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论创新”是一项艰难的活动，而不是一个轻浮的口号。对于“理论创新”，真正最有说服力的是具有创新性的重大哲学成果。否则，关于“理论创新”的言说就有可能如黑格尔那着名的比喻所说的那样，是“站在岸上学习游泳”，难免落入外在的“清谈”和“屠龙之技”。但如果我们能从哲学史上“哲学理论创新”的典范中，反思和提炼出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些重要条件和要素，以作为实际的“理论创新”活动的启示和借鉴，也许还是不无意义的。
本文试图以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创造为“案例”，对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和要素作一简要分析。德国古典哲学无疑是哲学史上哲学理论创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一。从 1781 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到 1831 年黑格尔去世，中间只间隔短短 50 年，而从《纯粹理性批判》问世到黑格尔最后一部有重要影响的着作《法哲学原理》出版( 1821 年) ，所间隔的时间更短，只有区区 40年。然而，正是在如此短暂的时代之内，产生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诞生了极为辉煌灿烂的哲学思想理论成果，涌现出令人震撼的思想创造力，在人类哲学史上留下了难以复制的伟大篇章，它不仅对马克思哲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是哲学思想灵感不竭的源头活水。那么，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哲学的理论创新”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涌流出来? 究竟是一些什么关键要素支撑并贯穿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原创性活动中? 无疑，这是一个既诱惑解释又抵制解释的极为复杂的现象，要对此进行完全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其中一些重要要素仍然可以被分析剥离出来，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最基本的说明。
以思想的方式切中和穿透“当代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实现理论创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以思想的方式切中和穿透了时代最根本、最普遍的问题，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说道: “德国古典哲学积极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这无疑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理论创新”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的中肯解读。
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来说，这一最根本和最普遍的问题以及“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无疑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及其后果。法国大革命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价值理念、生存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德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能否迸发应有的哲学“思想力”，以其特有的方式捕捉、切中和回应这种冲击和改变，成为衡量哲学能否实现“理论创新”的重大考验。对此，泰勒说道: “18 世纪 90 年代，从巴黎波及整个欧洲的那场所向披靡的大革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影响; 它使得年轻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对革命既充满了热情，又掺杂着朦胧的恐惧。
因此，黑格尔及其同时代的许多着述可以通过想要同对法国大革命之痛苦的、纷乱的、隐藏着冲突的道德经历达成妥协的需要而得到解释。”马尔库塞也敏锐地指出这一点: “德国唯心主义曾经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这并不是说，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法国革命提供了理论先导，而是说，他们所撰写的哲学着作，大体是对在理性基础上建立国家和社会，以便使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够符合个人的自由和利益的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挑战的一种反应。”
德国古典哲学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它找到了切中和穿透时代精神的恰切方式，那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捕捉到了时代普遍问题的精髓和实质，深刻揭示和展现了时代的成就、矛盾、危机、困境、希望与前景。德国古典哲学所捕捉到的时代普遍问题的精髓和实质，泰勒概括得十分准确，那就是“关于人的主体性性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如何把两个看似互相分离的人的形象统一起来的问题，即如何把在一定层面上既具有亲和力但又无法最终融为一体的两个形象统一起来的问题”。法国大革命以史无前例的气势摧毁了以人身依附和压迫为特质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个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得以挺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依靠和匍匐于它之上的外在权威转向依靠“自由”和“理性”的个人主体。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性”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它欲代替中世纪宗教曾发挥的“绝对一体化力量”，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最根本的价值规范性基础。究竟如何把握、理解并批判性地反思这一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主体性原则”，成为理解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命运的根本问题。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围绕此问题的深沉厚重的思考，为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特质提供了一面“思想之镜”。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其重大思想动机是为个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奠定先验基础。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通过理性批判，确立了先验的“我思主体”，那么，他更为重要的使命是要在道德领域确立先验的“道德主体性”及其自由的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道德主体性”独立于一切机械的自然的因果必然性，它不是作为一个如同“自动机”或“动物”的自然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自我立法、自我决定的道德意志的自由自律存在，人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尊严”和“人格”被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判断力批判》则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
概念，使得从“自然概念”到“自由概念”的过渡成为可能。通过对认识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批判，康德把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不仅确立为哲学的拱顶石，而且奉为“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最高法官”。康德哲学对“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哲学论证，正集中凝聚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精神。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进一步推进了对“道德主体性”的高扬，他试图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更为彻底和充分的发展，来融化和消解康德的“自在之物”，把“主体性”确立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和中心。他们对“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哲学论证，正集中地凝聚和表达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精神。与康德和费希特不同，谢林和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及现代性的命运投入了更多的批判性反思。他们所关心的是: 随着理性的、自由的“主体性”这一现代性原则的确立，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主体”与“自然”、“主体”与“社会”、“理性”与“感性”、“个人私人生活”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等的分裂与对立: “这些对立的一边是思想、理性与道德，另一边是欲望和情感; 一边是最充分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另一边是社会生活; 这是自我意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对立; 此外，还有有限的主体性和弥漫于自然之中的无限生命的分离”。这种分离表明，“主体性”是一个片面的原则，以之作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基础，将导致人的生命与社会生活的瓦解与抽象化。基于这种反思，谢林欲以“自然”作为“客观”的“主—客同一体”取代费希特的以“自我”作为“主观”的“主—客同一体”，试图以“创造性的自然”为本体和基础，弥合“自我”与“自然”的裂缝，重新安顿人作为“主体”在自然中的位置。对于黑格尔来说，弥合这些分裂，更成为其自觉的哲学任务。在他看来，“主体性不仅使理性自身，还使‘整个生活系统’都陷入分裂状态。通过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直接批判，黑格尔想揭示其中所表达的现代的自我理解。
为了对生活分裂所面临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答复，黑格尔批判了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为此，黑格尔以辩证法为利器，以扬弃上述对立、实现它们的和解为使命，建立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上述一系列矛盾克服了其僵硬的对立，达到了“辩证的和解”。就此而言，无论是谢林，还是黑格尔，其哲学思考都根植于对时代问题的深邃洞察和创造性回应。哈贝马斯称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并力图重建被充满支配和统治欲望的抽象“主体性”原则所导致的破碎的“总体性”。卢卡奇也指出，“对于了解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这样的研究里，这种集体的主体之瓦解为‘私人的’个体，起着决定的作用”。应该说，这都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最为深层的哲学动机和理论使命。
本文的任务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逻辑与理论内涵进行专门探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 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实现“理论创新”并产生深远的思想影响，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它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最深处，洞察并捕捉到了哲学与时代的最恰切的结合点。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精神实质，马克思这样论述道: “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着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着———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马克思则认为“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法国革命的理论”。在这些评价中，马克思都突出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创造和重大贡献，在于它以思想的方式集中表达和凝聚着时代的最根本的中心问题。离开这一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将成为无根之谈。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今天仍然是理解现时代人们生存状态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学术思想资源，并显现出源源不断的思想生命力，因为构成我们存在的许多方面依然没有完全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以思想的方式所把握的现代人与社会的成就、矛盾与未来可能性。
建立在哲学历史成就基础上的开拓与超越如前所述，德国古典哲学切中和穿透了时代“最普遍的问题”，这是其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试图把握“时代问题”的哲学都可以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有一个重要的限定词，那就是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舍此，所谓对时代“最普遍问题”的把握将沦为空洞肤浅的陈词滥调与“理论泡沫”。而要做到“哲学的方式”，一个重要前提是立足于哲学思想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开拓与超越。这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体现。
对前人已有思想成果、存在矛盾、理论教训等的深入、透切的理解、吸收与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更往前追溯，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全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哲学史发展的丰富思想学术资源，都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深厚博大的理论基础。黑格尔曾这样说道:“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 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剥除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他对哲学发展史的概括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 “晚出”的哲学体系只有吸取和消化前人的思想成果，才能实现哲学的自我超越和推陈出新。
众所周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把自己关心的问题归结为四个问题: “在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 1． 我能知道什么? 2． 我应当做什么? 3． 我能够期待什么?4． 人是什么? 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全部康德哲学即是围绕这四个问题所作的系统深入的展开。阅读康德着作，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对每一个问题的探索与回应，都建立在对哲学史上前人探究成果的批判性吸取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在回答“我能知道什么”问题时，近代哲学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理论争论及所留下的理论难题，构成了康德解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重大思想背景，尤其是休谟哲学“打破了其独断论迷梦”，开启了其“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方向; 在回答“我应该做什么”时，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和法哲学所积淀的思想成果都处于康德反思批判的视野之中; 在回答“我能够期待什么”问题时，中世纪以来所产生的关于“上帝证明”的各种主要理论类型都是康德一一要深入地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对象……可以说，正是在对前人理论成果的深入解读、充分消化并对其理论矛盾洞若观火的前提下，康德的“批判哲学”才成为可能。
黑格尔也许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自己的哲学与前人理论成就之间关系最为自觉的哲学家。他说道: “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的。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黑格尔把哲学发展史当成为一个有生命的、自由的思想运动，前人的思想成果构成了这一运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环节，它构成任何一个哲学产生和创造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承认，“逻辑学”在黑格尔全部哲学体系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它以研究“纯粹理念”，即“客观思想”为对象，因而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形而上学”。只要我们看看黑格尔的《小逻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黑格尔展开其“逻辑学概念”之前，他首先做的是对哲学史上对待“客观思想”的三种态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三种态度分别是“经验主义”、“批判哲学”与“直观知识”，这三者可以说涵盖了黑格尔逻辑学之前关于“思想客观性”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凝聚了近代哲学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类型，它们构成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的重要背景。事实上，不仅近代哲学，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说法，自古希腊哲学以来 2500 多年的哲学发展思想成果，都构成自己哲学不可缺少的内在环节与思想营养，“思想藉以出发去发现它自己的这一系列的产生或发现，乃是一种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工作”。司退士称“黑格尔的基本原理就是古希腊人和康德的基本原理”，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黑格尔透过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发现”了其蕴含的潜在的思想可能性，这的确是一个基本事实。瓦莱士曾说: “黑格尔打算提供的不是什么新奇的或特殊的学说，而是世代沿袭的、时狭时宽，但基本上仍然相同的普遍哲学。这种哲学意识到了它的连续性，并以自己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一致而自豪。”这一说法显然有过分强调黑格尔与古希腊哲学之间连续性之嫌，但它的确包含了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希腊唯心论”与“黑格尔唯心论”之间所具有的深层的思想渊源关系。
但与上述相辅相成的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把先辈的成就视为不可触动和不可置疑的神圣权威，而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批判力量，在前人思想成果的“视差”中实现了“跨越性的批判”。柄谷行人在论及康德的“理论创新”时，认为康德所进行的“超越式批判”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康德所处的“场域”，“来自经验论与理性主义‘之间’。对他来说，经验论与理性主义并非两个不相干的学说。康德所遇到的乃是世界之内与构成世界的主体，即胡塞尔碰到的那个悖论。但这是康德透过‘强烈的视差’而直接目击到的。他的‘批判’也正由此开始”。正是在这种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强烈的视差”，实现了对经验论与理性主义的“交互式”批判，经验论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被超越，一种全新的以“理性批判”为灵魂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由此被锻造出来，在哲学史上被称为“康德主义”的“哲学创新”于是成为现实。事实上，不仅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哲学家都是如此。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无疑是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形而上学的核心理想，但同时又吸收了包括近代哲学以来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包含的独断性的批判成果，以“辩证法”批判和改造了“形而上学”，在一个新的地基上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复兴”，建立了一个“辩证法”、“本体论”与“逻辑学”三位一体的宏大哲学体系，实现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双重“理论创新”。
深植于哲学思想的历史和成就，同时又充分发挥充沛的“思想自我”的个性，善于进行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换，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思想自我”相辅相成的学术生态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哲学家之间相互批判、竞争和反驳的同时又彼此借重和激励的学术生态，这种学术生态，可以描述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学术气氛与个性充沛的“思想自我”的内在统一。
众所周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语出《国语·郑语》，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为西周处于灭亡的危难之中，原因在于周王“去和而取同”，有不同观点的人被排斥，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却得到重用。他明确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意味着相异的事物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导致事物处于停滞甚至僵死状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对于哲学的“理论创新”也许是最为贴切和适用的。这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最为生动和充分的诠释和证明。按照我们长期以来信奉的观念，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进程”，即使按照这种简单化的观念所提供的思想图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每一个人都以前人的观点作为出发点，但同时又不断超越前人，自成体系，在短短不到 50 年时间里，一浪接一浪地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例如，费希特深受康德的恩泽和提携，费希特的第一本着作《试评一切天启》就是在阅读和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发挥康德哲学的“微言大义”而写成的。康德把它推荐给出版商出版，人们一度认为康德是该书作者。经康德澄清之后，费希特在哲学界一夜之间名闻遐迩。但费希特对康德不是盲目追随，他认为康德所留下的“物自体”与“现象”的二分是康德哲学的理论矛盾与不彻底之处，试图以其《知识学》克服之，并把这视为对康德哲学的真正继承和发扬光大。当 70 岁的康德读完时年 32 岁的费希特的着作之后，发现后者与自己在基本观点上有重大分歧，于是公开申明自己的哲学立场与费希特“知识学”立场的根本差别并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指责构成“知识学”基础的“自我意识”概念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幽灵”。面对老师的批评，费希特不为所动，穷尽一生，不断完善和改进其“知识学”体系，留下了多达十五个版本的《知识学》。今天回头去看康德与费希特之间这段“学术公案”，就不能不承认，两人之间既相互激励，又“和而不同”的学术关系，对于他们不断深化其思想体系，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令人感慨的是，费希特与康德的这种关系同样在费希特与谢林、谢林与黑格尔、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重演。年轻的谢林通过对费希特哲学的领会与阐释确立了在哲学界的地位，但他最终还是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背叛”了他的老师，对费希特和康德“主观意识”特征明显的哲学观念作出了毫不客气的批判，形成了在理论原则和精神气质上与老师有着重大不同的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此过程中，费希特也反过来对谢林的批评表示了强烈质疑并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黑格尔与谢林本是同室好友，黑格尔刚刚出道时，谢林早已名满天下，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黑格尔才在大学获得教职。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谢林读到的却是黑格尔对自己不点名的批评:“哲学里现在流行的这种天才作风，大家都知道，从前在诗里也曾盛极一时过; 但假如说这种天才的创作活动还具有一种创作意义的话，那么应该说，创作出来的并不是诗，而是淡而无味的散文，那就是一些狂言呓语。同样地，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哲学思维，自以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凑———一些既不是鱼又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黑格尔甚至用“夜间观牛，其色皆黑”来批判谢林的“绝对”概念的“空洞无物”。谢林也没有让步，而是从自己立场出发，反过来批评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执着于逻辑与概念，从而抹杀了真正具体的“现实”，并在晚年展开了一场对黑格尔哲学的“讨伐”。另外，在黑格尔的着作中，黑格尔多处批判康德，声称是康德哲学的真正继承者、扬弃者与超越者，而康德本人则根本不认同黑格尔的哲学立场( 在黑格尔的立场最终被详尽阐述时，康德依然在世) 。所有这些都表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所呈现的思想图景，与长期支配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进程”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照这种观点，“从康德一直到黑格尔的每一个哲学立场就像是楼梯的一个台阶，我们登上的时候就把先前的台阶留在了后面”。事实上，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之间，既存在思想上的相互刺激与推动，更存在不同立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既有思想上的惺惺相惜，更有摆脱前人依傍，特立独行的思想个性的挺立; 既有前人为后人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营养，更有彼此之间以“批判”与“反批判”的方式的“相互致敬”。
亨利希认为，应该放弃“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图景的流俗描述，而以“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取而代之，以凸显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家之间这种风雷激荡的互动关系与思想气氛，这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因为“之间”远比“从……到……”更为深刻、准确地表达了德国古典哲学那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时又个性张扬的思想理论氛围，它向我们证明: 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家们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他们谁也没有、也不能替代另一个，而是在相互激发中创造出了高度个性化的、属于自己的“哲学概念”，实现了每一个人的“理论创新”，并共同造就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辉煌。事实上，如果把眼光进一步扩展，这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学术生态不仅体现在哲学领域，还体现在整个德国的思想文化生活领域。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中描述了歌德对黑格尔哲学的重大影响，黑格尔在致歌德的书信中说道: “因为在我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进程的时候，无处不看到您的踪迹，我可以把自己称为您的一个儿子; 我的内心从您那里获得了对付抽象的营养，获得了有抵制能力的坚持，并把您的作品当作照耀自己道路的指路明灯来遵循。”事实上，兴起于 1770 年的德国文学艺术领域的狂飙突进运动所张扬的对封建专制与等级制度的犀利批判，对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至深，除歌德之外，像以赫尔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在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上为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另外，正如亨利希十分生动而全面的描述所展示的那样，德国古典哲学除了前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代表人物“之间”所形成的哲学氛围，还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群体在与这些代表人物的相互批判与反批判中，共同铺就和营造着“理论创新”的丰厚土壤，例如雅可比、赖因霍尔德、舒尔策、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等等。
按照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的观点，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创造者在其思想文化氛围、文化与教育背景中潜移默化所形成的“支援意识”，它作为一种“隐性”然而强有力的力量支持着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创造。德国古典哲学深植其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生态，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支援意识”。简要结论。
我们以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为个案，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理论创新”的基本条件和要素，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启示。第一，要真正实现哲学理论创新，一个重要条件和要素在于是否能以哲学的力量切中并穿透“当代问题之所在的问题的中心”，深刻反映和表达时代个人和公共生活的苦恼、矛盾与希望。借用着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一部名着的书名，哲学的理论创新要成为可能，哲学就必须有能力成为时代个人和公共生活的“镜”与“灯”。只有这样，哲学才有可能获得“理论创新”所应具有的思想份量与话语厚度。第二，要真正实现哲学理论创新，另一个重要条件和要素是能否在深厚的哲学底蕴积累的基础上，切中并穿透哲学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深层理论矛盾和困境。只有这样，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关注才能避免沦为表面的空洞的话语泡沫，真正赋予现实内容以哲学的崭新形式。第三，要真正实现哲学理论创新，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和要素是能否形成一种真正健康的有利于理论创新的学术生态。哲学思想家面向“思想的实情”的“思想自我”的张扬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开放、多元，相互竞争和激荡的思想气氛，是孕育和滋养哲学理论创新的必要“支援意识”。所有这些，对于渴望创造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与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