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约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和变动机制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过程。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收敛，即综合生育率的下降。在先期走上城市化道路的欧美国家，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与生育率下降虽为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在中后期，相关性显著。二战后日本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产生了生育率的明显下降。同样的证据在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充分的表现。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于 1979 年在城镇地区实行独子政策，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为减缓全球人口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大大减轻了国内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有些研究认为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另有一些研究基于中国城市化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广阔背景，对政策以外的影响因素给予了较多关注。包括生活质量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多，妇女地位的提高，城市住房的短缺，晚婚和死亡率的下降，孩子的收益和成本的改变，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等等，都促进了中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低替代生育率并非严厉的人口政策所致，与其它社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全球力量所驱动，“政策因素已经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失去影响力或影响甚微”。对于家庭的生育行为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强制性，政策效应属于外部约束。

　　而与城市化过程相伴而来的就业、婚姻、教育、移民、生活方式转变等问题，使得家庭主动节育，可视为内部约束。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需要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巨大的人口基数及其消费水平提高对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大，给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二是人口迅速的老龄化使得未来劳动人口供给不足，拖累经济增长，并对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和抚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未富先老”的困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 26%;三是生育偏好引起的新生人口的性别失调。“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118． 06，“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将使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的困境;四是由于意外伤亡产生的“失独家庭”成为没有欢乐的孤独人群。根据卫生部《2010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我国每年新增 7． 6 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五是代际资产转移产生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异是人口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基本动因，城镇居民收入较高，且为独子，家庭资产通过代际转移扩大了积累，农村居民则相反。这意味着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六是大量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影响社会和谐。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难以落实，增加了他们的风险和成本。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城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巨大。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人口增长收敛中的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揭示不同时期约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和变动机制，讨论新的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转型的政策启示，以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1 推论、方法和资料来源

　　1． 1 推论和计量方法

　　近 30 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显然，这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即新增的城市人口由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净迁入的移民二部分构成。基于这样的基本实事，可以推论:

　　第一，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历年总人口的数量不变，城镇和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既有水平。如果没有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由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不断下降。

　　第二，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使一部分具有较高自然增长率的农村人口转变为较低自然增长率的城市人口，由此减少的人口数量体现了城市化约束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

　　第三，如果在 1979 年在城乡同步实行“一胎”生育政策，即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城市相等，而移民数量不变，农村人口及总人口的数量会低于目前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会更高一些。

　　第四，如果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会保持惯性增长，人口群体无疑会大于目前的实际人数量。近 40 年来，国际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综合生育率都呈下降趋势。假定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这些国家保持同步下降水平，可以估算出在内部约束下总人口的变化，从而把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政策效应分解开来。

　　基于以上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分析。【1-5】

　　
　　(1)－(5)式中:Ltu—第 t 年的人口城市化水平(%)，Pt － 1u—第 t － 1 年的城镇人口(万人)，当 t = 1 时为初始年份(1978 年)的数据，Pt － 1r—第 t － 1 年的农村人口(万人)，当 t = 1 时为初始年份的数据，PtT—第 t 年的总人口(万人)，Utr—第 t 年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Ｒtr—第 t 年的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Ptm—第 t 年的移民数量(万人)，∑ti = 1Ptm—累计移民数量(万人)，PtTm—t 年内移民减少人口增加的累计值(万人)，P0T—初始年份的总人口(万人)，PtT1—城乡同步实行“独子”政策时，估算的第 t 年总人口(万人)，Ptr2—城市化约束下估算的第 t 年总人口(万人)，Atr—第 t 年实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At 0r—起始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Atdr—末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T— 年份跨度。

　　1． 2 资料来源

　　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取得了 1978 年以来我国历年总人口及其自然增长率、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数据，还有 1978 － 1986 年、1989 － 1999 年二个时段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了估算由农村到城镇的移民数量，需要找出其它缺失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

　　Zhang 和 Song较为深入地研究了 1978 －1999 年中国农村到城镇的移民及城市化问题，认为移民对中国城市的人口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根据他们估算的移民数量可测算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结果与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十分接近。据此结果补充了 1986 和 1987 年的缺失数据。

　　1978 年以来，我国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波动变化。

　　1987 年出现一个较大峰值 16． 61%后持续下降，近几年已低于 5%。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年接近。基于这一趋势，有的文献直接用后者替代前者。虽然这不失为一种处理方法，但低估了移民数量。

　　1987 年以来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之差逐年缩小，由1987 年的5． 21%收敛到1999 年的0． 51%。参考卢向虎、王永刚提出的方法，用较长序列的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修补 2000 － 2012 年期间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6】

　　
　　(6) 式中，Ut － 1r为第 t － 1 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Ttr－ Tt － 1r)为第 t 年和第 t －1 年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一阶差分，DT为 1987 － 2012 年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阶差分的平均值，DU为 1987 －1999 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一阶差分的平均值。

　　参照国家 1960 －2012 年的人口数量及自然增长率来自世界银行开放数据。

　　2 不同情景下人口增长及城乡分布变化

　　在推论1 设定的情景下，由于城市人口的比量小、且自然增长率较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趋于下降。到 2012 年我国城市人口2．2 亿人，城市化水平为 16．3%，比实际城市化水平52．6%低36．3%，还低于1978 年的水平(17．46%)。

　　这表明，城市人口的总量虽在增长，但相对的比重下降了，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这意味着城镇地区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参见表 1。【表1略】

　　每年新增的城市人口可分解为二个部分:城市的自然增长和由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移民群体在迁移前后自然增长率之差，可视为城市化约束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

　　1978 － 2012 年期间，由于移民减少的出生人口累计达 750. 7万人，多于 2005 年以来全国每年的新增人口。

　　在推论 3 设定的情景下，全国人口都以城市的自然增长率增长，2012 年全国总人口为 12． 63 亿，比实际人口少0． 9 亿; 城市化水平 56． 35% ，比实际水平 52． 57% 高出3． 78% 。在 2012 年 7． 12 亿城市人口中，自然增长部分0. 96 亿人，占 13. 52% ;移民 4. 48 亿人，占 62. 98% ;其余的 21. 82%为原有人口基数。显然，由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成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有 17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综合生育率呈持续下降的过程(参看图 1、图 2 和图 3)。虽然城市化水平的基数存在较大差异，但人口增长减缓的趋势具有共性特征。有些国家(例如印度、蒙古、秘鲁等)虽然也由非政府组织推动计划生育，但政策的约束力度远不如中国。因此，这些国家的数据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过程与中国的情况相近，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 1972 年以来，二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不大。【图1-3】

　　在 1972 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及综合生育率的基数略低于印度尼西亚和 17 个参照国家平均值(参看表2)。1972 －2012 年的 40 年中，印度尼西亚和 17 个参照国家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综合生育率都下降了一半值以上。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推进速度快于对照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对照国家实现同步下降，由 1972 年的 24． 57%下降到 2012 年的 10． 0% －12． 0%是完全有可能的。以平均下降速度逐年推算，2012 年我国总人口在 16． 98 亿 －17． 68 亿之间，比 2012 年的实际人口数量(13． 54 亿) 多了3． 44 亿 － 4． 14 亿人，可视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24． 57%下降到 10． 0% － 12． 0%为城市化的效应，由 10． 0% －12． 0%下降到 4． 87%为政策效应。【表2】

　　Guo Z 等人分析了我国 1982 － 2008 年城市化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对综合生育率下降的贡献为22%。显然，这个结果比我们估算的城市化效应要低一些。

　　3 不同时期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分析

　　前面用类比的方法分析了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政策效应。事实上，约束人口增长的多种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且有交互耦合的复杂关联。应当结合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

　　3． 1 1972 － 1980 年为政策效应时期

　　1972 年国家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随后的 8 年内，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24． 57%(22． 16%)迅速下降到 12%以内。那时，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很缓慢，城镇人口不到总人口的 20%，难以对人口增长约束的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是政策强制的结果。这使得我国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为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强制的外部约束形成了较大行政成本，也带来了干群关系紧张等一些社会问题。
　　
　　3． 2 1980 － 1995 年以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

　　1979 年起国家在城镇地区严格实行“一胎”生育政策，政策效应依然较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过程，城镇人口持续增多，城市化约束人口增长的效应日趋强化。1995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城镇人口的比重不大，内部约束力有限，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反弹，至 1987 年出现 16． 61%的峰值。这是政策效应已经充分发挥、而城市化效应尚未发力、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惯性的表现。

　　3． 3 1995 － 2012 年城市化效应和政策效应并重的时期

　　我国城市化已通过“S”型曲线的第一个拐点，进入了加速增长时期，城镇人口每年新增约 1%，2000 年后每年增加 1． 3%。每年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城市化效应日益增强，内部约束成为新时期减缓人口增长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一系列因素使得家庭主动节育。一是育龄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转变，多子不再是多福的象征;二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她们主动优生优育，不愿因多育造成拖累;三是城市住房短缺以及房价不断上涨，给移民和新就业者以较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晚婚晚育;四是子女抚养成本的提高成为中低收入群体生育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有媒体报道“在北京生养孩子的成本为 276 万元”。

　　4 政策讨论和结论

　　4．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

　　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来说，较小的人口规模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国人口增长率虽降低了，但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个体的消费量，温室气体排放和对环境影响加大。保罗·埃里奇提出了 I = PTA 的等式(环境影响 = 人口·技术·消费)，即使人口实现了“零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仍然会增加资源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57% 和 32%，人均水资源、人均耕地分别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 1/4 和 2/5(2011 年世界银行数据计算)。2000 年以来，铁、锰、铜、镍、铝、铅、锌、铬、钾等主要矿产的进口量迅速增加。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人口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有利于经济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 年我国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 345 万人。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趋于消失。家庭抚养负担的加重使得储蓄率降低，减少了建设投资，都会影响经济发展。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巨大的抚养负担，人口仍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人口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种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

　　4． 2 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不仅可以降低家庭的性别偏好，缓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还可以减少相关家庭出现失独现象，保障更多的家庭幸褔;而且能够改变通过代际资产转移的差异而产生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有利于解决一胎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各地区、各民族应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城市人口素质较高，抚养能力较强，特别是经济、文化二个方面条件较好，有利于子女教育。城市严、农村宽的人口政策使得新增人口中低素质的人口比例增加。我们一方面在努力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又在制约城市人口增长、扩大农村人口。这不仅增大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也拉长了城市化过程。我国多数民族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自然条件较差，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低，经济社会欠发达。汉族严、少数民族宽的人口政策不利于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影响到地区发展。因此，各地区、各民族应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发挥政策效应的重点放在农村，特别要重视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

　　(2)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应逐步弱化政策的约束效应，以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为 2． 1) 来设计政策控制目标。在更大程度上由家庭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一胎生育或二胎生育，强化城市化的约束效应，让其成为主导因素。将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把外部约束转化为内部约束，降低控制人口增长的行政成本，减少社会矛盾。

　　(3)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要基于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的规划，通过非农产业的培育和城镇的规划建设来促进人口向城镇的适度聚集。在努力增加就业的同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为新进入城市的移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影响移民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社会融合等实际问题，实现农民工“常住化城镇化”。

　　4． 3 本文的贡献和不足

　　本文是在参考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贡献在于，一是把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归结为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为外部约束，后者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把二方面的效应结合起来讨论，并分三个阶段来说明影响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主导因素;二是参照 17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计算了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人口的数量，并与实际人口相比较估算出约束人口增长的政策效应。三是基于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存在差异的推论，计算出由于移民减少的出生人口累计达 750． 7 万人;四是提出了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等政策建议。本文的不足是还难以对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精确定量，需要进一步探索。

　　4． 4 结论

　　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和城市化二部分。多年来，城市严、农村宽的人口政策不利于人口素质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978 年以来由农村到城市移民累计减少的出生人口达 750． 7 万人，相当于近年来全国一年的净增人口。新增城市人口的 63% 来自移民和当地的“农转非”。1960 － 2012 年 17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综合生育率的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特别是印度尼西亚与我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参照这些国家的情况，估算出在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假设条件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可由1972 年的 24． 57%下降到 2012 年的 10． 0% － 12． 0%，可视为城市化约束人口增长的效应。这个估计值与 2012 年我国实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4． 87%之差，可视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减少出生人口 3． 44 亿 － 4． 14 亿人。

　　1972 － 1980 年是政策效应时期，1980 － 1995 年是以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的时期，1995 － 2012 年为城市化效应和政策效应并重的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