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比分析苔丝和爱玛的爱情悲剧

　　摘要：苔丝和爱玛的爱情悲剧均导源于父权制主宰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中,失贞的苔丝不仅得不到世人的同情,还成了受侮辱的对象,她的爱情因为主流的价值观而走向悲剧。爱玛也面临相似的命运,为了迎合男权社会的需要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物欲和肉欲的刺激下让爱情变质并最终走向毁灭。苔丝和爱玛的爱情悲剧,不仅艺术地呈现了身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人生选择,而且为当今时代从女性主义视角观照苔丝或爱玛式的悲剧带来重要启示。

　　关键词：苔丝; 爱玛; 女性主义; 爱情悲剧;

　　波伏娃在其女权主义经典之作《第二性》中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特定的社会文化赋予女性特定的社会地位,并由此影响到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在19世纪西方文学的人物长廊中,有两个命运悲惨的经典女性:一个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一个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前者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由一个天性纯洁的姑娘变成一个犯人,在爱情之路上受尽折磨,是受压迫、受侮辱的对象;后者在虚荣腐朽的风气下为了依附男性而放纵欲望,在自我毁灭中葬送了爱情。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比较苔丝、爱玛的爱情悲剧,并分析其重要意义。

　　一、父权体制下的成长之路

　　在中西文明史中,女性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在奥林匹斯山建立了神统社会,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在基督教文明中,上帝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制造了女人,从此规定了女人依附男人的从属地位。女性一出生就落入“第二性”的身份,在社会地位、家庭环境、成长教育、婚姻生活等方面都受到男性的压制。

　　(一)经济的破产和男性话语文本的腐蚀

　　苔丝生活在19世纪末,这时候的英国正处于工业入侵农村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的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了整个国家,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古老的秩序不断被破坏,个体农民不断被逼向贫困和破产。苔丝家的生活状况就是当时英国农村农民阶级生活的一个缩影。她的父亲只是贫穷的乡下小贩,嗜酒如命,懒散而又愚昧,当得知自己可能是贵族后裔后,他虚荣地把爵士的头衔挂在嘴上,沉醉于名门望族的梦幻之中。虽然父亲在小说中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他也是影响苔丝命运的人物之一,他游手好闲,追求虚荣,两次让苔丝走入亚雷的“虎口”:正是因为父亲的懒惰,苔丝才会替本来应担当家庭重任的他赶马,并导致马匹死亡,后来又在父母的一致安排下去养鸡场做工。她的母亲靠挤牛奶和洗衣服补贴家庭,也是个浅薄无知、贪慕虚荣的农家妇女,一心想让苔丝嫁到贵族本家去,把老马的死当作嫁女儿的契机,不教导女儿提防男人,还怕她对男人摆架子;知道女儿被辱,不仅不安慰受伤的女儿,还责令她去嫁给别人。这样无知又虚荣的父母,再加上他们的七个儿女,一家沉重的负担都压在了苔丝的身上,生活的贫困拮据一开始便给她的命运罩上了阴影,她不得不出去工作,尖锐的事端又集中指向苔丝,后来父亲去世,家境困顿,她又不得不牺牲自己去做亚当的情妇。

　　《包法利夫人》展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社会风貌:法国资产阶级引以为荣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已平息,爱玛的生活时代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上也盛行着享乐主义的恶浊风气。爱玛出身平民,她的父母却好高骛远,异想天开让女儿接受贵族教育。爱玛天生丽质,在修道院读了很多浪漫的书籍,却渐渐养成了向往上流社会的糜烂思想和爱幻想的习惯。“少女时代囫囵吞下的那些浪漫主义文学的爱情故事,摧毁了爱玛的自发性,她的主体是被那些‘读物’填充起来的。”[2]爱玛的情感和人格都是在阅读中形成的,夏多布里昂、贝纳尔丹、司各特的浪漫小说充斥了爱玛的思想,这些父权话语强势影响了爱玛此后的爱情选择。“她但愿自己能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里,像那些身穿长腰紧身胸衣的城堡主夫人一样,整天待在有三叶饰的尖顶拱门下面,双肘撑着石栏,手托下巴,眺望远处平野上一位骑黑马、戴白翎饰的骑士疾驰而来。”[3]35爱玛从男性读物中接受的价值观,将自己束缚在父权话语的囚笼中。所以,爱玛在往后和包法力的生活中、在与鲁道尔夫和莱昂的偷情中,时刻把自己置身于男性文本之中,把自己的经历和书中的人物做了无意识的比较。

　　(二)爱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苔丝容貌出众、心地善良、纯洁天真。她有着乡村姑娘的矜持,但和别的年轻女子一样,心中有一个“个人独特的小太阳”“有一种梦想、一种爱情、一种心思。至少一种渺茫的希望。”[4]她的爱情虽然还没有萌发,但她也会因为错过了舞伴而愁闷烦恼。她天性单纯,带着大自然的古朴气息,“在她对生的权利的质朴意识中,隐含着她的生命意志对命运的顽强反抗,渗透了一种强大的、感性的、源出远古的生命气魄”[5]。她的爱情是在与克莱的相识中萌生的,又在与克莱和亚雷的纠葛中体现的。在爱情中,苔丝和爱玛不一样,她爱憎分明,明白自己追求的是爱情不是欲望,然而失贞的事实成为她一生背负的十字架,在爱情里她一边自卑着不敢敞开心怀,一边又要将身体投入恶人的怀抱。尽管她遭受了屈辱,但在她纯净的内心世界,永远保留着不会被玷污的纯真感情,那就是她最真挚的爱情。最后,苔丝在现实的逼迫下选择了爱情,也付出了生命。

　　爱玛对爱情始终充满了幻想。她向往的婚姻,是那些让人浮想联翩的蜜月旅行,是有着浪漫气质的丈夫不断地给她新奇和甜蜜,是穿梭在贵族场里的莺歌燕舞、觥筹交错。她爱那些缠绵悱恻的诗句,向往恋爱小说里的浪漫场景,喜欢市声喧闹的街道,人头攒动的剧场,灯火辉煌的舞会。她的爱,都给到了这里。同时,“资产阶级高奏凯歌的时代到来,却预示了拿破仑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一去不复返,连野心勃勃的人物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庸碌无能之辈”[6],现实中的包法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虽然包法力平庸的才能和平庸的人格唤不起爱玛对爱情的期待,但他始终深爱着她。然而这些根本不够,爱玛想要的是一个“样样事情都无所不知,样样技艺都无所不精,应该能教人领略激情的魅力、生活的真谛、教你洞晓世间种种奥秘的人”[3]38。把爱情建立在虚幻、虚荣之上,一开始便注定是悲剧。更可悲的是,她的周围还充斥着一些贪婪、自私、庸俗的男人。伪君子鲁道尔夫是情场高手,只把爱玛当作他的玩物而已,莱昂从怯懦到风流转变的同时,也预示着激情总有褪去的一天。正是这些人与爱玛性格之间的交合与对立,导致她一步步走向堕落。

　　二、男权社会中的爱情追求

　　恩格斯说:“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犯罪而要引起严重法权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反被视为荣耀,或是在顶坏的场合也不过当作道德上的小污点而泰然处之。”[7]男权社会实行的是双重的道德标准,男性掌握着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妇女的命运。因而在两性关系中,虽然女性常常是事实上的受害者,但她们往往不仅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被扣上道德沦丧的帽子。男性却可以逍遥自在、胡作非为:他们一方面寻花问柳,把女性视为玩物;另一方面却禁止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在追逐情爱的过程中,男性可以被称作情场高手,女性却被视为不道德的人。在男权系统下,女性的反抗一旦与男性对立,其结果只会被社会不容,而一旦放纵自我,则会走向堕落的深渊。

　　(一)顺从与反抗

　　有人认为苔丝的悲剧命运在于她所做的牺牲。诚然,她为父母分担家务,早早地挑起家中的大梁,给兄弟姐妹以关爱。她为了生计投奔亚雷,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误入亚雷的圈套还毫不知情,被亚雷诱奸后,她才明白自己失去了贞洁。更加残酷的是,苔丝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道德标准下,那一时代的道德观将贞操作为衡量女性是否贞洁的标准,特别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价值观念下,女性失去了贞洁就被视为有罪;而男性却不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在与克莱相识相爱的过程中,苔丝仍处在自身的防备状态:一方面,出自身体的本能戒备;另一方面,失身后处于自卑中而对自己的爱情毫无信心。因而,苔丝比克莱更加痛苦。克莱只需克服追求苔丝的煎熬,而苔丝却总在与克莱的相互吸引和由于自身不可言说的痛苦而对他的排斥中挣扎着。她的心虽然是纯洁的,但是她又没有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羁绊,“经过长期的强权压制和男性话语的规则与控制,女性已经屈从并认同了这种男权化的观念”[8]。

　　在别人看来,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洁就带有罪孽,即使她是一个被害者;在她看来,身体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所以羞耻与一个男人谈婚论嫁。自责像鞭子一样常常鞭笞着自己的心,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坏女人”“淫妇”。她分明知道自己在克莱的心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她却总是感觉是自己在引诱他,她甚至希望他把他的心放在自己的伙伴而不是自己身上。克莱在向苔丝求婚后,苔丝很坚决地回绝了,那是她用硬装的良心去对抗她那颗热烈的心。其实,苔丝一直在顺从,顺从这个社会体制,这个在父权系统下的道德规范。她不敢接受爱情,因为在社会里她被视为有罪。然而,苔丝时刻在反抗,她理清心绪,答应克莱的求婚,出于对克莱的爱情和忠诚,苔丝坦白了自己不堪的过去,她以为克莱会像结婚前说的那样理解她、原谅她。但事实上,克莱知道后立刻改变了看法。苔丝的悲剧重新开始,她就这样被抛弃了。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克莱曾做过放荡的事情,而且出于自愿,但是苔丝是被迫的。

　　在家庭遭遇困境后,苔丝怀着绝望的心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再次回到亚雷的怀抱。尽管对亚雷毫无感情,甚至十分厌恶,但此时的她已别无选择,只能献出自己。在一个很难通过自主劳动取得报酬的时代,苔丝这样已经失去贞操的女性,只有再次牺牲自己的身体,逼迫她走向对爱情的背叛。然而,苔丝最终又一次选择了爱情。克莱回国找苔丝,重新勾起了苔丝内心的痛,她悔恨交加,终于在亚雷的侮辱下,杀掉了他。苔丝最终追随了真心,却也将自己逼上了绝路。苔丝为爱情而走向毁灭,无疑是一种圣洁而崇高的精神之举,在自我毁灭中得到了至真至纯的升华。可以看出,这一切都是男权话语主导下的贞洁观所引发的悲剧。杀掉亚雷并不只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为自己的身体报仇,血洗亚雷的玷污所带来的一切心灵伤害。她的做法当然是毁灭了自己,但与此同时,她也希望能将自己被辱的事实毁灭掉,这种反抗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她对旧道德的屈从。

　　(二)欲望与堕落

　　与苔丝相比,爱玛的爱情是卑劣的。与其说她在追求爱情,不如说她在追求中玷污了爱情。她本来也是个纯真的少女,对爱情有美好的渴望,但由于对爱情的要求太高,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在不断地产生与被填补中扭曲了她的灵魂。

　　爱玛最初选择了包法利,但这显然不是她理想中的恋人:由于包法利的平庸,她不可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也没有放纵的资本。爱玛一开始是顺从的,也想主动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弹琴绘画,把饭菜做得别致,把家具摆得新奇,她总想做些改变,在自己营造的幻想和类似上流家庭的生活环境中去感受、去满足她的虚荣心。但她所做的一切并未激起丈夫包法利的热情,这让她无比失望,进而在失望与烦愁中把希望寄托在其他男人身上。在消极颓废的社会风气下,爱玛转移了自己的爱情,没有钱,就把肉欲作为唯一的消遣。在和子爵跳过舞后,爱玛心里就有了一个虚幻的恋人,在不动声色的生活之下,她的心早已骚动不安,这也是日后出轨的导火索。到了永镇,她遇到了莱昂,在交谈中竟然体会到如夫妻一般的温存。虚幻的恋人已经化成现实中的莱昂,这使她滋生了出轨的念头。她也想努力克制自己,但肉体的需求、金钱的诱惑和感情的压抑交织在一起,让她愈来愈无法自拔。在这种痛苦中,爱玛对丈夫越来越不满意,心灵也逐渐扭曲:苦于找不到“正当”的出轨理由,她甚至恨不得丈夫揍自己一顿,好让她名正言顺地以特殊的方式恨他、报复他。

　　在与莱昂私会之初,爱玛体会到了偷情的快感,也似乎得到了她所希望的“真爱”。但她也发现,这种愉悦无法维持太久。她把每次约会都想象得轰轰烈烈,但过后却无新奇之感,事实上,他们都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尽管爱玛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仍然把莱昂视作幻想中的完美恋人,坚持这段爱情的幻梦。情场老手鲁道尔夫看出了爱玛的心思,在他的眼里,女性就是玩物,于是立即将爱玛当成了漂亮而单纯的猎物。在他的麻醉下,爱玛选择了堕落并为此心花怒放,感觉自己像是真的走进了书中读过的那个神奇而又销魂的世界。她在现实中沉溺于肉体的欢愉,在假想中醉心于爱情的浪漫,始终在这段爱情的迷梦中放纵自己,最终耗尽了家产,甚至负债累累,不得不在绝望中用砒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去的那一刻,她喊了一声:“瞎子。”而这,也是她对自己的真实评判。

　　爱玛终其一生都在和男人纠缠。表面上看,她的悲剧源于一开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但事实上,这一切也来自于女性的自由和权利所受到的压抑。尽管包法利真心爱她,但他的平庸和迟钝无法满足爱玛对爱情的渴望,而爱玛受制于已婚的身份和社会舆论而无法重新选择、公开追求爱情,只好选择与别的男人偷情,同时又逐渐沦为男人的附属品甚至玩物而被其占有操纵。在这样的男权社会中,爱玛当然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只能在自己和他人共同织就的爱情迷梦中自我满足,生活在不可遏止的欲望和无处不在的压抑中,最终走向灭亡的悲剧结局。

　　三、苔丝、爱玛爱情悲剧的当代启示

　　从本质上看,苔丝和爱玛的命运悲剧都是女性的爱情权利和个性自由受到男权文化思想的压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的出现,女性在长期的压抑和沉默后,开始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地位进行思考。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女性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得以与男性处于同等的位置接受教育、参与社会劳动、进行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然而,倘若不破除长期以来男权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苔丝或爱玛式的悲剧或许还会在当代上演,而这正是这两部作品所带来的重要启示。

　　比如,苔丝的爱情悲剧在于她把纯洁的贞操视为理想爱情的必备基础。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苔丝的选择体现出她受到了男权话语的主导,她的某种执念把自己和真爱永远地分隔开来,并最终以暴力的方式还击社会恶势力,迸发出强烈的反抗性。从某种层面上看,苔丝是令人钦佩的,但是用当代的眼光来看,她又是可悲的。首先,她这种极端的手段不仅葬送了爱情、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其次,苔丝热爱的克莱其实也不过是个自私的男人。克莱蔑视社会礼俗、厌恶城市生活,俨然是一个现代的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他身上却有明显的封建性。克莱是欣赏苔丝的,但更希望苔丝成为一个完全忠实于他、为他所用的女人,因而对苔丝缺少真正的同情和关爱。他自己也曾有过放荡的生活,却不肯原谅无辜失贞的苔丝。他并不顾及苔丝的感受,不考虑事情的原委,只是痛苦于苔丝的纯洁形象在他心中土崩瓦解,却毫不顾及苔丝的身体和心灵创伤。他的灵魂深深地打上了特定时代道德观的烙印,最终以男性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将苔丝无情地抛弃,致使无助的苔丝又一次被亚雷利用。如果说亚雷造成了苔丝在肉体上的伤害,那么克莱则对她施与了精神上的致命创痛。爱玛的人生悲剧也说明了欲望化的社会风气对女性的宰制。因而,女性必须真正获得精神上的独立,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综上所述,苔丝和爱玛的爱情悲剧在当代都有现实意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女性因受制于男权而在婚姻上不自主,还是因追逐于金钱和地位而选取不健康的婚姻爱情标准,这些都是当代女性需要警惕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2]张凌江.被文本吞噬的爱玛——对《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J].铁道师院学报,1999(5):3-5.

　　[3]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周克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4]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0.

　　[5]黄燕尤.在比较文学视野里——中外文学研究与阐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62.

　　[6]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7.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

　　[8]杜艳红.苔丝——女性的悲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2):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