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明对现代美学与美育建构内在特质的探寻

　　刘伯明(1885 －1923)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太为今人所知了，但在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此人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学者、教育家。作为 20 世纪早期“南高师———东南大学”的掌门人和哲学家，刘伯明站在中西文化、哲学与美学的交汇处，积极介绍西方的美学理论，论述文学与美育的内蕴和价值，向国人呈现了一个广大而深邃的思想境界。

　　1921 年，他发表了 3 篇重要的美学论文，探寻现代美学与美育建构的内在特质，沉雄华赡，风骨甚遒。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美学探索戛然而止，刘伯明不幸于 1923 年病逝，年仅 38 岁，留下了仁厚背影与美学清音。

　　一、文学美学要素的抉发

　　20 世纪早期中国文学理论与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是在古典美学衰落和西方美学输入的情形下展开的。

　　1921 年，刘伯明在《学艺杂志》第 2 卷第 2 期发表《文学之要素》一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情感、想象、理智、形式。

　　刘伯明探讨了有关文学的审美维度，简明清晰，包容性强，初步揭示了文学的美感结构，似乎像一部微型的“文学概论”。

　　刘伯明有关文学的美学观念受到美国学者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影响。温氏在着作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即“感情”、“想象”、“思想”、“形式”。该书于1899 年出版之后，在欧美文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1 年，梅光迪在东南大学西洋系讲授“文学概论”课程时，就采纳了温彻斯特的观点。刘伯明与梅光迪均是留美的学人与好友，一道吸收温氏的文学观点，不足为奇。也就是在 1921 年，刘伯明阐发了自己对“文学四要素”的理解。

　　刘伯明重点阐述了文学四要素的构成:(1)情感。文学的根本要素是情感。古往今来，文学家利用作品来抒发人生情感，展示其个人的生命形态。诗歌是文学中以情感为诉求的文体。文学不同于求真的科学，也不同于求善的宗教，文学所显示的情感是一种超越实际功利的审美情感。文学情感具有适当性、生动性、持久性和高尚性。(2)想象。审美情感最完美体现在文学构思之中。

　　文学的审美过程，不同于科学的思维过程，其审美形成在于想象。想象是作家再造现实现象或创造新形象的心理功能，作家按照审美理想创造出生动、丰满的人物、事物、景物与意境。想象具有联想、解释(叙述)、体物(描写)和创造的功能。创造性想象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提炼生活事实过程中的合情合理的创造。(3)理智。文学中的理智，是一种创作理念和思想。文学必以真理为根据，在感性的生动外观中具备深邃的理性内蕴。文学并不是简单地传播思想，它只允许(或只需要)那些能够构成审美判断的思想成为对象。而能够构成审美判断的，是那些体现人类共通之性(普遍性)、传达人生的“真”与伦理的“善”的思想。(4)形式。文学的形式是感性呈现的审美形式。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之。文学形式包括言语、声调、体式、结构，作家依照其美学目的去选择恰当的形式，以达到一种协调的审美效果。

　　众所周知，近代学术体系中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文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文章博学”、“集部之学”，并未形成独立形态。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新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输入，“文学”概念经历古今转换，演化为表述近代分科体系中独立学科门类的新名，并指称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营造形象与意境、表达情感的艺术。刘伯明的《文学之要素》，不是古代的文类要素研究，它是刘伯明融汇新知的成果。20 世纪以前，国人对文学的理解往往是从广义文学的层面来进行的。正如北大教授朱希祖 1919 年在《文学论》一文所言:“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①事实上，20 世纪以前中国尚未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文学学科体系，直到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大学诞生以后，情形才有所转变。1913 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在大学的文学系，设置“文学概论”课程，同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国文部及英语部之预科，每周宜减他科目 2 学时，教授文学概论”。

　　但是，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师资奇缺，这门课程，开始只能由留学国外的人士担任。中国高校的“文学概论”课程在 1920 年代滥觞。而“美学”课程也差不多在 20 世纪初列入中国大学课程体系之中。

　　20 世纪初期，刘伯明接触到温彻斯特的文论，欣赏温氏的理论表述。温彻斯特在《文学评论的原理》中的第二章“何谓文学”中，把情感、想象、思想、形式列为文学的四要素，如此清晰地揭示了文学的特质。在我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启蒙时期，温彻斯特的观点刚好满足了中国学界的需求。刘伯明汲取精华，融于心中，译述介绍，撰成《文学之要素》。

　　在《文学之要素》中，刘伯明展开了对文学的美学思考。他对西方理论既进行了拜师式的跟踪，也有自己的深化的提炼。例如，(1)他对西方的唯美主义学说不敢苟同，“唯美之说，吾以为非美学正宗”，因为“凡高尚情感，皆涵有道德的性质”。而文学与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文学之表高洁情绪，与谆谆劝世不同，此则不可不辨者也”。(2)肯定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作用，“盖文学重想象，不重写实。写实与叙述无异，非美文也”，“自余观之，文学不必悉合事实。悉合事实之文学，谓之写真。

　　其与依样画葫芦者无异，非文学也。盖文学所以状物之神情，非写其迹象”。(3)提倡深广的文学创作的思想境界，“其仅闭户造车不与于人生之经验世界之情势而缺乏判断能力者，其所着作，皆不足贵。即此观之，真正文学家，皆具先觉之精神，不仅表示个人之牢骚已也。”(4)申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形之佳否，视其符合内容之度数而定。苟吾所言者，悉合吾心之情意，纤悉无遗，则吾之文学为工，否则为拙。工拙之辨，尽于是矣。”②这些阐述，体现了刘伯明的深思熟虑。在学术研究中，刘伯明既效仿了西方的文论模式，又超越了既有理论形式的有限性，在其理论解说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价值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刘伯明还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材料与话语，进行丰富、补充与发挥。例如:谈文学想象，他以班婕妤《怨歌行》、欧阳修《秋声赋》为例，说明文学创作中的即景生情，抚事怀人的情境。他以苏轼的诗“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来阐明文学作品超越生活真实而直抵艺术真实的必要性。这种理论的解析，走的是中西结合的路径，采故实于先代，观通变于当今。诚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③ 这说明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人在学习、吸取西方文论与美学时，传统的知识背景、文艺传统势必规定并影响其接受过程。这些穿插与引用，虽然不多，但其回眸中国古代文论的眼光与做法，则是极为珍贵的。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古代文艺美学话语对于刘伯明解释文学现象、阐发文学观念是很有帮助的。

　　《文学之要素》是一篇简明扼要的论文，具有博观约取，执简御繁的特点。虽然表述语言半文半白，带有过渡时期的修辞特征，但其理论思考已具有现代性与前沿性。

　　此种文本与话语，既不同于古代文论家陆机的《文赋》与刘熙载的《艺概》，也不同于近代学者章太炎的《文学论略》与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因为刘伯明已经把文学当作一种独立自足的领域来理解和探讨，趋向于一种现代性的视域。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研究，逐渐摆脱了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零散的体式，增强了逻辑推导和哲学思辨的能力。这正是从西方文化吸取营养的结果。刘伯明引入温彻斯特的“文学四要素”理论，是要为中国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建立现代的视点。此项理论建构，为当时的南京“学衡派”成员所服膺与赓续。刘伯明去世的前一年，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一书的部分章节在东南大学的《文哲学报》上连载发表。刘伯明去世的后一年，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一书，由景昌极、钱堃新翻译，梅光迪校订，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着沿袭了刘伯明对原着进行改写与置换的做法，利用本土经验去阐述、填补原着。从此，温氏以情感为根本的文学美学原理，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架构。

　　二、西方美学脉络的梳理

　　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离不开对于西方美学思想成果的吸收、借鉴，离不开西方美学的参照系。引“西”入“中”，是 20 世纪初中国文论与美学的研究范式，中国学者是以西方观念为典范来建构理论范式的。朱自清曾经指出:“‘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泊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故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④在刘伯明身上，同样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学者跟踪域外美学理论的努力，展现了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趋势。

　　刘伯明的《关于美的几种学说》一文，发表在 1921 年的上海《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2 期。论文对西方美学之历史进程与发展轨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从柏拉图到克罗齐，西方美学历史尽收眼底。此种介绍，既拓展了国人的美学视域，也开启了国人的西方美学译介工程。

　　论文开头，刘伯明就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美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人类审美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那时的人类忙于劳作谋生，自然无余暇顾及“精神赏会之事”，“那时所有艺术大抵与实用有关”。歌谣舞蹈用来祈祷神灵，文身彩绘用来防避蚊虫。随着文明的嬗递、生活的富庶，人类才能稍稍追求美的艺术。“以此论之，美之畛域实度越实利”。即人类审美活动后于实用活动，是对实用活动的超越。“美之意义，自柏拉图以降，异说纷纶。言其大别，可分数种试分述之。”⑤刘伯明回眸人类的审美发生史迹，试图梳理西方从柏拉图到现代的审美历程。刘伯明是按西方美学流派学说来概述美的历程的。

　　他把从古至今的西方美学分为五大学说，并作了精到的点评。(1)道德说。以柏拉图为代表，因为柏氏主张“吾人自有形之美，冉冉上升，直达理想境界”，此说强调艺术关联于道德，使人之思想，趋于正轨，而动其善心。(2)模仿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亚里氏似亦主摹拟说，但就摹拟一语，赋以新义”。亚氏的可贵之处在于认为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创作遵循可然律和必然律，故比历史更为真确。(3)主智说。即理智说或观念说。康德与黑格尔均持此说。康德强调美的判断，“美感超然于利益之外，不宁惟是。美之判断，又与感官之乐不同，盖感官之乐因人而殊。而美有标准，其积极之义，则谓一物为美，以其形式适合人之理智与想象”。黑格尔理论的贡献是主张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人类艺术的进化史是观念的演变史，艺术的使命是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合适的艺术表现。黑格尔高度重视艺术的真理性内涵。(4)主情说。叔本华作为唯意志论美学的奠基人，认为文艺在内容上首先要表现那些最能感动人的最根本的感情，使人们能够在瞬间的审美静观中摆脱现实的束缚，丢掉生活的烦恼，以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五)表现说。克罗齐主张“艺术即直觉”，此种直觉属于心灵、精神活动，不涉物质、概念和理性。艺术呈现单纯的具体的意象，艺术的直觉是抒情的直觉。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情感和意象融为一体而表现出来。

　　不仅如此，刘伯明还分析、判断、甄别西方美学的瑕疵，提出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思考。这主要表现在如下论题:(1)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上，他认为作家不能赤裸裸地进行道德说教，“盖美术家方其创造，无为而为，其天机流行如鸢飞鱼跃，与汲汲焉冀与人以道德上之教训者，则迥不相同也”。(2)在文艺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他主张共性融于个性之中，“其所描写，乃出于其人物之本性，故美术家必洞鉴其物之心理，曲尽其态，而后其所描写，或谓贪夫，或为情人，皆能为其同类之代表。凡此皆得同情，非综计共通之性，所可幸获者也”。(3)在美的感性与理性关系上，他首先批评康德的失误，“康德之说，颇不合近人所明。盖美之待鉴别而后知者，已不为美感，谓之美之评论可也。且形式内容两者，不能分离，即康德又是亦徘徊于二者之间”。随后，他指出黑格尔美学之不足，“黑氏谓一物之美，存乎其所表示。其说诚不可易，但其谓一物所表示，独立自存，不因观者之心而移，则殊不合事实。

　　盖物之表示，即观者自身之表示，以无情之人观物，是犹无所挟而游宝山，必无所得也”。也就是说，黑格尔美学的缺陷，是重视理念的显现而忽视审美情感的养成。(4)在艺术与直觉关系上，他主张艺术家秉持性情，参鉴自然，但超越自然，“盖美术家以心眼观物，不可绳之以科学真妄之标准也。虽然，其所表示，虽不尽合事实，而亦非出于矫揉造作。其所示者，必皆自然，甚且视已然事实尤为自然也。”

　　不难看出，刘伯明对审美问题的解析，既辩证又允当。在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过程中，他透视了西方美学理论的成就与缺陷。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人开始从事美学的建构时，必然经历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阶段。刘伯明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学于南京汇文书院(1910 年改为金陵大学)，研习中西文化，1911 年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哲学，1915 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从教，出版《西洋哲学史大纲》等着作，成为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人。在对西方美学资源的吸收、了解、利用上，他不仅以其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广收博取，而且与近现代世界美学思想发展接轨，因而不仅西方传统美学多种资源被广泛吸收，就连 20世纪初西方美学涌现的克罗齐的美学理论也迅速被他在论文中予以观照、吸收和利用。

　　刘伯明《关于美的几种学说》，思路开阔，析理精微，俨然是一部西方美学简史。这种对西方美学的系统介绍，给后来者提供了示范，不仅有助于改变现代中国美学的话语型态，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使得中国美学获得了新的思想材料。刘伯明在译介西方美学过程中所显示的主动性、积极性、通达性、前沿性，闪耀着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美学历史作整体把握和全面思考的杰出智慧。

　　三、现代美育维度的透视

　　中国美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是在 20 世纪初期开始的，并继续朝更完善的现代形态发展。中国现代美育伴随着现代美学与新式教育的发轫而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刘伯明试图通过审美教育的倡导与普及，培养学生的趣味，引导青年追求真善美，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

　　刘伯明的《美育》一文，发表在东南大学《教育汇刊》1921 年第 2 期，这虽是一篇由演讲纪录稿而整理出来的论文，但集中体现了刘伯明的美育思想。

　　《美育》一文，洋洋洒洒，纵横捭阖，系统阐发了美育问题。论文开宗明义:“美育之属于教育，与德、智、体三育同，不可有所轻重也。德智二育，一趋于意，一趋于知，美育则偏重于感情。意也，知也，情也，皆人类精神现象之要素，互相作用，无所轩轾于此间。然今之谈教育者，多偏重德智二育，而弃美育于不顾，此实一大缺点。”⑦刘伯明把美育看作与德育、智育、体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维度，提倡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相互配合，互相作用，共同承担人格养成的重要使命。刘伯明的美育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刘伯明论述了美育之历史。美育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希腊人爱美根于天性，为他民族所不及。

　　然优秀明媚之环境，亦足以影响之”。希腊人论美，包括德、智、体诸种成分，不同于后世偏倾于一面。柏拉图重视美感教育，希冀善与美的理想国。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法国的罗梭、德国的席勒发扬光大了情感教育与美感理论，但到了近代，英国的斯宾塞注重生活环境，不太重视美育功能，视审美为闲暇之消遣。美国的杜威强调实际的社会改造，而忽略审美欣赏。与此相比，中国士人重视生活情趣，可以弥补美国人之偏颇，而美国人的实用原则，也可弥补中国人之不足。

　　其次，刘伯明抉发了美育之价值。主要有五点:(1)培养正当的爱好。(2)培养文雅之态度。(3)助益人的道德。(4)创造和谐氛围。(5)增长闲情逸致。(6)培养艺术眼光。(7)摆脱功利困扰。(8)传达美之情感。⑧在美育的价值体系上，刘伯明显示了哲学家的明晰思考。

　　最后，刘伯明提出了美育实施之方法。他认为儿童具有可塑性，美育要从小培养。校园环境美，能培育学生的美感与性情;绘画音乐之美，能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陶冶其心灵;教师的优美人格，能熏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课外游艺活动，能培养学生的艺术情趣;男女的社交礼仪，能培养学生的优良性格。

　　刘伯明的美育观，既有理论性，又具操作性。阐述事理具有条理性，举例精巧而富于启发性。这是 20 世纪早期的一个有价值的“美育概论”文本，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培基之作。在近代中国，首先把西方美育介绍进来的是王国维。

　　他在 1906 年就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说:“人之能力，分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精神之能力中又分三部，知力、情感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情感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能不具备真善美之三德。

　　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⑨王国维明确了美育的情感特质，刘伯明接续王国维的美育理念，强调美育有益于德育，但其价值又超越德育，更具有陶冶性情、丰富生活和净化人心的功能。人生若无音乐、美术、诗歌、戏曲之类的美育，便会流于枯槁狭隘的境地。

　　1912 年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指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并且身体力行，在北大设置书画、音乐研究会，具体实施美育。刘伯明作为开明的教育家，像蔡元培那样，提倡在学生与青年中推广美育，旨在使其参与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塑造。有着“南雍祭酒”之称的刘伯明，见贤思齐，努力办学，注重人格的感召，主张“人性全体之解放”、“富于审美情操”、“与雄伟之美相接”，力持人文主义的美育精神。刘伯明在东南大学治校时扶植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

　　对于前贤的美育思想，刘伯明一方面赓续、励行，另一方面力图完善、补充之。1917 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中提出美育不能从属于宗教，“莫如舍宗教而易之以纯粹之美育”。刘伯明对蔡氏倡导美育的宗旨是理解的，但又提出了商榷性看法，认为美育固然可以成为培养性灵的教育方式之一，但它不能代替宗教重塑人的内在生命的功能。艺术能够移情，是“满足欲望的暂时替代品”，但它不具有宗教信仰至善的绝对价值。“宗教有精神世界做他的对象，为一般普通艺术没有，如何能代替呢? 反言之，能代替宗教的艺术，除非是艺术受了宗教化不可。”

　　刘伯明从学术的角度提醒人们注意宗教的本体性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一概否定。刘伯明认为蔡氏美育观体现了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美育艺术与宗教之间的本质、功能和区别，还是需要明察的。

　　刘伯明对现代美育维度的透视，得力于其知识背景与学术积累。他深入研习西方的哲学文化，了解西方美育的历史体系和现代形态，拥有广袤的世界眼光和学术胸怀。同时，刘伯明视美育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情操为人生的理想境界，以“美育化”为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高远目标。教育救国、美育辅教，是刘伯明所要践行的愿景。

　　四、结论:被遗忘的美学家

　　“典范”(或称“范式”)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首先提出的，认为科学实践中的某些杰出人物，突破旧原则对研究工作的限制，起用一种新的公理公设，以具有更大阐释力的范式来代替。相应地，其他一系列基本理论、方法、模式等都发生改变，于是围绕新的元叙事建立一套新话语，其他判断都依据这个话语来判定它的优劣和去取。“范式”也就成为“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方法等等构成的整体”。

　　20 世纪早期，一些雄才大略的中国学者具有吐纳中西的胸襟，他们出国访学或留学归来后，其中很多人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开创一代学风。他们提出问题的范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考，实现了中国学术的知识型的转换。

　　从美学发展史看，王国维和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创立初期起了最为重要的、最具主导性的作用———典范作用。王国维最早把西方的美学介绍到中国，并对美的性质、范畴、审美心理、美育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他运用西方美学的新观念、新方法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诗话，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表现出新的文论观念和美学气息。与此同时，蔡元培不仅是一位美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探讨美学与人生、审美品格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并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对美育极力倡导，因而使美学与美育具有了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功能。

　　紧步王、蔡二人的后尘，刘伯明在探讨文学的美学特征、传播西方的美学思想、建构美育理念方面，积极尝试，稳步推进。作为东南大学掌门人(副校长)，刘伯明倡导“朴茂”、“惟真是求”之学风，发扬王国维、蔡元培的学术范式。应该说，在中国现代美学的新传统建立的过程中，刘伯明于 1921 年发表的三篇重要美学论文具有接踵与辉映之效能，呈现了一种联璧之华。过去，由于理论框架、观念、眼光的限制，学界未能发现和了解刘伯明美学的贡献。已经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美学史着作中，几乎不提刘伯明的名字。然而，在现代中国美学的构建过程中，刘伯明毕竟沉潜奋力，浇灌过美学花朵。笔者以为，刘伯明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早期中国最具现代文化意识和思辨精神的美学理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