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共情效应的不足一直是跨文化翻译的研究重点。上世纪霍夫斯泰特文化差异理论的出现,为跨文化交际及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以文化差异理论中影响受众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为切入点,探究《雾都孤儿》权力距离下译者共情感受力差异、读者共情意识网不同等共情翻译困境,并在文化差异理论下提出《雾都孤儿》的创新翻译路径,提升译文的共情传播效应,推进英美文学作品共情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差异理论; 雾都孤儿; 翻译; 共情;
一、文化差异理论下的文学翻译
(一)文化差异理论的起源发展概述
从古至今,文化差异一直存在,而文化差异以理论形式被体系化研究,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1967-1973年间,荷兰学者霍夫斯泰特于万国机器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IBM)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性调查,旨在探析IBM内各国员工的国别文化差异及共性心理。在长达六年的研究后,霍夫斯泰特基于11600份调查,提出文化差异理论。霍夫斯泰特认为,文化并非个体特征,文化差异存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1980年,霍夫斯泰特基于文化差异理论的研究,出版《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指出了左右文化差异、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六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p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自身放纵与约束(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文化差异理论自产生后就被广泛研究及引用,加拿大学者彭迈克发展了霍夫斯泰特的文化差异理论,将文化差异应用在跨文化交流中,成书《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目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文化差异理论的应用频率及研究价值不断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二)文化差异理论的国内应用研究
文化差异理论在国内主要应用在跨文化交际及翻译这两个方面。文化差异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多见于商务礼仪、人际关系处理、口语的语言使用差异等研究中,例如罗朝红《跨文化交际中商务礼仪的差异分析》、曹胜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人际关系认知差异》、谢雨鑫《浅析英汉语言使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体现》等。文化差异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多适用于口语,而其在翻译中的应用则是口语及书面语兼备。文化差异理论在国内英汉互译的研究中,主要以同声传译、政要报道、法律翻译等具有客观性的语篇中。文化差异理论在针对主观性较强的文学作品的共情翻译中,依旧处于研究发展阶段。基于此,在文化差异理论下探究英美文学的共情困境,旨在将作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以确切文字转到第二语言中,完善翻译主题、扩展翻译维度[1].
(三)《雾都孤儿》的汉化翻译现状
目前,《雾都孤儿》在市面上流通的汉译本,主要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荣如德版、译林出版社的何文安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雨石版为主,除此之外,张玲、李卫东、董黎等诸多学者也多次进行过汉化翻译,但其影响力和销量远不如前三者。在目前的所有汉化译本中,译文语篇基础结构都较为完善。但在文化差异背景下,尽管不同译者在翻译文章时的情感表现力都各有不同,但在共情翻译上仍有不足,能够完美契合作者原文语境的译本几乎没有。译者共情能力的差异及不足,更影响了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共情体验。"原作者-译者-读者"的共情效应传播无法有序开展。《雾都孤儿》一书的情节内容涵盖了童工、青少年犯罪等上世纪英国基层的黑暗面,披露了当时英国文化背景下群众的心理,具有强烈的情绪效应及共情观感,而其明显的英国阶层文化在翻译中也具有文化差异特性。基于此,以《雾都孤儿》为例探究文化差异理论在英美文学中的共情力表现,具有代表性。
二、文化差异理论下《雾都孤儿》的翻译共情困境
(一)权力距离下译者共情感受力差异
在霍夫斯泰特针对文化差异理论进行影响维度研究时,他首先就指出权力距离是影响文化差异的第一要素。权力距离作为影响个体价值观的"信念因素",本身就以个体自身成长条件为基础。霍夫斯泰特在IBM的研究中得出,阶层高的管理者与阶层低的雇员所持的"权力距离",是其思维差异的根本。权力阶层的不同,价值观及共情效应也不同,这一点体现在《雾都孤儿》的翻译中也尤为明显。一方面,针对荣如德、何文安、黄雨石等译者家庭考证可知,作为上世纪我国文化素质较高的译者,其家境、学识都具有中上水平,其对《雾都孤儿》中的基层困境具有"权力距离"下无法逾越的微共情差异,即霍夫斯泰特所说的低度权力距离,在此情况下,译者对文本的翻译更站在客观及大局观的角度翻译[2].而在翻译中,译者群体因也具有自身环境和阶层的差异,译文的文化差异又有了权力距离的二次划分。例如《雾都孤儿》第一章的翻译中,译者荣如德将"For a long time after it was ushered into this world of sorrow and trouble, by the parish surgeon, it remained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doubt whether the child would survive to bear any name at all"翻译为"在教区医生把那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愁苦和烦恼的世界上来以后,他能不能存活并获得一个名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相较于家境较好的译者荣如德,译者黄雨石作为从"小字辈"一步步提升的学者,其将此句英文翻译为"在教区医生把这小东西领入这个充满悲伤和苦难的世界很久以后,人们一直都十分怀疑,是否值得给他取个名字;因为看来这孩子未必能存活几天。"黄雨石译版将这个世界形容为"充满悲伤和苦难",相较于荣如德版本的"充满愁苦和烦恼"更具有情绪冲击力,更能表现上世纪英国的时代困苦。"烦恼"较于"苦难",程度过弱,无法体现上世纪英国的黑暗面,这是译者思维差异下权力距离对于共情翻译的阻碍[3].
(二)个体主义下读者共情意识网不同
一方面,学者杨慧芳曾指出"处于中高阶层的读者,能够理解文学中下层人民的艺术化表达,但无法与之产生较强的共情效应".译者在保持专业程度的基础上,其译文的共情感受都有程度上的较大区别,而来自较高权力阶层的读者,在感受译文的共情情绪时更是稍显不足[4].另一方面,由文化差异的维度之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可知,个体特征不同下,读者的共情意识网也不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除读者因阶层不同而产生的共情能力差异外,读者自身的文化程度及对原作的了解程度不同,其共情意识网中对"看到语篇内容-激发情绪-找到情绪内因-情绪升华"的程序处理也不同。例如在何文安译本中,《雾都孤儿》第十九章里译者将"give him something to drink,burn my body,make haste"译为"快给他点喝的,真是活见鬼".在此语篇语境里,大部分读者从看到语篇内容,感受到人物愤怒的情绪;部分读者因了解上下文背景或看了注释,得以分析出人物的情绪内因并非是对脏老头的厌恶,而是看到底层人民困苦生活后对这个时代的愤怒。只有极少数读者才得以将情绪升华,达到与原作者共情的地步,结合当时英国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背景,意识到作品的批判思维。大多数读者仅处于"看到语篇内容-激发情绪"的环节,共情意识网具有差异性,对译文的共情体验较差。
(三)性别维度及民族文化维度共情困境
同区域生活的群体中,性别维度及所属民族不同,其在针对译文的理解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共情困境。霍夫斯泰特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价值观多有不同,甚至呈相反状态。以《雾都孤儿》第一章奥列夫的出生为例,男译者荣如德将产房护士的"Loe bless her drar heart,no!"翻译为"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不能";而女译者张玲将其译为"上帝保佑这可怜的女人渡过难关吧".相较于荣如德译本,张玲的版本更能体现贫苦母亲因生产条件限制而生产的艰难。由此可见,男译者与女译者的译文,对作品中女性生产的共情感并不同[5],由此可见,男性与女性读者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共情体验。根据《雾都孤儿》豆瓣读者区域调查可知,男性读者普遍对译文中奥列弗的经历产生共情,女性读者普遍对书本中"堕落女性"形象的南希产生共情心理。除此之外,在不同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因对英国工业革命背景及英国文化了解程度的限制,加之译文的本土化效应,读者对于书本人物的共情多浮于"同情、悲悯"等情感。例如何文安译版将"your worship"译为"大人"而非"长官阁下",译文符合上世纪本国语境,却不符合英国文化中的叫法。过于"归化"的翻译方式使读者在阅读时以中式思维代入,难以让读者产生共情思想。
三、文化差异理论下《雾都孤儿》的创新翻译路径
(一)避免翻译中的"不确定性"
文化差异理论中指出,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会出现"不确定性"的负面心态,针对不同于我们母语(汉语)的第二语言(英语),读者对于原作和译文的不确定程度较高[6],这就需要译者扩大翻译中可能出现"不确定性"情况,即防止会让读者产生多重疑义的译文。以何文安译本为例,其将《雾都孤儿》第二十章中的"touching his fur cap"译为"他碰了自己的皮帽",尽管结合上下文进行理解,读者依旧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描写。但根据英国的文化习俗,"碰帽子"的动作是一种礼仪表现,而何文安的译文让读者不确定、甚至直接误解了其动作描写的含义。荣如德译本对比何文安译本的"不确定性"较少,在文化差异理论下,以荣如德译本为借鉴,具体指出动作/语言的含义,提升译文的确定性。荣如德将"touching his fur cap"译为"他举手碰了下皮帽,行了个礼",相较于何文安的译文加了"行礼"的确定性行为,避免了读者对于人物动作的不确定性理解。基于此,在《雾都孤儿》的翻译中,结合前人的优秀翻译语篇,深入应用文化差异维度的"不确定性避免"策略,以提升读者对译作的精确理解,推动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二)适当增补翻译以完善共情意译
在译作中,增译补译是经常出现的翻译策略,上文中荣如德译作中"他举手碰了下皮帽,行了个礼"的例文,不仅缩减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也是通过增补翻译以完善共情意译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根据文化差异中个体特征下读者意识网的不同,适当增补译文,引导读者从"看到语篇内容-激发情绪"过渡到"找到情绪内因-情绪升华",从而达到情感共鸣的结果。学者郭著章指出,增补翻译的应用并非否定直译策略,增补翻译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即"原文直译、补充意译".在翻译中,将直译的内容转换为"意译+直译"的形式,将原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官体验,确切利用第二语言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文化差异理论的范围下,秉承"增译不增义"的原则。译者需明确增译是为完善共情意译的策略,其不可以主观思维进行过度发挥,增补意译最终还是要回归原作,符合原文主题思想。
(三)受众多元下类别划分译本
目前,市面上除普通的正常译本外,还有针对青少年的"青少年译本",青少年译本中对于英国底层黑暗阶级特别是"堕落女性"的描写较为隐晦,符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和可接受的思维特性[7].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男性度和女性度下价值观不同"、"民族维度不同"、"受众阶层不同"的特点,可通过划分"青少年译本"为借鉴,根据受众群体多元划分汉语译本,创新翻译《雾都孤儿》的多种译本,以推进所有受众阶层、不同程度的共情体验。首先,基于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人数较大民族群体对汉语文学的理解差异,可根据我国的民族区域情况系统划分少数民族类译本,以较为符合他们本民族的归化翻译法进行创新翻译。其次,根据男性及女性价值观的不同,可依据市场"男性读物"、"女性读物"的阅读思维,划分符合不同性别人群下的译本,以满足男性/女性在阅读《雾都孤儿》时的共情点。综上,根据多元受众划分不同类型的译本,创新翻译《雾都孤儿》的多种版本,以满足不同受众的共情思维、辐射多元读者意识网,从而最大广度提高英美文学读者的情感共鸣。
文化差异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时经常出现,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影响价值观的六个维度可知,不同区域、不同阶级甚至不同性别的读者群体,都会在译文共情体验中产生差异。通过缩减翻译中的"不确定性避免"现象、在翻译中使用增译和补译策略等路径,弱化《雾都孤儿》的共情困境,推进跨文化翻译的精准度。基于此,其他英美文学作品在翻译中也可以此为鉴,应用文化差异理论完善翻译主题思想,让不同层级的读者最大程度的产生共情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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