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生存的困境--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异化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给西方带来了物质文明，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它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着的提高。表面看来，经济的飞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贫穷的境况，得到优越的物质享受；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力，享有更多的自由；科技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从此更加舒适便捷；还有大众文化的繁荣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似乎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弗洛姆深刻地认识到，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下，是人之自我的迷失和自由的沦丧，人同自己、同他人、同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都发生了严重的异化。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人的商品化市场化，政治民主的背后是人对新的匿名权威的依赖和崇拜，科技进步的背后是人堕落为技术的奴隶，文化繁荣的背后是人之自我意识的泯灭与丢失。弗洛姆所谓的“异化”是一种经验方式，“在这种经验中，人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疏远了”①，“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把他的生存状况投射到这些外在于他的力量上”②。人本具有爱和理性，有能力去爱，去认识真理，但是现代社会却从方方面面剥夺了人之自我，人失去了爱的能力，丧失了对价值的渴慕和对自由的追求，屈从于市场、权力、“常识”、舆论，把自己当做商品来体验。由此，弗洛姆揭示出现代社会人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人性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已异化，人将自己囚禁在他所建造的物化世界的牢笼中，彻底迷失了真实的自我，丢失了生存的自由。
2.1 经济政治领域的异化--市场权威与民主骗局
2.1.1 生产消费的异化
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状况呈现出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第一，在生产过程中，机器生产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手工劳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化的机械被广泛地运用到生产领域，劳动生产者的工作由此也发生了变化，由之前的手工劳动变成机器操作，生产日益脱离人工转向自动化，机械运转代替了人的劳动，机械智能取代人的智慧；第二，资本日益集中，大经济体、大型企业公司成为市场中的主体，它们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权力集中日益明显。同时，大型企业中雇员人数众多，分工愈发细化，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日益分离，操纵人和符号的人员越来越多；第三，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得到了显着提高，消费需求日渐增长，消费状况已从十九世纪的热衷囤积转变为当前的盲目和超前消费，而各种广告媒介的宣传蛊惑，更是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上述状况造成了经济领域生产消费活动中人的异化。首先，在生产领域，无论是工人、经理、还是企业所有者，都与自己所做的工作相分离，生成了严重的异化现象。二十世纪人们所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赋予人类以超越从前千万倍的能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生产日益脱离人工转向自动化，机械运转代替了人的劳动，机械智能取代人的智慧。产业工人的工作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不再是产品的直接创造者，而是机器的操作者，他的工作由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操作，由创造性活动变为简单动作的不断重复，他的创造性、好奇心以及独立思考的需要不断被遏止，人之潜能不断被否定，最后彻底沦为机器的奴隶。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每个工人都只负责生产的其中一个环节，工人看不到整个生产过程，这就导致工人与具体生产过程相分离，他不知道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异化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机器，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工作。
不仅产业工人，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同样面临着异化的处境。“经理同工人一样，同每个人一样，应对的是一些非人格的巨物：具有竞争力的庞大企业、巨大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不得不哄骗和操纵的众多消费者、大的公会组织及庞大的政府。
所有这些巨物仿佛都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决定着经理的行为，也左右着工人及职员的行为”.对于一个企业经理而言，无论是庞大的企业、巨额的资金，还是众多的雇员、消费者，以及广阔的市场，它们到最后都抽象为一组数字和符号，经理据此计算其经济活动的盈亏状况，从而预见经济趋势，做出下一步的决策。经理对企业的管理不再是具体的直接管理，而是变为一种量化抽象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将工人、雇员、消费者都当作物来管理，当作数字来操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彻底异化了。而企业所有者，掌握着企业所有权的大资本家，他们与企业并不发生具体的关系，其对待财产的态度更是一种几乎完全异化的态度，他们对企业的拥有权仅表现为一纸代表着一定资产数目的文书。
同时，弗洛姆指出，人们在消费活动中的异化程度同在生产领域一样。首要表现即，在消费过程中人们获取东西的方式是异化的。符合人性的获取方式应是，通过与所需之物在性质上相称的努力来获取它，正如若想获取一件艺术品，则必须建立在“我”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同时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倾注了“我”的努力与感情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人们却习惯于用代表着抽象劳动的金钱获取事物，任何事物，无论作何用处，只要付出金钱便可以拥有。人们用钱买来画作与书籍，并不是为纯粹的艺术欣赏，而是为炫耀显示自己的品味与身份，为了消磨打发闲暇的时光，甚至是为了投资以期换取更多的金钱。人们获取东西的方式明显地与使用方式相分离，消费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无用的占有。弗洛姆认为，“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因素少之又少。
消费主要是对于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疏离的幻想行为”.①在这样一种消费过程中，人丧失了对所消费之物的真实体验，满足于当前虚幻的表象下虚假的快乐，其真实的人性需求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此外，消费活动中人的异化还表现在：现代人处在物的重重包围之中，对于它们的性质、原理及来源，人们没有任何了解，他们生产、消费这些物，却又同其没有任何具体联系，人们生活在物的世界中，同物的唯一联系只是知道如何操纵消费它们。这种消费方式导致了现代人的永不满足，人离开了对具体之物的真实体验，得到的只是一种幻想的满足，其源自人性的真实需求并未实现，对消费的欲求与人的真实需求严重失衡。消费由满足人之需求的一种途径，变成了直接的目的，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求迫使人去努力，左右人们的行为，操控人们的生活，人被消费所奴役，彻底失去了自由。同时，这种异化的消费欲求还促成了现代人“不受挫”的性格特征，即任何需求都不应该受挫，都应立刻得到满足。然而，欲望总是即刻满足，人因此便没有任何疑虑与冲突，他不再反思自我，不再质疑现实，由此便造成人对自我之意识与追求的彻底丢弃，最终导致人之自我的瘫痪与毁灭。
2.1.2 政治民主的假象
弗洛姆认为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民主制度中，选民意志的表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我意志的抒发，其宣扬的民主自由只是一个精心伪造的骗局。弗洛姆承认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较以往任何社会的政治制度都更为先进和完善，首先公民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他们凭借选举权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代表们在议会中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公民由此参与到国家决策的制定中。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创造出了一系列巧妙的分权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使行政与立法体系相互牵制，三权分立的原则使得三个系统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这便有效防止了权力的过分集中甚至垄断，保证了公民的政治权益。然而，弗洛姆也深刻地认识到，尽管如此，现代社会的民主仍然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其根源在于，“当今的民主问题不再是对选举权的限制问题，而是如何行使选举权的问题”.①“如果人们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异化了的机器人，其趣味、意见及偏好都受到大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呢”?
就此，弗洛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指出，现代人的意志普遍受到宣传机器的操控，这种操控左右着他们的思想及偏好，所以即便人们享有自由的民主权利，这种自由民主也不一定就是自我意志的真实表达。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们自我意志的表达受到各种宣传媒介的鼓噪，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中真实而丰富的内心被掩埋，取而代之的是空前一致的“标准化”思想。现代社会政治家运用各种宣传机器进行政治营销的策略与商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广告对商品进行推销的做法并无二致，越来越多的公共关系顾问或政治专家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们对大量的政治事件进行加工，将经过精心伪饰的政治观点源源不断地灌输给大众，进而左右人们的政治态度。同时，政治家利用电视等公开媒介塑造自己的形象，在电视节目中，经过合理包装的政治家们慷慨激昂地鼓吹自己为实现公民权益而努力的政治理想，他们想方设法向公众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像电视广告中宣传某个品牌的饮料十分可口一样。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中商业的运行机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政客与商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而民众行使自主的政治权利与他们受广告的影响购买商品，这两种行为在本质上也都是一种异化的行为，无论是行使权力还是购买商品，其具体行动均与自己的真实意愿相疏离，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人都难逃被彻底异化的厄运。此外，弗洛姆还指出，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从前生存的具体参照系统解体，人们离具体的生活愈发遥远，生存的现实感丢失，这便造成了责任感的淡漠以及意志力的丧失，因此在政治上人便表现出无知与缺乏判断力，故更易受到各种宣传的蛊惑与操控。
2.2 思想文化领域的异化--信仰缺失与文化迷墙
2.2.1 伦理宗教的衰落
除了在社会经济政治这些现实领域的重度异化，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荒芜。尽管现代社会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在这繁荣的背后，却是人之生存的空虚与孤独，是人之自由的彻底沦丧。首先，在伦理问题上，现代人呈现出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完全不符的道德上的野蛮状态，其传统的信仰愈发淡漠。弗洛姆认为，伦理行为即人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据此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抉择，并最终按照决定去行动，它以人之自我的在场为先决条件，因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是人的理性，而理性则有赖于完整的人性，可见伦理的中心问题在于人的完善。因此，弗洛姆指出，符合人性的伦理原则应是以人为本的，它将生命的目的归结为人之爱、理性、信仰这些创造性力量的实现。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化工作中迷失了方向，在无度的消费和娱乐中丢失了自我，爱、良心、美德被价值、顺从和求同所取代，人们从前所秉承的美好信仰被彻底遗弃，传统的伦理全面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市场伦理。市场伦理是一种经过美化和伪饰的伦理，是传统伦理依照市场经济下人们异化的生活方式被重新改造的结果，它奉行的原则是公平而不是善恶。在现代社会，人们根据这一原则行动，任何事情，不论人或物，只要是价值相当的等价交换，便被认为是符合伦理规范的，传统的道德信仰被人们弃之一旁。在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下，人被市场所支配，他体验到自己是一件商品而不是人，其任何行动的出发点都是追逐利益而非追求幸福，人丧失了人性本有的丰富与充盈、爱与理性，放弃了对自由和幸福的永恒追求，遗失了生存的艺术。
同时，现代人也面临着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衰落，宗教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丢失了其原本的人性关怀，沦落为非理性的权威崇拜，宗教信仰的外衣下，掩盖着的是现代人赤裸裸的占有欲。“那些把耶稣视为伟大的仁爱者、一个自我牺牲的上帝来信奉的人们，通过异化的方式，将其信仰变成为一种幻想，好象耶稣是替他们去爱的。这样，耶稣就成了偶像，人们用对他的信仰取代了自己的爱的行动”.
弗洛姆指出，我们的文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文化，人们不再相信生命的价值与自我的救赎，机器、效率和利益便是他们的神灵，不再相信爱与理性的创造性力量，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向前冲，毫不停歇地追逐名誉、获取利益与即刻享乐。现代人不关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不关心生命的意义及解答，不关心生活艺术的美与自由。虽然大多数人依旧信奉上帝，但上帝却被改造成了“宇宙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人们既不在乎上帝，也不关心自己，他们将未经认真思考的看法加诸上帝，祈祷不是为了自我的救赎，而是为了使上帝成为生意上的搭档，助其获取更多的利益，对神明的轻慢与亵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的精神信仰愈显贫瘠荒芜。
2.2.2 大众文化的喧嚣
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秉持了该学派一直以来的社会批判立场，尤其是对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批判。弗洛姆指出，思想文化领域是现代人异化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大众文化则更是沦为现代社会异化人性的帮凶。那么，大众文化是如何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影响控制进而加剧人性异化的呢？弗洛姆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众文化的操纵性。弗洛姆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已沦为统治阶级传播特定意识形态的统治机器，它是一种行之有效地剥夺人的自我意识、使人盲目地受到一体化控制的现代文明体系，通过对人的思想的操纵，达成对人的统治。
大众文化和上面所论述的市场经济以及极权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协作，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从生产消费到思想意识的每一维度，压抑人的真实自我，实现对人的强有力控制，造成人的全面异化。
弗洛姆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利用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无限扩充人的消费欲求，使人在虚假的满足中压抑真正的自我，成为社会的操纵物。大众文化决定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方式，几乎填塞了人们全部的闲暇时光，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讲座、书籍等，每天都以其自身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在这种虚幻的享乐形式中，人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不再运用人之爱、理性、想象等创造性力量去思考与体味，只是被动地接受。现代人的生活中充斥着眼花缭乱的商业广告、形色各异的电视电影以及种类繁多的报纸杂志，这些大众文化受到工业生产的一体化支配，在自由的名义下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人们的趣味被操纵，思想被限制，鲜活的个性特征被泯灭，自我意识被剥夺，徒剩思想、行动、趣味高度一致的单一维度的人。
大众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人们灌输虚假的价值观，塑造出所谓的“成功的典型”,“画刊、报纸、新闻短片都展现了各种成功者的画面和生活故事。画片广告具有同样的功能。成衣广告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表明，一个想要在现代人格市场上’赚大钱‘的人所应有的样子”.
我们的电视节目、报纸杂志热衷于对社会各领域成功人士的访谈，他们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成功之路，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以自己的成功为蓝本为困顿迷茫的大众“指点迷津”;我们的广告舆论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激励人们努力奋斗，那些目不暇接的标语、不绝于耳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在允诺即刻致富这类不切实际的梦想。在这些虚假的自身利益驱动下，人的全部能量被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和无限度的消费中。“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令人困扰的负担”.
现代人努力工作积攒金钱、获取地位，以此寻求成功，忘我地消费、纵情地娱乐，以期获得快乐，人以为自己是在为生命价值的实现而努力奋斗，是在为追求人生幸福而娱乐消遣，实则他已经丢失了真正的自我。现代工业社会利用大众文化所传递的虚假的价值观念有效地利用和操控大众，通过向人们灌输统一的价值标准，维护社会的高效运转，保证阶级统治的稳定。这种文化的后果是忽视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最终造成自我的隐退，生存自由的丧失。
第二，大众文化的欺骗性。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不仅沦为统治阶级用以操纵人的文化机器，同时，它也成为了现代人借以逃避自由的文化机制。大众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逃避机制，它使得现代人带着缺陷生活而又不会患病，在大众文化精心塑造的美好幻象中，人得以逃离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焦虑感，在虚假的快乐中获得满足。
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在理性的外衣下隐藏着非理性，在自由的美好允诺下泯灭了真正的自由。大众文化将人类生存的真实现实掩盖起来，换之以粉饰过的伪现实图景，人们生活在这种虚假的现实中，无从认识真实的世界。弗洛姆指出，现实感的丧失导致人的理性严重衰退，人丧失了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不再去追究表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大众文化给予人以自由的美好承诺，在当下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中，现代人似乎体验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限度的自由。然而，这种表面的自由下却掩藏着人对真实自我的逃避。被动机械的生活方式使人感受到了生活的枯燥无聊，察觉到了内心的焦虑不安，但人们却不去追问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反而用毫无节制的消费娱乐侵占身心，藉以麻痹自我，逃避自由。大众文化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形式多样的逃避路径，电影、广播、电视、书籍、杂志、讲座，一切娱乐活动都意在帮助人借助文化的强力麻醉逃离生活枯燥带来的厌倦感，以及日益威胁着他的真实自我所带来的恐惧感和负罪感。
现代人的快乐就是在大众文化所提供给他的一切逃避途径中，无节制地消费娱乐，以欲望的不断满足回避自我意识带来的思索与痛苦。“如果我不推迟对愿望的满足，我就没有冲突，没有疑虑，也不必做什么决定；我从来没有独处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很忙--不是工作，就是取乐。我用不着意识到我的自我，因为我经常沉浸在寻欢作乐之中”.
现代社会的娱乐工业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画片、音乐、景色、食品、书籍、电视、电影，人们的需求即刻便可得到满足。“按下按钮或旋一下旋钮，我便能造出音乐、演讲、球赛，在电视上，要求世界大事呈现在我的眼前。”
然而，弗洛姆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所提供给人的一切消费娱乐都只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它只能使人与人之自我愈发疏离，离人之自由愈来愈远。在轻松的音乐中，自我的焦虑与内疚得到舒缓与转移，人沉浸其中从而放弃对自由的思考与疑虑；在愉快的拍摄中，人对世界的经验性感受变成了一组抽象的画片，相机取代了人灵动的双眸。弗洛姆认为，真正的快乐来自建设性的生活经验以及将我们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的爱和理性的力量，而大众文化所带给人的只是虚妄的幻想和虚假的满足。
第三，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弗洛姆指出，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同商品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文化活动变成一种商业活动，遵从商业运行的价值规律；文化产品具有商品的属性，人们对其交换价值的重视更是日益高于其使用价值；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同商品生产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批量化生产。
“娱乐，如同其他事情一样，是一种实业，消费者是去买玩乐，就像买衣服鞋子一样。玩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市场行情，而非任何可以从人的方面来衡量的东西”.
人们花钱去看最新上映的电影、购买喜欢的电视频道，用金钱换取旅途的愉悦、获取钟情的画作和书籍，现代社会的一切文化娱乐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商品消费的烙印。至此，文化艺术的审美愉悦变成了赤裸裸的消费享乐，大众文化丧失了其艺术审美的神圣光晕，丢弃了其内蕴深厚的人性关怀，被金钱浸染得面目全非，徒剩一具商品的躯壳。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决定其遵从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不论文化产品的内容如何，只要消费者需要，均可进行大批量的复制生产。这种文化的功利主义造成的后果便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大量低级趣味的文化产品充斥着现代人的生活。弗洛姆看到了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中虚假广告、暴力因素、性的因素等低劣内容的泛滥，“我们用无线电向每个人传播着最美妙的音乐和文艺节目。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听到的却是低级趣味的喧哗或有损于智力和趣味的广告”,①“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作下，用廉价的、缺乏真实感的垃圾，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
电影导演不再考量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赚取更高的票房，将大量暴力及性的镜头填塞于电影之中；电视广播不再为人们提供陶冶心性的艺术欣赏，而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在金钱的诱惑下，让不间断的虚假的广告泛滥其中。大众文化丢弃了其艺术的崇高价值和神圣使命，丧失了其否定性和批判性，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文化的功利主义使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大众文化不再赋予人以对抗现实追寻自由的精神力量，反而使人在整齐划一的低级的消费享乐及虚假的价值观念中，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由。
2.3 人际关系领域的异化--爱的衰亡与自我的迷失
2.3.1 人与他人的淡漠
如上所述，现代人从经济政治领域到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全面异化的危机，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异化同样难以幸免，具体表现为现代社会爱的衰亡，人与人之间爱的纽带彻底丧失，“一个人与他人的具体人际关系已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人情味特征，而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和工具性特点”③。
首先，在人与他人的友爱关系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由两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友爱关系抽象为两部机器之间互相利用的关系。弗洛姆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友好，以及一种更为表面的公平。在这种表面现象之后是距离和冷漠，以及许多微妙的不信任”,④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从中获取利益的抽象物，商人利用消费者获取财富，雇主利用劳动者创造价值，爱的纽带变为利益的关联，人与人之间表面友好的背后掩藏着无从消弭的距离和视若路人的淡漠。然而，人具有社会性，他需要同他的同胞相关联，与他的同伴相结合，在充溢着温情的爱的创造性关联中，建构完整的自我，找寻生存的美感。但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合在一起，人们同他人的交往由利己主义所主导，个人利益取代爱的力量左右人们的交往行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冷漠疏离导致人的关联需求无从满足，对爱的渴求无处获得，因而人只能将全部情感投射到更大的团体组织乃至国家身上，在对权威的崇拜与顺从中，获得情感的满足，确证自我的存在感，而这最终必然造成人性异化的加剧和自我的彻底迷失。
其次，在人与伴侣的爱情关系上，现代人同样陷入异化的困境。现代社会爱情衰亡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对爱情的基本要求不再是了解与信任、爱与责任，而是结伴的精神，爱情成为人们藉以逃避孤独的避风港。弗洛姆指出，这种结伴思想在婚姻中表现地尤其突出。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和谐美满的婚姻就是夫妻二人之间没有任何摩擦冲突，妻子与丈夫都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并给予其帮助。但事实上，这种结伴关系与公司企业中职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无二致，在这种浅层的关系中，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永远也无法实现彼此之间真正的了解沟通，因此更没有爱情可言。“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同时，爱情关系异化的另一个典型表现即是，爱情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建设性关系，而成为单纯的性满足的产物。人们认为爱情就是双方在性关系中的满足，而如果二人能够给予对方性的满足，那么他们就会相爱。
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同时它也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产物。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情应是在保有自我独立性的基础上，与爱人完成创造性的交融，在这种生产性的关联中，二者共同努力、共同成长，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的潜能，创造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然而，在现代社会异化的爱情关系中，爱情成为人们逃离孤独的手段、沦为人们纵情享乐的借口，人不仅未能在爱的交融中发现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反而在异化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无力自拔。
2.3.2 人与自我的疏离
经济生产的异化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虚假的政治民主将人囚禁于权威的牢笼，伦理宗教的衰落造成信仰的缺失，大众文化的喧嚣泯灭了人性的真实诉求，人际关系的淡漠将人置入情感的真空。弗洛姆以其深刻的洞察和思辨，揭示出现代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迷失了真实的自我，走向自我的迷途。
弗洛姆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中人已与真实自我发生严重的疏离，“如今我们遇到的是这样的人：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从未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经验，完全把自己当成他认为自己应该是的那个人；他用做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代替了坦诚无隐的交谈，用迟钝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恸”①，“人退到了接受性的、交易性的方向上，不再具有建设性；人丧失了他的自我感，变得依赖他人的认可，因而倾向于求同一致，却又感到不安全；人感到不满足、厌倦、焦虑，并且用他的大部分精力尝试补偿或掩盖这种焦虑感。他的智力卓越，他的理性却堕落了，就他的技术力量而论，他正严重地威胁着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②。
弗洛姆对此深感担忧，他指出，现代人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变成了一部机器、一件商品、一项投资，人同自我相疏离，失去了同世界的创造性联系，生存不再具有任何美感，生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真实自我的隐退造成了现代人的顺从与求同，由于缺乏自我感，人便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努力顺从他人取悦他人，企图在同他人的一致中获取认同摆脱孤独。然而盲目的求同一致并未带给人以安全感，由于人们害怕同他人相异而受到排斥，因此反而在时时的恐惧与担忧中更觉焦虑与不安。人感到自己有罪，因为未能同其他人保持一致，也因为自我意识的警醒，既为他是他自己，又为他不是他自己。于是人们用无休止的消费娱乐来摆脱自我意识带来的负罪感，麻痹自我，逃避自由。人丢弃了爱的艺术，不再关爱他人珍爱自己，失去了同世界的创造性联系；人丧失了理性的力量，不再追问表象世界背后的真相，失却了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人放弃了虔诚的信仰，不再听从良心的呼唤，找不到生活的信念与生存的意义。人不再是自身创造性力量和丰富情感的拥有者，运用爱、理性和信仰，主动践行生活的艺术，而是依赖于市场、权力、“常识”、舆论这些外在于人的力量，忘我地工作、纵情地享乐，追求无尽的财富、即刻的快乐和虚幻的幸福。弗洛姆指出，现代社会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人彻底迷失了自我，失却了人之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