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恐慌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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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公共危机事件的群体恐慌问题研析 
【第一章】群体恐慌现象治理探究绪论 
【第二章】群体恐慌概念、原理及案例探讨 
【3.1】群体恐慌形成的原因 
【3.2】群体恐慌问题的影响 
【第四章】预防和减少群体恐慌的若干思考 
【结语/参考文献】我国群体恐慌事件防范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群体恐慌问题的原因及影响

　　不管是“事件型”恐慌、“传播型”恐慌还是“混合型”恐慌，都来源于社会，施加于群体，作用于个人。群体恐慌包含群体恐慌心理和群体恐慌行为两个方面。

　　基于前文对群体恐慌的相关界定，结合案例分析的结果，可以得知群体恐慌受到宏观环境、群体状况、个体心理的影响。因此，可以尝试从社会环境、群体认知和个体心理三个方面探讨群体恐慌形成的原因。

　　一、群体恐慌形成的原因

　　（一）风险社会中社会安全问题增多，风险性增强

　　风险社会中社会安全问题增多，风险性增强是群体恐慌产生的客观原因。自人类诞生以来，地震、洪水、火山、瘟疫等自然灾害便一直相随。而如今，与传统社会风险只影响特定领域和特定人群不同，现代社会风险的影响往往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信息社会的分配逻辑正由“财富分配”

　　向“风险分配”转变。人类试图依靠技术的进步推进人类文明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然而科技既是人类认识、研究和解决风险的工具，也是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秉持这种治理理性和控制逻辑，人类挑战现有的治理结构，在发展战略和实践中威胁自身生存安全。刘岩认为，风险是一个关系性范畴，指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可能状态，他特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可能形成的一种损害性关系状态。

　　①即这种“风险”多是不确定的、不被感知的全球性的风险。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危险”直接关联，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②也可以说，风险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社会运作的产物，是由社会建构的。现代社会风险是内生性和建构性的统一。不管从恐慌行为本身，还是从恐慌心理产生的机制来看，也都遵循着内生性和建构性的双重逻辑。

　　访谈 1: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某公司职员 A 某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7 月 5 日

　　访谈地点：A 某的租住房间内

　　访谈方式：面谈

　　问：你觉得你所生活的社区或周围环境安全吗？

　　A 某：住在这个小区，我觉得很安全。住进来时都要登记个人身份信息以备查验，而且社区民警也很负责。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治安环境很好。

　　问：能描述一下你所经历的群体恐慌事件吗？

　　A 某：可以。2014 年 6 月 5 日那天下班后，正好是晚高峰时间，人比较多，大家都行色匆匆。刚走到地铁国贸站 1 号线换乘 10 号线通道附近，突然看到一群人往回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脑子就懵了。第一感觉就是发生大事了。然后我也就随着人流奔跑，现场一片混乱。

　　问：结合你自身经历的群体恐慌事件，请谈谈为什么会发生群体恐慌？

　　A 某：不管是现实的或者虚构的，现在我们从新闻、电影里经常可以读到或看到灾难性事件的发生。所以在当时混乱的场景下，我感觉自己仿佛重温了灾难电影里的场景，比如《地铁惊魂》、《后天》、《死神来了》等等，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脑子里甚至跳出有人杀人、有人制造爆炸案件及前方地铁通道塌陷等臆想的情况。加上当时有人奔跑时擦伤或摔倒的尖叫声，让我感觉更加恐惧。

　　从引起恐慌的原因上看，灾难题材的科幻影视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灾难题材的科幻影视作品为例，它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寻求感官和视觉刺激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们对科技社会的风险认识和想象。尤其是3D 技术的应用，使得危险场景更加逼真。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威胁社会安全的场景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现实社会。这样，当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就容易引起群体性恐慌。该访谈说明，环境风险，尤其是公共安全事件是诱发群体恐慌的外在因素。当前，安全风险的类型、频次在增长。虽然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生产安全问题等爆发式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它仍然威胁中国社会安全和稳定，“事件型”恐慌的频次没有减少，风险所造成的不安和恐慌的社会心理阴影并没有减弱。自然灾害、工业事故、公共卫生事故、生产事故、食品安全受到普遍关注，每一次大的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引发新的群体恐慌。

　　（二）转型社会面临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与群体恐慌的因果关系可以从社会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现代社会信任结构是基于抽象制度体系的间接性信任。吉登斯曾说过：现代社会信任结构正在从对人际关系的直接信任到对抽象制度体系的间接信任过渡。如果间接性信任所需条件不完备，信任危机的出现。

　　访谈 2: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B 某，男，33 岁，研究生学历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7 月 6 日

　　访谈方式：网络访谈

　　问：你觉得群体恐慌的发生与社会信任危机有关吗？

　　B 某：有关系。我想表达的是，这种事情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肯定担忧。“是药三分毒”,幼儿园大量使用“病毒灵”这样的处方药，我感到非常气愤，非常震惊。我觉得就我而言，恐慌源于缺乏信任。但是，话说回来，在社会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不得不保持警惕，现在人情冷漠，相互信任更难。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会进一步加剧我的恐慌和不安。现在连老师都对自己的学生这样，你说现在还能相信谁。我们这些家长现在都提心吊胆，不知道把小孩放在哪里安全了。

　　问：你觉得政府在应对群体恐慌时需要做哪些工作？

　　B 某：希望政府好好查查，好好管管，不能搞懒政，搞运动式管理。尤其要在教育、安全卫生等方面要加强管理，加大查处力度和打击力度。群体恐慌的发生和我们面临的危机息息相关。而这些危机又是由于社会管理不到位引起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觉得会极大地腐蚀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并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成熟的制度体系被打破，同风险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完善，间接性制度信任的基础还不牢固。在快速的社会变迁和强烈的时空压缩中，伴随着社会的不安全因素增多，专家系统和统治权威也陷入风险治理和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说信任心理源于“个体安全”的需要，那么不安全因素增多及专家系统和统治权威公信力的丧失，客观上降低了民众的安全感知，降低制度性信任程度。这种情况在访谈 10 中有所体现。当遭遇风险时，民众便陷入焦灼、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恐慌之中。

　　访谈 10: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J 某，男，28,本科，公司职员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8 月 25 日

　　访谈地点：J 某家中

　　访谈方式：面谈

　　问：你最近经历过群体恐慌事件吗？

　　J 某：经历过。准确地说应该是由两个人在商场追赶引发的短时恐慌事件。

　　问：请描述一下你所经历的群体恐慌事件。为什么你会如此恐慌呢？

　　J 某： 当时刚走到低下商场入口，看到一些顾客匆忙地向出口方向涌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也跟着后退了一段距离。但是，嘈杂的人群中有人朝自己的朋友叫喊了一声，“没事，好像是有人打架”,于是回流的人群在两分钟之后又返回商场。

　　虽然恐慌发生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这次恐慌中，我觉得现代人被不断的安全事件吓怕了。其实，我当时也担心。不管政府的安保措施是否有力，首先我不希望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其次，我觉得政府制定的公共安全管理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政府不能杜绝所有的公共安全事件。假如发生了公共安全事件，自己受到了伤害，一来自己痛苦，影响工作；二来家人担心，医疗费用肯定不少，政府能不能负担一部分还说不定，而且申请报销的程序麻烦。

　　问：商场有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或广播解释原因呢？

　　J 某：商场保安来了一些，但好像没有听到提示广播。

　　其次，现代社会中，公共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应对不力，这些都瓦解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非典”到禽流感，从哈尔滨市水危机到湖南衡阳特大火灾，从“瘦肉精”、“地沟油”事件、镉大米事件到“被服药”事件以及青岛爆炸事故、晋济高速“3·1”特大事故、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奉化倒楼事件，还有网络信息泄露安全事件频发等等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使政府应接不暇，激发了民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在当前我国治理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度对政府权力规范和制约的有效性还不高，政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较大，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淡薄。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往往是政府管理职能异化，公共安全政策难以落实或朝令夕改，部分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基本承诺兑现率低，公民权利保障不到位。如果政府难以为公众提供普遍可感知的稳定秩序及环境，背离公众的基本期望，那么民众就很难对政府形成明确的心理预期。因此，公共危机中，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并不高。出于维护自身安全、规避风险的本能反应，民众一般会采取紧急逃离奔跑的方式，这样，群体恐慌就很容易形成。

　　访谈 J 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对这个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越是信任，越是放心，其对于不确切消息的判断就会越理智，自然所做出的相关反应就不会那么强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社会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状态决定了社会信任程度。因此，转型社会的信任危机是群体恐慌产生和传播的根本原因。

　　（三）基本科技常识缺乏制约居民社会认知能力

　　社会认知偏差是导致人们产生恐慌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之所以出现认知偏差，主要原因是缺乏系统科学的科技文化常识，缺乏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全面了解，缺乏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经验，以至于在社会互动中失去情绪控制的能力和选择正确行动的能力。有分析称，当前我国民众的基本知识素养参差不齐，分化严重，公众在危机中容易出现“三低”现象，即科学判断能力相对较低，理性水平相对较弱，安全感偏低。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 3.27%,比 2005 年的 1.60%提高了 1.67 个百分点，比2007 年的 2.25%提高了 1.02 个百分点。但中外对比发现，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只相当于日本（1991 年 3%）、加拿大（1989 年 4%）和欧盟（1992 年 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水平。

　　①总之，居民基本科技常识缺乏制约社会认知能力是导致部分群体恐慌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如下面的访谈地点位于豫南地区，属于少震区，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地震。即使由于人为原因导致过地震发生，也主要是 3.0 左右地震，其破坏性非常小。然而面对地震谣言，当地受访者还是选择接受。

　　访谈 8:非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H 某，女，55,文盲，务农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8 月 10 日

　　访谈地点：H 某家中

　　访谈方式：面谈

　　问：请问有人说我们这儿会发地震，您相信吗？

　　H 某：相信不相信得看什么人说的嘛，邻居说的我们可以信，不认识的人说的我们当然不能信。上次周围的人说要发地震，虽然没有发，但是还是防着点好。

　　问：上次听说发地震后，您和您的邻居们是怎么做的呢？

　　H 某：我们呀，把屋里值钱的东西都搬出来了。晚上在外面搭个帐篷睡觉，那几天都不敢进屋。

　　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H 某：你不知道吗，前些年四川、甘肃等地发生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所以说地震很可怕的。为了安全起见，我就跟着大家把东西搬出来了。

　　居民基本常识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安排有关，也受到居民自身知识结构缺陷的影响。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长期注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发展，对公共安全常识宣传的重视不够，在推动居民人文素养提升的工作上认识不到位，积极性不高。组织群体进行危机管控演练的次数不太多，参与的人群不广泛，内容和形式也比较单一。其次，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倾向于专注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在有些中老年人当中，由于科技常识的缺乏，他们最容易受到谣言蛊惑。访谈中的 I 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然，上述论证并非承认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综合性、合理性，并在公共危机中拥有强大的恐慌抵抗能力。从一定程度上说，群体恐慌具有阶层普遍性。社会文化、教育机制、考试模式等多种制度安排都使得知识分子群体也可能遭遇群体恐慌。

　　访谈 9:非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I 某，女，49,小学，务农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8 月 11 日

　　访谈地点：I 某家中

　　访谈方式：面谈

　　I 某：2014 年 7 月 21 日清晨，突然看到刘老太紧张兮兮地在跟邻居说着什么，凑过去一问，她说有亲戚打电话来说，要发地震了，让大家赶紧出来。我知识文化少，当时就很紧张，赶紧把还没起床的儿子叫醒，并让他赶紧出门。虽然上高中的儿子带着疑问说信阳不在地震带上，怎么可能发生地震呢？但为了保险，他还是跟我们一起出来了。

　　此外，公众基本科技常识缺乏也可以从大连、厦门和茂名等地连续发生的“PX恐慌”为例中窥见一斑。PX 的中文名叫对二甲苯的低毒化合物，是聚酯产业的重要一环。2014年我国 PX 的对外依存度将接近60%.由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 PX究竟是什么不甚了解，对它的实际危险性更缺乏科学认知，在人们不能确切掌握真实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就会萌发恐慌，当这种恐慌以个体为载体开始向周边蔓延时，就很容易形成群体性的心理恐慌。

　　（四）盲从心理助长群体恐慌

　　盲从心理助长恐慌。盲从心理是导致群体恐慌的直接原因。有分析称，我国公众的知识素养参差不齐，知识水平较低的人群对危机的科学判断能力较低，理性也比较弱，安全感比较低，面对危机中的谣言会有直接的反应，而且比较容易从众。

　　①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处在社会群体之中的个体稳定的心理平衡状态被打破，在群体的影响和暗示下，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与群体取向保持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普遍伴有紧张、焦虑和恐惧的情绪反应。这样，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削弱人们理性的判断力。在真实可靠信息得不到确认的情况下，民众的心理危机就无法解除。如果民众的负面情绪无法得到有效排解和释放，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他们往往迫切的想要采取集体行动而拒绝继续等待观望。由于群体心理具有无责任性、无意识性、和传染性等感性特征，在面对公共危机时，群体恐惧心理就容易被激发并持续扩散，不仅影响自己及家人，而且不断蔓延至邻里、社区和街道。

　　访谈 3:非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C 某，男，21,初中，广州打工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8 月 2 日

　　访谈方式：电话访谈

　　问：能描述一下你所经历的群体恐慌事件吗？

　　C 某：好的。2014 年 3 月 15 日上午，我刚好在广州沙河大街服装批发市场内搬货，看到有保安带着一些人追赶，也没想太多，反正我的体能还可以，胆子比较大，也不是很紧张。我没有跑，只是找个安全的地方看着，好像听到有人喊了一声，不知道是不是说有人砍人了。但是确实看到一些不知情的人迅速向四周躲避，有人摔倒。一会儿批发市场内引来大批人聚集、围观，当时是上班时间，要不然我也会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问：请问你怎么看待这种恐慌的？

　　C 某：恐慌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有危险就跑呗。赚钱不容易，什么都得靠自己打拼，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我得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访谈 4: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D 某，女，25,在读研究生

　　访谈员：黄磊

　　访谈时间：2014 年 7 月 19 日

　　访谈方式：网络访谈

　　问：在此次事件中，你怎么得到危险信号的？

　　D 某：当时，我正在逛街，突然看到大家都在往后跑，人流涌动，好可怕。

　　我就吓坏了，我和同学也赶紧跑开。

　　问：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那么恐慌呢？

　　D 某：我本来就胆小，遇到这种大场面，就更六神无主了。而且，近几年发生了不少公共安全事件，也可能是受到了新闻报道的影响吧。在这种情况下，我敏感的神经就完全爆棚了。

　　显然，在公共危机发生时，C 某和 D 某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群体的影响和暗示，产生盲从心理和行为。此外，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盲从心理的产生也与媒体的舆论引导有关。如果媒体选择含糊其辞或夸大报道等不正确的方式集中大量报道负面信息，容易使人产生危机四伏、大难临头的错觉。因此，媒体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意识建构容易造成“真实风险”与“风险感知”的偏差。

　　群体恐慌的直接后果是诱发集体行为。受到强烈刺激和暗示的群体会认同恐慌群体的信念、价值和态度，失去了正确辨识的能力，其行为变得完全不顾影响和后果。在特定的聚集场合中，个体之间的负面情绪相互感染、传播、增强。当这种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恐慌人群就会冲破现行规范的约束，做出一些违反正常社会秩序的事情，如果事态没有得到有效的管控，就会引发新一轮的群体恐慌。比如2014 年 4 月 15 日 7 时许，处于早高峰的沈阳地铁一号线 11402 次列车驶入青年大街站，一名男子一边呼喊，一边砸车门，很多乘客吓得在车厢内尖叫，然后往两边车厢跑，不少乘客吓得惊慌失措。这次事件造成 11402 次列车车门、安全门被砸，列车延误，地铁站内乘客大量聚集。事发后，该事件被证实仅仅系当日是一乘客乘车过程中误听到有人说着火，便用车上的安全锤将列车玻璃砸坏后，从已经停车的车窗跳出列车，造成其他乘客恐慌。

　　除北京、沈阳之外，在广州、深圳、武汉、苏州等地地铁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群体恐慌事件。因此，盲从心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因素，它不仅助长群体恐慌，而且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威胁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