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互文性的理论及其古今内涵

　　俄国１９世纪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依据”，“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①尽管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诗学》的影响力直到１６世纪经过意大利学者的详尽阐发才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它和《修辞学》等相关着作在西方诗学史上的“法典”地位的确是有目共睹。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②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对师生。据史书记载，亚氏是柏拉图学园（Ａｃａｄｅｍｉａ）中最有才华的学生。公元前３４７年，享年８０岁的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遂离开雅典去各地游历。公元前３４２年，应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之邀，亚氏成为年方１３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教授其诗学、修辞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公元前３３５年，亚氏第二次旅居雅典，在郊区创办吕克昂学园并执教，大约就是这个时期他撰写了《诗学》和《修辞学》。

　　从着述时间上说，亚里士多德写作《诗学》时，柏拉图已离世约１２年；从着述形式上说，与柏拉图公开出版的正式着作不同，《诗学》是亚氏在雅典吕克昂学园授课时的讲稿，属于未公开发表的“对内本”。罗念生说：“《诗学》大概是亚理斯多德的讲稿，没有经过整理，有些论点彼此矛盾，有些论点阐述不清。《诗学》风格简洁，论证谨严，但有时流于晦涩，其中许多词句只有亚理斯多德本人和他的门徒懂得，后世的人难以猜测。”③作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对于“诗”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即要将除了歌颂神、赞美好人之外的诗歌和诗人逐出“理想国”，故其诗学思想常常被后人称为政治诗学。但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对话者格罗康说：

　　“我们也可以准许她的护卫者，就是自己不做诗而爱好诗的人们，用散文替她作一辩护，证明她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我们很愿意听一听。因为如果证明了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我们也就可以得到益处了。”④在西方古典诗学史上，直接或间接回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这一温和挑战的名人有好几位，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贺拉斯、法国的布瓦洛、英国的锡德尼和雪莱等。然而，其中最着名也最有资格做出回应的，当属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观念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不仅是柏拉图的杰出弟子，而且在社会文化环境和知识学术背景上与老师有许多相似之处。古希腊先贤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对柏拉图有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这些先贤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间接的，那么老师柏拉图对他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因此他对柏拉图的理解相对来说一定是最接近原初义的。单独地审视《诗学》，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亚氏一部独立的、具有创新性的集大成着作。可是，倘若从历史和整体性角度将亚氏集中论述诗学问题的《诗学》和柏拉图一系列散见的论述诗学的着作结合起来研读，就会发现《诗学》其实是一部有“隐迹稿本”、⑤意味特别的独异文本。有意思的是，《诗学》无一处提到柏拉图的名字，但却处处弥漫着柏拉图的影子。我们几乎可以说，《诗学》就是学生亚里士多德与老师柏拉图在诗学思想上展开的论辩性对话。

　　当代西方文论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于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也译为文本间性、跨文本性、副文本性、边缘性等，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在文本形式研究上的生动体现，其研究成果已被视为学术共同体的共识）的研究。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瓦在苏联学者巴赫金“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的启迪下正式提出“互文性”概念以来，互文性理论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流变过程中逐渐汇入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一个是诗学和修辞学。前者（美国耶鲁学派与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的融合）对互文性的理解较为宽泛，主要视之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其特征是意义开放而不稳定，被学界称为广义互文性和解构互文性；后者（以法国诗学理论家热奈特和法裔美国文体学家里法泰尔为代表）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出缜密的界定，努力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工具，其特征是意义较为封闭而稳定，被学界称为狭义互文性和建构互文性。⑥在中西学界，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已经极为丰赡，本文主要尝试从当代西方诗学互文性理论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文本关系的新角度切入探讨，以期推进和拓展古典学研究的现代性视域。

　　一、《诗学》互文性的理论维度及其特异性

　　运用互文性理论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可以对许多作品进行深层次的解说和阐释。它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为：第一，传统研究以作者和文本为中心，而互文性理论强调读者与批评的作用。第二，传统研究相信文本有终极意义而批评也能获得最终的求解，而互文性理论则否认文本存在的终极意义，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或流动性，从而更重视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第三，传统研究强调原文本或前文本是意义的来源，互文性理论则重视文本间的互相指涉。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侧重历时性的展开，互文性理论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第四，互文性理论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封闭的研究模式，把文学研究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从而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

　　克里斯蒂瓦１９６６年在《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提出了深得后现代主义精髓的“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读起来至少是双声的。”

　　这段话有三点应当明确界定：第一，标题和行文告诉我们，此处的文本是指文学作品，所谓“任何文本”是有特定范围的；第二，“诗学语言”不是指诗学理论语言，而是“诗学”一词的宽泛用法，这里就是指文学语言；第三，“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和“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直接找出“镶嵌品”，而后者的“吸收和转化”是内在而隐蔽的。

　　对互文性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先驱人物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一书中，按照抽象程度、蕴含程度以及概括程度大体上递增的顺序，列出了五种跨文本（也就是多数学者表述中的“互文性”）关系的类型：一是“文本间性”（即文本的共在关系），二是“副文本性”（即文本的邻近关系），三是“元文本性”（即文本的批评关系），四是“承文本性”（即文本的原型关系），五是“广义文本性”（即文本的派生关系）。⑨这里，热奈特的前两点与克里斯蒂瓦的“镶嵌说”大致吻合，后三点则与克里斯蒂瓦的“吸收和转化说”较为相似。总的来说，热奈特列出的五种情形明晰而具可操作性，后来的许多互文性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框架下的延展与深入。

　　这里的现代思维论观点揭示了文本存在的多元性、实践性、发展性和辩证性，的确给人以启迪。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还有几个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深思的问题。

　　１．从文学作品到理论着述的辐射

　　迄今为止，互文性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学作品，那么它对于理论着述是否适用呢？从现代学术共同体的规则来看，理论着述的文本在融入非作者自创的要素时，要么是直接引用，要么是间接转述，而这种“引用”和“转述”其实就是“互文”的特定标识。但是一般而论，理论着述的互文与文学作品的互文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第一，理论着述的互文主要指“内容”，而不像文学作品那样还包括风格、文字、技巧、结构等“形式”的因素。第二，理论着述的互文应清晰地注明引用和转述的准确出处，否则就是学术失范或不轨；而文学作品的互文通常要经过批评家的分析、琢磨、阐发才能看清楚。

　　前面引述过热奈特概括的互文性关系的五种类型，其中的第三种情况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也没有被申发过，可它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热奈特是这样具体解释第三类互文性关系的：“人们常把元文本性叫做‘评论’关系，联结一部文本与它所谈论的另一部文本，而不一定引用该文（借助该文），最大程度时甚至不必提及该文的名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里即如此，暗示性地、默不做声地影射了《拉摩的侄儿》。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批评关系。自然，人们曾经深入研究过某些批评类元文本，并且把批评史作为体裁来研究；然而我不敢肯定人们是否以应有的关注考察过元文本式关系的现象本身和地位。这种可能性总有一天会到来。”⑩尽管已经话到嘴边（热奈特所说的“批评”性例子已经暗示了互文性适用于理论着述的问题），热奈特却依旧没有明确指出，互文性研究是否同样适用于和文学作品平行的另一大类———理论着述。有趣的是，今天的互文性研究成果已经相当成熟并被写进了教材类和词典类书籍，但是将互文性研究方法理性地运用于理论着述的那一天似乎仍未到来。不仅如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热奈特“完全暗示性地、默不做声地影射”的说法，意味着在某些特定的理论着述文本中，批评的对象甚至可以类似克里斯蒂瓦在诠释文学作品互文性时所说的那样（“吸收和转化”）非同寻常地不出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具有创新性的认识：

　　第一，互文性研究同样适用于理论着述；第二，理论着述和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要素不完全等同；第三，极个别理论着述的批评对象是“暗示性”的、潜在的，其互文性与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类似，也要经过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分析、琢磨、阐发方能看清楚。

　　２．《诗学》文本互文性的特点

　　符合以上第三点的理论着述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非常少，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恰好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诗学》的互文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指明人名和文名来源但无具体注释的引用，二是与潜在的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论辩式对话。后者是《诗学》互文性的重头，具有全局性意义，本文研究的是后者）。按前述的认识和观点，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文本互文性的特点可以做以下分析：

　　（１）《诗学》作者之一及其话语的缺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文学系系主任、国际知名汉学杂志 《通报》主编之一的柯马丁 （ＭａｒｔｉｎＫｅｒｎ），对《史记》中的“作者”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与先秦时代完全不同，《史记》中的“作者”开始具有清楚的个人意识。这与关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艺术品作者的身份才开始逐渐明晰起来的研究相类似，瑏瑶�炇谴永�史和文化的角度对“作者”主体概念的实证性研究，在本质上还是传统的找出影响、逐渐定性的思维。这可以称为互文性理论的逆向路径研究。而哈罗德·布鲁姆的名着《影响的焦虑》虽然依旧维护作者的中心地位，但是他的有些话既通俗又深刻———“批评是摸清一首诗通达另一首诗的隐蔽道路的艺术”，“影响，在我看来意味着，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间的关系”。

　　因此，西方当代关于“作者”问题的研究其实存在三个维度：一是通过细致的探索，努力确认文本的作者；二是既承认作者的中心地位，又努力发掘作者所受到的影响；三是“作者已死”（福柯语），不存在原始写作，文本是“编织物”。

　　处在人类历史轴心期的古希腊出现的《诗学》，展示的是一种复杂的异见状态：一个活灵活现的人与一个不在场之人的论辩式对话组成了一部理论着作。这部着作的行文看起来是一个人在富有逻辑地论述问题，而实际上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难分难解地论辩诗学难题。这里逻辑性与丰富性的统一，恰恰说明不在场之人其实是问题的引领者和自成体系的理论家。很清楚，《诗学》的作者实际上是两个人：署名的亚里士多德和不在场的柏拉图。由于《诗学》的独特发明（既没有对话者，也没有对话者的语言，不存在词句抄袭和观点剽窃），即使从今天的所谓“学术规范”角度去看也绝对没有诟病的可能；这是一种以论述为名行论辩式对话之实的高超的理论互文性类型。

　　（２）《诗学》论辩式对话与柏拉图对话的差异《诗学》是一部千古一绝的、独特的“对话录”，其互文性正是通过潜在的论辩式“对话”实现的。将《诗学》的对话文本与柏拉图的对话文本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异：

　　①对话者的显与隐。柏拉图对话录的对话者往往是：

　　Ａ．固定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尽管这里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Ｂ．不固定的同时代的一个或多个着名人物。两者各自发表不同或接近的观点，“发送源”一目了然。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对话者是：

　　Ａ．署名的亚里士多德，Ｂ．潜在的老师柏拉图。因此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人的论述而不是寻常的对话。

　　②对话的主题。柏拉图的相关对话录体大量多，其主题往往除了诗学和美学，同时还包括其他内容。而亚氏《诗学》的对话主题是单纯而集中的诗学问题，特别是悲剧的写作问题，或者说是通过悲剧写作的具体问题来阐发一般的诗学和美学问题，涉及艺术属性、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诸方面。

　　③对话的形式。柏拉图对话录的形式是有问有答式；亚氏《诗学》是暗中回答特定问题，采用直陈其事、不求回应式。

　　④对话的体裁属性。关于柏拉图对话录文体的属性有过许多不同的见解。由于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对苏格拉底与他人对话活动的摹仿，按照亚氏摹仿是艺术的“首要原理”的观点，应当属于“艺术”的范畴，但是难以具体命名。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它们具有生动、形象、对话的特质，也就是戏剧作品，故有“戏剧诗人柏拉图”的说法。而《诗学》的文本特征决定了它属于理论着述的范畴。

　　⑤对话的语言风格。柏拉图极其蔑视古希腊的智者，否认他们在词语上的努力和教授方式，可是他自己的对话作品却充满文学性和反讽意味，处处讲究修辞。而亚里士多德尽管写过《修辞学》专着，可是其着述语言却十分朴素、简洁。

　　《诗学》讲究逻辑，语言平实而严肃、直白而不求文饰。这虽是亚氏着述一贯的特色，但因为其潜在对象的针对性，所以这里还是呈现出一种对照、反衬、回应的互文意味，言下之意便是：你用艺术的手段论述理论问题，我则用理论的方式论述艺术问题。在形式上这可以称为逻辑性对诗性或哲学对诗的对位性互文。

　　３．《诗学》文本互文性的成因

　　《诗学》之所以具有这些互文性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１）吕克昂学员的心知肚明后人单独阅读《诗学》文本，会认为这是亚氏一个人的独白。但实际上，聆听《诗学》的，是对亚氏理论的论辩对象清清楚楚的雅典吕克昂学园的学员，他们与亚氏是同时代人，潜在的互文文本完全可以通过参照和联想来加以补足（柏拉图的许多对话录当时都是公开本）。

　　（２）特定的师生关系亚里士多德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立场，但老师柏拉图毕竟是影响深远的前辈人物，因此在吕克昂学园的学员面前不便直接挑明，故存心不记、不说。

　　（３）政治诗学与创作学之异柏拉图的相关对话录被称为政治诗学或“心灵诗学”；而《诗学》从表面看一直在谈创作问题，如处处提及论辩对象则有不对等之嫌。

　　（４）讲稿自身的特性《诗学》为集中型讲稿，对象是学员，为了达到教学要求，具有自身的语言逻辑和层次，尽管事实上是在论辩，但是难以做一一对应性的文字表述。尤其重要的是，《诗学》是对内的非完成性着作，并未进行过整体性的编辑和加工。

　　（５）古希腊对文本附加信息未有说明的要求古希腊对理论着述尚没有关于“注释”、“引用”和“参考文献”等使用方法的具体明确的要求。

　　二、《诗学》互文性的古今内涵

　　法籍美国学者里法泰尔认为：互文性分析的基本任务，是考察互文性在文本中留下的、可供读者感知的异常“痕迹”。这里的“痕迹”即指涉端倪之意，它既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否则就无法辨认），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人而异）。以“当下”的视角，可以从三个方面捡出《诗学》中存在柏拉图互文“痕迹”的形态与主题：第一，并行互融的互文。所谓“并行互融”的互文形态，是指《诗学》中暗含着一种对柏拉图相关思想基本认可的承继关系，是哲学上“扬”的含义和立场。其主题主要包括：（１）逻辑性、整体性、有机性等理性意识，（２）艺术与上层贵族的关系等。第二，延伸发展的互文。所谓“延伸发展”的互文形态，是指《诗学》中暗含着对柏拉图相关思想的进一步推进，是哲学上“扬弃”的含义和立场。其主题主要包括：（１）艺术与摹仿的关系，（２）艺术与虚构的关系等。第三，对抗悖谬的互文。所谓“对抗悖谬”的互文形态，是指《诗学》中暗含着对柏拉图相关思想的反对和颠覆，是哲学上“弃”的含义和立场。这部分的主题较为丰沛，包括：（１）艺术作品、现实世界、理式世界的关系，（２）艺术分类的原则，（３）悲剧与史诗的优劣，（４）悲剧的效用，（５）灵感与技艺等。当代互文性理论十分复杂，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互文性展开了有时几乎是对立的言说，如所谓的稳定说与非稳定说、历时说与共时说、封闭说与开放说等。但是，正如对互文性适用于理论着述的忽略一样，尽管有学者指出了互文性理论与影响研究的关键差异是从主导性的影响走向了平等的对话，从注重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走向了注重读者（接受者）与批评的关系等，可是在具体分析时并没有结合读者（接受者）的多重性、多维性，因而难以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后结构主义的互文理论甚至有一种“虚无”或“无边际”的倾向。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一些理解：互文性是“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先前的或后来的作品之间关系的感知”。（里法泰尔）“互文性是拓展封闭的文本概念的一种方法，它使人们能够思考文本的外在性，但又不因此而放弃文本的封闭性。”（拉博）互文性更强调一种性质或动态过程（克里斯蒂瓦），摈弃了存在不变本质的本质主义观点。

　　如果将《诗学》与柏拉图在诗学重要问题上的互文指涉一一列出并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紧密勾连和交织几乎就是一部古希腊诗学思想大全。然而从前文分析可以推知，古希腊吕克昂学园的学员眼里的《诗学》指涉“痕迹”一定与今人有异，这主要是由读者群的迁移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差异导致的。互文性理论家们的种种异说纷见，可以从这个向度做出圆融的解释。这里，笔者尝试根据辩证的思维方式，从“读者”群“迁移”的角度，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互文性的古今内涵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１．《诗学》互文性的古希腊内涵

　　尽管古希腊并没有互文性概念，然而一旦从现代思维论向度确定《诗学》文本的互文性质，我们就可以推想性地理解《诗学》互文性的古希腊内涵。不过，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确定一下《诗学》原初接受者的身份。在吕克昂学园聆听亚里士多德讲授“诗学”理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边听边记呢，还是人手一份亚氏的讲稿？这是一个较少为人提起的话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说《诗学》是“对内本”，是有依据的；说接受者就是学员，也毫无疑问。但是学员的“专业”是什么？罗念生认为，亚里士多德把属于创造性（制造性）科学的诗学与修辞学作为学员于学业将完成时才学的功课，这两门功课的目的在于训练门徒成为诗人和演说家。但亚氏的门徒中只有忒俄得克忒斯成了悲剧诗人。

　　然而有学者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亚氏通过《诗学》要培养的其实是政治家。由于古希腊时代戏剧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政治家只有懂得戏剧，才能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活动。

　　对此进行仔细分析显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亚氏的吕克昂学园一定与老师柏拉图的学园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次，亚里士多德本人并不是戏剧实践家，主要的志向和研究对象也不是艺术，他绝对不可能用很大精力和很长时间来办一所专门培养戏剧家（诗人）的学校。要使培养对象将来既是“诗人”也是“演说家”似乎也是不可能的。联系到亚里士多德为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开设的课程中包含有诗学，也可以发现一些理解的线索。这样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还是如先师一样，亚氏期望培养未来的小至“教育家”或“政治家”，大至“哲学家”。但是作为一个学业完整的毕业生，应当掌握诗学和修辞学这类当时成为成功的管理者所必需的知识（戏剧演出是古希腊城邦公民的功课，城邦的告示和通知等也都会在演出或竞赛前后发布。在一个文盲居多数的时代，需要修辞加以优化的演讲也是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在完成了理论性科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等）和实践性科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以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学习阶段，即创造性科学（诗学、修辞学）的学习阶段。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明白，《诗学》不是类似于今天戏剧学院编剧专业的教材，其开设和传授实在是有着更加实用也更加宏远的目的。“总之，《论诗术》（即《诗学》———引者注）明显关乎古希腊的城邦‘诗教’，绝非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如今不少学者喜欢从现代所谓‘戏剧学’的角度来绎释《论诗术》，结果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最终一无所获。”

　　如果按照互文理论家们大略一致的思路，将互文性研究的着眼点放在“读者”身上，那么，“读者”群的“迁移”就是形成《诗学》互文性内涵诸多变化的关键因素。亚氏时代雅典吕克昂学园的学员（“读者”群）眼中的《诗学》与今天的研究者（“读者”群）眼中的《诗学》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这是一个由相对稳定、历时、封闭逐渐走向非稳定、共时、开放的“迁移”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也永远不会完结。从互文性理论的角度看，吕克昂学园的学员们眼里的《诗学》即是一个互文性质的文本，他们的课堂学习或者散步时的师生对话（“逍遥学派”的特点）一定是有趣而意味深长的，因为学员们对《诗学》的聆听和理解必然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或影响：

　　（１）公元前３３５年前后古希腊的历史、政治、社会、艺术状况（文化空间）；（２）古希腊戏剧（悲剧、喜剧、萨提尔剧）的基本和高级知识（感性和理性）；（３）柏拉图之前民间和先贤关于艺术的一系列说法和思想（复杂而缠绕）；（４）柏拉图关于艺术的一系列说法和思想（智慧与矛盾）；（５）老师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的一系列说法和思想（学习的重点）；（６）侧重于城邦治理考虑的相关思想观点（学习的最终目的）。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

　　第一，古希腊属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政治、社会和艺术都处于萌芽但又极为生动的阶段。因此，学员作为读者自然会将教材文本与外在文化空间文本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因为受时代和地理（与外部联系不发达）的局限，参照系较为缺乏，其作用是相对稳定的。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处于希腊戏剧高潮过后的尾声阶段。因此，亚氏可以以集大成的态势来对希腊戏剧做出总结。尽管一些最着名的戏剧家，如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柯勒斯、阿里斯托芬等早已去世，但是学员读者一定会具备较为丰富的关于古希腊戏剧的感性与理性知识。

　　然而由于悲剧和喜剧等本身就萌发于古希腊，“前无古人”可比，因此顺着老师的思路，读者对戏剧的认识和理解只能在当时的艺术门类内部展开（如戏剧与史诗、戏剧与抒情诗等）。由此可见，尽管有读者的参与，《诗学》文本的互文性在古希腊也是较为稳定和封闭的，而且主要是“历时”（戏剧艺术的发端、发展、繁盛、尾声）的。

　　第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人名（包括理论家、诗人等各种职业）共有４６个，提及的作品（包括理论着述和艺术作品）共有４９部。这是老师直接提及或展开分析的情况，并不包含学员们可能已经具备的诗学知识。但是考虑到《诗学》接受者的特点，这种知识的范围应该也是有限的。

　　第四，最有意思的是，尽管亚氏在《诗学》中提到的人名数高达４６个，可是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最重要的柏拉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学员读者一定是深明《诗学》的针对性的，学员与教师之间不仅彼此存有默契，而且一定预先对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有着相当的了解，否则一切就无法进行，也难以理喻了。不在场的柏拉图其实时时刻刻出现在《诗学》接受者的面前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毫无疑问的。从时序上说，柏拉图在前，亚里士多德在后，明明白白。所以，柏拉图虽然潜在、无名，但是两者的关系呈现出较为稳定、封闭、历时的状态。

　　第五，吕克昂学园的学员在学习了理论性科学和实践性科学以后，实际上已经在整体观念上受到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带有倾向性思想的深重熏陶，《诗学》作为最后阶段的课程自然也打上了亚氏思想深刻的烙印。老师的讲授时时在比较分析（对象或明或暗，暗的更重要），但是也时时在带有引导性地宣讲自己的艺术立场。

　　第六，吕克昂学园的学员们内心都明白，除了极个别人可能成为诗人外，学习诗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城邦。因此诗学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专业方向。这种心态是较为奇异而值得后世好好研究的。《诗学》的原初读者是未来的教育家、政治家甚至哲学家的一个依据是，亚氏以“哲学”为标准比较了“诗”（戏剧诗、史诗、抒情诗）与“历史”，认为诗比历史更高、更具普遍性，并更有哲学意味。

　　２．《诗学》互文性的当代内涵

　　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诗学》变得越来越“厚”了，这是因为，对当代接受者而言，各种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绝大多数的“读者”不再是未来的教育家、政治家或哲学家。

　　随着历史的发展，诗学和修辞学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今天的《诗学》研究性读者一般会受到如下这些因素的影响：

　　（１）公元前３３５年前后直至今天的历史、政治、社会、艺术状况（世界的文化空间）；（２）古希腊戏剧的总结性知识及后人对之的实践、争论和发展（极为丰盛）；（３）迄今为止关于艺术的浩如烟海的思想和理论（众说纷纭和经典学说并存）；（４）柏拉图关于艺术的一系列说法和思想以及后人的理解和态度（未有定论）；（５）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的一系列思想和说法以及后人的理解和态度（未有定论）；（６）多从美学、艺术与写作角度考虑的相关思想观点（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目的）。这里的“读者”群“迁移”所带来的变化对《诗学》互文性的作用体现为：

　　第一，今人在研读《诗学》时，除了通过史料了解该文本诞生时的历史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对原初意误解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在思想上必然还会受到较为明确的后世以及更为新鲜的当下元素的影响和渗透。这就使得关于《诗学》整体意义的评价充满了历史进阶的复杂性，呈现出一个极为多元、开放的世界文化空间。

　　第二，今人在研读《诗学》时，因为有颇多的参照系（包括各种译本和日积月累、汗牛充栋的 “副文本”）和艺术实践，所以对古希腊戏剧的认识更加立体和丰富。古典与近代、现代、当代的比照，希腊戏剧与其他艺术类型的比较，都使得今人对《诗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局限性有了品头论足的资本（尽管自以为是的误判，如对古希腊悲剧不重性格的批评、认为三一律发端于亚氏等比比皆是），但是无人敢言自己的理解是最接近真相的。

　　第三，今人在研读《诗学》时，关于诗学和艺术的学问、知识、思潮、人物等的了解，至少存在这样一些维度：柏拉图之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后世各代的、当下的。同时，经典论述与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或互相渗透或各执一词。但是，这里不存在主次的绝对律令，互文性研究将所有这些元素视为一个浑整的总体。

　　第四，今人在研读《诗学》时，尽管有西方诗学史论的大致指引，但由于柏拉图观点的内在矛盾性，以及读者自身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柏拉图诗学思想作为理解《诗学》的参照系的认识与态度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就这个意义来说，笔者的研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第五，今人在研读《诗学》时，自然首先将其视为一个基本自足的“母本”（尽管有多处佚失），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研究已是显学的今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肺腑之言已经深入人心），他们一定会将亚氏的诗学理论与其老师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放在一起探讨、辨析，从而体会到内在的互文意味。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今人而言，柏拉图在前、亚里士多德在后，这种师生和时序关系已经不那么明显和重要了。理论着述的互文性研究所注重的是思想和理论的潜在勾连和批评关系。

　　第六，今天的《诗学》“读者”主要是文艺理论或戏剧专业的研究者和学生，虽然《诗学》可资借鉴和参考的东西很多，但是它对治国理邦几乎不起作用。读者之所以研究《诗学》，是出于对美学、诗学、艺术的兴趣与爱好。同时，今日的研究性读者面对的是《诗学》文字中的亚里士多德，其眼界与心理感受与直接面对老师明显具有倾向性演讲的吕克昂学园的学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互文性理论的启示下，《诗学》向今日读者展现出了时序失范、倾向不再、宽容开放的风貌。

　　三、结语

　　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诗学》的评价，我们发现，在互文性理论（反对根深蒂固的原创性、独特性、单一性、自主性观点）看来，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里所谓“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一切美学概念的依据”、“第一个”“独立体系”、“雄霸了二千余年”等说法，其实是过于简单化了，也并不准确。第一，《诗学》在本质上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就一系列诗学问题的对话，其思想与学术洋溢着古希腊的时代精神。不理解那种神只时代的特性，就会在许多问题上做出南辕北辙的误判。第二，从以上的分析中已经看到，《诗学》几乎就是条分缕析地回应着柏拉图的“挑战”，但是这里的回应是有层次的，既有“并行互融”、“延伸发展”，也有“对抗悖谬”，两人的观点和思想非但不游离而且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第三，由于《诗学》的内部讲稿性质和佚失等原因，留下了许多碎片化造成的疑难问题有待逐渐解决。

　　借用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说法，《诗学》在当代的互文性意义恰恰体现在它的“可写性”上。他在《Ｓ／Ｚ》一书中将文本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被称为“可写的文本”（ｗｒｉｔａｂｌｅ　ｔｅｘｔ），它“赋予读者一种角色，一种功能，让他去发挥，去做贡献。

　　第二类被称为“可读的文本”（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ｔｅｘｔ），它“使读者无事可做或成为多余物，‘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在实践中，抽象地将文本划分为“可读的”与“可写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可读”与“可写”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是一物之两面，而翻动的“手”就是读者以及它所蕴含的时代、主体、技术、工具等因素。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对吕克昂学园的学员来说，《诗学》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可读的、难以书写的。但是对于两千多年后今天的研究性读者而言，《诗学》的意义则是相对开放的、活跃的、可写的：潜在的柏拉图处处浮出水面，与亚氏唇枪舌剑、难分难解；历来对柏氏亚氏诗学思想的诠释充塞于《诗学》的字里行间，异说纷呈，刀光剑影；当代的新思维新方法把阐释的维度推向了极为广阔的领域，瞬息万变，各领风骚。薄薄的《诗学》文本在互文性的大海中被浸润得极其饱满。当然，从古希腊到当代，其间实际上存在许许多多接受层级，《诗学》对于不同层级的读者而言，其互文性都是有差异的。

　　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如果我们在文学作品互文性（目的在探求“文学性”）研究的已有基础之上，从历史性、有机性、辩证性出发，总结出一套具有特定方法、概念、范畴、标识、术语等的理论着述（尤其是古典理论着述）互文性研究体系，从而进一步对文学作品互文性与理论着述互文性的关系及异同做出完整的、科学的解释，并将研究推进到文本母体与文本变体、作者中心与读者迁移、意义的确定与不确定、接受美学与互文研究的关系、比较诗学与互文研究的关系、传统文艺学与互文研究的关系等有待开发和深入的课题，那么，互文性研究的疆域将在新的意义上获得全方位和立体性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