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目前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关于“新常态”的根源,现在仍众说纷纭。不过,不管是谁、也无论他怎么说,在谈到“新常态”时,都免不了要提到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等因素。因此可以说,人口和劳动力问题是“新常态”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到底怎么样?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
人口总量在2020年前后达到峰值
关于中国的人口形势,目前有不同的判断和预言。多数学者预言中国的人口峰值大概在2030年以后才会到来。在笔者和易富贤合作的关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展望报告中,我们考虑了五种情形,这里只考虑其中三种情形,分别是高方案、低方案,还有生育率1.8的理想方案。根据我们的研究,不管是哪种方案,中国人口基本上都在2023年达到峰值,峰值人口大概是13.8—14亿之间。
三种方案下的人口总量我们的预测结果与其他研究者差异较大:
一是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不可能超过14亿;二是峰值到来的时间比其他学者的预测要早十几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大概在2035年前后才会到来,目前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人口峰值的到来并不遥远。
中国可能会后继无人,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看看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就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纺锤形的,而根据我们的低方案预测,2050年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是倒三角形的。年龄越小的人口越少,当2000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会减少一半以上。
根据我们的低方案,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2015年到达峰值,即9.24亿,2080年可能降到3.39亿。65年时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2/3。
到2015年之间是正的,2016年就变成负的了,之后几年稳定在负的三四百万之间。2026年前后,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到达退休年龄,退休人数比较少,新增工作年龄人口数会出现正值。2028年之后,随着1960年之后的婴儿潮变成退休潮,每年新增劳动力是负1000多万,最高是2054年,大概是负1878万。65年时间,工作年龄人口数要减少将近6亿。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人口危局。而持续20多年的超低生育率将使目前的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
人口危局与潜在增长率
人口逐年减少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有两方面。第一是直接影响,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导致潜在增长率下跌。如果每年劳动力减少1000万,即每年减少1.3%,在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5的情况下,将直接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0.65个百分点。随着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在增加,产出的劳动力弹性会提高,这意味着1.3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负增长,可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多于0.65个百分点。如果像美国一样,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7的话,意味着1.3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负增长,将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接近1个百分点。
第二是间接影响,主要是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是储蓄率下降,老年人是净消费者,不是储蓄者。储蓄使更多的资金可用于资本形成,资本增长会提高,如果储蓄率下降了,意味着资本增长率会下降,同样会降低潜在增长率;其次是老龄化社会的技术进步率会下降,因为每个社会中创新能力最强的是年轻人。
综合上述两方面,人口危局意味着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急速下滑。可以说,“新常态”的出现,人口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人口危局可能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崩溃
到目前为止,凡是社保体系好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面临一个问题:资金窟窿特别大,人口即使保持不变,也难以长期维持下去,比如美国。更何况,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缴纳的时间是给定的情况下,窟窿就越来越大,并且其中还有道德风险问题。而同样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年轻人越来越少,缴纳养老金的人数随之减少,养老基金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要弥补资金缺口,一个办法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上升了,年轻人的工资长涨,就会缴纳更多的养老金。但问题在于,在目前的人口形势下,潜在增长率不是增长,而是会急剧下降。因此,如果中国的人口形势不发生逆转,最终可能出现社保危机,甚至将会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严重。
人口拐点导致房地产市场拐点
最近大家都在谈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到达拐点了。实际上,房价的拐点主要决定于人口因素。房子是给人住的,有人才有需求,没有人就没有需求,房价就无法涨。住房既是奢侈品,也是必需品,对作为必需品的住房的需求就是所谓的“刚需”,它是由人口决定的。
影响刚需的第一个因素是人口总量。人口是决定房价长期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按照我们的预测,如果目前的人口政策不调整,中国的人口将在2020年前后到达峰值,距现在只有几年时间。当人口到达峰值的时候,房价差不多也就该到达峰值了。
影响刚需的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是对住房具有刚需的人群,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都是需求。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峰值。随着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刚需自然会下降,对房价构成向下的压力。
影响刚需的第三个因素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生育高峰,当60后、7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对住房就构成了巨大的刚需,此后又构成了巨大的改善型需求,因此从2000年至今房价狂涨,可以说跟这一次生育高峰是完全一致的。随着60后逐渐进入老年,80后、90后人口急剧减少,刚需以及此后的改善型需求也将急剧减少。实际上,当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父辈、祖辈可能已经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住房,住房需求减少已是毫无疑问。
影响刚需的第四个因素是城镇化,这是许多人寄予巨大希望的一个因素。按照官方的估计,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仅有54%左右,城镇化的空间还很大,而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必然产生对城镇住房的需求。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程度到底如何还有争论,城镇化率数据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情况还无法断定。如果去农村看看,就会发现中国的城镇化很可能已经接近尾声,继续城镇化的空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近年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就明白无误地表明,农村已经没有了富余劳动力,那么城镇化还从何说起?
所以,把城镇化看作推动中国房价上涨的因素,有点不太靠谱。正如民工荒已经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认为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一样,现在当农村只剩下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城镇化的人的时候,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刚刚开始。这是一个误区。
综上所述,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人口因素表明中国的房价基本上已经到顶。但是,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房价走势跟全国不一致。总体来说,人口净流入的地区房价可能会保持平稳甚至上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会下跌。具体而言,中国房价泡沫如果破裂的话,会从小城市开始,逐步向三四线城市蔓延,然后到二线城市,最后到一线城市。
计划生育政策亟需重大调整
面对这样的人口形势,计划生育政策亟需重大调整,要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许多人担心放开生育管理会导致人口失控,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育儿成本的增加、节育技术的成熟,生育率是自然减少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最近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实践中,政府开动强大的舆论工具,大力宣传计划生育,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1.22这样一个极低的水平,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我国去年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前,有人口学家预言这一政策将使中国多出生1000万人;现在第一年的实际数据出来了,申请数才100万左右。如果扣除本就打算超生的人数,这意味着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很明显,现在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可能使人口增加太多。
实际上,现在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生的多,而是生的少;即使鼓励生育,能不能出现婴儿潮都是个问题;即使真的出现婴儿潮,我们的态度也应该是呼唤和欢迎,而不是担忧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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