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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海外的实体传播和符码传播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5-05-28 共5841字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已基本形成了多主体参与,多形态并存的传播格局,其传播形态包含了实体传播和符码传播等。

  所谓“实体传播”,是指被传播信息所指代的对象在场,或信息与它所指代的实际事物为一体。它有三种形态: 一是实物传播即以实物自身作为信息呈现方式传播自身。二是实事传播即日常生活活动传播和事件传播。三是动作、表情传播[1].这三种形式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常以整体的方式呈现信息。所谓“符码传播”,是将信息编成符号、密码、数码进行传播,信息与其所指代的实际事物对象是分离的[1],且都要经过编码和译码过程。实体传播是其他传播的基础和前提,符码传播则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形态。

  一、实体传播之一: 打造一批民族文化品牌
  
  2009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巩固已有品牌,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2].为响应中央号召,国家民委等政府部门着力打造了“多彩中华”、“七彩云南”等一批优秀的民族文化品牌。

  以“多彩中华”为例,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主要展示少数民族服饰。目前,其运行模式以动态舞台表演( 集模特表演和民族歌舞于一体) 为主,以静态展览( 民族服饰等实物、图片影像) 为辅,动静补充,立体展示。另外,以固定场所( 剧场、展馆)展演为主,以流动场所( 街头、旅游景点) 互动为辅,将舞台由场内延伸到场外。资金来源以国家扶持为主,以市场运作为辅,政商结合,逐步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以中国民族博物馆为主,以社会力量为辅,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力争每一次海外展演都成为当地文化交流活动的一场盛会( 实事传播) ,通过华美的服饰( 实物传播) 、演员的表演( 表情、动作传播) 多样化地展示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及文化特色。“多彩中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欢迎,其规范化的运作、品牌化的传播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许多民族文化大省也结合本省民族特色打造类似的文化品牌,积极走出本省,走遍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云南的《云南印象》,广西的《印象刘三姐》等少数民族歌舞转型的成功,其冲击波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3].之后,如《多彩贵州风》,作为贵州省倾力打造的一台原生态民族歌舞诗,融合了多个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展示了一个生态祥和、缤纷多姿的贵州。“从2005 年10 月公演至今,赴十几个国家演出,向世界介绍了贵州的文化,扩大了贵州的影响力和知名度。”[4]

  它使流传在乡野的侗族大歌、苗族锦鸡舞等原生态文化节目搬上舞台,走向世界,创立了“以外宣产品体系的立体效应去打动外国朋友”[5]的成功运作模式。

  二、实体传播之二: 我国已有 14 项少数民族文化项目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截至2013 年底,我国已有 30 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居世界首位。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有 14 项,即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 2005 年) 、贵州侗族大歌、《格萨尔》史诗、青海热贡艺术、花儿、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朝鲜族农乐舞、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2009年) 、新疆麦西热甫( 2010 年) 、赫哲族伊玛堪说唱( 2011 年) .这些艺术形式,加入世界非遗名录,并开展“非遗项目外国行”等活动( 实事传播) ,对其世界化传播大有裨益。如 2014 年 6 月和 7 月,史密森民俗节“中国: 传统与生活的艺术”主题活动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举办。“来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遗和民俗专家等通过公开授课、互动交流等方式,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民族传统……在 10 天的时间里,吸引了超过 100 万美国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看和参与体验,活动的间接受众超过 4000 万。”[6]

  此次活动践行了习主席提出的“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鲜活起来”[7]的重要理念,也为少数民族非遗的实体传播提供了借鉴范本。

  三、符码传播之人际传播: 海外侨胞、跨境民族、学术团体的人际传播
  
  在我国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出现过多次大型的人口迁徙活动。这种迁徙形成了我国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同时,也有部分族群外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从族源上推论,其文化仍具有一脉相承性。因此,目前旅居或定居海外的少数民族群体及我国跨境民族都成为民族文化人际传播重要的载体和参与者。如“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8]

  截止 2003 年,“我国定居海外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 340 万人。”[9]

  他们天然地成为向定居国传递国内民族文化的使者。此外,“我国 136 个边境县中 108 个是民族地区,30 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跨境而居。”[10]

  跨境民族在地缘、文化、历史上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更有优势。主动走出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及传播民族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历史上的泰国泰族、缅甸掸族和中国傣族,多以宗教为纽带来进行族内沟通。泰国有‘黄袍之国 ’之美誉,而中国傣族地区也被世人称为‘黄袍之乡’”[11].可见,这种基于文化接近性之上的人际传播在我国跨界民族中较为普遍。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的人际传播也借助学术研究的平台得以延伸。大量民族学、社会学学者跨出国门做学问,各级政府、高等院校和民间社团都积极主动地与海外相应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这种常态化合作已蔚然成风。

  四、符码传播之纸媒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海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国际化传播有助于主流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目前,除非正常因素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文献典籍外,正常途径译介到海外的史诗、文学作品较多。如三大英雄史诗、满族文学家老舍的作品、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通过译介流传海外并影响深远。近些年通过“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翻译到海外的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也与日俱增。

  通过官方的积极搭台,我国当代许多优秀少数民族书籍、典章也进入海外传播市场。如 2009 年10 月 14 日,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在书展专门设置的中国少数民族图书展区,“国内 27 家民族出版单位集中展示近年出版的 23 种少数民族文字精品图书 140 余种”[12].另据统计,“近 10 年来有 240 多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英国伦敦书展、中外文学论坛以及经常性文学交流出访团组”[13].

  而各种国际写作营、国际性笔会、文学研讨会中也不乏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

  五、符码传播之影像传播: 电视节目、纪录片、电影等的传播
  
  影像因其直观形象,能轻松突破语言文字的传播障碍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

  1.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节目的海外传播。这主要由央视、各民族自治区电视台以及部分民营影视制作机构来承办。以央视为例,“截止2010 年6 月,央视已经与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9 家媒体合作,实施了 373 个整频道或者部分时段节 目 落 地 播出。”[14]

  依托央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主题的电视节目蜚声海外。如 CCTV -4“中华医药”栏目播出的民族医药系列节目,“第一次全面反映千百年来藏、维、蒙、傣四大民族医药的形成、发展,对海内外观众了解民族医药文化的价值及其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15].春晚以其主旋律式的价值传达、仪式化的文化表现享誉海内外。从首届春晚胡松华和斯琴高娃的蒙古族歌舞掀开少数民族文化节目亮相春晚序幕开始,历届春晚都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展示平台。它不仅让蒙古族的马头琴、苗族的芦笙享誉世界,更让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白族舞蹈家杨丽萍、藏族歌手韩红等老中青三代少数民族艺术家蜚声海外。

  2. 民族纪录片的海外传播。“民族纪录片在留存民族印记、塑造民族形象、启迪民族心智过程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16]

  在对外输出民族纪录片的过程中,官方的纪录片摄制机构及民间纪录片导演是主要的制播主体。在国际上参展并获奖的民族纪录片成为向海外观众集中展示我国多民族文化样态、精神风貌的主要途径。1984 年《西藏---西藏》获法国塔布国际旅游电影节金比利蕾娜奖;1997 年《八廓南街 16 号》获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2011 年《盐井纳西人》获第六届半岛国际电视节中篇纪录片评委会大奖。这些获奖作品成为我国民族纪录片的经典之作,而随着 2011 年央视纪录片频道中英文同步播出平台的开通,以及先后参与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世界科学与纪实节目制作人大会等在内的国际性行业节会,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的民族纪录片定能获得更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与影13. 少数民族电影的海外传播。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对民族影像制作的扶持力度,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新时期少数民族电影走出国门,在各种国际影展中摘金夺银。从 1995 年《黑骏马》斩获第19 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艺术节最佳导演奖,到 2014年《草原英雄小姐妹》获得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儿童电影奖的殊荣。近 20 年间,我国有 22 部民族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中崭露头角,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又提供了一个平台。

  电影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少数民族文化( 尤其是入选非遗名录的文化样式) 具有影像化保护的作用,如在电影《长调》( 蒙古长调) 、《静静的嘛尼石》( 藏戏) 等少数民族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且新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开始兼顾文化的双重性: 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少数民族实物文化的高度关注,通过对少数民族的自然地域生态、宗教建筑等客观实物以及“仪式化了的观念文化,如民俗仪式、风俗习惯”[17]

  等等的摄录,全面展示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逐渐用影像手段表现其“无形的观念文化,如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态等族群共同意识形态”[17].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纯依靠实物文化,“奇观化”、“梦幻化”呈现民族文化不同,新时期的民族影像开始转入对民族文化深层观念的表达,力图做到实物文化与叙事主题的高度切合。比如影片中所出现的实物或充当故事背景,或推动情节发展,或表达人物情感,从而转化为观众理解民族观念文化的媒介。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民族电影的深度,更便于海外观众全面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多样性。另外,如《嘎达梅林》( 主题: 生命与环境) 、《季风中的马》( 主题: 少数民族的地域生态环境与文化归属之间的关系) 这类民族电影,其表现主题更具有普世性,更易引起海外观众的共鸣。

  六、符码传播之网络传播: 网站、手机等新媒体传播
  
  网络的全球互通性、跨文化性为民族文化的族际传播提供了详实互动式的可能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网络化传播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少数民族地区的官方网站、民族地区旅游网站、少数民族协会( 学会) 自办网页,以及各地游客的自媒体领域内容( QQ 空间、论坛、贴吧、微信) 等。目前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信息的网站包括: 第一,官方综合性网站。如中国民族网、各级民委网站。第二,少数民族自治区综合性网站。如内蒙古自治区网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站等。第三,少数民族地区专业性网站。如教育网站、旅游网站等。第四,专门的民族文化网站。如中华民族文化网等。

  七、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形态及格局呈现出的特色
  
  1. 传播形态和格局的形成受行政行为的影响深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就有“‘派下去,请上来'的做法,即派中央的艺术团体到民族地区慰问演出,请民族地区的艺术团体来首都汇报演出。这一来一往,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善、民族文艺的发展”[18].党的十七大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19].2013 年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突出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也坚定了我党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决心。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政府各级部门在政策制定、资金扶持、传播平台搭建及市场开拓等方面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保驾护航。在传媒市场化和产业化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官方化”、“行政化”特色自成一派,是符合当下民族文化作为“弱势文化”的实际情况的。

  2. 传播形态之间发展不平衡。文化传播形态因其介质特性差异、传播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传播范围的不同,在传播效果上必然有所区别。另外,国家各部门对不同传播形态的重视和投入也有所区别,造成其整体发展不平衡。实体传播因其生动形象、直观可感等特性及官方职能部门的直接参与而发展良好。符码传播整体上则略显逊色,且其内部各形态的发展也有较大差别。传统的纸媒和影像传播形态发展较好。网络传播形态则问题较多,官方和民间的网络传播渠道实际运转情况不容乐观,从网站的页面设计到主题内容呈现上都缺乏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部分民族自治区官网基本处于停滞或者半瘫痪状态。除部分网站有双语呈现外,绝大多数网站的设置是默认汉语化的。语言选择的缺失必然造成大量潜在受众的流失。另外,海外受众主要对旅游信息感兴趣,对其他如政务信息、民族内部活动等内容关注度不大,也不利于其理解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3. 各传播形态的传播范围及传播目的不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官方为主、民间为辅”,在官方力量中“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总体特色。传播主体构成及在传播活动中所拥有的权利之差异,造成了各传播形态的传播范围及传播目的不同。实体传播,尤其是依托各种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而展开的实事传播,传播范围在欧美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传播重心在于展示东西文化的差异性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目的是力图通过主动传播活动打破国际文化传播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忽视,为世界文化多元共存提供展示平台。而符码传播,尤其是民间自发的符码传播,其传播范围不仅局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传播目的更多的是文化展示与交流,为少数民族群体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发声”提供一个平台或者为吸引海外受众到民族地区旅游以发展当地经济。

  未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媒介融合、新媒体不断勃兴的时期,其传播形态和格局必将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建国。 实体传播与传播分类探讨[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4) .
  [2]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Z]. 国发[2009]29 号。
  [3] 邓钧,邓光华。 传承 生存 发展[J]. 贵州大学学报,2014( 6) .
  [4] 多彩贵州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潮[N]. 人民日报,2009 - 06 -30( 14) .
  [5] 把多彩、开发、自信的贵州带给世界[N]. 贵州民族报,2014 -06 - 05 ( B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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