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道路考察

　　美国着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 2013 年可谓炙手可热，不仅有最新译本上市，好莱坞公司也上映了最新的改编电影。尽管观众对电影褒贬不一，绝大多数人都已基本认可了这部经典原着，然而，这部上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却经历了一个时间短暂但道路曲折的接受史。由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带着美国文学的标签，它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必然涉及到中国对美国的本土化视角的问题，翻译自身即涉及两种文化的碰撞，所以，这部小说被中国所译介和接受，不仅关乎一部小说本身，也带着两国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色彩，需要我们置之于大的文化语境之中去观察与审视。

　　盖茨比的故事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对于当今许多中国读者也不再陌生，故事讲述了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一个出生于西部贫寒之家的青年盖茨比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拼搏却最终失败的故事。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深刻地反映了一战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人的自私以及美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景况，具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虽然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才基本开始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投入关注的目光，但学界对这部小说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从探讨作品的美国梦等主题思想，到评析其艺术成就( 象征、视角、叙事、语言等) ，近年来的研究文章和着述越来越多，反映出中国对这部小说重视程度的提高，然而由于译介和接受时间短，受国外研究经验的影响过深，国内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仍有许多欠缺，这就是我们需要再深入思考的地方。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介和语境方面确实也有一些有成效的研究文章，但总体来说多是概述性的总结，少有细致的体察。本文希图就各个时期的代表译本为本，以文献资料为辅，站在本土化的立场上审视中国对这部美国经典文学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同时考察中国对美国文化和文学看法的转变历程。

　　菲茨杰拉德作为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成就在西方早已获得认可，经历了 40 年代的“菲茨杰拉德复兴”，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声誉不仅已得到了恢复，而且上升到了他生前从未企及过的高度。”［1］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于 1925 年，艾略特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从亨利·詹姆斯以来第一部代表作”［2］，然而这位在美国极富盛名的现代小说家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有很多，具体可从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70 年代末以前: 微有曙光

　　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我国读者对菲茨杰拉德等美国作家还比较陌生，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多选择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题材也倾向于选择革命文学，对美国文学的翻译也“大体局限于左翼的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3］。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都是根据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翻译沦为了意识形态、政治系统的附庸。《了不起的盖茨比》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享乐，以贩卖私酒的资本家作为主人公并冠以“了不起的”字眼，在当时封闭而同一化的政治气候中，其境遇自然可想而知，因此，“及至 70 年代末期，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我国大陆仍无中文译本出版……受前几十年极‘左’观点的束缚，学术界对这位文学家依然持批判、否定的态度”［4］。着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巫宁坤就曾因从国外带回一本英文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被检举批判，其经历之辛酸可以从其自传《一滴泪》里窥见。

　　虽然在中国大陆受到冷遇，但这一时期在港台地区却出现了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最早的有黄淑慎译的《永恒之恋》( 台湾正中书局) 。此外还有几部译本，其中美国学者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 今日世界出版社)颇有代表性，当时在港台地区颇为流传。乔志高是生于美国的华人学者，在菲茨杰拉德已声名显赫的这一历史背景下，他对这部作品的译介无疑带着一份激动与热情，在这本书的封底上他印着这是“想了解美国人民和精神历史的人的重要文献”。虽然对这样一本小说的历史地位未免看得过重，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译者对推广美国经典文学到中国的用心良苦和热忱。此外，在林以亮( 原名宋淇) 撰写的序言中，我们也能觉察出一些有意味的东西。

　　在《大亨小传》序言中，菲茨杰拉德一直被视作“浪漫主义派作家”，而非现在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可见随着时代的转变，对“浪漫主义”的定位也不同。上世纪 70 年代，译者们之所以认为菲茨杰拉德是“浪漫主义”作家，应该是考虑到他那种抒情、华丽并带着哀伤笔调的语言风格，他们并不想把菲氏的写实手法作为他的作家标签。结合上世纪 60 年代台湾的文学思潮不难发现，这种对浪漫主义的推崇并非毫无缘由。上世纪60 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了民主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风靡的现象，从对浪漫主义的厌弃和驱逐转变为浪漫主义的回归，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带有浪漫色彩的英雄悲剧故事自然能够得到译介和承认，现实主义面对现代主义的滚滚大潮显得无能为力，译者也更愿意给这部小说贴上浪漫派的标签。

　　二、70 年代末———90 年代:承上启下的探索期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国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认可与接受度呈现一种逐步上升的态势，中国大陆对这部作品的译介和了解也不断加深，这体现在译本和研究文章的从无到有，这是由于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的改善和中美交流的发展为中国对美国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5］。经历了文革极“左”路线对文学的摧残，知识分子普遍呼唤新文学和新思想来洗涤单一陈旧的文学界。类似于晚清时期，他们认为“翻译是建立社会系统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们愿意把翻译放在主要的位置”［6］。而读者也渴望重新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领略自五十年代被禁的西方作品风貌。所以这一时期来自西方国家的原着占了主流地位，菲茨杰拉德这位重要的美国作家也被推介进来。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80 年代初已出现了巫宁坤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译本( 同中国其他译者翻译菲茨杰拉德的 8篇优秀小说一同出版，名为《菲茨杰拉德小说选》，1983 年出版) ，这是这部小说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译本，在序言中不乏译者对菲氏的肯定，但态度相比乔志高译本的高度赞扬显得非常谨慎和朦胧，他小心地借用艾略特、海明威等名家对这部作品的赞词，不着主观评判，把鉴赏的权利交给了读者。这种谨慎谦虚的态度不仅源于译者在文革经历的阴影，更是因为当时并未完全开化的政治气候。

　　此外还有 1982 年出版的周敦仁的中文注释本《灯绿梦渺》等译着，为中国大陆读者了解菲茨杰拉德的这部作品打开了一扇窗。撰着有董衡巽、李文俊等学者编撰的《美国文学简史》等，这部具有开拓性的着作“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文学的概况，影响很大……较全面地概括了菲茨杰拉德的生平、历史地位、作品特色，以及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使我国读者对这位作家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此后，我国学者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便开始得以逐渐展开”［7］。从这诸多努力中都可以看出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界希望摆脱文革时期思想和文学的单一倾向、解除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呼唤人文学术的独立性的渴求。但这一时期我国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的接受和研读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其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评价仅仅是一种模糊笼统的观点，并带有照搬美国研究成果的印记。

　　与此对照，这一时期文坛更为流行的美国作家还有海明威和福克纳以及美国“黑色幽默”派作家如冯内古特、纳博科夫、品钦等，影响颇大的美国文学作品有“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8］。这些作家或作品因其“后现代性”而受到追捧。虽然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对新时期的中国读者来说还很陌生和难于理解，但这些新文学正是当时的中国所迫切需要而为人文学者所积极倡导和译介的。

　　在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作并不是很多，但也能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对该作品译介的特点。1996 年由王晋华翻译、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前言中注重对文本的解读，也注重思考文本细节所蕴含的意义，体现出了译者自己的思考。此外1997 年的“世界名家名着名译———大众丛书”中也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吴然。该丛书本着为社会大众着想的原则，为读者推介了一些世界优秀的篇幅较短或中短篇小说，但对小说的解读却是不够深入的，如前言中把毁灭人的田园式生活、使传统道德观念沦丧、欲望极端膨胀等现象均归结为战争，就显得比较草率和空浅。

　　此外，译文中也有翻译地不够准确的地方。

　　如第一章译者就将一个重要的语词译错。原文是: “‘When 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one，’he told me，‘ 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 该译本的翻译是:“‘无论你想要责难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都要切记，这世上没有哪个人具备你所拥有的优点’”［10］。他把“advantages”译成了“优点”，但其实译作“优越条件”( 如姚乃强和巫宁坤译本) 应该是更准确的。从译介情况可以看出，90 年代中国对这部美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还不够重视，对作品的解读主要基于文本本身，缺乏细致的研读和博大的文化视野，更没有形成中国的本土化视角，同时研究还有很多有待拓展和深入挖掘的地方。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仍是 80 年代译介和研究的继续探索期，并未形成一个时期新的特点。

　　三、2000 年至今: 本土化视角初探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下，菲茨杰拉德的这部作品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各种译着层出不穷，研究文献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这部美国经典之作也成为许多中国读者心中的经典。究其繁荣局面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美交往愈加频繁，国内对美国和美国文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国人不只消除了对美国的偏见，甚至由于抱有对美国这个先进的超级大国的向往而乐于接触美国的文学与文化，这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被“视为全面展示了美国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社会、文化形态诸多特征的重要的史学着作”［11］一个良好的译介与接受语境; 二是就这部作品本身的题材来说，它生动再现的 20世纪 20 年代纸醉金迷、道德败坏的美国社会万象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当今的中国社会未尝不形成一种对照，这使读者能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找到共鸣。

　　姚乃强在其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中这样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便足以确立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他与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凯瑟、海明威等人齐名而毫不逊色”［12］。在该书序言中，除了和以往译本相似的对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外，还着重揭示了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差距和冲突，具体分析了其东部和西部的含义，指出这种矛盾即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此外还说明了这部小说近年来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除了小说本身杰出的艺术魅力这点外，还和“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和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有类似的地方”［13］有关，并指出这部被称为“金钱浪漫史”的小说对于当今的国人也有警醒作用。从序言的变化可以看到 2000 年之后中国译者对这部小说从本土化视角下进行解读的意识有了明显提高。

　　在 2013 年，中国对这部小说的译介和接受又达到了一个高潮，既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继宏译本，又有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制作的同名电影上映，《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知名度持续升温。此外，面对小说中道德沦丧的社会和持有诚实与良知的盖茨比的对比，译者颇具知识分子责任感地倡导我们要从中得到借鉴，面对当下道德沦丧的社会景况要注重道德的自省，这一点也表明了译者欲借外国文学名着来淘洗和拯救中国当代人心灵和社会现实的初衷。

　　综合 2000 年以后这两部代表性译本来看，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美国文学解读的本土化意识已经有了显着的增强。此外，从其他研究和评论文章中也可以看到，我国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已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研究也更深入。在2002 年出版的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中，作者给盖茨比这个小说主人公给予了高度评价，说盖茨比是“一个完全凭借个人努力从社会的最低层苦斗上来的人。他坚忍不拔，勇敢顽强，凭着自己的奋力拼搏终于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步入了社会的上层”。

　　与汤姆相比，“他崇尚的是‘奉献’，而不是‘索取’。他的力量不在有形的外表，而在其崇高的精神内涵上”［15］。

　　在这里，意识形态和阶级划分已经不作为全部的考虑因素。由于当时是一个更加自由包容、推崇个人奋斗的时代，盖茨比不但不会因为其阶级地位受到批判，反而因为其具有高尚的传统品质而受到褒扬，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有了这些繁多的着述和译本，我国的读者对这部作品就更为熟知，心中也有了更为客观和多元的看法。

　　视觉文化在当今社会逐渐占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如果一部文艺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话，会极大地促进它形成范围更大的社会影响和读者效应。菲茨杰拉德这位曾经为美国好莱坞创作剧本的作家，从 1920 年至今，他已有十几部作品被数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或者戏剧。电影的上映使菲茨杰拉德的着作在书市上更加火爆，进一步为大众所熟知。2013 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上映势必也会增加这部小说在中国的知名度。

　　对这部获得多个电影奖项提名的电影，网友褒贬不一。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观者多认为该电影有许多不符合原着的地方，如导演用现代流行的 hip － hop 音乐代替原来的爵士乐，有网友认为这是胡编乱造。反对者认为，这是导演用心良苦，其套用当代音乐，意在借古喻今，有人甚至读出了“美国的过去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意味。小说的价值在于成功的人物塑造和丰富华丽的修辞”。从众多影评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影迷里已有很多看过小说原着，它不只是美国人心中的经典，也成为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即使对改编电影有一些微词，但对这部小说大家基本还是持肯定甚至赞扬态度的。

　　结语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介和接受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短暂而曲折的历程，然而在中国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蹉跎，由于中国译者和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小说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逐渐为大众所知。译本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高，研究也越来越注重从本土化视角的解读，虽然这种力度还不够，解读和研究仍有很多问题，但毕竟已经走上正轨。

　　随着各界的不断努力，这部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将呈现更加繁荣和多元化的局面，折射出中美两国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绚丽姿态。

　　参考文献：
　　［1］［4］［7］［14］［15］吴建国． 菲茨杰拉德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2． 324．145． 79． 256．
　　［2］［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大亨小传［M］．乔志高译． 北京: 今日世界社，1974．169．
　　［3］杨义．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新时期卷)［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33．
　　［4］刘士川．《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汉文综合版) ，2008． 28．
　　［5］［12］［13］［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M］． 姚乃强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7． 119．73．
　　［6］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5．
　　［7］［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M］． 巫宁坤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49．
　　［8］［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M］． 王晋华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