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美国文学中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建构历程

　　从 1785 年第一批华人抵达美洲大陆后，至今已有七八代人了，这 200 年间，美国华裔男性为美国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许多人为了修筑横贯美国东西海岸的铁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在美国社会里，直到近几十年，他们一直鲜有地位和社会权利，更少有文学创作，似乎被历史淹没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 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由于排华法案的迫害，唐人街形成了畸形的单身汉社会，华裔男性被西方文化描述成各种各样的“他者”形象，以突显萨义德所谓的欧洲白人种族的“文化地位的优越感”( positional superi-ority)。在东方主义的霸权话语下，美国文学中产生了诸如傻里傻气的阿辛、狡猾的异教徒中国佬、想讨好白人的侦探陈查理、邪恶而又对白人心怀叵测的傅满洲等华人刻板形象。总之，在近代历史中，丑恶、狡猾、愚昧无知、淫荡邪恶的华人刻板形象已根深蒂固地留在了西方主流话语中，那么究竟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男性华裔的刻板形象是如何建构的，笔者结合美国近代种族历史、对华政策以及华裔美国文学的某些代表作家的作品文本分析，以期解构美国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建构历程。

　　一 、早期华人移民对华裔男性形象的影响

　　究竟何时何处第一批华人抵达北美，至今无从考证。但是，直到旧金山发现金矿后，华人才大规模涌入美国。二战前移美华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广东省，方言多说台山方言。要了解早期华人男性形象，分析他们的文化社会阶层构成和赴美的主要动机是很有必要的。

　　首要的原因是利益的驱使。最初的华人几乎都是男性，他们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旧金山就是为了发财致富。

　　1849 年，抵达美国的矿工有 325 名，一年后增至 789 名，而后在 1851 年达到 1851 名 ，而到了 1882 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前，美国的华人已经多达 150000 人。其次，社会动荡也迫使许多华人到国外寻求生存空间。清朝末年，税收太重，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使战火蔓延到了广州，大量农民无法生存，只好背井离乡。据历史学家估计，在长达十年的内战中，全国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虽然清政府于 1712 年颁布法令禁止国人向海外移民，但是连年战争再加上列强在沿海港口获得的特权，使政府已无力阻止国人移居海外，甚至不得不最终撤销了这一法令。据估计，19 世纪下半叶大约有 300万华人移居海外，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北美。第三，政府昏庸无能，导致洋人横行霸道，用虚假广告欺骗华人赴美做苦力。许多为美国公司服务的船商通过广告和传单，对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大肆捧吹。比如当年的一则广告上写道: 在美国，你会有丰厚的薪金，宽敞的住房，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随时能与朋友通信，向家乡汇款，我们负责邮寄安全。美国是个好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兵乱。人人平等，不分贵贱。在这些诱惑下，很多华人靠抵押农田、房屋、个人财产，或凑钱借款等方式凑足赴美的盘缠，甚至成为契约劳工，正如汤亭亭在《中国佬》中所云，“美国修建跨大陆铁路需要大批苦力，于是从中国雇佣了大量劳工”。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 19 世纪中叶流落或被骗卖到美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是男劳力，他们大多是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金钱，甚至少有文化的农民或者乞丐般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来到了美国，是为了生存和向往美好的生活。然而，华人到了美国几乎被视为奴隶一般，干着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工作，但他们大都逆来顺受、吃苦耐劳，即使在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也少有反抗。因此我们客观上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吃苦耐劳、纯朴而没有文化的早期华人给美国白人社会留下了极坏的最初印象。他们留着长辫子( 因为按照满清的律法，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 ，与外国人格格不入。这些早期的华人移民留给美国白人社会极差的第一印象就逐渐奠定了美国白人社会对华人男性刻板形象的基础，再经文学文本的刻写，就逐渐形成了华人男性的刻板形象，即不懂英文，愚昧无知，逆来顺受，留着大辫子的“苦力”形象，这种形象甚至早期用来区分华人与其他亚裔移民的标志。

　　二、 美国社会畸形排华政策对华人刻板形象形成的影响

　　对于华人男性的刻板形象的成因，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排华法案也难辞其咎。美国政府在 1882 年颁布了著名的排华法案，华人是在从民族的角度最早被禁止进入美国的移民群体。从 1924 到 1943 年，一个在中国出生的人除非能证明他有个美国国籍的父亲外，否则他将不能移民美国; 即使有了美国国籍的华人，也不能担保他在中国出生的妻子入美;任何一个美国妇女如果嫁给一个华人，她将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她的美国国籍。这一法案几乎把华人赴美移民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60 余年，直到 1943 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马格纳森法》，才废除了此项法案。这长达 61 年的排华法案，“使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耽误了”。

　　首先，排华法案导致了美国华人社会的畸形发展，对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排华法案限制了大量中国大陆妇女赴美定居生育，导致华人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进而导致男性华人性心理和性行为失常，更直接影响到华人社会人口的增加。据记载，1860 年华人社会的男女比例是 19∶1，到了 1880 年则是 27∶1，1910 年是14∶1，1920 年是 7 ∶1。这些数据表明，虽然美国华裔男女比例从 1860 年到 1920 年是逐渐升高的，但直到一战爆发后，唐人街女性的比例最高点才到 1/8。总之，排华法案极大地压抑了华裔人口的增加，致使华人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其次，排华法案也影响着华裔男性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在这个“光棍汉”社会里，男性华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无法进行正常的家庭夫妻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致使很多华裔男性闲暇之余无所事事，出入赌场和妓院，甚至吸食鸦片。

　　一些华人曾经说过他们逛窑子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空闲的时候实在无事可做; 一些人参加教堂组织的英语课程学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是女性; 无聊的洗衣工们时常以猥亵的黄色图片和图书寥以自慰。华人单身汉畸形社会也反映在某些华裔作家的作品中。早期的华裔作家朱路易 1961 年发表的《吃碗茶》真实再现了一个被迫封闭，由老年男子统治的中国父权社会，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华人单身汉。除了嫖娼，无聊的华裔男性也转向了赌博。在 1936 年，仅有 3 万华人居住的纽约唐人街就有 50 家赌场，居住在波特兰的 2000余华人竟拥有着不下 30 余间赌场，彼斯堡的 500 名华人竟为拥有 6 家赌场而“自豪”。由此可见，嫖娼和赌博极其盛行。

　　再者，排华政策也制约着大部分华人的从业范围。华人起初带着美好的期望踏上了美国这块土地，但是从到达美国后，从一开始他们做最低等的苦力活，如修铁路、挖煤矿，其中“1 万多名华人劳工帮助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铁路”。他们像奴隶一样被白人奴役着，华工因罢工而遭到屠杀，只有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轮到他们干。华人因为能吃苦耐劳，为此美国人视华人为竞争对手，想方设法排挤他们。他们被白人从煤矿业中驱逐出来，律法又禁止他们在西海岸捕鱼下网，工厂和农场也容不下他们。举凡华人能容忍的行业，都属于职业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据统计，“时至 1920年，在美国有一半以上受雇的华人在洗衣店或在餐馆干活”。这种悲惨处境也可以在许多华裔文学作品里找到佐证，《吃碗茶》中的王华基曾以开餐馆为生，此后在唐人街地下室又经营了一家麻将馆，和他同船来美国的李刚则开过洗衣店; 汤亭亭在其处女作《女勇士》中也透露了她父母曾经开过麻将馆，后来主要以经营洗衣店为生。由此可见，不管是从历史还是文学文本中，华裔男性的“女性化”现象都不鲜有记载。

　　大部分华人男性被迫生活在以唐人街进而形成了与主流不同的华裔社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光客。而每年到纽约和旧金山华人街参观猎奇的白人足有几百万，这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美国少数裔的“青睐”。在短暂的观光之后，留在美国白人印象中的只是对华人社会表象的认识，是美国社会压抑下变形扭曲的华人男性刻板印象。这些形象一经文学的描述，再加上影视传媒的渲染，便愈加强化了白人社会对华人男性形象及其社会的误解和偏见。也许有关华人男性刻板形象的表述确实存在，但是追究根源，美国白人政府不得不负全部责任。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种族利益而将华裔民族囚禁在唐人街社会任其畸形发展，是他们一直试图将这个种族视为低下的“他者”而得以保存自我高傲的优越姿态。

　　三、 西方文化对华裔男性的东方主义表述

　　除了以上两种形成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原因以外，西方文化霸权对华裔的东方主义强权表述也是造成华裔今天刻板形象的深刻原因之一。如上文所述，早期到达美国大陆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无法用英文书写他们自己的劳动、生活和心理情感，无法书写他们对美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遭受的种种苦难。虽然也鲜有一百首诗歌留在了旧金山海湾的天使岛上，但这些文本是用汉语书写的，自然无法进入白人主流社会，其结果必然阻碍了华裔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中的自我表述。此后，由于美国排华的反动政策越来越激进，华人的处境更加艰难，生存空间急剧压缩，更不用说文学创作了，他们甚至因为几句话说得不好就惹祸上身，甚至遭到屠杀，这一切致使“华人弱势话语在历史的进程中就消音了”。

　　华人无法表述自己，只好被西方主流话语所代述。从美国文学作品来看，直到二战爆发，几乎所有的美国白人作家对华人所做的只是写一部描绘唐人街的书，亦或写一段易于出版的有关亚洲的故事。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华裔形象主要塑造了两种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第一种男性华裔形象是傅满洲。他精通西洋知识和科学，没有同情心和道德。他有一流的智慧，是映衬白人主角的反面人物，是超人，撒旦的人形化。但他最终也无法战胜有道德的、心肠火热的英国主人公。他最终没有战胜白种人，似乎暗示着华人( 意欲吞噬美国的“黄祸”) 永远也不可能战胜美国白人社会，只能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与之相反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华裔男性形象是出自于厄尔·德尔·比格斯著《陈查理探案集》的陈查理。陈查理笨手笨脚，永远是低眉顺眼的奴才。

　　他是一个“臃肿的，咬文嚼字却又口齿不清的，娘娘腔似的”听命于白人的小侦探。这段查理写给达夫信中的句子也许更能揭示出查理的奴性形象: “当我得知，在你( 达夫) 那高贵而紧张的大脑中仍给最卑贱的陈查理留有一席之地时，我感到自己已是个很富有的人了……这种东方人性格逐渐改变的状况是否应该归功于我在不平静的美国人中间生活了多年这一现实?”

　　陈查理看似一个大侦探，其实与甘加丁一样，是白人沉默的仆人，是白人主流社会杜撰的“模范华人”。这也印证了为什么陈查理在美国社会比傅满洲更受欢迎，因为他对美国白人社会的主导地位不构成威胁。

　　是故傅满洲和陈查理代表着两种华人形象，前者“恶”后者“善”，但此种善恶并非是人性的善恶，而是种族和文化的善恶，其标准是华人对美国白人是有利还是有害。这两种典型形象都是美国白人对华人的东方主义式的概念化臆想，是实现美国白人种族在美国社会的霸权统治的两种策略。前者塑造了邪恶狡诈的华人男性形象，一方面警示白人社会不可与华裔为伍，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制定排华政策提供了依据; 后者则从相反的角度建构了美国白人社会中的“模范华裔”男性形象，其意在教化拉拢华人移民做驯服于白人社会的少数族裔，将华裔从白人社会潜在的“敌人”转化为“仆人”，从而减少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与矛盾，进而巩固白人社会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华裔男性的刻板形象是整个美国国家民族策略及其战略部署之产物，是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的东方主义话语下的霸权歪曲表述。

　　四 部分华裔作品中华人男性刻板形象的无意识书写

　　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形成，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那就是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存在着少数华人在其作品中无意识地对华人男性刻板形象的刻写，与白人主流话语中的东方主义表述不期形成了共谋。首先，某些华裔作品中存在着对华人男性赌博嫖娼的生活情节的写作。朱路易在《吃碗茶》一书中的开头就描述了一个妓女在炳来公寓门口不停按门铃的场景，小说中还描写了许多单身汉们经常聚会在王华基那间“阴冷、潮湿、漏雨”的地下室里打麻将。他们“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去麻将馆搓上几把”。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也提及父亲早期在唐人街经营过赌场。而《喜福会》中顾映映的前夫更是一个浪荡嫖娼、淫荡无度、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家财万贯的吴兴已经有了三个老婆，还是阴谋诡计，用欺骗的手段迫使许安梅的母亲违背封建道德，改嫁做他的四姨太。这些作品中有关华裔男性的描写，客观上呈现出华裔男性三妻四妾、吃喝嫖赌、荒淫无度的刻板形象，在书写华裔女性真实历史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中的华裔男性刻板形象。

　　不仅如此，华裔男性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被“女性化”的倾向。某些女性作家高调为女权主义写作，奋力抵抗封建男权，甚至进行彻底地颠覆，其结果导致华裔男性形象在她们的作品表现得如此暗淡甚至女性化。水仙花( EdithMaude Eaton) 在她的小说《她的华人丈夫》中把米妮的华人丈夫刘康海与白人男子詹姆斯作了鲜明的对比。刘康海虽然是米妮理想中的丈夫，但是他并不高大威猛，浪漫迷人而只是因为他值得信赖; 相比之下，詹姆斯就更显得“强壮、高大、体格健美”，更具男子汉的气概与男性魅力。谭恩美在她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主要讲述了两代人四队母女感人至深的故事，然而她笔下的华裔男性却被贬抑到与白人男性相对的“他者”地位。琳达的在中国大陆的丈夫被描绘成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不论从生理上还是道德上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男人。四个女儿中，除了吴精美尚未结婚外，其余三个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白人男子作为丈夫。丽娜始终感觉自己配不上哈罗德( 白人) ，反思道: “我奇怪哈罗德这么出众的人怎么会认为我与众不同呢”。露丝之所以嫁给泰德，是因为她从小就讨厌她身边的华裔男孩，相比之下，她更欣赏泰德身上不同于其他华裔男孩“高傲、自信、固执的性格、棱角分明的面孔、修长的身材、坚实的臂膀”等气质。《吃碗茶》中的炳来面对妻子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面对妓女能如火一般地做爱而和自己温柔甜美的合法妻子却无能。某种意义上炳来代表着被主流社会“阉割”的华裔男性，只能被迫承受着被“阳痿”和“女性化”的现实处境。

　　此外，某些华裔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也隐匿着对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强化书写。当代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在他的代表作《蝴蝶君》中解构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剧中，华人宋莉玲男扮女装，将法国外交官加利马尔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观众心目中东方女子的刻板形象。但是同时这种颠覆又是以牺牲华人男性的形象为代价的。宋莉玲能假扮女性玩弄白人男性多年竟不被发现的事实，只能进一步证明他完全没有男人的阳刚之气，这难道不是无意识地强化了华裔男性的“阉割”处境，印证了白人文化中的“狡黠”、“女性化”的华人男性形象吗?

　　由此可见，华裔美国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方面发出了自我的声音，使华裔文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也流露出无意识的东方主义视角，强化了美国主流话语中的华裔刻板形象，这种无意识隐匿的话语与白人主流话语对华裔男性的东方主义表述不谋而合，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刻写力量。

　　回顾美国华裔历史，华裔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早期华人大部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无法用英文表述自我，致使华裔文学长期处于沉默失语的境地。在西方主流社会东方主义霸权表述下，华人男性被塑造成了丑陋、无知、愚昧、狡猾、邪恶的刻板形象。不仅如此，许多华裔作家的作品中也无意识地强化了华裔男性的“女性化”刻板形象。然而，当今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中华民族这头温顺的醒狮已经站立并恢复健康，迈向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这个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更是文化的复兴，全球华人形象和地位的复兴。笔者在这个后殖民的时代重新审视近代美国华裔历史及文学文本，意在探寻形成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真源与合力，并呼吁全球华人参与重新书写并未建构真实健康的华裔男性形象而努力。

　　参考文献:
　　［1］爱德华 ·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