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爆炸事件微博的谣言类型与形成原因

　　随着手机上网的普及与不断发展，微博应运而生，成为了时下热门的一种传播工具。与互联网和传统的无线电话相比较，微博结合了两者迅速、便捷、覆盖范围广等优点，迅速被广大用户所接受，用户数量日益增加。通过微博来获取信息，不仅丰富了人们信息获取的新渠道，还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此，人们不再是单向的信息获取者，而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甚至逐渐承担起了部分媒体的角色，这一点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显得尤为突出。

　　目前我国处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和社会高风险期。微博的出现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9 年 12 月，中国社科院出版了《社会蓝皮书》一书，书中写道微博的研究者们称微博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1].微博的出现给予了网民时刻扮演“公民报道者”这一角色更大的平台，突发事件的频发使得网民有了更多机会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而微博谣言也趁此机会应运而生。

　　一、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角色

　　（一）第一手信息的发布平台

　　在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微博成为了第一手信息的发布平台，让广大网民通过微博就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事件发生的情况，相关的爆炸视频、灾难情况、救援情况等信息都在这个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并得到快速的传播。微博凭借其及时性、移动性、随意性的优势参与到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来，大大提升了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新闻媒体的不足。

　　（二）集中大众力量的救援平台

　　随着微博的迅速发展，其逐渐成为了网民心目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除了传播突发事件的最新情况之外，微博也因其信息传播快，能迅速集结大量网友的优势成为了集中大众力量的救援平台。在此次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奏耐天津等微博账号主动发布相关的物资、志愿者需求，以及寻人信息，并被广大网友传递，许多热心网友根据信息提供物资和人力，加入救援队伍之中，对于灾后救援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同时也有公益组织在微博募捐平台上发起募捐项目，并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响应和参与。

　　（三）谣言载体和辟谣平台

　　虽然微博有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来源广的优势，成为了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平台之一。但是因为微博用户的草根性，信息发布没有“把关人”,微博又容易成为谣言的载体。许多谣言被微博用户以看热闹、半信半疑等心态转发，造成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微博平台上流传着关于伤亡情况、环境污染、物资需求信息、寻人信息等多种类型的谣言，并在初期被热心网友广泛传播，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

　　但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双刃剑，微博也通过上述种种优势，如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成为了主要的辟谣平台之一。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凤凰新闻客户端于8 月 13 日发布了名为“天津爆炸事件中的十大谣言”的长微博，对相关的谣言进行了及时的辟谣，该微博受到了39959次转发，2124条评论，影响范围较广。随后于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发表了名为“关于#天津港爆炸事故#,这 21 个消息都是谣言！”的图片微博，对截止至 8月 17 日的相关谣言进行辟谣，得到转发 10357次，评论3340 条。除此之外，@平安天津@天津网警巡查执法等相关政府、媒体官方微博也纷纷利用微博平台进行了辟谣，并对一些造谣人员进行了查处。随着事件的发展，网民从一开始的狂热到后期的冷静，能够主动辨识谣言，并做到主动转发辟谣微博，使得微博成为一个辟谣的平台。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的谣言类型

　　根据统计，在此次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微博平台上主要流传的 25 条谣言，可以被分为杜撰事实、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大打感情牌四种类型，主要涉及灾后救援、伤亡情况，环境污染情况，社会民生情况，事故调查进展等几个方面。其中杜撰事实类型谣言 11 条，占谣言总数的 44%;断章取义型谣言 6 条，占总数的 24%;移花接木型谣言 5 条，占总数的 20%;大打感情牌型谣言 3 条，占总数的 12%.
　　
　　（一）杜撰事实型谣言

　　此类谣言多为捏造子虚乌有的事情来吸引网友注意力，达到夸大、耸人的轰动效果。如在本次天津港 8·12爆炸事件中，有“天津爆炸事故死亡 1300 人”,“爆炸导致一小区全灭”等谣言，伤亡数字被放大，杜撰出惨烈的死伤情况，来达到惊人效果。同时，与当地百姓息息相关的环境、民生信息也成为捏造事实、制造谣言的对象，如“700吨氰化钠泄露毒死全国人”,“ 内部通知爆炸物有害气体可能影响北京”等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断章取义型谣言

　　此类谣言将发生的事件的前因后果掐头去尾，只保留矛盾冲突的部分，并予以适当放大和歪曲，制造真实可信的假象。本次事故中的断章取义型谣言多为社会民生和事故调查方面的信息，如“方圆两公里内人员全部撤离”,“城管抢志愿者的东西”,“瑞海国际与中化集团多有交集”等谣言。这类谣言利用大众聚焦事故后问责和关心自身生活环境的心态，此类谣言因部分事实获取大众信任，大量被网友转发，影响范围广。

　　（三）移花接木型谣言

　　这类谣言多为突发公共事件之前的陈旧信息或编造信息，在事故发生后趁机浑水摸鱼，再次传播，形成信息的冗余。本次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的移花接木型谣言主要为救援信息，如急需某血型、为救护车让路、寻找某某等。该类型的谣言虽然对社会稳定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因其真假难辨，网友秉持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进行转发，会形成大量无效信息，造成信息资源的浪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救援。

　　（四）大打感情牌型谣言

　　在数次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煽情成为了灾难之后的一个常态，常常伴随救援行动的展开而发生，多为救援行动中的感人故事、漫画等。但是也有人利用这个机会编造煽情故事，制造谣言，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次天津港 8·12爆炸事件中，“父亲在爆炸事故中身亡”的谣言吸引了大量富有同情心的网友的关注。造谣者以居住在爆炸事故附近的女高中生身份发表微博，表示自己的父亲在此次灾难中去世，母亲也早已离开她，博得了许多网友的同情和支持，3700 多位网友通过微博打赏功能为该造谣者捐款 9 万多元。后该造谣者遭到质疑和举报，现在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三、微博谣言的产生原因

　　谣言的散布，一直被认为是重大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微博谣言的出现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更是如此。每当社会不稳定，社会秩序紧张，不实的消息就会在不经意间迅猛增长，诸多原因都可能导致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谣言的产生。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性

　　谣言的产生总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奥尔波特在其着作《谣言心理学》中提出，谣言的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2].因此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条件密切相关。根据奥尔波特提出的谣言公式 R（谣言）= i（事件的重要性）* a（事件的模糊性）可知，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就会越大，反之则会越小。当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任意一方趋向于零时，也就没有谣言了[3].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其令人震惊的效果会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其事件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正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突发公共事件，其产生的大爆炸在视觉上给予网民巨大的冲击，使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为谣言的产生、传播提供了环境。因为本次事件与爆炸、化学物品、环境污染、火灾有着重大关系，危及了周边人们的生命安全，公众在初发期显得焦虑不安，并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事实真相来进行缓解。此时任何渠道传播的与该事件相关的信息对公众都会产生强烈而直接的影响，微博作为近年来公众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信息涌入，给谣言留下了滋生发展的空间。

　　（二）官方信息的模糊性

　　除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之外，信息的模糊性也是引发谣言的原因之一。信息的模糊性主要由官方信息更新滞后，公开信息不够详尽，难以获取公众信任造成。以往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一般选择通过信息屏蔽的方式来控制社会舆论，从而将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自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从而逐渐变为在各种媒体平台发表官方声明，稳定大众。

　　然而在信息快速传播的微博平台上，官方信息却发布缓慢，没有来自草根的信息那么及时，并且容易被淹没在大量的其他信息中，难以被大多数网民看到。此外，许多公众迫切想要得知的消息在官方信息中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或是语焉不详，或是并不提及。比如在此次天津港 8·12 爆炸事故中，关于事故的原因和危险品的数量官方在第一时间内并未公布，而是表示正在调查中，而迫切希望得知这些重要信息的网民对此表示不满。官方信息的姗姗来迟和不够详尽使得事故相关信息的模糊性较强，进一步推进了谣言的产生。

　　（三）微博信息的随意性

　　相对于正规媒体而言，微博上大量的“草根记者”可以随时随地自由的发布信息，在传播速度来说是一种优势，但是在某些方面也会为谣言的产生埋下隐患。微博发布的信息自由化、碎片化程度高，不需要精心的采写、编排，因此也缺乏了传统媒体所拥有的“把关人”的审核，使得信息的来源不可靠，准确度下降，给谣言可趁之机。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急需在第一时间知道真相，而正规媒体和政府官方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采访编写、核实信息，难以短时间内满足公众的需求。在这一段媒体和官方消息空白的时间中，谣言四起，并且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向周围人群散播。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许多造谣者利用政府和媒体在核实确切消息的时间，对爆炸源、危险品数量、伤亡人数等公众迫切想要知道的信息进行编造、夸张，然后投放到微博中，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量传播，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

　　（四）受传者的易感性

　　受传者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容易因为想要获得安全需求而积极对各类消息进行获取、转发，在转发信息发表意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希望与大多数保持一致，这一想法映射到行为上就会模仿他人，即转发他人转发过的信息，进一步形成“群体模仿”效应。当某种意见在“群体模仿”效应的影响下成为主流，公众出于对心理安全感的寻求，往往乐于利用这些意见或信息来消除内心的恐惧，从而接受这些模糊虚假信息并成为其传播者。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相同心理的受众不断加入，形成“谎话说多了就成真的了”的效果。

　　此外，因为某些突发公共事件对于科学性知识的要求较高，使得普通受众难以辨别消息的真假。而“沉默的螺旋”在这种状况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天津港 8·12 爆炸事件中，人们对于起火源，存放化学物品的处理，爆炸对周边环境和身体的影响等信息十分关注，但由于这类信息通常包含着较强的专业知识，普通民众无法也没有能力进行辨别，因而在转发时就少了辨别信息真伪的过程。盲目跟随大众使得谣言有了重复产生、传播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奥尔波特，刘水平等。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