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计划生育新政的因素研究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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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计划生育新政遇到的困境探析
【第一章】影响计划生育新政的因素研究绪论
【第二章】生育决策理论
【3.1  3.2】受访者再生育意愿的特征分析
【3.3 - 3.6】受访者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章】计划生育新政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五章】计划生育新政的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完善单独二孩政策的策略研究参考文献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1.1“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

　　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颁布，随着相关政策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人口普查信息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国每年平均出生人口数量为 2500 万，而到 2013 年，我国每年平均出生人口数量为 1600 万，仅占前者百分之六十七左右，下降比例十分显着。据统计，1990 年到 2000 年之间，我国人口上升比例为 11.7%;而 2000 年到 2010 年间，人口增长比例仅为 5.8%.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现阶段我国每年人口增长比例还出于不断下滑的发展状态，2013 年，人口净增长的数量仅为 668 万。如果按照此发展规律，我国净人口数量增长率还会维持一段时间。整个发展过程中，我国生育意愿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调查信息显示，八十年代我国家庭理想子女数量为 2.13 人，九十年代初期，该数值已经不足 2.1 人，到了 2011年，该数值已经下降为 1.67 人。而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也与之前存在较大差异。

　　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体生育意愿明显低于生育水平；到了九十年代，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都呈现下降状态，但生育意愿的下降速度明显低于生育水平，最终导致出现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现象。现阶段，大部分中国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或子女数量较少，而平均理想子女数量为 1.67 人，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基本生育水平都无法进入增长状态。受基本国策影响，我国已经正式进入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发展状态，如果不对基本国策进行调整，2025 年前后，我国的整体人口数量将正式进入负增长状态。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在结构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衡。2013 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正式颁布，作为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该报告中明确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数量高峰期。据统计，2013年，我国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两亿。人口普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第一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将全部进入老年期，未来二十年间，我国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相关管理单位如果不对我国相关国策进行调整，我国将面临严峻的社会老龄化挑战。预计到 2030 年，社会老年人口数量所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将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研究人员表示，到 2050 年，社会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达到百分之三十五。简单理解，每5三个人中即有一个是老年人。按照此比例，老年人口数量总值将突破 4.5 亿。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整体生育率都保持较低发展状态，其也是导致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国必须尝试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人口老龄化发展问题，并结合实际发展状况对现行的计划生育体系进行全面调整。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出生性别结构的重要指标，是指每出生一百名女婴对应的男婴出生数量。当前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比较合理的出生性别比 102-107.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大部分人都更加偏爱男孩，为此受一孩制度，大部分家庭都更加倾向于生育男孩，进而导致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我国在 1953 年、1964 年、1981年、1982 年都进行了人口普查，调查所获 0 岁性别比分别为 104.88、103.83、108.47、107.63;1987 年我国开展了 1%的人口抽样调查，次年开展可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最终的结果表明在这两年间国内出生性别比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1986 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10.94,次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11.28;两年后我国再次开展了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 1989 年国内出生性别比是 111.27.到了新世纪初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至当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上升至 117.8.两年后国家又组织开展了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出生性别比已上升至 119,甚至有部分省份达到了 130.到了 2005年，国家组织开展 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为 118.58,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性别出生比都严重失调。由此可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始终保持着较快的上升趋势，到了九十年代增速加快，至今出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影响着社会稳定。

　　家庭结构方面，国家计生委发布的相关报告信息显示，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连续三四十年间，我国家庭规模持续走低，1975 年平均家庭人口数量为 4.8 人，到 2010年，平均家庭人口数量为 3.1 人。同时，传统家庭模式也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家庭所承担的功能效用整体降低，家庭发展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过 1.8 亿，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不得不面临“亲代养老”及“子代伤亡”等方面风险。据统计，截至到 2010 年为止，我国将有百万以上家庭正式进入“失独”家庭行列，因此，政府在处理相关风险问题过程中，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相关领域针对人口长期稳定发展问题研究主要围绕如何提高家庭发展能力角度入手，结合实际发展状况不断对计划生育发展国策进行调整，有效避免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风险因素进一步恶化，并采用逐步提升家庭规模方式，有效缓解独生子女家庭承担较大风险。相关调查信息显示，我国很大一部分独生子女家庭都非个人意愿导致，都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或在相关政策制约下，不得不成为“独生子女”家庭。

　　虽然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导致传统生育意愿不再存在，但很多家庭依然希望国家能够开放“二孩”政策，严格的生育管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对生育政策进行全面调整是实现最终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

　　结合实际发展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推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明确表示，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以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通过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方式，不断缓解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提供充足劳动力。

　　1.1.1.2“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背景

　　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在该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根据摸底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有 1100 万夫妇是单独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在该目标人群中有 60%的人群已育有一孩且希望能生育二孩。多家机构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人数增加进行测算表明符合政策的人口大约在 100-200 万之间。

　　然而，从实际申请再生育的夫妻数量来看并未达到预期估算。根据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透露，截止 2014 年底全国只有 106.9 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的申请。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所提供的数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由此可见，单独二孩政策与预期新一轮的“生育热”相差较大。而在上海，根据其卫计委统计的数据显示，全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中高达 90%大符合单独二孩政策，但是提出再生育申请的比例却在 5%以下。为此，樊华（上海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处长）认为，上海大多数市民之所以不愿生育二孩，与养育成本高有关。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加上公众生育意愿较为低迷，导致人口红利消失。针对这方面，国家统计局进行了相关统计，统计数据显示，与 2011 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明显下降，减少人数高达 345 万人，并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这个变化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人口红利随之消失。对此，专家预测，在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之势仍无法避免，如蔡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就持此观点。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势必会对我国GDP产生影响，据估算，GDP潜在增长率从1995-2010年的平均水平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 7.6%.

　　针对这种情况，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刻不容缓。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出现增长需要归功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所做出的贡献量占到一半以上，即所占比重60%-70%之间。而资本积累与人口因素有关，事实上，人口因素是资本积累得以实现的前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现资本积累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依赖点具体为：一是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负担轻，在资本积累上无问题；二是我国劳动力保持长期供给，不存在劳动力供应不到位的现象。在“单独”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后，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当务之急能做的就是全面放开二胎，缓解生育率下降，未来的人口压力将会使得国家难以重负，即使放开也不会改变低生育率的趋势，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外的其它原因很难去除。虽然有些人担心全面放开二胎会出现人口爆发，从了解的数据看，爆发可能性极小，即使有也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因为挤压的生育意愿会在 3~5年内释放形成短暂的小高峰，之后会恢复平静。鉴于以上情况，2015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生育进一步调整完善。

　　1.1.2 研究意义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少生 4 亿多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近年来，我国结构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失独、伤残”家庭问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严重。鉴于上述情况，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二孩”

　　政策），政策实施后全国各地并未出现生育高峰。2015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二孩”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对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本文主要对通过对泰山区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以下两个政策合并简称“计划生育新政”）目标人群的再生育意愿调查，分析计划生育新政实施后育龄群众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泰山区计划生育新政实施后出生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等现实效应进行研究，分析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全面二孩”政策顺利实施提供依据和建议。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在第一次人口转变阶段对生育率的研究重点是如何降低生育率，其中把研究重点放在避孕使用率的提高上。在邦戈茨的生育模型（Bongaarts,1983）中，主要以人类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对自然生殖率 TF（假定为 15.3）的抑制作（TFR=Cm·Cc·Ca·Ci·TF）进行归纳总结，其中包括从避孕及人工流产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在当时，尽管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成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婚配年龄和避孕行为，因此，为了有效降低生育率，在该时期倡导晚婚和推动避孕节育。另一方面，提倡人工流产的合法性及服务可及性影响较大，除了会对妇女的健康产生影响之外，对非意愿生育也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在该阶段，生育意愿比生育率还低。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想要降低生育率，仅仅单靠避孕服务显然无法达到较好的效果。在避孕服务随处可见的情况下，生育率受到生育观念及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而对于一对夫妇来说，是否决定做出生育的决策，主要受到几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中除了社会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因素之外，还包括政策制定方面的因素影响。此外，妇女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等对其生育决策也具有重大的影响。有学者对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生育意愿下降的促使下，使得避孕动机被强化，进而引发生育率下降（Pritchett,1994）。从该研究得知，在影响生育率的所有因素中，生育意愿是主要因素，而在普及避孕服务之后，降低生育意愿成为降低生育率需要突破的问题，也是这项工作的难点。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始发生第二次人口转变。在该时期，部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非常明显，有些国家甚至无法保持更替水平。与之相应的生育率影响因素也发生变化，这个时期参照自然生育率显然意义不大。在选择面较多的情况下，人们在决定生育行为时，更多的受制于理性决策的影响。邦戈茨（Bongaarts,2001）在研究基础上，针对该时期构建相应的低生育率理论框架，在这之后，学者 Morgan（Morgan,2003）对这个理论框架构造进行完善，完成低生育模型的构建，通过公式表示为：

　　TFR=Fu·Fr·Fg·Ft·Fi·Fc·IP.在该模型中，把意愿生育数量（IP）作为参照，其中提升因素共有三方面，具体为 Fu 代表非意愿生育、Fr 代表替补效应、Fg 代表性别偏好；抑制因素也有三方面，具体为 Ft 代表进度效应、Fi 代表不孕效应、Fc 代表竞争效应。作为估计生育水平的主要参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即注重对生育意愿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生育意愿并不是固定化的，而是会随时期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尽管与生育率存在相关，不过并不相同。学者 Lee 在研究生育相关问题时，主要对美国 18-39 岁白人妇女的生育数量期望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在调查中发现，理想子女或者是期望子女在二战后人数大幅度提升，峰值在 3 左右，之后在 1960-1965 年间升至 3.5,而在这之后则呈快速下降态势，到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后期峰值较为稳定，保持在 2.3 左右（Lee,1980）。Lee 还对不同时期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发现时期不同，一对夫妇所期望的子女数也不同，其中受到经济状况方面的影响较大，而生育计划不会固定，而是会随着生活经历的改变而改变，根据这些研究情况，Lee 提出移动目标理论，对生育意愿变化与时期生育率变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发现妇女在 24 岁时实现生育意愿的比例不到一半，即仅为 43%（Morgan,2010）；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开始缓慢下滑，到 40 岁的实际生育数量为 1.97.在低生育率的国家，都具有共同特点即生育水平长期比生育意愿低（杨菊华，2008），不过，在理想子女额数量上则表现出相对稳定额一面。

　　在日本，根据调查发现，结婚 10 年之内且在 50 岁以下的妇女，在 1982 年，其理想子女数 2.56,而到 2002 年，则降至 2.39,不过变化并不大，20 年的时间只变化 0.17,可以说总体上比较稳定。然而，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 1985 年是 1.76,而到 2003年则下降至 1.29.低生育率问题已经引发各方关注，部分国家政府对此表示不同程度的担忧，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如何才能帮助人们实现生育意愿。在研究中，理想子女数常被作为生育意愿的指标，该指标易于统计。对此，有些学者也表达出不同声音，认为理想子女数与生育意愿率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反映的是个人价值及生育观念。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生育意愿与理想子女数有一定的差距，没有达到理想子女的数量。

　　学者 Miller 等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也对生育意愿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获得系列研究成果，在研究成果中阐述生育期望、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这基础上指出从意愿到行为的序列决策及其作用（Miller,1995）。在 Miller 看来，可以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进行测量，即进行时间及数量维度的测量，还就具体测量工具进行明确（Miller,1995），而这些维度会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1.2.2 中国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我国在关于生育意愿方面的调查研究较为滞后。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认人口及生育方面的调查研究，部分地方开始涉及群众生育意愿方面的内容。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可以得知，在上个世纪的后期即最后 20 年里，我国大部分群众的理想子女数有所下降，大都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我国在生育率上完成从高到低的过度，某些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比如：上海自 1993 年以来就开始了人口负增长）。 在中国，民众平均理想子女的数量是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从我国关于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数据中可以得知，与发达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生育水平低的现象，即比生育意愿还低。因此，研究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及相关问题，对各国生育水平的走向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婚育年龄，这为生育意愿的研究创造有利条件，在大部分地区规定如果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申请生二胎，这就意味着为再生育意愿研究提供的参考人群规模更大，可研究的人群范围更大。而在今年，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大，大有可以全面实施的势头，在该背景下研究生育意愿的具有重大意义。而在一些城市，也开展有关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研究。从这些调查的结果得知，尽管从政策的层面上来说，这部分人群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在生育意愿上与非独生子女一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城市独生子女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更好，他们中的一半甚至更多认为生一个更好，同时，他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不高。在最近针对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发现，其实际生育数量和生育计划比生育意愿都低。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即除了性别及年龄的因素之外，还包括户口及教育程度等不同特征要素。

　　根据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明显。生育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降低是公认的事实，也是人口发展的规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下，生育率容易发生重大变化，然而，生育率下降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如学者田心源（1986）在研究中认为，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获得的成绩，并不仅仅只归功于政府诱催计划生育的措施，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学者林富德（1987）和顾宝昌（1987）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其在分析生育率下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时，主要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在林富德看来，计划生育与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发生共同影响，两者之间不存在替代性。顾宝昌在构建三者（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和生育率）关系的理论模式，认为生育率受到计划生育的直接影响，同时，生育率受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且是直接及重要的影响，此外，社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通过计划生育对生育水平发生间接影响。在中国，其生育率下降是空前的，也是非常迅速的，被认为是超乎想象的快速下降（Freedman,1995:8）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息息相关，即在计划生育的制约下中国生育率快速下滑，不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独立对生育率下进行影响（Birdsall and Jamison ,1983:651），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对生育率进行影响。学者彭希哲和黄娟（1993）等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时，主要从时间序列到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并获得较为相近的研究结论，都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顾宝昌（1987）、蒋正华（1988）则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生育率下降不仅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李建民（2004）看来，一方面，中国生育率的迅速转变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有关，另一方面，尤其在 1990 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则主要受到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学者陈卫（2005）在进行研究时，则利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研究，对“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进行再次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 30 年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在 1970 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而在 1980 年代之后，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的作用相当，进入 1990 年代之后，在影响中国生育率下降方面，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占主导。如果说城市地区是受了政策的限制，但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仍很低。农村地区生育政策一样，但东部地区的生育意愿低于中、西部地区，跟城市的接近。这些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约束作用很小，经济发展程度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影响加大。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1.3.1 研究对象

　　以泰山区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单独夫妻”或者“非独生子女夫妻”为主要调查对象，问卷调查受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人均收入、生育情况、避孕节育情况、再生育意愿及其原因。调查地点选择在泰山区计划生育服务站，主要利用育龄群众到泰山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办理二胎培训证、二胎查体、参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的机会，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

　　1.3.2 研究方法

　　一是问卷调查法。设计育龄群众再生育意愿调查表，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调查单方独生子女夫妻及双方均非独生子女夫妻的年龄结构、家庭收入、职业、学历及再生育意愿等。通过随机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有效的调查数据，并对原始数据资料进行定量的统计学分析，研究单独夫妻再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不符合二孩政策夫妻的再生育意愿，为人口计划制定及生育政策完善提供依据。二是统计数据分析法。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学分析；利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泰山区计划生育统计上报生育数据进行生育意愿转化实际生育问题分析；三是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资料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阅、研究和整理。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1.4.1 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根据泰山区育龄群众再生育调查表的调查数据，分析“单方独生子女夫妻”及“非独生子女夫妻”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避孕节育情况对育龄群众的再生育意愿影响；第二，通过人口统计数据，分析泰山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符合政策的出生人口情况；第三，对泰山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第四是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泰山区新政实施提出对策建议。

　　1.4.2 研究框架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方面出现的问题，明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背景。同时明确研究的意义以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框架、创新和不足。

　　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和理论”.主要介绍“单独夫妻”、再生育意愿、政策生育率等。相关理论有莱宾斯坦的成本--效用理论和贝克尔的孩子质量与数量选择的理论。

　　第三章“再生育意愿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介绍调查的范围、受访者的人口变量情况以及再生育意愿特征分析。主要分析性别、年龄、现有子女情况、家庭人均收入、避孕节育情况等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特征，同时对“单独夫妻”和“非独生子女夫妻”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差别分析；分析受访者的再生育意愿的性别期望，以及一孩对二孩性别期望的影响；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泰山区“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的办理二孩生育证和出生人口情况。

　　第四章为问题及原因。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第五章“对策建议”.针对出现问题，对新政实施提出对策建议。

　　1.5 创新性与不足

　　1.5.1 创新性

　　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对“单独夫妻”和“非独生子女夫妻”再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对“单独夫妻”和“非独生子女夫妻”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差异性分析。通过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问题的分析及问题解决，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建议和依据，为全面做好应对“全面二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做好准备。

　　1.5.2 不足之处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泰山区“单独二孩”出生人口的统计过于粗略，未按照年龄段分别统计不同年龄阶段的生育率，导致无法与调查问卷中相应年龄阶段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比对分析。同时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时间太短，生育释放有限，只能做整体的简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