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两地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据统计，80%台湾同胞的祖籍地均为福建， 这使得两地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共同点。 然而， 因历史原因而长期分离，这又使得两地的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比较闽台两地人口发展的异同点， 对于两地解决人口问题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大有脾益。
一、人口数量变化与生态系统间的紧密关系
通常认为， 人口数量的变化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系统的不断恶化， 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人口总量不断增长且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而导致的， 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和能源资源的不断增加与环境承载力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引起的。 人类维持生命除了需要直接从自然界索取食物之外， 还需要耗费比其它动物都多得多的物质资料和能源来满足其衣、食、住、行、玩等方面的需求。然而，生态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有限的常量， 而且随着人类不断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 环境因素的整体作用功能往往会被相应地削弱， 从而导致环境对人口总量的承载能力不断降低，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世界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是由人的生物本性决定的。人类作为自然生物的一种，其与其它任何生物一样，同样保持着一种极力繁衍后代的本能。本来这种生物本性是无可厚非的， 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自身的繁衍能力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 人口的过快增长已远远地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从而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均构成了威胁。在此情形下，就要求人类必须站在生态伦理的高度来看待人口的发展。
在中国，因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的农耕文化、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等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的传统生育文化，这种生育文化在闽台两地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闽台两地的地形均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区域内地势崎岖。
当地居民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 因受制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 男性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 因体力上的优势而受到格外的青睐， 因而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在闽台两地均表现得十分明显。 如在闽台均存在着“宁要一口男丁，不要百万家财”等具有偏见的说法,重男轻女的观念由此可见一斑。过去，当地的妇女如果未能生育男孩，则其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 直到目前，闽台两地的许多农村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生育习俗：如两地均盛行在重要节日到送子观音、妈祖、临水夫人等神像前去敬拜以祈求赐子； 农户家里若有男婴降生，其家人往往会燃放烟花爆竹予以庆贺；而如果生的是女婴，则不鸣放鞭炮；且在给女孩取名时常用“来弟”和“招弟”等,希望其能为家里招来男孩；等等。 在这种生育文化的影响下，闽台两地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之间的矛盾。
二、闽台两地人口发展变化的比较
相同的生育文化使得闽台两地在人口自然增长中基本上保持着类似的人口增长模式， 但两地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其人口的发展变化又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1.福建人口的变化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因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不高，与全国其他省份类似，福建同样维持着 “高出生率、 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 1949 年福建省的人口总数为 1188 万人， 到 1959 年增长到 1543 万人，10年时间净增 355 万人，年均增加 35.5 万人。 到了1965 年， 福建人口的出生率达到了 41.19‰的峰值，自然增长率也高达 33.27‰。 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 到了20 世纪 60 年代， 福建省开始提倡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观念， 但该观念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推广。 随着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福建省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由此前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在此情形下，福建省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口增长压力，因而到了 80 年代初期，全省开始严格实行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的人口生育政策。随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福建省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 其出生率从 1970 年的33.58‰下降到 2010 年 11.27‰。 与此相对应，福建人口的再生产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接近。 其中在 1980-2010 年间，福建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从 2.951 下降到 1.4，年均降速 2.82%。 最近几年，福建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未发生大的变化。
伴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是愈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1953 年，福建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3.3%；到了 1982 年，该数据提升至 4.4%；而到了 2010年，该数据高达 6.7%，与全国 8.87%的平均水平相比虽低了 2.17 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因为福建省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大量的外来青壮年务工人员拉低了老年人口的比重。 通过对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 从外省户籍迁入福建的人口增加了216.83万人，增长101.08%。 根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的定义，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7%， 就算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比重超过 14%时，就是老化的老龄化社会，即超级老人社会。 福建人口的发展，除了老龄化问题之外，还存在着户均规模缩小、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 2010 年，福建省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98 人， 与 2000 年的户均 3.53 人相比，减少了 0.55 人；全省常住人口的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5.96。
2.台湾人口的发展变化
台湾人口在过去的 300 多年间也净增了 84倍。 据《台湾通史·户役志》记载，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其人口约有 20 万人(未含土着少数民族)； 而到了 20 世纪初， 台湾人口达到了 300 万人；到了 1946 年底，台湾人口进一步增加到 610万， 不到 50 年时间净增一倍多。 而在 1949 年之后，台湾人口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在国民党退台过程中，因当时大批的军民随之进入台湾。据资料记载，包括 60 万军队在内，总共约有 200 万人迁入台湾。 到了 1950 年，台湾人口达到 760 万人(未计算军人数量)，激增的人口中，除了由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居民之外，其余就是自然增长。由于人口数量骤增，从 1950 年开始，台湾人口的自然增 长 率 突 破 了 30‰大 关 ， 其 中 1951 年 高 达38.4‰，成为峰顶。 此后该比率虽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高位；1963 年之前持续在 30‰以上；1963年之后， 台湾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低于 30‰，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人口的绝对数方面，1963 年台湾人口达到了 1200 万人 （包括军人），使这个仅有 3.6 万平方公里的小岛， 其在人口与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人口密度也始终排在世界前列。
1951 年，时任台湾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等人开始撰文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 同时，他还与其它相关工作者深入农村， 向已婚妇女推广家庭计划知识和方法。 但当时在知识界和政界反对“家庭计划”的声音占了上风，不少人认为节育政策违反了传统的儒家精神， 加之当时蒋介石企图借助人多来实现其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 因此节育的想法一直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为了减少阻力，农复会开始改变策略，以“孕前卫生”代替“节制生育”的提法，在岛内积极推广避孕知识。随后，强大的人口压力最终促使台湾政界也认识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1964 年，台湾开始全面推行“孕前卫生”计划；1968 年，进一步通过了“台湾地区家庭计划执行管理条例”，至此，台湾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想法才真正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在经受了重重的阻力之后，台湾的“家庭计划”在 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开始在全岛范围内推广。 家庭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已婚的育龄妇女采取各种有效的避孕措施，并倡导合理地安排生育，以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从而实现缓和人口增长的目标。 到了 20世纪 70-80 年代， 台湾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 5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维持在20‰左右，与同时期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属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 到了 1989 年，台湾人口突破了 2000 万大关。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人口的高速增长与台湾民众的多子多福多寿的传统生育观密不可分。 在该观念的支配下， 台湾人普遍结婚较早，其平均结婚年龄仅为 19 岁，结婚早使得妇女有较长的生育期， 加之 20 世纪 60 年代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进了卫生、医疗和保健等条件，从而使人口死亡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出生率却居高不下。
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加之家庭计划的深入实施与推广， 台湾人的生育观也开始逐渐地改变，女性晚婚和晚育的现象渐渐增多。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 台湾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其中 1991 年的人口增长率约为 10‰,1994年进一步降至 10‰以下，这意味着台湾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与此相对应，台湾妇女一生平均所生育的子女数量也开始大大地减少,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 4 个， 下降到 80 年代的 2.5个，到 2000 年进一步降至 1.68 个。 这些数据标志着台湾人口增长的类型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开始进入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即现代阶段。 正如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认为的那样， 当生产力有了较快地发展， 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地提高,生育观会随之发生改变，限制家庭人口规模会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此，其人口生育率自然就会相应地出现下降。 进入 21 世纪后，台湾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开始进入人口零增长阶段。 据统计 ，2010年台湾的总生育率仅为0.895，即平均每位妇女只生 0.895 个小孩，首次跌破 1 的大关，再创历年新低点，从而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 为了避免少子化和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台湾政府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婚育的政策和措施， 如给低收入户发放育儿津贴、改善托育环境等，人口问题被视为区域重大问题来看待，但其收效不太显着。
台湾生育率持续低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年青人受西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其婚育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其家庭观念相对淡薄， 不婚不育的思想渐受追捧，40 岁以下的适龄妇女更是有四分之一选择不婚， 而已婚妇女希望生育的子女数也在逐步地下降；二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大环境相对不太景气，台湾岛内的教育与就业环境不容乐观， 年青人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渐大，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年青人的生育意愿。
可见，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当前台湾人口发展中所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 201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87%，已经全面进入老年化社会阶段。 今后随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人口出生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在这一阶段开始陆续进入老龄化， 预计到2017年，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 14%，台湾将进入超级老人社会。 此外，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问题也困扰着台湾。 统计资料显示，台湾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一向不太协调，其男女出生比例一般为 105 比 100。2009 年，台湾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达到了 108 比 100， 虽然这已经是台湾近 10 年来的最低点，但该比例在全球男女婴性别失衡排名中仍高居全球第九。
3.闽台两地人口发展变化的异同
通过以上对闽台两地人口发展变化的轨迹比较可知， 闽台两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均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高峰期， 而这正是两地在相同生育观作用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的状况；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闽台两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不同程度地呈现下降的趋势，并持续至今。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使得两地的户均规模都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 但两地出现的时间和具体的影响因素略有不同。总体而言，福建省人口发展变化的步伐要比台湾稍慢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 台湾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除了受到“家庭计划”推广的影响之外，同一时期台湾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此外西方社会思潮尤其是其生育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曾协助台湾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多年的美国专家傅利曼认为，“家庭计划”的作用虽大，但即使不推行“家庭计划”，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也会逐步降低，但其降速可能会相对平缓。
相对于台湾而言， 促使福建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改革开放之前 20 多年的时间里， 与全国的其他省份一样，福建因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省域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这使得福建省错失了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相互促进作用的最佳时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序状态， 更是给当时刚刚起步的福建计划生育工作以毁灭性的打击， 导致全省人口的出生率失去逐渐下降的可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全面实施， 中国开始重新回到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也才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得到真正成功地实施， 并最终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无节制增长的态势，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三、生态伦理观下的闽台人口发展对策
当前， 闽台两地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虽均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两地因缺乏正确的生育价值观的指导， 导致在人口发展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关键的是应该确立生态价值观，并用以指导闽台两地的人口发展实践，以促进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确立生态价值观，保持两地人口适度增长
近年来， 闽台两地虽然都维持着较低的人口生育率，但其影响因素不同，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也不尽相同， 但其根源均与目前的人口发展观与生态伦理原则相背离有关。 按照生态伦理原则和生态价值观的要求， 只有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规模才能做到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
由于福建省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行政干预下实现的， 存在反弹的风险。正如前文所述，直至当今福建省的许多农村家庭仍然残留着“重男轻女”的观念，部分家庭仍不惜代价争取能够生养男孩， 有些家庭在生了一个男孩之后仍想再生男孩。 2012 年福建省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为 20.77 亿元， 在全国公开这一数据的省份中排行第三。 更有甚者，有些家庭甚至不惜花血本高价买男孩用以传宗接代， 而正是这种陋俗的存在使得福建成为被拐儿童的最大买入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以行政、法律等强制措施和政策来调整人口生产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的做法， 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外在强制约束机制，其出现反弹的风险极大。只有确立生态的价值观， 并以生态伦理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调整这些利益关系或矛盾， 促使人们自觉地约束人口生产和生育行为， 才有助于促使福建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 从当前的以政策控制为主模式转向以群众自我约束为主的社会道德控制模式。
过犹不及，与福建省仅有一水之隔的台湾，其因过低的人口出生率， 导致其未来的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这同样也是一种不符合生态规律和生态伦理道德的行为。基于此，只有遵循生态价值观，从生态伦理的高度出发， 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人类自身的繁衍与发展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增强， 生态伦理思想也会渐渐地得到人们的认同。今后，人们只有基于生态伦理观，确立新型的人口生育价值伦理观与人口发展伦理观， 才有助于促使人们在生育行为上走向自由和自觉。
2.全面提升两地人口的生态素质
地处台湾海峡两岸的闽台两地，因地质构造、地形地貌等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 其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相对匮乏， 两地目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能源资源短缺、 生态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造成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人口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一方面， 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耗费了原本就十分有限的资源和能源；另一方面，当前两地相当部分的民众尚存的相对落后的生态素质， 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资源和生态问题。
中国大陆目前虽然已经将生态道德教育作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 但绝大多数学校尚未单独开设该门课程， 主要是通过将生态道德理念渗透在地理、政治、生物等相关的学科之中，因而其内容比较零散，未能促使学习者尽快地形成系统的生态价值理论体系；同时，由于缺乏硬性的考核指标， 因而生态伦理教育在不少地方的中小学阶段基本是空白的， 大学阶段也只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专业开设一些生态道德方面的专业基础课程。而对于大部分的大学生而言，只能通过选修部分公选课或者阅读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料来获取相关的知识。在福建省，上述关于生态道德教育缺失的问题同样存在着， 虽然部分城市中小学偶有举行生态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活动，但还远远没有形成系统、 完整的生态伦理教育体系。 加之当前许多家庭均视小孩子为家中的小皇帝，大人们给予了过分的溺爱，致使许多孩子均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 不利于学校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方面的系统教育， 也不利于孩子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
与福建省等中国大陆的其他省份相比， 台湾地区的环境保护活动要更早 20 年左右。 早在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的台湾当局就在其教育部门设置了环境保护教育小组， 并通过师范体系广设环境教育中心， 从而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均开设环境保护课程的惯例。除了政府组织之外，台湾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民间环保团体， 这些团体致力于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和推进环保事业发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台湾的环境道德教育更多地是向受教育者和民众传递环境保护的外部道德规范，也就是告诉人们哪些行为是保护环境的，哪些行为是对环境有害的； 这些教育活动还没有从根本的价值观、 伦理观的高度去提升人的生态素质，从而导致民众内在生态伦理素质的缺位。
可见， 只有全面地提升闽台两地人口的生态素质， 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人们自觉地以生态价值观、 生态伦理观来指导和规范日常的包括生育行为在内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地的人口问题和生态环保问题。
3.建立人口结构生态伦理
当前， 闽台两地的人口问题已经从此前纯粹的数量问题向人口结构问题转变。 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户均规模小型化等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两地人口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上述这些结构问题的存在，不仅导致了大量适婚男性人口单身和性犯罪的增加， 还致使大量的老年人口因缺乏青壮年人口的关心和抚养而变得老难有所养和老难有所依， 从而直接地危及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解决上述人口结构问题应从生态伦理的高度寻求出路， 促使尽快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生态伦理。 这里所谓的人口结构生态伦理是指依照生态伦理的价值观和理念，据以引导建立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城乡分布结构等。 只有尽快地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生态伦理观， 才能借以引导和教育民众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和人口结构观， 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闽台两地的人口结构问题。
总之，当前只有站在生态伦理的高度，通过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来指导两岸民众的生育等相关行为，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地因人口数量和结构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促进两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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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启五：《闽台人口比较初探（续）———闽台人口性别比的对比与思考》，《人口学刊》1998 年第 5 期。
[3]丁中文，柯瑞清：《闽台农业人口比较及其启示》，《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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