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大功能定位下的我国环塊税开征影响

　　第三章 基于三大功能定位下的我国环境税开征影响

　　根据宏微观经济学理论、财政学和环境学理论,对环境税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完善我国环境税的重要前提。通过处理全国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宄,基于环境税的环境保护功能、经济效率功能和社会公平三大功能,从宏微观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税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产出效率以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效应,多角度、深层次进行分析,为下一步借鉴国外经验和构建我国环境税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3.1环境税三大功能视角下的定性分析

　　税收政策是我国重要旳调控手段,能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调整微观利益关系的经济杜杆,直接影响市场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因此,基于环境税的三大功能,对我国环境税开征的效应分析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进行分析。

　　3.1.1对经济和能源宏观层面的影响

　　一、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常而言,环境税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开征环境税可能增加了社会的税负,对投资和经济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环境税能够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主要从投资、就业两个角度分析环境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环境税会影响投资结构。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品征收环境税,导致此类行业成本提高,一定时期内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长期以往,投资资金将会从高污染行业转向低污染行业,投资重点从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除此之外,环境税专款专用的性质,增大了我国环保投资力度,对环保基础设施、环保公共事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这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税不可避免地冲击了高污高耗的部分传统产业,但是也促进了新兴环保节能产业的兴起。传统产业的就业者可能会产生大规模失业,可新兴行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人岗的匹配需要时间,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但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征收环境税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者素质也不断得到提升,若配合降低个人所得税,多数情况下能提高就业率,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 环境税对能源消耗的影响

　　对资源和能源的使用征税,相应的就降低了能源消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此外,客观上提高利用效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主要从能源效率、资源配置两个角度阐述对能源消耗的影响。

　　环境税势必增加了能源成本,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征税提升资源利用率,推动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促进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在环境税调整能源结构的同时,推动了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低耗节能新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环境税能够推动经济转型,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置。环境税的征收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有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代内公平;经济模式逐步向集约型模式转变,避免了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有助于实现环境资源的代际公平,为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

　　3.1.2对企业和个人微观层面的影响

　　一、环境税对企业的影响

　　开征环境税会造成企业税负的增加,但税收的导向作用又能够促使企业调整生产。对此,主要从生产结构、产出效率两个角度阐述对企业(生产者)的影响;环境税促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面对污染行为和污染产品的税负,企业为了寻求利润空间,必须调整现有的产品和规模,提高资源使用率和生产效率,注重低能耗产品的生产,増强市场竞争力。

　　环境税作为税收手段,而税收能够对不同生产要素的弹性影响不同,如资本、劳动要素等,进而对各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产生影响;此外,企业在环境税的激励下,不断改造、创新能够提升产品生产效率的技术,引进节能减排设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控制污染和研发新能源,引导企业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环境税对个人的影响

　　对相关产品或行为征收环境税,消费者可能需承担一定税负,对此,从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两个角度分析对个人(消费者)的影响。

　　基于消费替代效应的原理,环境税增加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市场价格,个人会减少对此类产品的购买,选择较低价格的低耗能、低污染产品。长期以往,耗能产品逐步被清洁产品替代,随着消费结构的转变,个人的环保节能的消费观念逐步形成。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可知,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决定了各要素的收入水平。环境税对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不同,因此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也会存在差异,由此可能会产生贫富差距问题。正如报告中提到“低收入人群用于自然资源的花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加大,那么征收环境税对低收入者产生不利的影响6”。

　　综合以上的理论分析,环境税的三大功能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环保功能而言,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实现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基于效率功能而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宏观层面),调整企业生产结构提高产出(微观层面);基于公平功能方面,能实现资源的代内和代际公平配置,解决负外部性提供公平的行业竞争环境(宏观层面),调节个人收入实现分配公平(微观层面)。

　　3.2环境税三大功能视角下的定量分析

　　鉴于环境税对经济的实证分析己有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过研究,本文避幵传统的CGE模型、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碳税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本文在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税收因素,增加了能源变量,以此分析环境税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宏微观影响。此外,鉴于我国尚未征收独立的环境税,前人分析通常采外国数据和本国资源税代替环境税数据,为解决数据代表性有限的不足,本文将资源税、成品油税等具有明显环境税特征的税收种类作为准环境税税目,以此代替环境税来分析对我国经济、能源和企业、个人的综合影响。

　　3.2.1模型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对借鉴函数的追溯
　　
　　本文采用的生产函数是基于李绍荣,耿蓉(2005)提出的税收生产函数模型创建的,因此为了更清晰地解释本文建立的函数,探讨清楚借鉴函数的设计意图就非常必要。

　　从宏观经济理论可知,经济增长是在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体系下,资本、劳动等要素生产的总产出。经济增长包括了两方面含义:一方面,生产要素的产出决定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当要素既定时,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不同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在李绍荣看来,“国家的税收体制,可用税收结构份额进行量化表示,会影响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从而对生产要素效率产生影响7”。

　　李绍荣率先把税收要素引入了 C-D生产函数,将税收结构影响下的函数表示为Y =其中,A表示资源税、所得税、流转税等税类收入,A代表了相应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利用取对数后得到的模型研究税收结构对要素效率的影响。

　　函数中各参数不仅研宄了税收份额变化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也研究了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等非生产要素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中a和P代表了税收份额对资本K和劳动要素L的弹性系数,便于研宄税收份额变化对产出效率的影响;Y代表剔除生产要素弹性影响后税收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这表明,在要素既定时总产出的变化,那么,此参数就度量了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影响。不同于K、L此类生产要素变量,因此,单独增设e变量便于研宄税I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代表了除资本、劳动要素之外,税收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为本章的实证分析模型提供了借鉴意义。

　　二、本文模型的建立

　　在借鉴函数基础上,将准环境税、能源要素引入拓展后的生产函数,如公式1不仅能够分析税收对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的宏观影响,也能在微观层面研宄税收对资本、劳动要素产出效率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影响。(1)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得出公式210(?) = C + 0:? 111(:?) + Px''t In(?t) + rXit lnC%) + 5M|t +(2)【1】

　　
　　参数a表示我国准环境税所占总税收的结构份额对资本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参数P表示准环境税份额对劳动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参数X表示准环境税份额对能源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参数S代表副除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影响后,环境税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代表其他因素引起的随机扰动项。

　　代表了除了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之外,准环境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上述参数的估计,分析准环境税对我国各省经济、能源和企业、个人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样本选取1999年(资源税开征)至2012年(2013年统计年鉴)的全国数据进行分析,选取了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作为样本个体(上海市因资源税的数据不全,西藏因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数据不全被副除)。

　　如表格3.1所示,搜集各省14年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能源消耗、准环境税税额及总税收额,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13年)。其中,每个省份每年的准环境税税额由当年本省的资源税,消费税中的成品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以及车船税的税收收入加总得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收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并根据当年的准环境税税额计算出各省占全国总税额的比重。相对于资源税代替我国环境税,这些具有显着环境税特征的税收加总形成的准环境税,更能代表税收数据来研究环境税税收的效应分析,科学性更强。

　　3.2.2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

　　一、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通过LLC、IPS、ADF-Fisher、PP-Fisher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ADF检验值为例,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ADF检验值均远远小于1%显着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604746,故InY、xlnK、xlnL、xlnE均为平稳序列。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采用Johamen面板协整检验,InY和xlnK、xlnL> xlnE> M在5%显着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模型能够进行有效回归。

　　二、F检验和Hausman检验

　　处理面板数据首先要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为科学选择模型形式,需要通过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首先,进行F统计量检验。

　　原假设仏: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和系数相同(不变系数模型)备择假设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和系数不同(其他模型)&统计量定义为:【2】

　　
　　其中,SSEi和SSE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和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F检验统计量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若F值大于给定置信度下的临界值,那么拒绝原假设,反之接受原假设采用不变系数模型。经过面板数据计算所得,&值为228.895,经查F分布表可知,F值大于5%显着性水平的临界值Fjwjs(140,261),所以拒绝原假设。接下来继续F检验。原假设Ho :模型中不同个体的系数相同(变截距模型)备择假设^^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系数不同(变系数模型)【3】

　　
　　其中,SSE2是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经计算,得Fi为29.2563,大于5%显着性水平下的临界值Faos (112,261),拒接原假设。

　　对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采用Hausman检验。

　　原假设Ho: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备择假设Hi: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相关其中,Hausman检验量服从相应自由度的x2分布,对于Hausman检验值,若大于给定显着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选择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p值为0.000,所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4】

　　
　　3.2.3参数估计

　　采用选定的模型,运用Eviews7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下:由此看见,回归结果的大部分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着,总体上看,模型修正后的R2 =0.996357,调整后的=0.994347,具有较好的整体拟合度。DW统计量为1.91,近似2认为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模型整体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3.2.4基于三大功能定位下的实证分析
　　
　　一、基于效率功能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从表中S值可知,环境税对我国各省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同作用。除去环境税经济效应不显着的天津、河北、云南等省,环境税税收份额的增加对辽宁、江西、山东、广东、甘肃、青海、新疆等省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而对北京、山西等省市的经济增长则起到了显着地促进作用,例如,以宁夏和北京为例,宁夏环境税增加1%,经济规模降低=0.99053,北京环境税份额增加1%,经济规模扩大了=1.00471。实证结果验证了前面提到的经济效应分析,环境税的征收拉动了我国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可是也对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抑制效用。环境税的经济效应是综合复杂的,一方面能够形成专款专用的环境保护资金,增加政府的整体投资规模,而且能促进经济转型;另一方面,作为税收的确增加了社会的税收负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尤是如此,省份众多,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并不相同。因此,在开征环境税时,必须注意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税收措施,保持税收中性,特别是容易产生负效应的地区,征税时可以配合减免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维护整体经济发展。

　　二、基于环保功能的能源消耗效应分析

　　能源消耗和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污染排放息息相关,因此通过能源消耗分析对环境的影响。从表格中Y可以看出,环境税的开征对我国各省能源消耗的影响也不同。环境税份额增加降低了北京和重庆的能源产出弹性,即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如北京环境税比重增加1%,能源消耗的弹性减少32.3%;相对的,环境税份的提高增大了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大部分省市的能源消耗,如甘肃环境税份额增加1%,能源弹性提高23.1%。

　　通过观察不同能源消耗影响的省份,可以发现,对能源利用率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准环境税有助于实现能源消耗的降低,这也验证了环境税的确具有降低能源消耗的导向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对于高污染高排放、能源储量高、资源利用率较低的地区,准环境税一般带来了较大的能源消耗。因此,基于实证分析,看到环境税对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但也清楚认识到现阶段并未完全发挥保护生态和节约资源的环境功能,对环境税尤其是能源税的设计必须慎重。
　　
　　三、基于效率功能的微观企业产出影响

　　定性分析中提到,税收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一定程度上度量了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北京、天津、辽宁、广东、宁夏和新疆等省市的a值为正值,且数值较大,说明环境税份额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为正,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产出效率,实证结果验证了环境税对企业产出的正面影响,和前文分析一致。此外,全国各省份的P值都为负,说明了环境税的增加对劳动产出弹性的效应为负,与理论分析存在一定偏差,说明我国现行的准环境税对就业的双重红利尚未实现。

　　四、基于公平功能的个人收入分配影响

　　根据微观经济学可知,在市场经济下,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决定了各要素的收入分配,因此,可从微观层次上分析环境税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从表中看出,北京的a和P值同为正数,这说明了环境税比重的增加对资本和劳动弹性产生了同向效应,环境税的征收不会带来显着的个人收入差距,北京省环境税份额增加1%,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分别增加了 17.5%和3.4% ;相对的,全国其他大部分省份的a和P值正负相对,如新疆省,环境税份额增加1%。导致了资本要素弹性增加9.9%,而劳动要素弹性却减少了 12.3%,这种情况下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会扩大,对社会分配公平也造成一定阻碍,和前文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分析相符合。因此,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同时,调整所得税等相关税收制度,缩小因征收环境税而带来的收入差距。

　　基于环境税环保、效率和公平功能,各省准环境税的宏微观影响是不同的。

　　我国环境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切实可行,经济效率功能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具体表现为准环境税提高了企业资本产出,北京和重庆能耗降低;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资源分布和能源结构等现实因素的影响,环境税的三大功能并没有完全实现,经济效率功能和公平功能有待完善,具体表现为许多省份抑制了经济发展和增大了能源消耗,绝大部分省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因此,如何趋利避害,实现环境税的三大功能是接下来研究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