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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路口镇乡村居民集中居住问题探析
【第一章】长沙县乡村居民集中居住模式研究绪论
【第二章】
路口镇农村居民居住的现状分析
【第三章】
村民集中居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第四章】
路口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制度
【第五章】
促进路口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对策
【结语/参考文献】
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管理优化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反映了各个区域农村居民的居住活动情况，一方面，受到自然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分布形成了初步的格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既反映出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人地关系演变，同时也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
在广大农村，农民居住方式以散居为主，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后，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分，以及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社保、住房、就业、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后，这种传统的居住方式不仅制约了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也阻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利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生活的改善，引导农民实现集中居住成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重要课题。加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要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不仅要注重人居环境的改善，更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关心和关爱农村留守群体、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留住原有的乡土文化，这就对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要注重对道路、电力、饮水、住房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此外，十三五规划提出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因而推进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既是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也有利于耕地的保护，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但由于传统观念、劳作半径、就业等因素的影响，集中居住的推动并不顺利，为更快的推动城乡一体化，使得政府成为推动集中居住的主要动力，这必然会带来农村居住点的布局重构。
长沙县为了更好的推进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提出用 3-5 年时间，实现全县每个村都有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的目标，旨在通过引导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推动城市资本向农村聚集、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机共融，并从保护农民利益、避免重复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角度出发，提出每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规模不低于 100 户，部分居住点受客观条件限制，至少不低于 50 户。路口镇现有 3 个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正在建设中，并被列为长沙县城乡一体化“11+2”试点乡镇，长沙市城乡一体化 15 个建设试点镇之一。两个试点镇的落户为路口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现有的农村居民点布局模式必须加以改变，通过设立集中居住点，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1.2研究意义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布局优化必须以城乡统一、协调发展为出发点，配套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在尊重广大居民意愿的基础上，使得居民由零散布局转化为集中布局。本文以长沙县路口镇为研究区域，分析政策背景影响下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变化，从而为更好的推进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
（1）丰富已有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研究，促进研究方法更加科学。通过分析研究区域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影响因素，了解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比较不同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丰富关于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研究。
（2）为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公布和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必将对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有深远的影响，而城乡要素、公共资源、基础设施等的一体化推进也将对农民集中居住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所选区域为市、县两级城乡一体化试点镇，通过分析该区域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带来的影响，总结经验及教训，为更好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3）对地方政府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提出由来已久，地方政府成为了推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中的重要一环。本文结合乡镇工作实际，综合分析集中居住推广的可行性和影响，为地方政府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科学合理的决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3国内外农村集中居住的研究动态
1.3.1 农村集中居住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研究认为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配套、收入水平及自然和社会因素等的影响。Ruda（1998）认为随着农业工业化，人口居住逐渐集中，与此同时许多小村落被废弃甚至消失，新建村落发展规模增加，从而使得居民点用地布局发展改变①。Mc Grath（1998）认为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便利，也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②。Walters（1999）等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是影响农民参与的主要因素，实现农民参与集中居住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③。Vesterby 和 Kru Pa（2002）通过分析美国用地变化情况，认为受到高收入、低利率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改善居住环境的能力增强，农村居民点用地得到迅速的扩张④。Thorsenl （2002）等通过调查发现影响农民房屋集聚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基础设施配置情况，基础设施配置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农民集中居住⑤。Polat 和 Olgun （2004）认为农民在居民点的区位选择上受到地形、气候、人口等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⑥。
国内的研究认为主要受到家庭情况、教育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工业化、居住条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包含各类模型的分析）。张金明、陈利根（2009）从农民的家庭基本情况、个体特征、对现有居住环境及预期目标的评价和政策等方面考察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分析其影响因素⑦。赵国玲、杨钢桥（2011）对农户移居中心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调查表明农户理想的中心村主要是交通方便和设施配套齐全的地方；农户移居中心村的意愿，受到家庭资源禀赋、农户家庭属性、居民点的区位和基础设施条件、对有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和消费观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⑧。田珍，秦兴方（2011）认为农民集中居住的需求和愿望的程度受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来源为非农业、文化程度越高需求相对较强，反之则较弱，比较适合的居住形式还是村庄⑨。阮荣平（2012）认为目前集中居住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但其诱因开始多样化，公共设施和公共建设项目的推进等因素逐渐成为诱发和推动力量，并且其作用程度逐渐加强⑩。谢正源，谢拜池等（2012）通过对江苏和湖北的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受到年龄、资质、地理位置、规划设计、发展程度、政策宣传和信息沟通等的影响，原有住房条件好、收入来源担忧使得农民不愿搬迁11.杜云素、钟涨宝、李飞（2013）认为由于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了解程度不够，导致意愿不强烈，在经济理性主导作用下，家庭非农户口人数比例、集中居住政策了解程度和住房条件等因素影响着农民家庭集中居住意愿12.贾燕、李钢、朱新华、王静、李妍（2009）、朱珊、黄朝禧（2014）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分析农民福利状况的在集中居住前后的变化，在功能指标方面，影响农民福利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发展空间和社会保障，在转换因素方面，影响农民福利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教育水平1314.杜云素，李偲（2014）通过对江苏和湖北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进行调查，发现不愿意选择集中居住的占大多数，对现有住房满意率低、家庭收入越高、集中居住后对其原有生活影响越小的农民更愿意集中居住15.申秀清，张磊（2014）基于农民视角对河南省新乡市的农民集中居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人口越多，现有住房面积越大、年限越短，村庄规模越大的农民越不愿意选择集中居住16.徐志耀，李亚婷（2014）对湖南洞庭湖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分析发现农民在选择集中居住上的总体意愿偏低，而且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群体的集中居住意愿各不相同，家庭常住人口与集中居住意愿呈负相关17.在利用模型分析方面，郭丽丽、蔡曈、陈利根（2009）通过建立由推力系统和阻力系统构成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力系统模型，来分析利益和产业动力、制度和资金阻力、农民排斥力之间如何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以及在农民集中居住中进程中所起的作用18.孔荣、王亚军（2010）、惠献波（2013）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江苏和河南农户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受到农民自身、家庭、经济情况、现有的居住条件、社会环境、政府政策支持六个方面影响，农民选择集中居住主要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和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 家人的意见以及已集中居住者的意见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1920.吴云青、张再生、蔡为民（2013）通过对天津农民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民移居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从农民的个体特征方面、农民的家庭特征方面和农民的心理认知状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年龄、故土情结、家庭规模、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等因素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作用，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支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有无未婚男性、对新生产生活方式适应程度、对公共服务预期等因素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21.谢玲、李孝坤、余婷（2014）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农户进行抽样调查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家庭总人数、文化程度以及对现居地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对于农民参与集中居住有显着的影响，性别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因素22.孔艳芳，张海鹏，贾庆英（2014）利用三种模型对山东省乡镇农民集中居住意愿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年龄越大、楼房价格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选择集中居住的意愿越低，收入越高，特别是以非农为主要收入来源、易于就业、受教育程度和社会保障越高选择集中居住的意愿也就越高23.黄鹂，王付春（2015）通过对安徽省三个地区的影响农民集中居住的因素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选取个体特征、家庭情况、社区条件三个变量建立logistic 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发现，住房面积、居住环境、交通、人际交往、社保、文化以及就业等因素影响比较显着24.刘桂峰，王丽红，赵阳（2015）利用logit 模型对北京郊区的农户集中居住意愿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具有群体性分化现象且和欠发达地区相比明显较高，以非农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受教育程度越高、认为居住、卫生条件较以前能得到改善的家庭意愿更强，但邻里交流、补偿力度、年龄等降低着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25.
1.3.2 农村集中居住面临问题研究
国外研究认为集中居住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其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人们交往的影响。Wasilewski 和 Krukowski（2004）对波兰城郊进行分析，认为随着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的下降，城市用地的扩张以及土地立法允许农民出售土地，使得农民对于非农用途的土地出售的意愿提升，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存在优先考虑经济目标，而缺乏环境预期的远见，因此，在刺激土地集约利用过程中要考虑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26.Hanse和Brown（2005）通过系统分析认为农村生态系统随着居民点的扩张逐渐变得脆弱27.Gehl,J（2010）认为集中居住后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交往减少，同层住户之间的交往多于跨层住户之间的交往，楼梯影响了相互交往28.
国内学者认为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就业、支出的增加、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补偿机制、规划设计、土地产权等。赵美英、李卫平、陈华东（2010）认为就业问题成为集中居住后农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业困难体现在待安置人员多而岗位有限；农民无非农劳动技能，存在对收入预期高但又不愿从事辛苦工作和等待政府安置心理；政府培训重政策轻技能，实用性不够；农民创业资金缺乏29.徐持平、刘庆、徐庆国（2010）通过对长沙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进行分析，认为集中居住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但同时各项支出也随之增加，邻里关系、思想观念以及生活习惯也都发生着变化，存在房屋规划缺乏特色，脱离实际；各类资金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房屋补偿等不到位且标准偏低，缺乏长远保障等问题30.郎海如（2010）通过对南京市高淳县拆迁农民的集中居住情况进行调研发现，集中居住后存在家庭支出增加、农户不习惯新的住房布局、补偿款不够新房花费等问题31.刘秀雪（2010）对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存在“强拆强建”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农民生活方式与居住空间变化不同步、“4050”人员就业压力大、乡风村貌破坏、存在环境隐患等问题32.张颖举（2011）认为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主要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参与置换的农民，受到经济收益的影响，三者之间在利益方面存在冲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用地指标方面存在冲突、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在补偿标准、土地收益、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冲突33.郭正模（2012）认为在推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实践模式，都与土地产权有关，在此方面存在农民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但却不能够进行自由交易；集中居住后虽然使得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得到提高，但是集中居住点的房屋使用率并未得到提高，仍存在住房空置现象；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使得农民的土地产权受到损害等问题34.高岳（2012）通过分析江苏省四类农民集中居住方式，认为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存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需要引导、土地、配套资金等问题35.赵海（2012）通过对江苏省昆山市农民集中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推进过程中存在未来动迁难度加大、农民收入来源无法保障、文化适应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问题36.陈克剑，易院（2012）通过对长沙市周边乡镇农民集中居住后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集中居住后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其中女性就业更为困难，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失业率高且生活困难，“40、50”群体就业问题尤为突出37.杨成（2014）认为通过行政方式强制推行农民集中居住，违背了工业化引导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对农民人格尊严的泯灭、土地财产权的侵蚀、农村社会市民化的空间的窒息38.叶继红（2015）认为在推动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存在在推进上过快、规模过大引发的社会矛盾较大，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居民“上楼致贫”、“半城市化”,在建设上“千村一面”,缺乏个性和特色等问题39.张慧玲（2015）通过对安徽省农村居民集中居住进行分析，认为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资金不足、农民参与程度不高、对居住点选址、后期管理以及建设模式上缺乏统筹和规划、人才缺乏等问题40.郭占锋，伍广梅（2015）认为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在社区管理方面存在公共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缺乏管理、社会治安存在隐患、机构管理效率不高等方面问题41.于潇，李亚慧（2015）针对对山东省某村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出现的土地问题进行研究中发现，存在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及搬入后房产权不清晰，现有集中居住区在土地规划方面远离原有耕地，房屋设计上也没有考虑到农民原有生产生活需要，在新房屋的土地置换上存在价格低、标准不一等问题，导致农民经济压力增大42.
1.3.3 农村集中居住政策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政府对于土地等的调控政策、建设有特点的社区、划定保护范围对促进集中居住有重要作用。Nkambwe 和 Arnberg（1996）认为只有改变原有的土地分配体制，推进公共土地商品化，才能改变村庄无序发展的状况43.Maynarda（1997）等认为通过建设有地区特点的社区有利于吸引居民移居新型社区，从而实现居住方式的转变44.Gobin（2001）认为政府要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法律进行调整，并对土地私有化进行关注45.Haines（2002）分析用地管理措施的作用，认为划定保护区是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最好的措施46.Nielsen-Pincus（2010）等认为居民区开发建设可能导致农业和生态系统破坏，提出经济增长管理、土地保护政策和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重要性47.
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则主要集中在农民权益维护、完善社会保障、土地制度创新、基础设施配套、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增加集体收益等。韩俊、秦中春、张云华、王鹏翔（2007）认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要因地制宜，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不宜进行大拆大建，同时要做好各类城乡规划的衔接，尊重和维护好农民的权益，成功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关键在于让农民了解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调动其积极性48.赵美英（2008）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以及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因，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分为自发性和政府推动后意愿，并存在着推进和制约因素。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建立流转价格机制和规范收益分配，增加补偿的范围，农民收益与土地将来用途相连接，采取多种途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政策49.赵海林（2009）通过研究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策略的运用，认为中心村建成的重要因素就是策略的使用，其构建了外在的社会制度和内在的社会心理，但也存在形式与实质理性、增进福利与增加经济负担的矛盾50.赵美英，李卫平，陈华东（2010）通过对江苏苏南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情况进行调查，认为制度、文化适应、社区管理是影响农民生活形态的原因，并提出通过制度保障，包括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允许集中区房屋流转；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包括土地、房产、原集体资产、配套服务业管理收益；加强文化引导，包括观念、教育、生活方式；健全社区管理等建议51.邓蓉（2010）通过对成都都江堰市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建立政府管理协调机制、科学人文规划生产区和生活区、打造畅通管理机制、形成规范的物业管理体系、建立长效增收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壮大集体经济、营造居住区文明氛围等建议52.李军培（2011）认为年龄、就业情况、收入情况和补助资金等影响着农民集中居住，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博弈，提出农民收入对于集中居住区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且其建设离不开必要的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和产业配套能力，并得出区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集中居住区建设的进程，农民必须有集中居住的意愿以及政府必要的财政支持53.张颖举（2011）认为被置换农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农民集中居住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应当从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入手，通过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消退地方“以地生财”的利益冲动，并按照农民自愿原则，防止出现强拆强建，同时建立社会保障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54.李婷婷（2011）认为推动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必须要尊重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生活智慧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利，依法办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55.陈彩霞、李雪梅（2012）认为影响农民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方式，主要是通过收入水平的改变来产生影响，传统落后的生活观念制约了生活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转变农民观念和生产经营方式，充分发挥女性在家庭的独特影响，从政策上扶持女性就业，推动女性弹性就业，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56.易小燕、陈印军、刘时东（2013）选取了江苏省泗洪县实行土地整理政策区域进行分析，发现集中居住后农户的生活负担增加，提出在居住区规划蔬菜地，减少农民食品支出，增加农民转移性、土地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57.李飞，钟涨宝（2013）认为欠发达地区在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存在非农化水平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资金缺乏等问题，提出采取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建设模式、满足生产生活双重功能需求、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多渠道筹措资金、有层次的推进集中居住等政策58.赵代娣，谭娟（2014）针对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推进农村集中居住，提出加强宣传，争取农民支持，使其成为建设主体；保障农民居住用地的合法性，确保公众参与；根据具体情况来推行适宜的集中居住模式；提高补偿标准和提供就业机会；完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机制等建议59.郭占锋，张和荣（2014）通过对陕西省王家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在集中居住之后，在收支、信仰、满意度、生产、交往、居住情况、社区管理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提出加快完善产业结构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通过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来提高就业能力；通过举办社区活动来加强居民之间的交流；及时发放好拆迁补偿，完善相关政策；加强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建设60.杨成（2014）认为农民土地财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残缺，使得难以遏制地方政府强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和获得土地收益，只有明确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和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才能确保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才能确保农民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和真正实现农民的城市化61.时亦欢、蔚丹、缪青（2015）提出推进新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集中居住，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地方和农民都应该从各自特点出发来推进集中居住，二是在微观层面，经济上要通过利用区域优势来打造特色品牌，政策制定上要符合农民的意愿和需求；社区建设上要尊重传统习惯和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社会保障上完善社保、医保及就业系统；在城镇规划上应具有全局意识，合理规划62.
1.3.4 农村集中居住模式研究
国外主要从农业与居民点关系、海拔高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乡村服务中心、郊区新社区和中心村模式。Demangeon（1993）通过对法国农村农业与居民点布局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村庄可以划分为块型、星型、长型和趋向分散四种类型63.Hill（2003）从海拔高度这一因素进行分析，将农村居民点分为低密度型、高密度型、规则型、随机型、集聚型、线型 6 类64.国外集中居住模式：一是以色列农村乡村服务中心模式：形成一个等级服务中心的村落布局，一个乡村服务中心能够影响到周围 8 到 10 个的村庄，一个村庄的村民大概 80 户，村庄与中心保持 3-5 公里距离。各个村庄保留着日常必要的服务，包括杂货间、幼儿园、诊所和教堂。服务中心包括学校、医疗所、社区中心、银行、农业辅助系统。随着农业的专业化深入发展，乡村服务中心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形成了从低级到高级等不同等级的乡村服务中心。二是美国郊区新社区模式：由于低密度的郊区扩展方式导致大量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生，通过步行者愿意承受的距离来确定规划新社区的规模，其规模大约是半径为 400 米或 5 分钟步行路程，每个社区包含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社区，它具有社区标志，人们可以在综合型社区里面获得市政、文化和休闲的服务，也可以得到就业机会，能够提供步行者需要的环境，可以使得开发项目与空间很好的相结合，进而促使土地利用方式更加平衡，交通方式多样化，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减少对汽车的依赖。 三是英国农村中心村模式：通过在乡村大面积的推广的“发展规划”,来促使乡村地区人口实现集中，从而来建设中心村。通过政府出台一整套综合性的政策，加大对中心村地区的投资，从而促进中心村的成长和中心村腹地的发展。
国内学者针对驱动机制、演变进程、障碍与契机、现状和问题、建设主体等不同提出了不同的集中居住模式。陈晓华、张小林（2006）认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根据农民居住集中化的驱动机制不同分为城镇发展带动型、市场开发带动型、土地开发驱动型、移民建镇建村型和乡村旅游发展型等模式65.曹恒德、王勇、李广斌（2007）通过对苏南地区进行研究，认为农村居民居住演化分为“就近并点”的乡村社区模式、就地城市社区模式、“迁弃归并”乡村社区模式和异地城市社区模式四种模式66.韩俊、秦中春、张云华等（2007）通过调研认为引导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建设中心村，二是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三是引导农民进小城镇居住，其中中心村建设一般要选址在区位条件较好、基础设施相对齐全的村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适用于因搬迁而失去耕地或只有少部分耕地的农村，而进小城镇居住则适用于将土地流转出去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67.杨帆（2011）对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从理论动因分析可分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集约化和城镇化驱动三类，从实践动因分析可分为农民意愿、政府政策和市场化主导驱动三类68.宋福忠、赵宏彬（2011）通过对重庆市引导村民集中居住的障碍和发展契机两方面进行分析，因地制宜的提出了借助城市扩张带动契机形成城镇发展推动模式，借助农村市场开发契机形成市场开发带动模式，借助农村资源开发契机形成土地开发驱动模式，借助农村产业发展契机形成乡村产业构建模式，借助农村生态移民契机形成移民安置迁建模式等五种形式来引导农村居民相对集中居住69.章晓佳（2012）对已有的有关集中居住影响因素、集中居住效益评价、集中居住推进所涉及到的核心问题研究进行综述，并根据已有的集中居住模式和分类标准，将其理论模式概括为“村庄整治型”、“半城市化型”、“完全城市化型”三种70.贺艳华、唐承丽、周国华等（2014）在考虑中部地区的自然特征和区域发展条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控制、整治更新、转型升级和迁并转移四种适宜中部地区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71.梁照凤，张坤（2014）认为现有的农村集中居住的模式可以分为因园区开发而形成的集中居住小区、因失地或土地流转农民集聚而形成的城镇以及依靠中心村的集聚作用而形成的新型农村居住区模式72.魏程琳，史源渊（2015）通过对江苏省 P 县的集中居住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该区域的集中居住分为了三种类型，一是村（社区）主导型，其优点是能够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得到农民的支持，但在公共设施建设上包括道路、绿化等供给困难；二是政府主导型，其优点的大部分投资包括建房和基础设施都由政府支付，农民投入少，但存在成本高昂，难以持续、不具备推广性的困难；三是资本主导类，其优点是农民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商品房，但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房屋销售情况不理想导致资金链断裂，同时存在价格还是太过高昂，农民还是难以接受的困难73.
1.4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1.4.1 研究内容
（1）路口镇农村居民居住的现状分析。从研究区概况、农民居住分布情况等方面入手对路口镇农村居民居住的现状进行分析。
（2）路口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从自然因素、行政区划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来分析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3）路口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模式。根据研究区的现状，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是因重点工程建设、产业发展需要拆迁安置的农户，进入乡镇规划建设的集中安置区；依托集镇引导集中居住，由乡镇根据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统一在集镇周边规划一个农民集中居住点；自然村落的集中居住区，依托现有建房情况，合理规划，由村民议事会决定选址，宜村则村、宜片区则片区的模式，并分析其在不同情况下的适用性。
（4）促进路口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对策。主要从立足长远和全局，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传统乡村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快产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来提出促进路口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共性政策，并根据个性特征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
1.4.2 技术路线图
1.4.3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分别对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等方面进行期刊、硕博学位论文的搜索与阅读，了解目前国内外研究的进展、重点、对研究的实例分析以及不足之处，并以此为切入点广泛阅读，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详细收集研究区域的概况、地形图、规划资料、集中居住区现状等各项基础资料，明确论文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难点。
（2）实地调研法
通过实地踏勘、观察的方法，对研究区域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记录，从研究案例镇的集中居住现状进行入手，针对研究目的对调研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
（3）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
设计合理的问卷，对研究区域进行实地调研，主要调查农民参与农村集中居住影响因素、适合的集中居住模式，对农村集中居住区的要求和期望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不方便量化的因素采用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了解。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影响农民集中居住因素、农民认为适合本区域实际的集中居住模式和对于集中居住最关心的方面，笔者对路口镇的10 村（社区）的部分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2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10 份。调查对象包括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同时为弥补文件调查不足，本文还根据不同的居住模式进行了个案访谈。
（4）比较分析法
通过实地调查，对研究区域三种不同的集中居住模式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不同模式的驱动因素、优点、缺点和优化策略进行了比较，为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