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中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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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论战的科学传播研究
　　【绪论】崔方之争的传播效果探析绪论
　　【第一章】转基因食品与科学传播概述
　　【2.1  2.2】崔永元方舟子论争前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
　　【2.3 - 2.5】微博论战中科学传播的阻碍因素
　　【第三章】转基因食品安全论争各方与风险收益分析
　　【第四章】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中的受众
　　【第五章】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的科学传播
　　【第六章】从科学传播模型看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学传播效果
　　【第七章】转基因食品安全论争对科学传播的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转基因食品安全微博传播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中的受众

　　4.1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信息反馈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受众主要是科学传播信息的接收者。虽然受众也有对信息的反馈，比如对于某一科学议题通过读者来信等方式进行反馈，来信如果被媒体选中发表，读者也成为新信息的发布者，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反馈更加频繁和多样，受众作为信息发布者的意义更加明显。此时传播者与受传者角色之间的相互转换更为频繁，自媒体的发展对于这种交互和反馈机制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对于一个科学议题，受众的反馈对于促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十分重要。在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受众既发布新的相关信息，也进行评论。

　　例如，在崔永元与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论争中，一些网民各自拥护一方，并与对方针锋相对。论战过程中，既有网民对此事件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有了一些看法，又有网民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与他人讨论和论战。这个过程中崔永元和方舟子也都对一些网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或者反驳，这种高度互动的反馈机制促进了讨论的深入。由于新媒体的信息发布完全自主，基本不受把关者控制，所以反馈量要比传统媒体环境下选登读者来信的信息反馈量大很多；同时也正是由于发布信息基本不受把关者控制，论战逐渐由理性变得具有攻击性，这也激化了持不同观点者的矛盾，使对议题的论争有些偏离正题。

　　重视受众的反馈是这次转基因微博论战的特点之一，而科学传播本身也要发挥信息传递和解释的功能，受众作为传播要素的重要方面，其反馈是传播过程循环和互动的关键所在。受众持续不断的反馈为事件的热度增加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促进事件的不断发展。

　　就像崔方之争中，越来越多的受众不断地加入这一议题，使得更多的受众和媒体关注和加入到议题的讨论与报道中来，与崔方之争甚至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发布出来，都会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不小的波澜。方舟子状告崔永元，引起了媒体和受众的关注热潮；崔永元通过网络发布赴美调查转基因纪录片，更是引发多方的讨论。甚至就连更早些时候的崔永元离职央视，都引起了媒体与受众的关注，一时间舆论纷纷集中在猜测离职的真实原因上。

　　4.2 不确定性中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虽然有不少学者和受众从学术与社会伦理的角度思考转基因议题，但是更多的人关心的还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一问题本身。无论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的公众，还是从传播学角度所讲的受众，不一定都是网民；而且多数人们只是关心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以便根据结论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很多公众在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时关心的并不是科学的理论和原理，而是关心这一不确定性的科学技术会给公众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公众是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来关注某个科学问题，他们最想甚至唯一想知道的，就是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而科学问题，特别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问题，由于其结果尚未得知，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标准，才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是同时不确定性也会使公众困惑。而单就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来看，形成观点的双方论战的核心焦点也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只不过是思考的层面更加深入，考虑问题也不仅仅集中在转基因食品对个人的健康影响，而是有了更多的社会思考和人文关照而已。这种目的符合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所阐述的内容，也充分表现出了受众的使用动机。

　　在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目的驱动下，以及在自身社会责任感的推动下，一些关心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非专业学者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成为意见领袖。例如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之女顾秀林教授、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生化超限战》一书的作者柴卫东博士、陈一文工程师、作家金微、学者作家刘仰、专栏作家牧川、陈智富等，他们并非相关领域的专家，然而他们关心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通过间接途径学习并发现问题，通过互联网和受众分享讨论，同专家一起推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研究。

　　而在崔永元和方舟子的案例当中，很多消费者还是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甚至抱有恐惧，对于不知对于转基因食品如何抉择的人来说，宁可选择不吃，也不要受到食品的不良影响，是比较普遍的选择。而且对于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信息，往往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从心理上考虑，这也是，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才使得人们对此比较谨慎。也正因为食品安全重要，结果的不确定和权威声音的缺失才会使得谣言迅速传播。而这种传播更阻碍了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传播带来了噪音。

　　噪音的存在虽然在传播过程中难以避免，但是它确实会对受众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造成阻碍，甚至可能导致公众的误解。所以从科学技术层面而言，有了确定的研究结果是消除噪音的根本方法；而从科学传播的层面而言，传播权威可靠的声音、提供真实而准确的数据，及时制止谣言的扩散与流行，加强公众对于转基因议题的理解与反思，为公众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提供条件，是减少传播噪音的当务之急。

　　4.3 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众选择性因素

　　选择性接触既包括那些虽然不了解转基因技术，但是因为关注食品安全而选择了解和接触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公众，也包括形成观点的各方对自己偏好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记忆。在传播中，选择性倾向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关信息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性接触。但是在对一个问题的观点形成过程中，如果形成的观点比较偏激片面，在接触过程中这种片面性又得到不断加深，就有可能会形成刻板印象。这样的印象一旦形成，将会干扰人的判断，甚至降低个人对谣言的分辨能力，再做出公正客观的结论就比较困难。受众偏颇的选择性倾向将会产生不良反馈；如果媒体持有某种选择性倾向，则会在报道中难以保持客观，影响到更多的受众。

　　2014 年，崔永元赴美调查转基因的纪录片被指出取材有失客观公正，存在科学错误。尽管作为调查者在进行记录和报道时应当本着客观、谨慎、公正的态度，然而在短时间内和有限篇幅内呈现哪些内容，则是调查者自己决定的。因此，作为"反转"代表的崔永元在选取采访对象、纪录片取材、后期的编辑和剪辑中，还是会受到自身观点倾向的影响。也就是说，他在拍摄调查转基因纪录片时，对"反转"和"非转基因"的信息更为敏感。他的纪录片也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关信息选择性接触的产物，所以在纪录片当中，存在较强的反对转基因、排斥转基因食品并欢迎有机食品的声音。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也是如此。比如腾讯微博网友"不做豪哥多年"称其发了条质疑崔永元言行的评论就被好几名崔永元的粉丝攻击，这使他更加认为"挺转"一方比较偏激，自己也就更加与"挺转"一方针锋相对；针对崔永元"一百个内行去造假，一个外行就能揭穿"的微博，腾讯微博网友"梦境传说"评论称自己虽非专业人士，但是脚趾头都可以想到转基因食品能吃才怪，并表示坚决支持崔永元。腾讯微博网友"大洋彼岸的绅士"则一直站在崔永元这一方，发布微博、提供资料、进行评论，支持崔永元，反驳方舟子等"挺转派".这些网友的评论再次表明这种选择性倾向有时甚至是缺乏理性的，且容易受到舆论环境的影响。

　　转基因作物是否全部有害，目前很难一概而论。毕竟运用不同种类蛋白合成的不同种类的转基因作物，本身就有着很大差别，而这种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谁也没法做特别明确的预测。对于这一种新技术，本身就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正是因为人类对这些因素还缺乏了解，所以才成为转基因技术不确定性的原因所在。在科学研究结果能够有所定论前，对这种自己不甚了解，而且科技本身也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如果以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去看待问题，就能够避免偏颇，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为科学传播做有益贡献。在此基础上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并无不妥。通过不同选择性接触形成的观点以及受众对于这一议题的不同反馈，将对科学传播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所以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将受众的选择性因素考虑在内，转基因食品安全科学传播的落脚点是受众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接受科学传播的信息，而在信息选择和信息传播方面，公众的倾向性与选择性因素也可能导致传播不畅与误解产生。化解误解与对立需要一个客观理性的舆论环境，媒体与受众自身都需要为营造这样的舆论环境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