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新闻有效传播的途径分析(2)

　　目前，会议新闻叙事框架大体呈现 4 种比较常见的模式即：全景铺排式、焦点延展式、冲突对立式、故事牵引式。

　　所谓全景铺排式，是指记者在信息选择和编码时，以提供会议的完整信息为视角，面面俱到，按照日程或者议程选择信息，并依顺序铺排开来。这种新闻叙事重点不突出，有价值新闻信息容易被淹没。同时，也不符合受众的接收心里，很容易造成受众的信息“逃避”.所谓焦点延展式，是指记者在信息选择和编码时，围绕目标受众的信息需求，突出一个焦点内容，进行核心事实信息的扩充延展，注意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信息，能够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和信息解读，这种叙事方式满足了目标受众的信息认知需求，传播效果因为是满足公众的“定向需求”,因此效果相对比较好。

　　所谓冲突对立式，是指记者在信息选择和编码时只选择冲突和对立的信息，强调不同观点的交锋与对抗。这种叙事框架便于公众了解政策产生的过程，围绕哪些问题展开观点的交锋，满足的是公众知情权。

　　所谓故事牵引式，是指记者在信息选择和编码时，以会议过程中或者社会上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作为新闻的引子，这些故事或者是会议所引发的如抗议活动，或者是会议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如会场中的冲突，或者是社会中发生的故事与会议要讨论的决策、政策具有直接的关系，通过故事牵引公众进入新闻，引导公众理解传播的信息，回答公众关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全景铺排式采用的是传者本位的传播方式，由于这种铺排形成信息“爆码”问题，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说不清楚，因此编码清晰度就低。而焦点延展式、冲突对立式、故事牵引式则采用受众本位的叙事框架，紧紧围绕受众的“定向需求”来进行信息编码，重点信息突出，主题明确，信息的编码清晰度相对较高，同时，采用受众容易接受的叙事框架来传播信息，新闻的传播效果会较为理想。

　　三、话语易解度---符码传播形态的选择

　　话语既是语言的一个特定单位，又“系统地构成其所述对象的行为”[13]（P80）,话语理论表明，语言使用如何总是与其他的社会、政治和制度性行为相关联的。任何传播无论是学术传播还是新闻传播，传播符号的易解性都是获得受众的先决条件。同时，话语与社会、政治和制度性行为关联越紧密，受传者对于话语理解的偏差就会越低。会议新闻的话语符码选择同样如此，合适的话语选择，不仅决定新闻信息的易解程度，同时也决定会议新闻的传播效果。

　　（一）构建传受双方共同的话语“参考框架”[14]（P66）.施拉姆把人们存储的经验、脑海里的形象，价值的判断和态度以及对感官刺激的反映统称为“参考框架”.不同的职业社会群体都有其特定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话语框架，群体成员与外部其他群体进行交流，只有采取共同理解的话语框架才能顺利实现。

　　除了特定群体的特殊话语框架以外,“任何社会里都有一定数量的意义是普遍共享的。”[14]（P62）这为社会群体的社会交流提供了可能。新闻传播也是如此，它所构建的只能是社会公众普遍理解的话语框架，除此，大众传播的目的将难以实现。会议新闻的传播能否被受传者所理解，关键在于新闻的编码是否建构了传受双方共同理解的话语框架，而不仅仅是传播者话语或者精英话语。尽管会议新闻传播的常常是精英话语和官方话语，也必须运用传受双方共同理解的“参考框架”来传播新闻。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的首要责任即将政治家和专家的决议和行动用公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来最大限度地告知尚不能自治的公众。”

　　[15]（P8）会议新闻选择什么样话语传播，关乎受传者对于新闻的注意、接收和理解。会议新闻应建立在官方与公众话语相协调的“参考框架”基础之上，应当尽量避免官话套话，尤其是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框架，对于这样的话语公众会产生反感和“逃避”心理，相对于此，公众更愿意关注会议决议决策成果的传播，即使是传播领导人讲话，也更愿意接受那些回应公众诉求的话语，尤其是那些针砭时弊带有温度和态度的能够引发公众普遍共鸣的话语。目前，中国新闻界的会议新闻传播还没有完全摆脱官方话语或精英话语框架的束缚，特别是传播领导人讲话的新闻，还不善于选择和传播那些公众喜欢，展现领导者个性风格和态度的话语，更多的是没有温度和态度的泛泛而论，这大大影响了会议新闻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沟通的效果。

　　麦奎尔认为，受众的“媒介使用是由‘逃避’及在媒介期望的潜在满足中不同程度的建设性选择所促成的。”[16]（P331）也就是说，受众面对媒介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对于媒介提供的信息，不会照单全收，而是采取选择性的策略，对于不需要、不喜欢、不容易理解的信息采取“逃避”策略，而对于那些需要的、喜欢的、容易理解的具有“潜在满足”的信息则采取“建设性选择”的接收策略。麦奎尔所说的“逃避”主要是指那些僵硬空洞、晦涩难懂又不能满足“定向需求”的信息传播。波普金（PopKin,1991）在研究人们媒介接触行为时也发现一种现象，即人们从媒介中只了解他们认为需要了解的东西，或者他们认为能理解的东西。前者是人们的信息搜寻，是需要产生的媒介使用冲动，后者则是信息的选择，是信息接收者面对信息形态的心理反映。这也说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着易读内容的媒体会吸引更多的读者去选择。

　　会议新闻传播是记者对会议信息的重新解码和编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应根据会议决议、决策、政策直接影响的群体的需求和信息接收能力，选择共同理解的话语“参考框架”来建构和传播新闻信息，这会增强受传者的理解程度。

　　（二）注意选择“易接近性范例”诠释抽象信息。“易接近性范例”是指那些易于激活受传者头脑中存储的经验性认知事实。这些认知事实构成了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参考框架”.多尔夫·齐尔曼在研究范例传播对于议题理解时发现，与某个议题的抽象描述相比，一系列具体范例对议题理解的影响更大，与复杂、抽象的事件相比，简单、具体的事情通常更容易被理解、存储和提取。这种影响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也就是说，由于具体事件的记忆保持期长于复杂抽象信息的保持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范例量化信息、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并最终对判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大。会议信息与事件性信息相比一般都比较抽象，呈现出来的多是官方话语、政治概念、政策语言等符号形态，政治精英群体对这种抽象符号的理解并不困难，但对于普通公众则要困难得多。

　　特别是对于政策和法规信息的传播，采用“易接近性范例”或者故事来诠释政策和法规含义会使人更容易理解。正如美联社记者杰里·施瓦茨所说“:故事可以用来解释一件事情。当人们对某件事情感到困惑的时候，你用故事来帮助他们解开疑惑。就像这样‘,你不理解是吗？那好，让我给你说个故事吧……’事实上，讲故事就是通过举例帮助人们进行理解。”[17]（P157）西方记者常常采用这种传播方式进行会议新闻有关政治和政策议题的传播，中国的媒体记者还不善于采用这种传播方式传播会议新闻。

　　（三）运用“公民话语”传播信息。会议新闻传播的是政治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公共及公民利益，也涉及培育公民意识和精神。用美国社会学家布郎（Richard H·Brown1989）的话说，所谓公民话语也就是公民社会所有成员广泛参与民主生活所使用的集体话语。他不是官方话语，也不是民俗话语，而是充实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话语。这种话语既有民主原则的人文价值观取向，又有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理性，它是生活常识的系统化。

　　当前，我国正在加速向公民社会转型，国家管理也在由统治走向治理，俞可平称之为“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18]（P3）其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18]（P30）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培育公民意识，强化公民的国家治理的主体地位。会议新闻的受众是作为“公共形态的受众”（即公民受众）参与新闻传播的。他们获取新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国家形势，政府的决策、政策，同时也是为了参与国家的公共事物治理，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所谓使用公民话语传播新闻，就是要求会议新闻的传播要真实、准确、客观、民主、透明。真实、准确、客观是对所有新闻的要求，而民主、透明则是对于会议新闻的特殊要求，因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政治信息。”[18]（P28）
　　
　　除此之外，政府决策的背景、面临的形势、决策的过程、对立的观点、票决情况等都应该提供给公众。让公民在充分享有信息的条件下，展开理性讨论，达成共识。麦奎尔在分析传受关系的 3 种模式即“传递模式”“表达或仪式模式”和“注意力模式”时指出，根据“仪式”或“表达”模式，受众是一种参与者。麦奎尔认为，传播是从共享和参与，而不是符合传播者、改变接收者的目标角度来定义的。作为公民的受众，参与新闻传播、参与公共事物和政策制定行为，在新媒体赋权的情况下将表现得日益常态化。同时，公民话语的运用以及新闻框架的选择也会“激活某些和议题、政策以及政治人物相关的特定推论、观念与判断。”因此传播者在会议新闻传播中正确运用“公民话语”传播新闻将直接检验的是通过媒介培育公民社会，增强政府与公民互动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能力。

　　四、信息关联度---潜在利益认知的激活

　　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传者的心理系统选择的信息进入心理系统后要与其中的认知结构进行反映。

　　[19]（P193）人的认知结构是由过去的经验、知识所组成。对于符合认知结构的信息受传者会给予积极的反映，对于不符合认知结构的信息则会产生排斥反映。正如德鲁·韦斯腾在分析选民对待总统的政策演讲的心理特征时指出的那样“:在每一个理性的决定背后就是决定的原因。我们通常不关注具体的论据……如果政策在含义上不能够触及我们自身的情感关联，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珍视的事物，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辩论的。从神经科学研究的观点看，一个诉求的‘理性’越纯粹，就越不容易激发起规范选民投票行为的情绪圈。”

　　[20]（P14）韦斯腾揭示了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演讲如何打动选民的变量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引起兴趣的政策观点、领导人能否引起公众的情绪共鸣、政策含义是否触及情感和利益关联。其实，这些变量因素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总统候选人演讲的政策观点、政策含义如果不能与选民构建起利益认知和情感关联，就不会引起选民的情绪共鸣和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