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出人口大省流动人口的返乡与外出影响因素分析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日益递增， 反过来流动人口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不论学界、 政府还是媒体都对该群体给予特别高的关注。 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说是浩瀚如云， 尽管已经取得了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归纳起来， 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切入点， 即流入地视角、 流出地视角和流动过程三个方面的研究。 具体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也可以将三者作为一个体系综合地研究。 目前， 从流出地视角进行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而从流入地视角的研究较为丰富。 如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 （雷敏等， 2007； 任远等， 2012； 余运江等， 2012； 陈湘满， 2013）、 就业状况 （段成荣，2007； 宋健 ， 2010）、 社会保障状况 （郑成功 ， 2007； 张晓杰 ， 2014）、 居住状况 （ 叶苏 ， 2005；蒋耒文等， 2005； 段成荣等， 2006； 侯慧丽等， 2010； 何炤华等， 2013）、 流动人口卫生与计生服务 （侯建明， 2012； 陈雷等， 2014； 王谦， 2014）、 流动人口的孩子教育问题 （刘珍珍， 2005； 谢宝富， 2013） 等方面。 而从流出地视角的分析， 目前主要是对留守人口的研究， 如留守儿童 （周国华， 2010； 朱海雪等， 2014）、 留守老人 （卢海阳等， 2014； 陈元刚， 2014） 以及留守妇女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许传新， 2009； 钟斌， 2013）。 此外， 也有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规模与结构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邹湘江等， 2013； 廖少兰， 2013）。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相对于流入地的研究而言， 以流出地为切入点的研究还远远不足， 将流出地与流入地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就更少。 一个地区时时刻刻都有人口流入与流出， 在实际的研究中， 为了方便， 很多时候人口流动系统被人为地分开。 从研究的角度看， 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但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做到真正的孤立。 人口的流出与流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当前我国主要流出大省的农村人口是否还会继续大规模地流出？ 流出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会， 那么他们将会流入到哪些地区？ 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流动意愿与行为？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当前返乡流动人口的返乡原因是什么？ 他们与没有流动经历人口之间的流动意愿是否存在差异？ 回答以上问题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研究， 尤其是从流出地角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卫计委 2014 年 1－2 月在安徽、 四川、 河南、 湖南、 江西、 贵州六个流出人口大省选取样本点进行流出地监测调查。 调查对象： 六个流出人口大省抽中村或村民小组的所有户籍家庭户、 户内符合条件的返乡流动人口及所在村委会负责人。 调查内容： 流出地人口流动迁移情况、 流动人口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 返乡流动人口健康、 参保和就医情况。 调查方法： 采用典型调查方法在每个省选择 3 个县， 每个县选择 3－4 个村作为监测点进行调查， 每省调查约 4000 户， 此次调查样本容量为 24424 户。 虽然此次调查对象是以户为单位，但本文的分析仅根据接受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进行分析， 同时考虑到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特性，选取了年龄在 15－60 周岁之间的被调查者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最终符合选定的总样本量为18662 人 ， 其中既有返乡回来 的流动人口 （该样本 7572 人 ， 占 选定样本的 40．57％）， 也包括截止调查时点没有跨越乡镇范围半年以上的户籍人口 （该样本 11090 人， 占选定样本的 59．43％）。 因此可以进行很好的比较分析， 二者的样本量均非常大， 避免随机波动带来的不稳定性。

　　（二） 方法说明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推断性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描述样本整体特征和双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 而推断性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探讨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 本文拟从是否外出以及外出地域的选择两个方面对我国主要流出省份的农村人口的外出意愿进行分析。 模型 1 中的因变量为， 是否打算在未来 （调查时点） 半年内外出流动， 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分类的变量， 打算外出赋值为 1， 不打算外出赋值为 0， 所以二分类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最佳的模型； 模型 2 中的因变量为外出地点选择， 由于外出地点具有一定的地域梯级变化特征：外省、 外市、 外县与本县其他乡镇， 所以运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最佳的模型。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农村流动人口返乡原因分析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民工潮” 现象出现以来， 农民工流动就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最显着的经济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 人口流动日趋活跃， 流动人口规模由2000 年的 1．21 亿增加到 2012 年的 2．36 亿， 年均增加 958．3 万人②。 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为流入地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可是从 2004 年开始， 在我国珠三角个别地区及个别企业开始闹起了“民工荒” 的戏剧， 然而在 2008 年年底， 却由 “民工荒” 演变成了 “民工慌”， 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地经济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工 （或流动人口） 首当其冲， 来自内地的农民工陆续返乡。 2009 年初的 “2000 万返乡农民工” 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极大关注。 可是不到半年， 又峰回路转， 据有关调查表明， 因金融危机失业造成的农民工返乡并留在农村老家的人并不多， 另一方面， 回城农民工也没有出现失业的现象， 甚至个别地区还再次出现了 “民工荒” 的现象 （段成荣等， 2012）。 农民工甚至流动人口返乡现象成为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 非常有必要弄清楚他们返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对流动人口自身的生存以及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研究认为，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 是农民工不愿意远距离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计生委， 2011）。 本文在此利用 2014 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数据， 对六个流出人口大省的流动人口返乡原因进行详细地分析， 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的统计结果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总体来看， 我国当前流动人口的返乡原因 （这里包括临时性的返乡和返乡定居两种情况）， 主要不是经济性的因素所导致， 而是社会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因探亲而返乡的流动人口占了主体， 其比例高达 83．5％， 其次是照顾家庭， 占 10％左右，其他几项合计不到 10％， 尤其是因经济原因而返乡的流动人口比例非常低， 不到 1％。

　　具体来看， 返乡流动人口的内部差异极其明显。 首先， 男性流动人口与女性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 虽然两者均以回家探亲为主， 但是他们的返乡原因有很大的不同， 男性回家探亲的比例比女性较高， 而女性由于照顾家庭、 婚丧嫁娶、 生育、 健康而返乡的比例较高。 这实际上是我国“男主外， 女主内” 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在流动人口身上的体现， 女性流动人口回家主要是为了顾家， 而不是其他的因素， 但男性不同。 虽然我国流动人口出现了家庭化的趋势， 根据段成荣教授提出的流动人口 “四阶段论” （段成荣等， 2013）， 当前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和转变， 即由夫妻二人向夫妇携带孩子的核心家庭转变。 但其中也不乏还有很多是处于第一阶段的单个外出的起步阶段， 而且随着流动人口内部代际结构转变， 80 后一代的很多新生代流动人口大多还处于未婚的生命历程阶段。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 2009 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未婚比例在 80％左右， 他们将在外出期间解决婚恋等一系列的重大人生问题 （常蕾雷， 2012）。 因此，未婚流动人口返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回家探望父母等其他亲属群体。

　　其次， 从受教育程度差异来看，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返乡原因差异也特别明显。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因探亲返乡的比例逐渐增加， 而因健康因素与照顾家庭返乡的比例降低。 这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高低有关， 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 而人力资本高低又会制约着人们各种社会经济等活动， 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后致性资源， 通常与其职业地位、 收入高低呈正相关关系 （叶文振， 2009）。 受教育程度越高， 在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找到好工作， 职业稳定性也较高， 并且在城市落户可能性也会相对较高， 所以回家的频率就会较低，他们回家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探望亲人。 另外，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 他们从事的职业地位较高， 对健康的威胁较低， 再加上自己较高的健康保健意识， 所以他们因健康回家的比例也会较低， 并且即使存在健康方面的问题， 他们在城市就可能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待遇， 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健康系数与安全系数均较低， 容易导致很多健康问题的滋生，而城市高昂的医疗费用又没有各种保障， 所以大多数选择回家治疗， 农村现在除了农村合作医疗外， 农村的药价也比城市低。

　　（二） 未来半年内农村人口的外出意愿特征分析

　　前面分析的是返乡的流动人口。 一般来说， 返乡流动人口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三个： 第一， 回家后不再外出， 在家乡务农或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 第二， 继续外出到原流入地； 第三， 选择新的外出地域。 本部分集中从农村人口③未来半年内是否打算外出以及外出到何地两个方面的外出意愿分析， 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为了进一步分析迁移流动经历对外出意愿的影响， 本文还将返乡回来的流动人口和一直在老家从未流动过的农村户籍人口的外出意愿进行了比较， 以揭示先前流动行为对后来流动意愿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 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意愿不论从是否打算外出， 还是外出地域的选择， 均与调查对象的年龄、 性别、 婚姻、 受教育程度以及外出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但户口因素只会影响外出与否的考虑， 而不会对外出地点的选择产生影响。

　　其基本特征： 就性别来看， 男性的外出意愿较高， 并且他们在跨省和跨市的远距离流动选择方面的趋势比较明显， 女性的外出意愿相对降低， 她们的外出地域趋于市内的跨县和跨乡镇的近距离流动， 这与雷文斯坦的迁移规律比较符合。 着名的英国统计学家雷文斯坦在 《人口迁移规律》（ the Laws of Migration） 一 文 中 明 确 指 出 “ 女 性 以 短 距 离 迁 移 为 主 ” 的 迁 移 规 律 （ E． G．Ravenstein， 1885）。

　　就年龄来看， 打算外出的平均年龄为 40 岁， 而不打算外出的平均年龄为 46 岁， 二者的差距非常明显； 在地域范围选择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加， 越倾向于选择就近流动， 这可能与不同年龄的个体身体健康以及流动带来的预期收益有很大的关系。 年纪较轻者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 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强， 同时带来的预期收入较高， 他们更愿意冒险到较远的地方。

　　就婚姻状况来看， 是否打算外出以及外出地点的选择也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没有配偶 （包括未婚与离婚） 的人群打算外出比例较高， 初婚群体在选择到外省流动的比例明显较高。就教育程度来看， 受教育程度越高， 打算外出的比例也越大，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打算在未来半年内准备外出； 在地域范围方面的选择， 选择外省的比例并没有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但是省内外市的比例却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各省的人才引进有关。 有研究发现， 改革背景下的人口迁移流动， 不仅对性别、 年龄以及婚姻状况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也对人口的文化程度具有选择性 （阎蓓， 1999）， 国外的移民研究也发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特点。

　　就户口性质来看， 不同户口类型的群体， 在打算是否外出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别， 但至于选择外出何地却不会受到户口性质的影响。就外出经历来看， 曾经是否有过跨乡镇半年以上的流动经历对他们的外出意愿具有特别明显的影响。 有外出经历者在未来半年内会打算继续外出的比例高达 85．5％， 而没有外出经历者打算外出的比例不到 1．5％， 二者差异极其明显； 就外出地域选择而言， 有流动经历者选择大范围的跨省流动比较明显， 而没有流动经历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省内流动的特征比较明显。 因此， 可以看出先前流动经历对后来流动意愿甚至流动行为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 农村人口未来半年的外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从是否打算外出以及外出地点的选择两个方面对安徽、 四川、 河南、 湖南、 江西、 贵州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农村人口外出意愿进行分析， 所以在对外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时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建立模型。 首先， 对农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模型 1 的回归结果看， 农村人口在未来半年内是否打算外出不仅受个人因素的影响， 如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户口性质、 就业状况、 流动经历等； 也会受家庭条件的影响， 如承包土地耕管现状、 家庭土地面积、 过去一年的家庭总纯收入④、 家庭农业总收入以及外出务工经商收入。 可见， 人口的迁移流动不完全属于个人的选择， 还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 迁移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年龄与是否打算外出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年龄越大， 打算外出的可能性越低， 年龄越小， 打算外出的可能性越高， 这显然符合人类的迁移规律。 迁移活动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 主要是年轻的人口。 随着年龄的增加， 由于健康、 体力等各种因素将会导致迁移的势能减弱。 据本文的研究发现， 年龄每增长 1 岁， 他们打算外出的可能性会降低 2％左右。

　　性别与外出意愿的关系。 与男性相比， 女性打算外出的意愿较低， 这可能与女性本身的生命历程和社会性别分工有关。 因为女性承担生育子女的责任， 导致她们在考虑外出时不得不考虑生儿育女带来的阻碍。 另外， 除先天的生理因素， 后天的社会分工， 将女性大多限制在家庭的领域，而男性大多被分到了社会的领域， 这种 “男主外， 女主内” 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无疑加剧了已有的分化， 所以女性的迁移势能比男性弱。 但是这种分化将会随着社会性别的平等化而不断缩小。

　　现代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了社会， 同时也有很多男性进入了 “家庭活动” 的领域， 所以迁移人口的性别选择性可能趋于弱化。 段成荣 （2008） 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的数据计算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现了均衡化的趋势， 90 年代以前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 1982 年为 84， 1987 年为 94， 1990 年达到了顶峰 125， 此后流动人口性别比一直下降，2000 年为 107， 2005 年为 101。 根据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3》 的数据计算 ， 虽然 2012 年 有所升高， 达到了 112 （1．24 ／ 1．1）⑤， 但也远远低于 1990 年的峰值水平。

　　土地耕管现状与外出意愿的关系。 土地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保障， 在很多农村地区，土地还是一个家庭致富的主要生产资料， 土地多的家庭一般比较富裕， 而土地少的家庭很多年份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这种情况在 90 年代以后才有了改观， 因为被长期束缚的农民可以暂时离开土地， 进入城市获取非农业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 但尽管他们人在城市， 却心在农村， 家乡的土地依然是他们永不忘记的根本， 还舍不得转让那一亩三分之地。 因此， 对承包土地的耕管方式不同， 也会对其是否外出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 与自己耕种相比， 其他雇人耕种代耕、 亲属耕种、 转租、 撂荒或者根本没有承包土地相比， 外出意愿明显增加。 这一结果反映了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 土地是农民生存与发展之根本， 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制度不尽合理，因此可能成为农村流动人口真正实现城镇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人口外出意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受教育程度越高， 在未来半年内可能打算外出的比例越大。 与未上过学相比， 其他各级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外出意愿均较高。 这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有开放的思想观念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很大的关系。

　　不同户口性质虽然对农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与农业人口相比， 非农业人口的外出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这可能与非农业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和收入有关， 非农业人口的外出的 “推力” 较小， 而 “拉力较大”， 导致他们的外出意愿存在差异。

　　从当前的就业状况来看， 与在家务农的相比， 失业和无业的人口外出的可能性更大。 当前失业和无业的农村人口， 为了找到工作， 他们可能选择去外地打工也不太愿意继续留在农村一辈子务农， 这反映的可能是我国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一种主要发展态势， 他们外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为了生活的基本阶段， 而更多地可能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因素， 流动经历对外出意愿的影响。 众所周知， 人生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和经历， 个人经验或知识的淀积对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迁移流动行为也如此，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流动过的人， 在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总会出现左顾右盼、 瞻前顾后的多重心理， 一旦迈出了第一步， 后来的迁移流动行为就会比较容易发生。 从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 与有迁移流动经历相比， 过去一直没有发生跨越乡镇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外出意愿低了 99％， 可见二者的差异之大。

　　除个人因素以外， 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对是否打算外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主要有家庭的总收入、 农业收入以及非农业收入中的外出务工经商收入等都会对外出意愿有所影响。 但是家庭收入与农业收入作为农村流出地的 “拉力” 作用阻碍着人口的流出， 即家庭收入、 农业收入越高， 外出意愿越低， 而外出务工经商收入作为城市流入地的 “拉力” 作用牵引着农村人口的流入， 即外出务工经商取得的收入越高， 外出的可能性越大。

　　在分析了农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的影响因素后， 还有必要深入分析选择外出的群体中， 他们将会选择流动到什么地方去？ 在此通过序次 Logistic 模型回归进行分析， 以进一步找出影响农村人口外出地域选择的因素， 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来看， 农村人口在未来半年内打算外出的地域选择， 只会受其个人因素的影响， 包括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就业状况和外出流动经历， 而不会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 这说明流动人口在外出地域选择方面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意愿。

　　首先， 年龄对地域范围选择的影响具有负向的作用。 年纪越大， 相对于选择外省流动来说，他们选择省内 （省内外市＋外县＋外乡镇） 流动的可能可能性越高； 相对于外市 （外市＋外省） 流动来说， 选择市内 （市内外县＋外乡镇） 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相对于外县 （外省＋外市＋外县） 流动来说， 他们选择县内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为了简单说明问题， 下面的分析仅以外省流动作为参照系。

　　其次， 性别对地域范围选择的影响也具有显着的影响。 和男性相比， 女性在选择省内近距离流动的比例相对较高， 这与女性的近距离迁移优势相关。

　　再次， 受教育程度对地域范围选择也具有显着的影响。 与未上过学的低文化程度相比， 文化程度较高者选择省内流动的比例相对较高。 根据前面 （表 1） 的分析可知，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选择省内外市流动的比例增加比较明显， 这可能与较高文化程度受各地的人才回流吸引政策的影响， 导致他们并不一定非得选择远距离的跨省流动。

　　第四， 当前就业现状对外出地域选择的影响。 与在家务农的农村人口相比， 失业和无业人口选择省内流动的可能性更高。

　　最后， 流动经历对外出地域选择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 流动经历促进了他们选择大范围的迁移流动。 与曾经跨越乡镇外出半年以上者相比， 没有流动经历的农村人口选择在省内小范围流动的可能性越高， 而选择远距离的跨省流动的可能性越低。 这反映了先前流动行为对后来流动意愿的影响， 流动行为与人类的其他行为活动类似， 也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的过程。

　　四、结论与讨论

　　（一） 主要结论

　　（1） 流动人口返乡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 ， 而是社会性因素 。 因为探亲和照顾家庭回家较多， 因经济因素返乡的比例不到 1％。 流动人口返乡因性别、 受教育程度而有所差异， 虽然两者均以回家探亲为主， 但返乡原因有明显的不同， 男性回家探亲的比女性多， 而女性由于照顾家庭、婚丧嫁娶、 生育、 健康而返乡的比例较高。

　　（2） 农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不仅受个人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户口性质 、 就业状况和流动经历的影响， 也受其家庭承包土地耕管现状、 面积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 这说明人口迁移流动受个人与家庭条件的共同制约， 流动行为是个人与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

　　（3） 农村人口的外出地域选择只受个人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就业状况和外出流动经历等个人基本特征的影响， 而不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这说明人口迁移流动意愿虽然会受到家庭条件与状况的影响， 但流动人口个人也具有自主发挥的空间， 选择去哪儿更多地体现的是个人的意愿。

　　（二） 几点思考

　　（1） 本研究发现， 农村承包土地的耕管方式不同 ， 对外出意愿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 。 与自己耕种相比， 其他雇人耕种代耕、 找亲戚耕种、 转租、 撂荒或者根本没有承包地相比， 外出意愿明显增加， 这一结果反映了农民的 “乡土气息” 非常浓厚， 土地是农民生存与发展之根本， 老家土地是外出流动的一个障碍。 因此， 为了促进流动人口的健康发展， 今后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跳跃的 “大坎”。

　　（2） 本研究还发现，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因此， 应该积极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 改变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 以促进人口迁移流动并在流入地有机会找到待遇较好的工作。

　　（3） 通过比较农村具有一定流动经验的返乡流动人口与从未流动过的户籍人口之间的流动意愿差异发现， 流动人口不仅具有 “移民网络” 扩散效应， 还具有明显的 “累积效应”。 移民网络的扩散效应主要是指人口迁移流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扩散， 进一步促进迁移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与范围的扩展， 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越滚越远， 辐射半径越来越大。 移民网络的发起者Massey D． S （1994） 根 据历史统计资料发现 ， 在墨西哥移民迁入美国的过程中 ， 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 Portes （1995） 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移民网络” 理论虽然揭示了人口迁移流动行为对潜在移民的影响作用， 但没有考虑到对流动人口自身二次迁移的影响， 所以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 （Sanders J ＆ Nee， 1996）。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尔达尔认为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 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 具有衍生性的 “惯习” 时， 即使最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 移民行为仍将持续 （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2012）。 虽然 ， 冈纳·米尔达尔考虑了迁移行为的自身延续性 ， 但他只考虑了行为方面 ， 忽视了意愿方面。 本文结合国内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 选择了中西部地区流出人口规模较大的省区， 从流动意愿的角度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进行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迁移流动行为还会对自身后续的流动意愿产生影响， 为了弥补移民网络理论的不足， 本文将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自身后续迁移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称之为 “累积效应”。 “累积效应” 与 “移民网络” 理论相互补充， 分别从流动人口对自身与其他潜在流动人口群体两个方面揭示了人口迁移流动行为的影响作用， 在流动人口 （或移民） 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1】雷敏，张子珩，杨莉．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31－34．

　　【2】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12（5）：47－57．

　　【3】余运江，高向东，郭庆．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2（1）：5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