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0 引言

　　2012 年，在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中作出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部署，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的提出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胎"政策将正式实施。中央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之后，各地及时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并按照要求有序开展相关调查测算、风险评估等准备工作。启动实施单独两胎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而今实施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新的变革与调整，我们需要检视与反思当下我国放开"单独二胎"人口政策的动因。

　　1 建国后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1.1 建国初期的鼓励生育阶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行各业百废待新，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稳定发展，三年艰苦奋斗的恢复时期促使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群众生活状况的日益改善为我国人口生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出于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做好人力准备，另一方面受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的人口政策影响，1949 年到 1953 年，我国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用了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1].

　　1.2 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及反复阶段

　　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49 年的 16‰增至 1953 年的 23‰，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此时，中央领导人结合国情也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1957 年 10 月我国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提出，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 1957 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具体指出对计划生育问题开展十年规划。

　　然而，1959 年到 1961 年，人口死亡率一路攀升，1960 年更是达到了超过当年的出生率的 25. 4%,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罕见局面，计划生育工作自然地被搁置下来。1962 年之后，全国人口又出现了生育高峰，国家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表明了对计划生育问题的鲜明立场，这份文件成为了我国将进一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动员令。从 1962 年到 1966 年，我国相继建立了计划生育的专门机构并广泛开展节育技术指导，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了重大进展。1966 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政治环境已不存在。节制生育的工作停滞，生育出现自由化现象，人口恢复盲目增长状态。

　　1.3 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78 年 3 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计划生育纳入国家的根本大法。2006 年 12 月 22 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4 人口政策调整阶段

　　从 2007 年开始，数家官方的研究机构就已接受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委托，就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展开调研。2010 年 1 月 6 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 （ 征求意见稿 ）》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2011 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 35.4%;"一孩半"政策覆盖 53.6% 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 9.7% 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 的人口。2013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2 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的理论逻辑

　　放开"单独二胎"是很值得肯定的，是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步，回应了社会民意的期待，同时也是基于中国人口社会发展形势的战略规划，从理论层面分析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

　　2.1 人口需求理论

　　从此理论出发，不难推论人口的增加，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快速增长，劳动需求量随之增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提高，反之亦然，此外，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也提出劳动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曾以东亚人口发展为实例利用经济增长模型进行研究，他们指出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长。人口需求论者认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人口有一定需求。

　　2.2 人口优化理论

　　穆光宗教授提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人口优化观",即中国特色的"人口生态观"和"人口力量观","人口力量"是指人类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群体性的生存和发展活动表现出的各种效应和影响力。从"人口力量"的结构分布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可以将 1~17 岁的青少年人口称之为"潜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将 18~59 岁的青壮年人口称之为"实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将 60 岁以上的老年退休人口称之为"余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功臣，在老年阶段依然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总之，一个有力量的人口强国不仅要努力实现国民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

　　3 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增长过快，我们需要反思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和有限的资源条件，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实践逻辑动因。

　　3.1 老龄化问题凸显

　　我国的人口结构在经历了一个年龄发展周期后逐渐出现了老龄化问题，有"未富先老"的趋势，给我国薄弱的社会福利资源及公共医疗、服务行业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以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负担，可以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避免和缓解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人口减少、社会保障等等系列问题。

　　3.2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致使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不仅导致了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偏差，也导致了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调，因而需要调整人口政策，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调。

　　3.3 潜在家庭和社会风险增加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中青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开始向"人口负债期"转换，如不能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到未来劳动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独生子女作为负担最重的一代人，一孩的家庭风险要远远大于二孩的家庭风险。因此，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是有必要和可行的。

　　当下，随着人口政策的不断变革调整，国家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是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步，回应了社会民意的期待，同时也是基于中国人口社会发展形势的战略规划。我国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当然，面对新的时期可能存在的新矛盾，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需要从未来经济、养老、国防等角度和高度来研究制订中长期的生育政策。另外，必须要研究公共服务水平，设计与生育政策配套的公共服务政策，甚至要走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前，以此应对人口变化对公共服务带来新的要求和考验。

　　参考文献：
　　[1] 王荃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 [J].新经济 ,2014（08）。
　　[2] 田茂勋 ,吴贵洪 . 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 [J].管理观察 ,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