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研究(3)

　　理性有什么性质？ 我们可以从知性的使用中发现理性的性质是法则。知性只是理性应用于经验时的名称。理性的法则在面对现象事物时，就是先天的知性范畴，它们能整理感性事物而给它们以自然法则。但是，在它超越经验时，它的法则就是自由法则，也就是说，在这里，它没有任何感性事物需要整理，即不需要用知性范畴把感性事物整理成知识，于是，理性事实上只能以自己为对象，这可以说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沉思或思辨是一回事情。只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最高的知识，而康德则认为这不可能是知识，因为我们对此对象没有直观，故而做不成知识。但这种以自己为对象的理性可以发挥其实践能力，即能使事物按照应然的秩序而出现。康德认为，首先，这是在限制知识，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设想有超越经验必然性的自由，这并不自相矛盾。也就是说，在理论认识上，我们对自由概念只有一种否定性原理，这只是彰显了自由存在的可能性（ 即只是在逻辑上不矛盾） .然而，这种否定性的原则在与意志即欲求能力相关时，却具有一种积极作用，即能使“对意志的规定”“建立起扩展的原理，这些原理因而叫做实践的”
　　
　　[3]180.也就是说，它要以自由概念来规定意志而做出应然的现实行为来。
　　
　　可以说，对康德而言，真正的“实践”概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界定的，因为就对意志的规定性来说，自由概念能够扩展其活动范围。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人是有欲求能力的，是有意志的，那么意志应该被什么东西所决定而形成行为动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自由的积极意义来。只有我们的意志能够为纯粹的理性法则的形式所决定，则我们的意志就是自由的。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认为，对于道德法则为什么能直接决定意志，我们的道德关切为什么能产生等问题，我们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直观，也就形不成知识。显然这是因为受到知识论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不再承继这样的思路，而是直接面对本体界和纯粹的理性，把在道德法则下对义务的意识看做“理性的事实”.所以，对于纯粹实践理性具有实践能力这一点不需要批判，倒是一般实践理性由于混杂有经验成分，如果它要运用到道德领域，就必须彻底清除其经验成分，否则就是误用，因此才需要批判。那么，把道德法则看做“理性的事实”是否有根据呢？ 我们认为，康德确实有根据。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理性在现象世界中使用时，就表现为先天的知性范畴，它们整理经验事物而形成自然法则，而经验事物自然而然地会遵循自然法则； 但当理性超出经验使用时，就只能以自己为对象，其表现必定是一种能够约束意志的自由法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在道德领域中的立法能力。按照康德的想法，先天的知识的存在是理性自身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实践哲学，没有这种先天的知识，则实践哲学就是徒劳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好像是有人想要通过理性来证明不存在理性一样”[3]13.既然理性是存在的，所以道德法则就是一种理性的事实，当然它只有“观念的实在性”,而没有经验的实在性（ 即不是知识的客体） .况且，普通实践理性就能分辨出理性中的自由法则。比如我们能够分辨出出自哪种动机的行为是真正高尚的。例如，对于一个诚信经营的行为，我们只要反省一下，就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的动机，即或者是为了在顾客面前建立信誉，从而使生意获利； 或者是认为诚信本身就好，哪怕因此而遭到利益上的损失也必须这么做。普通实践理性都会认为，只有出于后一种动机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高尚的。一旦反省到我们的动机中杂有感性偏好的成分，我们就会认为自己行为的道德性要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我们的确会对理性法则产生一种敬重，会去出于理性法则自身而行动，这样的行为就不以结果为动机。理性法则的作用是对意志进行规定，以产生一个善良意志，于是，这种善良意志的产生就是理性自身的实践能力的发用，或者说就是实践理性本身。
　　
　　显然，理性法则是处于本体界的。然而，按照康德哲学，本体界是与现象界相对应存在着的，从本质的角度说，它们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两个视角，只有从这个两个角度看待世界，理性的超验使用时所导致的二律背反才能得到解决，其中第三个二律背反就是关乎自然必然性和自由的。正论是： “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显象全部能够由之派生出来的惟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显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通过自由的因果性”; 反论是： “没有任何自由，相反，世界上的一切都仅仅按照自然规律发生”[5]300.从理性的经验使用来看，自然界就是由因果必然性所支配着的，所有事物都处于互为因果的必然性链条之中； 但是，从理性的超验使用来说，就只能有自由的因果性，也就是说，在本体界，理性就只能是原因，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原因，它不是任何其他事物的结果。从实质意义上说，所有人为的现象事物都应该是理性的实践能力发用的结果。这样看来，理性就是绝对自主的，并且是绝对自发性的，所以理性的属性就是自由，但它只有在应用于实践领域时才是自由的，由于意志即是实践理性，所以我们能意识到意志的自由。这样，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就得到了解决，自然必然性和自由都能同时存在，只是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在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能为人所理解。作为有肉身的存在者，我们完全服从自然的因果必然性； 但同时，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又是自由的。康德说：“自由当然是道德法则的 ratio essendi （ 存在根据） ,但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 ratio cognoscendi（ 认识根据） .因为如果不是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清楚地想到了道德法则，我们就绝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自由这样的东西（ 尽管自由并不自相矛盾） .但如果没有自由，在我们里面也就根本找不到道德法则。”[3]180这就是对“理性的事实”的说明，正如 Paul Guyer 所解释的： “这种理性的事实是一个认识根据，从这里我们才可以把意志的自由推导出来，并且仅仅是为了实践的目的。”[6]86所以，对康德而言，道德法则与自由是同属本体界的。然而，在我们的思维中，自由只能是消极的，因为我们意识不到自由，只是在逻辑上假设它的存在是可能的。所以，康德说，我们的出发点不可能是自由，“原因在于，我们既不能直接地意识到自由，因为它的最初概念是消极的，也不能从经验中推论到自由，因为经验给予我们供认识的只是显象的法则，从而只是自然的机械作用，这恰恰是自由的对立面。”[3]32然而，如前所述，理性自身就表现为法则，所以，理性法则是我们能够直接意识到的。于是，如果理性要有实践能力，它必定与意志直接发生关系，就是说，意志要成为善良意志，一定要以理性法则的纯粹形式来决定自身，于是，道德法则就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时，道德法则从根本上说，就是不让感性偏好占上风，并且完全独立于感性偏好地成为意志的直接决定根据，由此，道德法则就直接地导向自由概念。这就是说，所谓自由，就是意志摆脱感性偏好的决定，即摆脱自然界的因果决定的必然性的链条，而以道德法则来决定自身。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没有道德法则，自由是不能被认识到的，因为我们无法形成对自由的知识。而有了道德法则，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意志原来应该被道德法则所决定，从而使我们意识到独立于感性好恶的自由的积极存在； 但是，如果没有自由，则道德法则也不能存在。正因为有自由存在，理性要进行道德实践，就要使意志摆脱感性好恶的自然必然性的约束，就需要以理性法则的纯粹形式来先天地决定意志，于是我们就直接地意识到了道德法则。
　　
　　事实上，康德之所以以彼此共存的形式来彰显道德法则与自由，是因为本体界在理性的经验使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空无，而在实践中，则这个空无就只能被理性本身所占据。
　　
　　当我们实践地思考理性的功能时，这个空无才能成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事实，理性在此以自身为对象而思考，但是这种思考显然不能是思辨的，而必须是实践的。而要成为实践的，就必定要处理理性与意志的关系。因为意志“是一种要么产生出于表象相符合的对象、要么规定自己本身去造成对象（ 无论自然能力是否充足）亦即规定自己的因果性的能力”[3]16.说到底，意志就是一种诉诸行动而产生某种自然后果的能力。在它作为产生与自然法则的表象相符合的对象的能力时，它就是受到感性好恶决定的意欲； 在它作为决定自身而导致这些对象的能力时，它就只能是受到理性的自由法则的决定的意志。
　　
　　由于在本体界之上再也不能设想更高的东西，所以，本体界的概念只能用作实践的目的，只有这种实践能够赋予行为以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价值，而任何有条件地实践的东西，就必定是以经验为条件的，其价值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所以，康德的实践哲学，从其自身的性质而言，需要界定那种无条件地是实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