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辛格《童爱》《寻找爱情的年轻人》《莫斯卡特一家》的互文性

　　1 互文性理论简述

　　互文性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的一种文本理论.倡导这一理论的学者们认为: 作为存在的基础,语言使这个世界成了一种无限的文本,使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文本化了.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代替了传统,而互文性理论则成了理论家打破传统的文本观念,对文本进行解构的武器.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 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 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

　　互文性理论的提出是有着十分积极的理论意义的,它提醒我们重新考虑常规代码和它们转变成各种代码的可能性.通过自我指涉,文本的解读被无限地推迟,文本由此获得无限开放和多种转译的可能性特征,正是这些互文关系在这些文本中的运动赋予了文本全新的阐释空间.这对于当今文学批评有着重大的意义,也为我们观照文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阅读辛格的每部作品我们都能感觉到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构成特点鲜明的互文性或者自动互文性.本文将初步探索他的三部作品《童爱》《寻找爱情的年轻人》《莫斯卡特一家》之间所存在的互文性关系.

　　2 《童爱》与《寻找爱情的年轻人》的互文性

　　《童爱》最初于1974 年以《灵魂的远征》为题用意第绪语发表在《前进报》上.是辛格用英文发表的小说中,唯一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在《童爱》中,主人公艾伦的父亲是个虔诚的犹太教拉比,受着传统的犹太教教育,在他成长的岁月里,犹太教"给他的印象只是剥夺与禁忌.没有玩具,只有父亲的经书,父亲总是全神贯注于这些书中,而书中似乎产生无休止的各种'汝不可'……我从小就听惯了他的口头禅---'教规不允许这么干.'我干什么事都违反了教规: 他不准我画人---那是违反第二诫的;我不能说别的孩子坏话---说了就是诽谤; 我不能笑话任何人---那是恶意嘲弄; 我也不能编故事---那等于是说谎."[1]

　　而艾伦却恰恰相反,受时风影响,整天"偷偷地阅读门德尔·莫舍·斯弗里姆,肖莱姆·阿莱西姆,佩雷茨等人得着作,还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伯格,克努特·哈姆森等名家着作得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译本.还浏览过施罗莫·鲁宾博士译得斯宾诺莎《伦理学》,读完了一本通俗哲学史.自学了德语,阅读了格林兄弟和海涅作品的原着.反正是抓到书就看,什么书都看,这一切都没让父母知道."[1]艾伦知道达尔文理论,对于《圣徒聚会》里描写的奇迹是否真的发生过产生了怀疑.

　　还贪婪地吸吮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等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一切.在德国士兵到来的同时,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触动了艾伦.他最终走上了与父亲不同的道路,当上了作家.

　　《寻找爱情的年轻人》中辛格的成长史也是如此.辛格的父母都笃信宗教,父亲在超俗观念的支配下认为戏剧和文学艺术都是偶像崇拜,并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佩带假面具令人难以忍受,绘画雕塑显然违背第二戒律."我的父亲常说,像佩雷茨那样的世俗作家正在把犹太人引向异端.他说,他们写的作品都是反对上帝的,即使佩雷茨带有宗教色彩的作品,也不过是'掺糖的毒药',但终究是毒药.从他的观点来看,他是千真万确的.读这类书籍的人早晚要落入世俗,摒弃传统."[2]

　　他的父亲一心想让他做犹太教拉比,传承犹太习俗和文化,从小便把他禁锢在"上帝的世界"里,甚至把他与世俗世界隔离开来.他们"一听见街头被糟蹋妇女的呼救声,便把书斋的窗户扃起来"[2],怕尘世的丑恶污染了辛格精神世界的"净土"但他却跟随了作家哥哥,走上了世俗世界,违反了父亲的戒律,成了一名作家并移居美国,对于他的父母来说,这无疑是个悲剧.

　　在《童爱》与《寻找爱情的年轻人》中,性是个不变的主题."我所读过的小说里,男主人公只追求一个女人,但我现在却对所有的女性垂涎三尺."[1]

　　艾伦向我们讲述了他如何同时与多个女人来往: 共产主义者多拉·斯托尔尼兹,有夫之父西丽姬·切恩西娜,美国百万富翁萨姆·德莱曼的情妇贝蒂·斯洛宁以及波兰女仆泰克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可怜的艾伦,正像自传体回忆录中的辛格一样,因过分纵欲而厌恶性爱以至时常盼望某天晚上能在自己的床上独眠.

　　但是在对待犹太教的信仰上面,《寻找爱情的年轻人》描写了20 世纪20 年代"如何被虔诚的人包围,他们或信仰这个或信仰那个……"[2]而《童爱》中描写的波兰犹太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书中的人物给我们的主要印象是享乐、无为、虚无.艾伦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使他与那些宗教信徒疏远起来,其中主要是那些共产主义者.艾伦的情人多拉·斯托尔尼兹便是这些虔诚信徒的代表人物.她终身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定居.多拉那双"忽闪闪的大眼睛"是她唯一吸引人的地方,那里时而闪露出"干练和持重的神色,表现出她是一个承担了拯救人类的使命的人."[1]

　　总的来说,《童爱》》中处处都是自传体小说《寻找爱情的年轻人》中辛格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艾伦就是辛格,是对现实中的辛格在小说中的艺术再现.艾伦的经历与《寻找爱情的年轻人》中描写的辛格本人的经历,从他的家庭地址到他作为意第绪语作家早期的艰难,乃至他成为素食主义者的转化过程都极其的相似.以至于当它与辛格的自传《寻找爱情的年轻人》于1978 年几乎同时发表时,很多英文读者认为这是根据那本自传改编的小说.

　　3 《童爱》与《莫斯卡特一家》的互文性

　　《童爱》与《莫斯卡特一家》都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为背景来讲述各自的故事的.《莫斯卡特一家》的题材是从20 世纪初叶开始到希特勒军队进驻华沙为止这段时间内波兰人的生活,描写了一个家族的解体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家族成员各行其是,与家族的历史阴魂发生冲突,使家族难以维系.

　　但是,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描绘出一幅获得精神解放的个人各奔前程的画面.这是由于欧洲的犹太人---辛格小说中的莫斯卡特一家---在内部行将分崩离析的关键时刻,由于共同的命运重新紧密团结起来: 德国人就要对欧洲的犹太人实行暴力和屠杀,一个人也不会放过.因此,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有两个故事.一方面,我们读的是个人的故事,他们分别受着情感、爱情、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的支配; 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只不过是在重复阅读无休止地改头换面的同一个故事: 犹太人被反犹太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投入现代历史风暴的中心.

　　在《童爱》中,犹太人在波兰的反犹太主义面前,在希特勒的入侵面前时完全无能为力的,这两点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

　　正如青年作家,故事的叙述者艾伦·格雷丁所说的"'波兰的犹太人已经落入陷阱,走投无路了.'"[1]

　　艾伦的朋友莫里斯·菲坦尔松劝告他无论如何要离开波兰,因为"'一场比赫米尔尼基时期更可怕的大屠杀就要降临到这里'"[1]由于在可怕的命运面前感到既无望又无助,小说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只为眼前的快乐而生活,他们及时行乐全然不考虑真理或价值.艾伦承认: "我们活着都只顾眼前---整个犹太民族都是这样."[1]

　　小说中描写了很多人的享乐计划,以莫里斯·菲坦尔松的最具新意,他竟然要建立一所享乐主义学校.艾伦在谈到他众多的女人之一---美国意第绪语演员贝蒂·斯洛宁时说"她和我们怀着同样的欲望---趁还没死的时候及时行乐."[1]

　　艾伦非常清楚,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得到的越多,追求的越多,而且对每个人( 除非他是蠢猪) 来说"我快乐吗?"这个问题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及时行乐无疑是善于享乐者的格言.我站定了扪心自问: "现在你快活吗?"我等待着心底的声音做出答复,那个所谓的内在上帝、自我、超自我、精神……的答复.然而没有回答,最无所顾忌地追求快乐的人是那些津津乐道于自杀的人物.艾伦本人和贝蒂( 后来终于自杀) 尤其是这样.当这些追求享乐的人们因追求过高而失望同时又渴望更多,更为刺激却根本无法达到的快乐时,辛格便把自杀作为最终出路抛给他们.

　　4 结语

　　从《童爱》《寻找爱情的年轻人》《莫斯卡特一家》之间所存在的互文性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把文本放到文本网络中去解读,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真义.当然,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个文本的角度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感受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说的互文性对文本阐述的无限可能性原则.

　　参考文献:

　　[1]艾·巴·辛格. 童爱[M]. 约瑟夫·辛格,译. 纽约: 法拉·施特劳斯·吉罗出版社,1978.

　　[2]艾·巴·辛格. 寻找爱情的年轻人[M]. 约瑟夫·辛格,译.纽约:双日出版社,1978.

　　[3]艾·巴·辛格. 莫斯卡特一家[M]. A·H·格洛斯,译. 纽约:阿尔弗雷德·A·科诺普夫出版社,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