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资本视角下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机理及影响

　　一、引 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诸如垃圾处理厂、核电厂、污水处理厂、焚化炉、精神病院、传染病中心等邻避项目陆续兴建.这类项目具有负外部性、风险潜在性、非自愿承担性和规避高成本性等特征,极易激起公众的抵触情绪,引发"邻避型群体事件",比如近年来发生的宁波镇海反PX 项目事件、四川什邡反钼铜项目事件、安徽彭泽反核电站项目事件、北京部分小区反京沈高铁事件等.

　　目前学界对"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研究可分为如下几类:

　　1. 从宏观层面探讨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产生机制与防范策略.这一类研究没有特定的切入点,而是以综合性视角对邻避冲突进行考察( 董幼鸿,2013; 孟卫东,2013; 陈仕梅,2013; 曹祖耀,2012)[1-4].

　　2. 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如以民众利益与项目建设密切整合为前提,构建重大工程社会风险评估的原则、内容、方法( 吴智文,2009; 杨雄,2010)[5-6]; 或借由具体案例,建立重大项目建设的固有风险评价模型( 田浩成,2012; 张玉磊,2012)[7-8]等.

　　3. 聚焦风险主体即"公众"在邻避型群体事件中的非理性行为,并进行防治.涉及公众非理性行为原因分析,包括安全担忧、公平性质疑、利益回馈失当、民主机制缺乏、政府公信力不足等( 潘永强,2008; 邱昌泰,2002)[9-10]; 公众非理性行为对策探讨,如"利益相关者导向型风险消减"( 胡象明,2011)[11],"一体两翼"机制( 乔艳洁,2007)[12]等.

　　4. 进一步聚焦公众心理因素,对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防范策略进行深层次探索.如: 以焦虑心理为视角探索邻避型群体事件的防范措施( 谭爽,2013)[13],运用心理契约等理论分析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 成 及 规 避 ( 胡 象 明,2012)[14],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相关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与应( 王二平,2012)[15]等.

　　以上研究从多侧面为邻避型群体事件开出药方,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多侧重于利益剥夺、环境影响、权利保障等,从心理视阈入手的成果所见寥寥,尤其是拓展到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影响,并以积极的"心理资本管理"代替传统"心理问题防治"的探讨非常鲜见.但公共管理现状已凸显出对社会积极心理支持的迫切需求,管理者也逐渐意识到邻避冲突的良好处置不再局限于先进技术的支持、科学制度的保障、高效管理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晓民以理,安民之心,得到民众的理解与合作.故本研究聚焦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公众的群体效能感,及其对项目和项目管理者的信任、合作、希望等心理状态,以期将"心理资本"概念引入邻避型群体事件,丰富危机管理理论体系.同时,通过提出公众心理资本开发的政策建议,为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科学、妥善处置探索有效路径.

　　二、"心理资本"释义

　　"心理资本"是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及其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应用而催生的新兴概念.2002 年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Martin Seligman 提出了"心理资本"( psychologycapital) 的概念,将那些促使个体积极行为的心理因素纳入心理资本的范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管理学教授、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 Fred Luthans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他根据实证研究将心理资本明确界定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的四项能力: 即自我效能感( 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成功) 、乐观( 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 、希望( 对目标锲而不舍,未取得成功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 和韧性( 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迅速复原并超越以取得成功[16].心理资本吸引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的众多学者的兴趣,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心理资本的结构、作用因素、影响效应、测量方法等,并从主观需求视角进一步展开对心理资本开发的探索.

　　国内对于心理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多集中于"个体"层面,剖析个体心理资本的结构与培育,在"团体"尤其是"群体"层面的探索尚不成熟.张红芳,吴戚是较早将心理资本从个体层面拓展到群体层面的学者,将"群体心理资本"界定为"群体表现出来的对环境、组织、未来、彼此关系的共同态度,包括群体效能感、信任和合作三种积极的群体心理能力."[17]但其探讨仅止于此,未对群体心理资本的内容、影响与培育等进一步深究,也缺乏与具体领域的结合.

　　目前,管理实践对于组织或群体心理资本的需求已在不断凸显,尤其在公共管理领域,随着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执政效果从单纯依赖技术手段进入对民众心理支持和社会认同感强烈需求的复杂阶段.在此背景下,将社会群体的心理作为一种可建构、可调节、可增值的资本进行培育,对于优化公共管理效率有重要意义.

　　三、邻避型群体事件及特征

　　( 一) 邻避型群体事件的数量增加、频率走高.从 2007 年厦门 PX 散步抗议、2008 年丽江反水泥厂环保纠纷、2009 年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2011 年锡林郭勒盟煤矿群体冲突到2012 年江西彭泽核电站修建遇阻、四川什邡反钼铜项目、江苏启东抗议纸厂污水排放、宁波镇海反PX 项目等等.盘点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源自邻避工程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的案例数量正逐渐增加.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95 年至 2006 年,环境信访的总数在 11 年间增长了 10 倍,仅北京市 2008 - 2011 年间反映环境问题的群体信访数量就以每年 30% 的速度递增[18],而环境受损的源头大都来自于周边的邻避工程.此外,事件的发生频率也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媒体传播效应的助力而愈发密集,仅2012 年众所周知的邻避型群体事件就超过了前 3年的总和.诸多事件中,有诉求明确的环保运动、也有诉求模糊的大型集会或骚乱,有从政治层面出发的针对基层政府不作为的,也有出自利益受损的求偿性协商.尽管类型不同,造成损害的能量却很大,若不能有效治理,势必威胁社会稳定.

　　( 二) 邻避型群体事件呈现"双输"与"恶性循环"的特征.如果说以往单向度的决策能够得到社会的容忍,邻避项目最终还能得以修建,但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有一定地位与资源者,可通过制度内渠道反对立项,普通大众则无奈选择"弱者的武器",通过散布不良信息或直接付诸非理性行动.互联网时代群体行动极易蔓延与升级的现实使管理部门不敢怠慢,暂停项目成了第一时间的妥协之策,如: 2009 年 2月,南京 5 000 多居民联名反对建设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项目,并将江苏省环保厅告上法庭,项目搁置; 2009 年 9 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小区居民和厂址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一行数百人集体前往市政府上访,发电厂被叫停; 2012 年 10月,宁波镇海湾塘等村数百名村民游行示威反对兴建 PX 项目,直至政府宣布停建,冲突才得以解决…而这一暂停,则不知何时再起.[19]邻避项目无奈走入"上马---抗议---暂停"的死胡同,呈现经济与社会双输局面.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则是"循环下行"的.一方面,在某些群体事件中,管理方对项目的维护与辩解以及对事件处置的简单粗暴,一点一点磨蚀掉民众对政府与企业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感受到人们难以缓和的抵制情绪,愈发不敢将立项信息公之于众,因为公开可能就意味着失败.于是,以政、企、民良性互动为标志的社会资本遭到损害,不仅激化了民众与公共部门及邻避项目的对立,而且导致恶性螺旋---公众越不信任,政府越不敢与之商榷,政府的封闭又强化人们的不信任,进而导致群体冲突,冲突让政府恐惧,决策过程便进一步封闭起来,反复循环,下行不止.

　　( 三) 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公众的心理状态成为关键因素.邻避型群体事件都是以对项目修建或运营的抵制为导火索,但左右着情势发展,使矛盾激化、事态升级的,却是公众的心理状态.Kraft和 Clary 提出了导致邻避效应的 5 方面心理与认知因素: 不信任政府和项目发起人、知识与信息欠缺、缺乏社会责任感带来的狭隘观点、对邻避设施的情绪化评价以及风险规避倾向[20].而我国发生的多起邻避冲突也证实了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对自我风险应对能力的评估、对项目安全的信任度、对同类事件处理方式的认同感等心理因素会作用于其风险认知并投射到行为选择中.可见,邻避型群体事件中的"经济性补偿和社会心理性补偿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在逐渐显现"[21],若忽略公众的心理疏导,会降低社会稳定风险的预防效果,也会使负面心态固化,成为公共管理的潜在威胁.

　　四、心理资本视角下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机理及影响

　　( 一) 心理资本视角下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机理

　　根据已有的对个体、团队和群体心理资本的研究,笔者将"群体心理资本"界定为某一群体在应对困难或风险时表现出来的整体的积极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形成于群体与外界的互动,以及群体成员间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以个体心理资本的要素为参照,结合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特征,笔者认为"群体心理资本"应包括"内部心理资本"与"外部心理资本".前者意指群体与外界交互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包括群体信任、群体合作意愿、群体希望感; 后者则是群体对自身的心理感知,包括群体归因、群体效能、群体韧性.

　　诸多事件证明,利益受到邻避项目损害的群体所存在的负面心理状态是触发群体事件并使之升级的重要诱因.结合"心理资本"理论,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机理可解释为相关群体心理资本的损失及其耗散.

　　1. 外部心理资本受损

　　( 1) 群体信任流失.群体信任是心理资本中尤为重要的因素,表现为邻避项目修建及群体事件处置过程中公众对政府部门、项目企业的信赖与依靠.群体信任能减少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成本,降低冲突可能性.但现实中,由于存在政府与企业为了立项成功有意隐瞒项目信息、项目修建过程中利益分配有失公允或对冲突事件处理粗暴简单等状况,对公众的信任感造成创伤.作为社会的粘合剂和助推器,信任损失会激化民众与管理部门及邻避项目的对立,同时负作用于公民社会中最重要的支持与理解机制,也使群体性事件因失去了最后一堵防护墙而爆发.

　　( 2) 群体合作意愿淡薄."合作意愿"是良好社会关系的显着表现,但其现实却不容乐观.一方面,邻避项目有关决策本应是政府、企业与当地民众经合作协商而制定,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呈现信息公开缺失、形式化参与甚至单方决策的状态,公众的主体地位受到漠视.长此以往,人们自知难以参与决策,便逐渐失去合作意愿,将制度内的"建议"转化为制度外的"抗议",群体事件由此而生.另一方面,管理者仍习惯在赔偿上做文章以换取民众对邻避项目的"支持",而忽略了对其权力的尊重和安全焦虑心理的沟通与疏导,致使二者关系岌岌可危,从"合作"滑向"对立".

　　( 3) 群体希望感不足.希望是一种积极的、对未来有良好预期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公众对政府、企业管理行为的期待,以及对自我效能的认知.在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公众的希望感体现为:

　　首先,希望邻避项目的修建能够尊重民众参与权,决策公开; 其次,希望邻避项目的运营能减少风险,保障安全; 再次,希望有关部门对失利群体能做出合理补偿.最后,当上述期望未满足时,公众能找到新的途径敦促其实现.但事实是,邻避项目对安全与环境的切实伤害和有关部门并不圆满的处理方式,尚不能满足公众的良好愿景.随着此类问题的反复出现与屡屡不能解决,难以为继的希望感最终激起公众的愤怒,也因此带来谣言、冲突与社会失序.

　　2. 内部心理资本耗散

　　( 1) 群体归因消极.邻避型冲突的产生部分来自于相应群体对项目风险或事件原因的推测与判断.根据群体认知特征,归因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积极的内部归因和消极的外部归因.前者是面对问题和困难所展现的一种乐观分析,表现为群体认为邻避项目对自身的危害是短暂的、偶然的、可规避的,并且能够通过群体自身的共同努力影响项目决策.而后者则充满了悲观情绪,对邻避项目的修建感到无能为力,也难以应对相应的伤害.目前,人们掌握的维权途径十分有限,虽然通过较为激烈的手段暂时阻止了邻避项目兴建,但不久后仍有部分复建,这使公众感到群体的抵制无济于事.同时,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规避困难使人们觉得项目危害是外部固有且必须承受.对事态的消极归因挫伤了公众理性解决问题的动机以及与项目共处的信心.

　　( 2) 群体效能不足.群体效能感是自我效能在群体层面的扩展和延伸,通过群体互动和认知过程建立起来[22].良好的群体效能可以促进团队协作和学习,提升群体有效性.面对邻避项目,公众的群体效能感体现为两方面: 第一,群体相信自己能应对项目带来的危害或从源头处规避风险; 第二,群体相信其权益在商榷后将得到保障.但反观目前的案例,群体效能感往往遭到挫伤.

　　一方面,邻避项目的安全隐患不断挑战公众底线,人们因无法了解、预测和控制风险而感到焦虑.

　　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协商途径往往走不通,借以较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有时也难达到维权目的.典型的案例是 2011 年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垃圾焚烧厂遭抵制事件: 该项目启动前,6 家环保组织进行联合调查,提出其规划欠缺依据、程序违法,当地居民也多次就以上问题向海淀区市容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然而,北京市环保局在未回应质疑的情况下批复此项目,阻塞了双方理性沟通的渠道,激起公众的极端化情绪[23].

　　该事件并非个案,厦门 PX 项目、京沈高铁、乳山核电站等都有过类似经历,当公众通过合法渠道申诉无法获得满意答复时,公众对项目及其管理者的认知会变得消极,并对自身社会角色失去信心,感到无能为力.

　　( 3) 群体韧性脆弱.韧性指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迅速复原并超越,以取得成功.韧性的产生与巩固有赖于内外环境的共同支持.而在邻避事件中群体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度、合作意愿、希望感,以及对事件的归因、自我效能评估等诸多因素都较为负面的情况下,群体很难坚持信念、采用有理有节的方式来面对和控制事态发展.而韧性一旦崩塌,群体的理性也可能在瞬间流失,激烈的维权行为在所难免.

　　( 二) 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心理资本损失的影响根据"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当风险事件与社会、制度、文化,特别是心理过程相互作用时,会增强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行为,继而产生次级的经济或社会后果[24].邻避项目由于涉及多利益主体且存在多种风险因素,若缺乏良好的社会心理资本作为保障,当项目风险受到公众消极心理的加工,将引致更广泛的涟漪效应.

　　1. 技术污名."技术污名"指风险事故通过媒体渲染和公众认知,致使社会对该设施或技术恐慌与排斥现象.邻避项目的安全事故侵蚀了公众心理资本,导致其对管理者的失望以及对项目技术的质疑.民众的谈"核"色变,闻"PX"而逃,对垃圾站退避三舍等都说明邻避项目的坏名声已成为很难扭转的问题,若不及时进行整改,重拾民众信心,其未来生存必将遭遇阻力.

　　2. 经济调速.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类邻避项目催生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却也付出了环境、民生甚至生命的代价.化工厂爆炸、垃圾场污染等事件频发,正逐渐唤醒社会公众对项目科学性的疑惑、对生命安全的焦虑、对仓促决策的愤怒以及对冒进经济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人尝试敦促管理部门加强对工程项目的审批与监督,并将对 GDP 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大众的人文关怀,花更多时间来解决人为经济速增带来的困扰.进而带来的是核电战略的放缓,化工项目的停摆等,可见民众心理支持的减弱,将间接阻碍经济的发展.

　　3. 社会失序.邻避项目危机中,最令公民愤怒的并非事故本身,而是事故处理中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傲慢、冷漠和逐利.公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当权者不能再以强制手段进行社会管理,而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的管理者在对公众信任的漠视、希望的践踏、合作的胁迫中,耗尽了社会的心理资本,将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关系推至尴尬境地.公众迫于无奈,只能通过媒体呼吁、游行示威、冲击政府等极端手段来对权力施压以争取权利.社会失序若得不到缓解,则可能走向剑拔弩张的社会断裂,届时管理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五、心理资本视角下规避邻避型

　　群体事件的政策建议心理资本在项目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方面的影响力已充分证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建构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在对心理资本的研究过程中提出心理资本的"投资性",即可通过"心理资本干预"(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PCI) 对个体和组织的心理资本存量和质量进行管理,以产生积极效应.因此,针对邻避型群体事件,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有效培育社会公众的心理资本,为项目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支持.

　　( 一) 提升外部心理资本,塑造政、企、民良性关系

　　外部环境与心理资本的相互作用体现在相应群体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度、合作意识以及希望感.可通过开拓项目立项、修建、运营过程中多方协商决策的局面、加强邻避项目危机发生时管理部门的有效处置等方式,达到优化外部心理资本的效果.

　　1. 项目决策公开,累积信任.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众多,或是安全威胁,或是环境污染,也或是利益纠葛.但几乎每次冲突都蕴含着同一个主张: 即公众对项目决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诉求.立项选址中管理者与公众的共同决策是提升项目接纳度的途径,也是培养双方互信的开端.一方面,在亲自参与决策并行使投票权的基础上,公众更容易面对项目风险并承担一定后果.

　　另一方面,立项阶段的合作,显示了管理者对公民权的尊重和对公众能力的信任,这种良好的心理资本的延续,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与企业的信任,以及对项目的理解与支持,减少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2. 协同处理风险,培育合作意识.唤醒公众合作意识的最佳时机莫过于危机中的共同应对

　　邻避项目带来的安全或环境危机发生过数次,如大连 PX 的溃坝事件,锡林郭勒盟煤矿的环境破坏事件,大亚湾核电站的燃料棒裂纹事件等.但对于这些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引发了社会的不同反响.溃坝事件发生后福佳大化拒不公布实情,甚至对记者动粗; 煤矿的环境污染多年未处理,置牧民生存于不顾; 唯有燃料棒裂纹事件被报道后,电站有关部门迅速作出解释说明,并进一步加大知识宣教、开放电站让民众参观.最终,大连发生了散步事件,锡林郭勒出现了牧民与矿工的恶性冲突,大亚湾的态势至今仍较为稳定.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当邻避项目风险爆发后,如果项目管理者能够主动与公众联合,通过积极沟通与资源分享等方式帮助公众理解并度过危机,既能规避社会秩序失控,又能促进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形成,建立双方伙伴关系.

　　3. 注重反思改进,巩固希望感.希望源于改变.每一起邻避项目的事故都是一次血的教训,每一次邻避型群体事件都是一次社会的警醒,需要管理者从技术、制度等角度全面反省.冲突的反复发生不仅暴露出邻避项目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也体现了以往多次群体事件处置的失败与公众的不满.该如何淡化项目的污名,弥补公众的心理损伤,是项目管理者的重要课题.

　　( 二) 强化内部心理资本,提升项目接受度与风险应对力

　　1. 体验成功,改善群体归因.每一次邻避项目危机管理与冲突处置都宛如一面镜子,其照鉴人本理念的落实程度,照鉴着公众安全、社会利益在管理者心中的分量.公众需要更多如同大亚湾核电站回应质疑的案例,来巩固自己内心对邻避项目风险可控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决策影响力的信赖,进而得到激励,对未来公民角色的扮演充满信心.若目前停建的邻避项目能够真正止步,或在复建过程中实质性地吸纳民意,让公众体会到自身的努力确有成功的可能,将进一步帮助公众形成积极归因,并与政府和企业形成相互尊重与理解.

　　2. 能力培育,促进群体效能.效能的提升有两条径路: 首先,公众规避项目风险的效能.核电、化工、煤矿等项目的安全知识与社会影响对大部分民众而言很陌生,而恰是这种陌生导致其对风险的恐惧和对项目的拒斥.因此,政府与企业有必要加大对相关安全指数的公布,以及对风险应对方式的宣教或应急演练,使人们从根本上了解项目,了解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防范的可能性.

　　自我效能的增加可以缓解公众对邻避项目的某些误解,降低抗议行为的概率.其次,公众履行参与权和建议权的效能.正如上文提及,公众普遍认为自己作为与项目最临近的群体,有权力也有义务参加到立项决策中,而现实中参与渠道的堵塞是逼迫人们选择激进路径的根本原因.因此,主动搭建信息平台,给予利益相关者表达诉求和实施监督的途径,并培育其建言能力,是项目管理者的明智之举.一旦公众感受到自己对项目能产生有效影响,哪怕这种影响微不足道,也足以减少对立与责难.

　　3. 情感支持,增强群体韧性.邻避型群体事件的发生与升级,除了源自公众对项目的诟病,管理者冷漠、傲慢、不愿担当的态度也是导火索之一.有关部门对自身利益的一味维护和对社会质疑欠妥的回应,树起与公众的隔阂,也使公众难以维持理智表达情绪的韧性.这种韧性并非建立在强权的压制或单纯的财产赔付之上,而是产生于管理者的理解与安抚.心理的疏导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项目给公众带来的伤害,重新树立起与政府和企业合作解决问题的信念.因此,若相关部门能在面对公众的声讨和质问时坚持人本理念,保持诚恳谦逊、负责的态度,便能在心理上获得社会认同和宽容,为争取合作与支持奠定基础.

　　当前,邻避型群体事件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管理范式的转换呼之欲出.因此,除了技术手段的精进,法律制度的完善,政府和企业更需要建立一种"心理管理范式",着力探索公众心理资本对于"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心理资本的投资与开发,保持深层次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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