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与生育观念的理论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自单独二胎政策在各地实施以来，已一年有余，虽然各地对单独二胎政策有极高的关注度，但是此次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出现生育徘徊。自单独二胎政策开始实施，至2014年12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中，只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生二孩，而生育的不足47万对。从数据上来看，这与计划实施之初所预计的每年新增200万人口的数据有较大出入，远未达到预期的生育目标。这种生育政策与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行为表明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并不明显。

　　那么，生育政策与生育观念在理论上存在怎样的引导关系？生育政策与生育观念之间又是怎样的应然关系？这种应让关系在实践中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受到生育政策引导的生育观念反过来对生育政策产生何种启发？本文将逐一回答以上问题。

　　二、生育政策与生育观念的理论关系

　　生育政策当属于社会公共政策的范畴，其概念赋予了生育政策缓解人口压力，解决社会因为人口所带来的问题，促进社会向前的价值导向。而生育观念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生育现象的认知， 是关于生育的意愿、价值、知识、行为等观点、看法与认识的总和， 内容包括生育的需求、动机、意愿和偏好等。

　　对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从社会政策角度研究生育观念亦是屡见不鲜。目前现代生育政策与生育观念的理论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生育政策作用于生育观念

　　社会催生了社会生育观念，而生育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生育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性表明生育观念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历史传统，生育政策，女性文化水平，社会条件等众多因子都会对生育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任何政策都是作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手段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具体说来，积极的控制手段表现为，现如今单独二胎政策对符合二胎条件的家庭允许其生育二胎；消极的控制手段则表现为，并未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简言之，在这过程中，生育观念受生育政策所影响和制约，社会政策引导着社会成员的生育观念。比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史上的独生子女政策阶段，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明显制约了生育意愿。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只想生一个自然是皆大欢喜，还可以接受独生子女的补助。可受传统“多子多福”影响的中国夫妇大部分处于“想生不能生”的位置。最直接的效果即为将有4亿人口的生育意愿并未转换为生育行为。

　　（二）生育观念反作用于生育政策

　　中国现阶段的生育观念正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中，呈现出了生育观念现代化的趋势。生育观念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即为生育行为，生育行为的量化表现也正是衡量生育政策的重要指标。生育观念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启发是是通过生育行为这个媒介间接实现的。生育政策犹如石拱桥的一端，而生育观念则处于石拱桥的另一端，桥面正是生育行为。

　　生育观念的转变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表明生育政策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方面都获得了肯定，使得生育政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观念的转变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人口结构中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性别比失衡问题，“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无不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要求对生育政策的各个环节都需根据特定的原则与程序进行反思与调整，从而使生育政策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三、政策应然效果

　　生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环，必然承载了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4]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意在通过对生育观念的引导，优化生育风气，从而实现调整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压力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政策应然效果可以运用以下政策目标分析模型来解读。

　　（一）理性政策模型

　　该模型又称科学决策模型，其基本出发点是基于决策主体的“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5]生育政策的制定者都面对着一个既定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人口政策来缓解当前的人口压力。显然，理性政策模型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给原有的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为此，在单独二胎政策中，这种模型就体现为设定出一个高度简单化和高度理想化的数据，也即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1100万家庭在2014年全部都会选择生育二胎。政策制定者根据部分地区所开展的试点效果，设定出这个假定的数据。这种数据并没有考虑到比如经济实力等一些限制性因素。并没有考虑到非理性的因素，资源条件限制等一系列条件的影响。为此，这种基于“理性人”的传统理性主义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并不十分地“接地气”,这也就是政策效果出现偏差的最主要原因。

　　（二）满意政策模型

　　满意政策模型又称有限理性模型。满意模式要求政策目标基于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在单独二胎政策中，尽管符合政策要求的有1100万对夫妇，但是最后提出申请生育的仅有106.9万对，未占一成。许多人以此数据来断定单独二胎政策“遇冷”,这是对人口数据的一种误解。生育观念转化为具体的的生育行为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风险与不确定性情况过多，生育观念本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概念，其构建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当代孕育子女的主力军：80后，90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经济因素必然成为其优先考虑因素。政策放开与否与其生育观念的转变并无直接必然的关系。人们选择生育或者不生育也是基于满意模型，即追求生育效益的最优化。因此，106.9万的数据是符合满意模型的标准的。此外，对于单独二胎政策效果的评估机制要有一定的弹性标准。单独二胎政策的目标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是多元和相对的。根据这个模型，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不如第一种模型更加明显，它在引导效果上打了一个“折扣”.

　　（三）渐进政策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做对以往政策行为不断修正的过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公共政策是对过失的修正。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中的一个环节，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与修正。在申请的106.9万对夫妇中，只有47万夫妇选择生育二胎，这充分体现了渐进模型按部就班，积少成多，稳中求变的三大原则。在当前稳定的发展社会形势之下，单独二胎政策所带来的“增量效果”着实体现了渐进的效果。“1100万--106.9万--47万”这个数据是充分体现渐进分析政策的模型的。渐进主义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强调巨大的跨度。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意味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巨大跨越，很有可能造成人口问题的失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政策制定方面显得不够稳定与连续，这是不符合渐进政策模型的理论基础的。

　　四、单独二胎政策的实际操作效果

　　运用不同的政策目标分析模型，会得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不同的引导效果，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是怎样的呢？单独二胎政策对现代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一种主观期望，主要包含生育子女的数量，子女的生育质量，子女性别偏好，生育时间要求等几个指标。

　　子女生育数量。在生育数量层面，我国传统生育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与制约性功能在子女生育数量上的表现为一个，在特别条件下可以生育二胎。单独二胎政策出台，标志着对子女生育数量限制要求的松动，这对有生育二胎愿望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喜讯，在预期之中，这无疑是一个刺激因子，能够满足更多女性对生育数量的需求，然而，适龄女性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家庭的生育数量偏好在单独二胎政策背景之下，并未出现计划时的反弹高峰。

　　子女生育质量。[7]子女的生育质量体现在生与育两个阶段，主要是指在孕育子女阶段与培养阶段中的品质与质量，生育质量包含了子女的整个成长过程。在过去，子女的成长质量要求基础的生理需求，但伴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巨大进步，子女的生育质量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子女全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父母都会竭尽所能进行培养，也就是说生育质量这项指标不会因为子女的数量问题而导致指标水平的降低，这也就意味着而二孩的成长质量不会受到影响，二胎政策并未对该指标发生转变作用。

　　子女性别偏好。[8]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对子女性别期待值的高低。传统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逐步退出人们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生男生女一样好”,也即对性别无明显的偏好倾向。[9]单独二胎政策出台以来，子女性别偏好依然表现为“男女都好”,符合生育二胎的，亦偏好“儿女双全”,没有出现明显的偏好男孩或者偏好女孩的厚此薄彼现象。这就反映了此次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未对子女性别偏好发生明显的效果，子女性别偏好受到其他更多因素的影响。

　　生育时间。子女的生育时间表现为适龄女性的生育年龄，科学的生育时间集中在23岁至30岁阶段。生育时间指标在二胎政策刺激之下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这也就从侧面反映了生育时间并没有因为单独二胎政策的变化而出现提前或延迟生育时间的现象。女性会根据自身的时间规划自主地选择生育时间，不会“早”生贵子，或者缩短生育间隔。

　　（二）生育动机与生育需求

　　生育动机解释了特定的生育动机，而特定的生育动机又源于一定的生育需求。国家的诸多制度对生育动机与生育需求产生了影响。有正式的制度如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各种法律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等，也有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如宣传先进的生育文化以营造良好的生育风气。[10]

　　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等观念已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之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在当前养老机制，就业机制日益完善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人们的生育需求与生育动机不仅仅关乎于个人私德，还体现出一种更加长远的理性利益维护。具体来说，不管是否选择生育二胎，人们会认为孕育子女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然性”,生育子女的目标在于完成子女的社会化，43.7%的女性认为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太孤单，不利于其社会化以实现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生价值。同时，培育子女过程中可以带来天伦之乐，增添生活情趣，老年之后自己也会有更多的精神寄托。

　　五、结论与结语

　　（一）结论

　　1.生育意愿中一些易为量化的指标比如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等，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刺激之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相反，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动机与生育需求却有较大的刺激效果，人们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号召下，有更加强烈的生育需求与生育动机，单独二胎政策的导向性相对明显。

　　2.生育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过程，与各类因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策是其中一个外在的客观环节。仅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生育实际行为与生育预期目标有着很大的差距，单独二胎政策并没有发挥引导生育观念的主导作用。在引导生育观念的过程中，政策因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消极的抑制作用。

　　3.单独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各省份的数据显示当前的生育政策“遇冷”,为此对于积极调整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呼声越来越大。政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立竿见影。政策效果不可以仅仅从一年多的时间来判断，生育观念属于抽象的模糊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决定或者更改的。为此，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不可一概而论，以偏概全。

　　（二）结语

　　现代生育观念在各种因子的影响之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育政策是构建生育观念的一环，对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在特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生育观念的转变效果对生育政策的重塑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为突出的就是生育政策不可“踽踽独行”,而要“结伴而行”.生育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不同步表明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难以发挥整体的作用，整体必然影响局部。这就解释了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与预期目标有较大差距的现象。单独二胎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基本保持同步的水平，切实保障生育二胎各个方面的利益，减轻生育二胎的顾虑，最大化实现生育观念直接转换为生育行为，引领整个社会良好的生育风气。

　　参考文献：

　　[1]周长洪，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3卷 第2期 第5-7页。

　　[2]杨倩倩、陈岱云，社会政策与生育观念--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10月 第5期 第19-21页。

　　[3]风笑天、张青松。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 （ 9）： 21- 31.

　　[4]曹海军对立与统一：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的张力关系，张毅，行政与法，2012年第12期 第19页--21页。

　　[5]吴元其、储亚萍等着，公共政策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版第244-248页。

　　[6]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2011年 第2期 第3-13页。

　　[7]叶宝玉，当前随迁子女的成长关怀问题研究--以上海部分学校为样本，分类号 G40-059.1,2012年5月。

　　[8]杨雪燕、李树茁、尚子娟，儿子偏好还是儿女双全-中国人生育性别偏好态度构成及其政策含义，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06期 第27--34页。

　　[9]陈卫。 性别偏好与中国妇女的生育行为 [J].人口研究，2002, （3）： 14-22.

　　[10]陈岱云，张世青生育观念与制度建构互动研究--基于社会控制的视角，山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