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综述
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有关生育意愿研究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搜索了 2000 年至 2015 年（2015 年截止到 10 月份）的文献，共 3428 篇。从这将近 16 年的期刊发表趋势图（如图 1 所示）可知，国内学者多年来对生育意愿这一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文章数量从 2002 年开始递增，到 2006年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自 2007 年以来每年都突破了 200 篇，尤其是近三年篇目数更是突飞猛进：2013 年达到 338 篇，2014 年达到 521 篇，2015 年至 10 月份便达到387 篇。这主要究其由于在当前新人口走向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国开始的计划生育方面的举措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唤起了学者们对生育政策的反思，学者们或借助理论、或进行实证对生育意愿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论述，试图获取应不应调节和怎样调节生育政策的客观依据。
2.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单独二胎”意愿的调查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经济学视角、人口学视角以及社会学视角等对生育政策影响的理论研究。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98）②首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人口发展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论证了以几何比率增长的人口增殖力将无限大于仅以算数比率增长的生活资料。虽然之后发达国家的实际发展证明了该理论的局限性，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人口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敲响了人们关于人口数量增长的警钟。生育率研究在西方人口研究的发展历程中长期以来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马尔萨斯之后，从理论、方法到视角都不断得以完善和扩展，为生育行为的调控做着基础性的准备。事实上，关于生育意愿、生育数量的研究是囊括在生育率研究之中的，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学、社会学到生物学，对于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的认识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因素。其中，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对于个人或家庭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一些理论：
一是 H.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1970）①基于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提出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对意愿生育子女数目起决定性的因素建立了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家庭的生育决策，通过对孩子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计算、比较以及衡量可否维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做出对边际孩子的选择，也就是家庭规模的大小。随着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和进一步增长，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成本和孩子可以提供的效用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养育孩子所需的成本也随着提高，生育孩子的效用小于所负担的成本，所以意愿生育数量会减少。
二是坎南（1929）②主张土地与人口保持相对平衡的比例，人口增加不是一定会使生产率下降而是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才会使生产率下降。坎南是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定者，他首先对适度的人口规模进行了探讨，明确了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适度人口的衡量标准。
三是索维（1976）③和赫茨勒进行的适度人口的动态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更贴近实际。首先，索维考虑了非经济因素，他认为适度人口就是“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这些特定目标包括：个人福利、财富增加、就业、健康、知识等。其次，索维考虑了科技进步的因素提出人口的适度增长，将适度人口有静态转为动态，即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随着寂静增长而增长。同时，索维提出应该在人口增长产生的负担和效益之间寻找均衡点，确定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最后趋于零增长，达到稳定状态。赫茨勒则提出了人口压力理论，并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等考虑到人口要素中。
2.2 国内研究综述
通过对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不过理论性探究也开始渐进学者们的眼中。
2.2.1 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研究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我国生育政策实行 30 多年以来，形成了基数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在 2000 年后该群体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不论是“单独”家庭还是“双独”家庭，这部分人群的生育意愿与我国未来的生育水平紧密相关。现有的关于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研究有：风笑天（2004）①的研究表明在生育意愿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差异并不显着，总体上呈偏低发展趋势，不同人口学特征（户籍、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一胎情况下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相差不大。关于独生子女中的 “双独夫妇” 家庭，风笑天（2010）②在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和马小红、侯亚非（2008）③在北京市的调查都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不存在显着差异，双独夫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二胎生育意愿。此外，除了城市差异的存在，性别、出生年代、教育程度、孩子情况都与二胎生育意愿无关。而徐映梅、瞿凌云（2011）④通过对湖北省三市的调查却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不管在孩子数量还是性别偏好上都要低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理想生育年龄也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更为推后。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出生年代、家庭经济水平、户口性质均对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有影响。在此基础上，马小红（2012）⑤进一步通过对北京市 2006、2008 年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调查，比较城乡独生子女的差异。结果发现，“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城乡共同的生育模式，城乡独生子女不论是在子女数量、子女性别还是生育时间上都渐趋一致。
（2）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
现有研究凭据，生育意愿在农村住户之中的己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风笑天、张青松（2002）⑥指出进入 20 世 90 年代后，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多以两个孩子为主，男孩偏好逐渐减弱，一男一女是农村居民普遍的生育意愿。陈彩霞、张纯元（2003）⑦对四川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经变得较为“现代”,性别偏好显着减弱。此外，越来越多的农村夫妇放弃生育二胎。王军、王广州（2013）⑧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自身发展、教育程度、外出流动等是促使农民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因素。但也有学者指出，莫丽霞（2005）⑨基于“一胎”生育政策的背景，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对于男孩儿的偏好依然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都对男孩偏好有影响，所以，农村对于新生儿性别上的传统观念更强一些。
（3）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
风笑天、张青松（2002）①；郑真真（2004）②认为，进入 90 年代后，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多以一个孩子为主，男孩偏好普遍弱于农村，并出现女孩偏好。宋健、陈芳（2009）③针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进行的调查显示，城市青年的理想生育子女数显着低于更替水平，且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存在背离现象，生育水平远低于生育意愿；无明显性别偏好，呈现“偏好女孩”、“儿女双全”等多元化生育倾向：平均理想初育年龄是 25.87 岁，持有并践行晚婚晚育理念。城市年轻人的首育年龄、流动状况、现有孩子性别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根据风笑天（2004）④对己有关于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梳理，绘制的历年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变迁显示，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总体呈下降走向，目前保持在 1.10 左右。
（4）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育水平对城市人口数量、结构及未来劳动力供给等均具有重要影响。廖庆忠、曹广忠、陶然（2012）⑤对全国 12 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在农村传统观念和城市现代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双重性特征，在意愿生育数量上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在性别偏好上仍有显着差异；相比农村方面对于流动人口对生育的数量偏好较小，他们的男孩偏好也较弱。流动人口的年龄、婚姻状况、性别、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而健康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则对生育意愿有抑制作用。伍海霞等人（2006）⑥；姚从容等人（2010）⑦对外出流动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都表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接近于流入地城市，外出流动过程会降低育龄妇女的期望子女数。人口迁移频次、年龄与首次迁移年龄、初婚初育时间、收入水平、跨省流动情况等都会对流动妇女的生育意愿产生作用。庄渝霞（2008）⑧通过对厦门市不同代际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分析得出，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代别农民工的生育意愿逐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职业、教育程度、生育经历都会影响农民工对全育孩子质量的选择，并对他们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谢永飞、刘衍军（2007）①指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从传统走向现代，主要与流动人口对城市文明的融入程度紧密相关，他们的生育意愿变迁呈现内部失调性，对意愿子女数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意愿生育时间，影响最小的是意愿性别偏好。
2.2.2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徐映梅、瞿凌云（2011）②；郑真真（2011）③的调查显示，以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劳动力需求为生育目的的主导趋势不再明显，取而代之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政策的共同影响。王承宽等人（2005）④；尹勤等人（2006）⑤；吴帆（2009）⑥，这些学者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开始减弱，生育成本成为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关乎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研究：谢晶婷（2010）⑦；周俊山等人（2009）⑧；这些学者们将其分为正相关因素和负相关因素。正相关因素包括传宗接代思想、多子多福观念、城市户口、家庭中的父母意愿、二胎政策、家务劳动时间、女性是否拥有医疗保险；负相关因素包括人口流动、农业户口、出生年代、丈夫的年龄、丈夫的自评健康、妇女初婚年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谢晶婷（2010）对于收入来制约生育想法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例如，周俊山等人（2009）研究显示收入呈正效用，但也有研究显示收入呈负效用或研究显示无明显影响的结论。
2.2.3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关于想要生育子女统计与实际生育子女统计量的不一致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显示前者高于后者。各种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在生育数量上，意愿大于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如侯佳伟等人（2014）⑨的研究发现，1980 年代中国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二者均呈下降趋势，但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1990 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生育意愿子女数，为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在中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实证依据。
不仅在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人们的意愿大于行为，而且在一些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这种现象。顾宝昌（2011）①在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调查研究表明，多数人希望生两个孩子，但其近 10 年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徘徊在 1.0 左右。但是，也有少数关于意愿生育子女数与实际生育子女数关系的研究与上述结论有所差异。张航空（2012）②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地表现为背离，而在数量上更多地表现为一致。
陈卫等人（2011）③发现，城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呈相反的趋势，农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低于实际生育数 0.4 左右，而城镇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却高出实际生育数 0.15.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原因，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杨菊华（2008）④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生育打算、生育抉择介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调节着个体生育意愿和群体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顾宝昌（2011）⑤判断两者背离是社会、制度、环境、个体生理等多层面、多维度因素互动的结果。郑真真（ 2011）⑥提出了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在数量上逐级递减，各指标随时间变动的稳定性也逐级递减。从具体因素上看，目前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造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背离的因素包括：生育政策强度的变迁、低胎次子女的性别、初婚年龄及其提高、非意愿不孕不育、早年的理想牛育意愿、非意愿不孕不育、竞争性闪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养育孩子的苴接成本等。
2.2.4 同一群体的追踪研究
通过对同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实际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追踪调查和研究，使生育意愿研究更有实际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判断出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对生育政策调整具有更为客观的参考价值。目前对同一群体的追踪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课题上，一是郑真真对 2006~ 2010 年江苏 6 县市的追踪研究；二是马小红对 2006~ 2010 年北京市探究追踪生育意愿。此类追踪探究进一步明确了生育想法和生育举动他们的关系，上述学者的思索发现都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对于科学预测生育水平、适时准备调整生育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目前长度方向跟踪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针对生育想法、和生育举动关系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巩固。
2.2.5 生育意愿的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开始运用不同学科领域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生育意愿状况，如郭志刚（2012）①运用了邦加茨的理论来解读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有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展开研究，如茅倬彦等人（2013）②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对生育意愿实现的行为决策机制进行了解读。这些尝试都进一步提升了生育意愿研究的理论价值，增强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3 评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现在国外方面针对生育意愿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主要都基于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个视角对生育政策影响进行的理论研究；我国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具体表现在对不同群体生育意愿的研究更为细化，从而使得调查结果更有针对性，也更为具体，使其获得更为可信的对策建议；研究问题也渐渐的倾向于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的分析。生育意愿方面的想法充分反映了个人或家庭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主观倾向，不仅与个人意愿相关联，社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随之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前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学者们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学者们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趋于成熟，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研究针对“单独夫妻”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以期获得这一特殊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试图为这方面的研究做进一步补充。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是调查对象的选取：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长春市已生一个孩子的单独夫妻”,而目前针对“单独夫妻”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研究还比较少，且现有研究多是概括性的描述。二是研究内容的新颖：以往的研究没有针对于职业发展，尤其是女性职业发展所带来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还有子女注重育儿质量与父母之间的传统观念产生冲突，由此产生新的生育观念的影响，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新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