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 论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贫穷落后的面貌被彻底改变，人民生活正在全面进入小康时代。但是，在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观念、能力和水平面临严峻的挑战。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是我们解决社会各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
1.1 课题的背景与意义
1.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我国社会领域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地调整和变革，引发了社会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增多、矛盾冲突加剧、流动人口增多、社会行为失范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使得社会管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升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积极制定方针政策，全面做出工作部署，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和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职能之一。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 年，全国两会首次以重要篇幅将社会管理创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2 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升华了改革理念，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然而，正如学者周红云说的那样：“社会管理也好，社会治理也罢，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等的管理过程，是对政府领域的行政管理和市场领域的工商管理所‘不管'和’管不到‘的公民社会领域的管理”.而且，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需要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还有很长的路需要不断前行。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决策和部署，事关中华民族的安危和十三亿人口的福祉，关涉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近年来，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酒泉市委、市政府根据酒泉的具体市情，积极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和新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些有效做法和经验。但是，也还存在着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以及与人民群众期待不匹配的问题。目前，酒泉市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解决和处理好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管理领域的问题，促进和谐平安酒泉建设，推动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1.1.2 课题研究的意义
本文分析研究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基本成就、存在问题以及应对策略，对酒泉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党和政府健全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为其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参考借鉴。
第一，对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进行研究，有利于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有效减少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第二，对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进行研究，有利于构建运转高效的社会格局，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酒泉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发展和演变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相随相伴的，从 17 世纪末期主张“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古典自由主义的流行，到 18 世纪中期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社会”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再到“倡导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构建福利国家”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纵观其发展历程，西方社会管理模式基本可以划分为有限社会管理、全面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改革三个阶段。
在西欧各国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以洛克、休谟、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倡导“小政府”理念，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的自由，社会管理以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为主[2];政府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扶持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公共福利事业开展。以强调社会自治组织力量、追求社会均衡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西方社会管理理论的产生。
1929-193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全面加强了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尤其注重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管理制度的建立。以福利经济学为基本理论依据，以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实现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福利国家理论的产生和完善，逐渐推进了西方社会管理理论的成熟。
20 世纪 70 年代，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和社会危机，公众要求政策改革的呼声强烈。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了以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社会管理开始进入反思阶段。
1986 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一词，并提出“风险社会转型正以全球规模发生”.国外学者分析和阐述全球化对社会管理的影响，为我国学者开展全球化背景下的风险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切入点。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治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在西方国家兴起和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在社会管理实践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推进公共事务服务，以公众为中心改善政府服务；推行公民和社会团体参与社会管理；依法管理社会组织，严厉打击邪教；注重社区发展，改善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提出了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应该由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区、企业、公民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开启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新的认识，为形成多中心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此同时，西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改“消极的福利国家”为“积极的福利国家”,将“福利”转变为“工作”,主动与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协同治理，并注重社会资本的运用和社区建设的发展，社会管理呈现出了社会社区化和社会人文化的趋势。
总的来说，国外关于社会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管理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2.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视和发展，我国学界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以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法家等的核心主导思想对今天社会管理创新的影响最大。在社会管理上，儒家注重以伦理道德来教化民众，影响社会，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管理路径来实现以德治国的目的。
德治也是今天我们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道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则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认为应该让社会自然运行，既不用严刑酷法也不用伦理道德去强行干预社会运转才是上乘的社会管理。这实际上蕴藏了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法家则以“法”作为核心，赞同法治，反对人治，注重“法”（管理制度）、“势”（管理权威）、“术”（管理技巧）的有机结合来实施社会管理。法家的法治思想对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可谓影响深远。
对我党社会管理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是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 年-1978 年之间的一元化的社会管控阶段、1978 年-1992 年之间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解体阶段、1992 年-2002 年之间的过渡性社会管理阶段以及 2002 年至今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阶段。
对社会管理创新基本理论的研究，我国学界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管理理念和原则的创新、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创新、社会管理工具（方式、方法和手段） 的创新、社会管理内容和路径选择的创新等多方面的研究。”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和原则，学界普遍认为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贯彻服务的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原则。魏礼群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和思路、坚持继承和创新结合、坚持尊重实践和创造、坚持树立世界眼光的原则”.
王勇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应遵循“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原则、坚持社会协同、政府诚信的原则”.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因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已形成共识，目前主要是围绕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管理方面进行研究。王济萍从政府失灵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应“让渡更大的空间给社会力量来参与，在’社会协同‘中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向春玲指出，应给其他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等社会主体参与管理的机会。
在参与主体的类型上，朱耀垠认为要“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陈振明则强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参与主体，他们都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在参与的途径上，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胡亚波指出，“每一类社会管理参与主体都应该找到适合该主体参与管理的基本途径，但前提是要拓宽利益表达途径。”
刘伟忠借鉴西方整体政府理论，主张“建立网格状沟通模式，协调各管理主体的职责关系，建构合作共治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对于社会管理的创新工具，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胡亚波强调 “要运用系统管理方法形成管理网格，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进行即时动态管理。”[11]125-127王名、杨丽认为，“网格化管理系统为一种工具、一个平台，如何通过这样的工具与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及时高效地提供居民需要的优质服务，并将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全国各省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朱耀垠指出，要“注意综合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注重依靠科技支撑，提高社会管理的质量、效率和水平”.特别是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法治手段显得尤为重要。对社会管理创新内容和路径的研究，陆学艺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注重主体的创新。
魏礼群认为，应通过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体系、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体系等社会管理体系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5]9-13丁元竹强调，“要1系”.吕志奎认为，“中国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七项战略来推动，即发展型社会管理、服务型社会管理、包容性社会管理、参与型社会管理、协作性社会管理、预防性社会管理和保障型社会管理。”
张欢等人则进行了“双模式”变迁的研究，总结梳理出了群众工作（基层党建） 、科技创新、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四种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治理理论强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诸多社会主体的合作管理。善治理论则是为了避免治理失效而产生的理论，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减少政府的作用而使之更有效率，而且是要将部分社会权力从政府和公共部门转移到个体和私营部门”.
此外，多中心治理理论、协作政府以及网络政府理论都强调社会管理创新应在政府的主导下，鼓励引导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杨春福认为“在善治的视野下，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重视其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真正做到以民众为中心”.吕志奎提出社会管理应该是一种协作性社会管理，认为“协作性社会管理主张共享权力结构-社会管理秩序是’合作生产‘,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共同努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整合”.[16]96-105杨华锋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认为协同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行政者系统的开放性、行动策略组合多样性、文化制度结构的适应性、网络化组织的创新性以及社会协同机制的有效性”等比较优势，有利于消除政府主导和社会自治的两极分化。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都强调了协同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性，并在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原则、途径和方法的探索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思想和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
1.3 课题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1.3.1 课题研究的内容
（1） 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理论。深刻认识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以及国内外形成的基本理论，为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2） 酒泉市社会管理过程的实践分析与经验总结。阐述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背景，介绍酒泉市社会管理的组织架构与紧迫任务、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地区的主要做法，总结提炼酒泉市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探索方面的成功经验。
（3） 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就与问题分析。总结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成就、分析酒泉市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4） 探讨并提出加强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从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社会管理创新主体、社会管理创新平台、国内外社会管理成功经验、社会管理创新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为加强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参考。
1.3.2 课题研究的方法
（1） 文献分析法。通过个人购买图书资料和从图书馆、网络查阅相关档案、文献，掌握并分析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翔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研究思路，力争使课题的研究在文献基础上做到理论完备、概念准确、内容详实。
（2） 经验分析法。通过阐述酒泉市肃州区、敦煌市、瓜州县西湖乡等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的实践探索，以相关理论为基础，总结酒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
（3） 调查研究法。利用工作便利条件，对选取的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通过阅读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实地观摩调查等方法，获取客观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