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锳从风格学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

　　詹锳(1916—1998)字振文,山东聊城人。他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专着,文体风格论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最初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连载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二辑(1980年)、第三辑(1981年)上,后收入《〈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内容略有删减;收入《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的则是完整版的。本文所阐述的詹锳先生文体风格论主要依据《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中所收入的《〈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一文。

　　《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提到和讨论过,如吴功正先生在《我国古典风格理论概说》一文中说:“刘勰对风格的分型有两大归纳。一种归纳是文体风格,一种是文章风格。刘勰在《定势》篇中将文体风格作了这样的概括:‘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刘勰的‘势’是体势,也就是文体风格。”[1](P52)作者认识到了刘勰的文体风格论,但对这一问题并未展开论述。作者在其所着《文学风格七讲》中,把时代风格、民族风格、阶级风格看作是风格的客观因素,对其作了专门探讨。[2](P61~88)而没有把文体风格纳入其中,这是甚为可惜的。詹锳先生是最早对《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

　　刘勰在《序志》篇,对文体论写作的基本体例交代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3](P1924)①詹锳先生文体风格论主要是针对《文心雕龙》文体论每篇中“敷理以举统”部分,亦即刘勰论述每一种文体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部分展开论述的。

　　《文心雕龙·定势》篇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詹锳先生认为这是《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的总纲:这里已经把《文心雕龙》上编文体论部分所划分的各种体裁,归纳成六个大类,并仿照《典论·论文》的体例,对每一大类的共同风格要求,都用两个字加以概括。这一段文章可以说是《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的纲领。[4](P106)詹锳先生的文体风格论就是围绕着这个纲领,同时结合刘勰在文体论部分对各种文体的具体论述而展开全面研究的。其文体风格论研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色:

　　一、文体风格是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基础上呈现的

　　詹锳先生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总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风格要求。例如关于诗体,刘勰在《明诗》篇对诗体风格的概括为:“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詹锳先生指出“雅润”和“清丽”不仅仅是艺术形式上的特点,而且与内容的雅正,思想感情的清明紧密相关。

　　这与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5](P171)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他说:“‘言志’派的诗论,比较注重思想因素,比较注重诗的内容;‘缘情’派的诗论,比较注重感情因素,比较注重诗的形式。所以两派对于诗体的风格要求不一致。……陆机根据诗要‘缘情’的目的,而提出诗的风格要‘绮靡’,要绮错靡丽,词采纷披。……刘勰在诗歌理论上属于‘言志’派,……提出‘雅润’、‘清丽’的风格要求。”[4](P109)“雅润”、“清丽”的诗风是与儒家诗教所主张的诗歌抒发思想感情同时又有所节制的诗学观相一致的。

　　再如对于赋体,刘勰提出的风格要求是“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诠赋》)詹锳先生解释说:“这段话体现了刘勰内容与形式统一,情义和词采并重的看法。在情义方面要求清明雅正,在词采方面要求新奇巧丽,五彩缤纷。但是无论多么华丽的词藻,都不应该埋没了赋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要有‘风轨’,要有‘劝戒’的作用。”[4](P114)詹锳先生认为刘勰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角度论述了赋体的风格要求。这种要求就是“丽词雅义,符采相胜”(《诠赋》)。

　　对于应用性较强的文体的风格要求,詹锳先生指出刘勰是从各体文章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来提出风格要求的。如《铭箴》篇论述铭箴的风格要求:“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詹锳先生指出:“所谓‘确切’就是切实坚正。”“箴的作用完全在消极方面的攻疾防患,所以要‘确切’。否则,辞涉游移,便失去它御过的作用了。”[4](P120~121)箴有裨补阙失的现实功能和作用,这决定着它的写作必须切合实际,立言谨严,针对性强。切忌作不切实际的夸张。风格自然要求确切、精核而辨洁。

　　关于铭的风格要求,詹锳先生说:“铭是刻在器物上的,不能长篇大作。而且铭箴都是为了使人谙诵,以便日夕反省的;篇幅长了,也不便于日夕谙诵。”“铭中含教训的意义,但对于贵族阶级又不能板着面孔教训,所以要温润。而且铭还兼具褒赞德业的作用,含有积极方面的意义,旨不弘深,辞不温润,便不宜收积极的效果。”[4](P122)总之,铭箴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决定了它们的文体风格特点。

　　二、文体风格论研究的是风格的“共性”

　　上个世纪8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对“文体风格”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所谓风格是不能离开人的,“只有艺术家独具的某种特色,才能谓之风格。既是综合的、总的,就不是独具的特色;既是独具特色,就不是综合的、总的。”“离开具体的人而谈风格,就势必把文章的体势、文体的特点等都 和 由 作 家 艺 术 个 性 决 定 的 风 格 混 为 一谈。”[6](P72~73)刘文忠先生也认为风格不能离开具体的人而存在,“离开艺术家、离开艺术作品,就无什么风格可言。”[7](P283)詹锳先生认为风格可以作共性研究。“风格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是在研究风格的共性。”“时代风格、文体风格,都是在探讨风格的共性。”[4](P282)那么,这种共性研究是如何进行的?意义何在?

　　詹锳先生认为文体风格是风格的共性,这种共性是通过对大量“个性”进行研究归纳得出的结果。

　　他说:“《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是从大量的文章中抽象概括,发现各体文章风格的共性,才提出对每一体文章的风格要求的。文体风格论只揭示各体文章所应有的共同风格,并不是说许多作家在作同一体的文章时,他们的风格都是一样的。”[4](P153)“有才能的艺 术 家 在 运 用 同 一 体 裁 时,仍 然 显 示 出 独 特性。”[4](P282)可见共性与个性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詹锳先生还指出这种共性研究的意义是规范指导创作实践,为具体创作活动提供借鉴。“不探讨共性,就不能形成规律,对于后来的创作活动就没有指导意义。”[4](P282)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文体风格的规范效力。

　　我们认为“文体风格”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同时文体风格研究也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现代学者吴承学先生说:“文体风格,即相同或相近的体制、样式的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是文学体裁自身的一种规定性。……文体风格问题是文体学的中心。”[8](P80)这里指出文体风格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文体风格的个性指某种文体的风格,相对于其它文体来说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如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诗主抒情、须含蓄等相对于文、史等其它文体来说是诗体之独特风貌;文体风格的共性指这种抒情性和含蓄性是一切诗体文学的共同追求,四言、五言、七言、古诗、律、绝,甚至包括“诗余”的词等都是如此。

　　詹锳先生较早提出《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问题,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文体风格不是作家的个人风格,也不是作品风格。文体风格是对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各种文体形态的作家作品的风格进行归纳概括的结果。这种提炼的过程中必定要舍弃一些风格的个别性差异,所以有些作家的个人风格并不能上升到风格“共性”的高度。

　　如关于“诔”这种文体的风格,刘勰在《诔碑》篇说:“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述(《义证》从元刻本作“道”,唐写本作“述”,这里从唐写本)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詹锳先生征引刘师培先生对“述其哀也,凄焉如可伤”的剖析,引文如下:述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刘师培说:“诔之后半须有缠绵悱恻之情,使读者引起悲哀之同感,故与碑颂之尚庄严者殊体。”[4](P124)刘勰只是说“荣始而哀终”“述其哀也,凄焉如可伤”,而刘师培更为强调“缠绵悱恻”的哀艳之情。潘岳擅长作哀诔文,《诔碑》篇刘勰评潘岳的诔文“巧于序悲,易入新切”。詹锳先生引刘师培的解释说:“夫诔主述哀,贵乎情文相生,而情文相生之作法,或以缠绵传神,轻描淡写,哀思自寓其中;或以侧艳表哀,情愈哀则词愈艳,词愈艳音节亦愈悲。古乐府之悲调,齐梁间之哀文,率皆类此。安仁诔文以后者胜,故彦和谓其‘巧于序悲,易入新切’也。”[9](P436)詹锳先生对刘师培的这种观点进行了质疑。他指出:“‘易入新切’只是说明潘岳所写的诔文的特点,这是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这种个人的风格特点,不一定能作为诔体共同的风格要求。”[4](P125)这是说“侧艳”不能够代表诔文这种文体的共同风格。

　　述哀不一定非要出之于艳词,也有一些诔文是在朴素的风格中表达哀伤之情。所以未必是“情愈哀而词愈艳”的。詹锳先生举颜延年《陶征士诔》为例说:

　　“在六朝比较有名的诔文中,如颜延年的《陶征士诔》,就主要的以朴素的风格来叙述陶潜的高风亮节,并寓哀伤之意,其中没有任何‘侧艳’的成分。可见,‘侧艳’不能作为诔的风格要求。”[4](P125)另外,他还征引了一条《抱朴子》佚文,云:“宏邈淫艳,非碑诔之施。”作者也认为诔文不应当是淫艳风格的。刘勰这里就诔文文体风格所说的“荣始而哀终”,以及《定势》篇所说的“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是诔体的共同风格。总而言之,詹锳先生认为潘岳哀诔文的侧艳风格只是个人风格,而不是诔文这种体制应有的共同风格,即还不能成为这种文体的“共性”风格。

　　这种把作家风格与文体风格分开的研究,有利于说明各自的价值。个人风格以其独特性彰显价值;文体风格除了具有区别于其它文体的风格的独特性而外,更具有规范效力。

　　三、在古代文体学史的参照视野下研究《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
　　
　　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一文中把《文心雕龙》中所论到的文体归为11大类,共25小类。对其中的每一类都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追本溯源,追溯《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对前代的继承和吸收;同时也探讨发展流变,发掘《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对后代的影响。詹锳先生旁征博引,征引到的有关文体论和文体风格探讨的论着达四十种之多。

　　对于一种文体的分析,探本溯源,梳理发展流变,征引汇聚同一时代和不同时代诸家的观点,比较异同优劣。

　　(一)梳理刘勰文体论对前代的继承

　　关于诗体的论述,詹锳先生指出刘勰深受前代理论家挚虞《文章流别论》的影响,刘勰在《明诗》篇谈到诗体的“正变”,总结诗体的风格要求时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刘勰尊四言诗为“正体”,说其风格是典雅温润的。一方面是由于刘勰提倡“征圣”、“宗经”,把四言体的《诗经》视作学习、效法的极则,所以模仿“诗”之四言体诗具有五言诗无法比拟的地位和优势。另一方面,他也明显受到前代文体论大家挚虞的影响。

　　詹锳先生指出刘勰对诗体风格的总结是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继承过来的。《文章流别论》说:“《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夫诗歌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0](P180)詹锳先生指出刘勰在“诗言志”的诗歌根本精神上认同于挚虞,与陆机的“诗缘情”形成对立。

　　再如《诠赋》篇关于赋体风格特点的论述,詹锳先生详细梳理了扬雄、陆机、挚虞和《西京杂记》对赋体的看法,认为刘勰对赋体的根本认识吸收了这几家的观点,同时詹锳先生还通过大量的事实论据,证明刘勰不仅吸收了挚虞对赋体的根本看法,而且把挚虞论赋体的方法论,即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上阐述文体风格,全面地继承了下来,并应用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文体风格的论述之中。这些看法是非常深刻的。

　　(二)梳理刘勰文体论对后代的影响

　　詹锳先生指出《文心雕龙》文体论风格论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总结了前人的理论成果,而且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的文体分类学。”[4](P153)总结其所论《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有关文体风格问题的论着及类书,可以明显看出受《文心雕龙》文体论影响的有:唐代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南宋陈骙《文则》、王应麟《玉海》中的《辞学指南》,元代陈绎曾《文说·明体法》,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清姚鼐《古文辞类纂》、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中提到六种文体风格,并详论其代表文体、风格特点以及流弊,可以明显看出《文心雕龙》的影响。六种文体风格类型分别是: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詹锳先生把这六种风格与刘勰的文体风格论作了详细的比较。

　　例如关于博雅一体。《文镜秘府论》说:“夫模范经诰,褒述功业,渊乎不测,洋哉有闲,博雅之裁也。……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颂明功业,论陈名理,体贵于弘,故事宜博;理归于正,故言必雅之也。)……博雅之失也缓,……体大义疏,辞引声滞,缓之致焉。(文体既大,而义不周密,故云疏;辞虽引长,而声不通利,故云滞也。)”[11](P331~333)刘勰对颂体风格的论述是“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颂赞》),要求雍容典雅;对于论体,刘勰则说:“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理合”“辞共心密”,而且认为“论”的本质就是“弥纶群言,研精一理者也。”(《论说》)。要求论文要论据博赡充分,道理讲得透彻,论证细密精严,没有漏洞和破绽。这和陆机说的“论精微而朗畅”[5](P171)也是一致的。詹锳先生认为《文镜秘府论》的“博雅”一体类似于《文心雕龙》的“典雅”一体。论体也要求写得“博雅”,同时要预防滞缓的流弊。他说:“论文要能‘弥纶群言’,须写得细密而‘朗畅’,粗疏、滞缓而不明快,则是论文的缺点。”[12](P151)《文镜秘府论》对文体风格的论述并没有超出《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而且对每一体所标举的代表文体所作的归类有时也不那么合理。詹锳先生认为其把“颂与论、铭与赞各归为一类,合起来论述,显然没有《文心雕龙》把颂赞、铭箴、论说合并起来论述能显示文体的特点。”[12](P152)这样前后比较,《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的地位和影响就非常清楚了。

　　明朝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在其中的《序说》部分,也都大量地征引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但是詹锳先生对两书的评价不高,认为《文章辨体》几乎没有谈到文体风格,《文体明辨》只是祖述《文心雕龙》,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创见。因为该书“主要在明辨各体之间的区别,分类非常细碎,不可能对文体风格作深入的探讨。”[12](P155)这种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综上所述,詹锳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在中国文论史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体风格论,舍此之外就没有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汇聚各家观点,比较异同优劣

　　针对刘勰《铭箴》篇中关于铭箴文体风格的论述,詹锳先生征引了曹丕《典论·论文》对铭体的风格要求:“铭诔尚实”;桓范《世要论·铭诔》篇从反面论述铭诔虚浮不切实际之时弊;挚虞《文章流别论》论述铭体褒赞功德的作用;陆机《文赋》对铭箴风格提出的要求:“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萧统《文选序》“箴兴于补阙”,“铭则序事清润”;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中的“切至”一体、王应麟《辞学指南》引西山曰“箴乃规讽之文,贵乎有警戒切劘之意”;陈绎曾《文说》“箴宜谨严切直,铭宜深藏切实”;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等关于铭箴的理解和看法。詹锳先生通过多方稽考资料,对比异同,得出这些论述不外从功能作用角度来论述铭箴的风格特点,这与《文心雕龙》中刘勰所论的铭箴的风格要求,即“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可以相互发明。

　　另外,如关于“檄”这种文体的性质的解释,詹锳先生指出各家的观点不一。他说:“刘熙《释名·释书契》:‘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文心雕龙·檄移》篇:‘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王构《修辞鉴衡》说:‘檄者,激发人心而喻之祸福也。’《文心雕龙》的解释是结合‘露布’来谈的,比较起来还是《修辞鉴衡》的解释中肯一些 。”[4](P141)檄文的风格要求与这种文体的性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较而言,元代的王构从檄文的功能和作用方面来理解这种文体的性质,可谓抓住了“檄”这种文体的本质,所以他比刘勰的理解更为深入一层。

　　最后詹锳先生还总结了刘勰文体风格论的现代意义与不足。对其现代意义,詹锳先生指出:“文体风格论对于分析古典作品的风格及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有帮助的。例如其中关于‘论’体的风格要求,对于今天的论说文写作是有指导意义的。关于‘赋’体的风格要求,对今天抒情描写文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诔碑的风格要求,对今天传记文的写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4](P160)这正是研究《文心雕龙》文体风格论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应该看到刘勰文体风格论也存在着不足。詹锳先生指出《文心雕龙》上编二十篇文体论的体例并不完全统一,如刘勰虽然把《乐府》、《史传》、《诸子》都列为文体论的专篇,但是缺少对文体风格要求的论述。《谐隐》篇对谐辞的风格也没有论及。其次,詹锳先生认为刘勰由于受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对有些文体的论述表现出浓重的迷信思想。如《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单列了《祝盟》、《封禅》,而这些文章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另外,詹锳先生还指出由于受其阶级的局限,刘勰看不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在《乐府》篇根本不提民间乐府诗及其文体风格。詹先生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

　　总而言之,詹锳先生从风格学的角度切入《文心雕龙》研究,表现出卓越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识见。他提出了文体风格论这个文体论的核心问题,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有力的辨正,而且系统全面地梳理和研究了《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论问题。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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