话,则受损的将不止是商业,还包括整个社会。抑或像许多人说过的那样: ‘一个大到足以赐予你一切所求之物的政府,也强到足以剥夺你所拥有的一切’。”

  不争的事实是: 人们至今并未看到经济学对危机的有力解释和对经济复苏的有效政策建议,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相关政策在这场危机及其蔓延过程中均遭挫折。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引致了危机的爆发,那么凯恩斯主义显然也没能救全球于水火。各国政府的干预充其量是在危机爆发后第一时间的条件反射,不仅是一种道义也是政治需要。政策的反向调整未能完全恢复和确立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实践的发展对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经济理论处在艰难的嬗变当中。

  三、结语

  自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主流经济理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危机。这些危机反映了经济学面对经济实践验证的发展演变和创新过程。但是,每当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最需要经济学时,主流经济理论却总是无言以对,这也说明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完善,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所说: “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失。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渐偏离经济现实。因此,当危机临头,惶惶不安的大众急切需要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时,经济学家们却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见。”

  看来,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和不完善性也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随着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资本主义经济处在深度调整过程当中,虽然从短期的反危机和经济调整的政策措施看,凯恩斯经济学有明显复归的迹象,但是完全复归国家干预也未达成共识; 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日渐式微,但就此说新自由主义完全终结为时尚早。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理论如何发展演变,尚需根据经济实践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完全否定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和绝对排斥市场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再会有吸引力。毕竟,现代市场经济实践反复证明“每一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行就会孤掌难鸣。”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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