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的性别叙事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性别叙事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探析
　　【第一章】男权烙印下的金庸小说
　　【第二章】 “双性同体”的性别叙事
　　【第三章】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性别表达
　　【第四章】影响性别叙事的因素
　　【结语/参考文献】金庸小说性别叙事特征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2 章“双性同体”的性别叙事

　　金庸小说中的性别叙事除了受到作家作为男性所固有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男权烙印外，还受到作者内心深处“双性同体”潜意识的影响，这使得金庸作品中的性别表达超越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和张力。

　　作家的创作会受到潜意识的心理和深层需求的影响。所谓的深层需求，指的是那些被压抑的、埋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欲说不能、欲罢不休”原发性需求，这些需求在暗中发生作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这种深层需求就连作者本人也往往意识不到，构成了作者创作的潜动机。

　　①这种潜动机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社会文化在作家心中积淀影响而形成的深层的文化心理，二是由个人生理、个人经历等因素造成的潜在的实现“本我”的心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这种潜动机其实就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不到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造成了人们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上的心理定势，从而在许多方面上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个人自身因素造成的生命体验的复杂性促成了作者不自觉的希冀和追求。对于金庸来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双性同体”气质积淀影响下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和阿尼玛原型指导下的女性潜倾，共同构成了一种“双性同体”的创作潜动机。

　　2.1“双性同体”概念简述

　　“双性同体”又称“两性同体”、“两性共体”、“雌雄同体”,原本是由生物学“雌雄同株”现象衍生而来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指在同一生命个体身上所出现的兼具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生理或心理现象。②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双性同体”被引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领域，用来探讨性别差异的问题。

　　1929 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篇名为《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论文，作者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把双性同体这一概念引入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领域，主张通过对男女二元对立的超越，达到男女两性的真正和谐：“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由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两种力量支配，只有在这两种力量和谐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才能达到理想的适宜的境况”①.伍尔夫的理论引起了西方女性主义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就对其理论进行了修补和发展，不同于传统“双性同体”主张消除男女差异观点，她提出另一种突出差异的双性同体理论，她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指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都能找到两性特征的存在，这种存在根据男女个人，表现程度是各异，即不排除性别也不排除差异。”

　　②设想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两性的交流与对话。

　　陶慧在《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性同体”观》中曾经作过一番总结：“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或指一种大脑不分性别的文学创作状态及批评标准（androgyny），或被用来专指妇女独特的创作风格（bisexuality），定义颇多却又有着相同的前提',不论是伍尔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的双性同体（androgyny），还是西苏所提倡的另一种双性同体（other bisexuality），都是对于西方父权社会性别二元对立观念的批判。”

　　③作为性别气质探索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双性同体”理论对过去以男性为主的性别理论进行了解构和重建，促进了“性别气质”批评话语的变革。

　　“双性同体”这一概念代表着解构性别二元对立观念、倡导个体多元化的一种完善人格的象征，它启示我们：世界上不存在单纯的性格类型，每个人都是男女两种性格的混合体，由两种性格协调发展构成的双性人格是最健康、最适宜社会发展的选择。

　　在文学创作上，“双性同体”代表着一种建立在双性和谐基础上的理想创作状态。

　　正如伍尔夫所言，“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相反还必须相成。”

　　④本章引用“双性同体”的概念，借以分析作者在集体无意识影响下的小说创作。在“双性同体”的潜意识指导下，金庸作品中的性别叙事表现出了男女两性因素的调和和男女两性特征的互补，构建出一种“双性同体”的审美境界。
　　
　　2.2 江湖爱情二元叙事武侠小说
　　
　　以“江湖侠义”为主题，作为中国通俗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母题之一，“侠义”同时也是中国封建传统文人难以割舍的一个情结。它着重于描写奇侠义士的行侠仗义、快意恩仇、除暴安良、扶危救困，充满了雄壮豪迈的阳刚之气，可以说，武侠这种小说类型代表着主流男性的文学审美需求，是为满足基于男性文化的男性阅读期待而创作。阳刚的叙事元素和以男性为主流的受众群体，使得武侠小说往往被称为“男性的小说”.

　　然而据此便简单以“纯男性色彩”小说来界定评价金庸武侠小说未免有失偏颇。因为金庸的小说中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性别元素远非一般意义上武侠小说能比。金庸武侠小说既有着雄壮阳刚的江湖叙事，也不乏婉约柔和的爱情叙事。在他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作为叙事核心要素与国家民族、江湖恩怨并列为文本两大叙事线索，贯穿于作品的始末，共同构成了江湖与爱情的二元叙事，例如：《书剑恩仇录》中，一条主线是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众豪杰反清复明的江湖活动，另一条主线则是男主人公陈家洛与霍青桐、喀丽丝两姐妹的爱情纠葛。

　　《射雕英雄传》中，在身负国仇家恨的男主人公郭靖，通过江湖历练和抗击外族而成长为一代大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黄蓉的纯洁浪漫的爱情。

　　《倚天屠龙记》中一面是倚天屠龙的争夺、江湖帮派的恩怨情仇以及民族斗争，一面则是张无忌与的赵敏、周芷若、小昭、殷离四人的爱情故事。

　　《天龙八部》中在江湖恩怨、民族大义的叙事中，穿插了无崖子和他的师妹们，段誉与木婉清、钟灵、王语嫣，乔峰与阿朱，虚竹与西夏公主等感情故事作为重要的线索，推动情节的一步步发展。

　　金庸的其他小说，如《神雕侠侣》、《碧血剑》、《雪山飞狐》、《笑傲江湖》等，也都是以“江湖-爱情”的二元模式构成，既包含江湖恩怨、帮派斗争、民族抗争等慷慨激越的阳性审美元素，同时也包含男女情爱、缠绵悱恻、痴情浪漫的温柔婉约的阴性审美元素。这种江湖与爱情兼顾的“双性同体”的叙事模式，恰恰反映了作者在主体心理及精神层面的“双性同体”的潜意识。

　　作为标准的中国文人，金庸在精神深处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便具有复杂的性格色彩，一方面呈现出阳刚的“男”性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阴柔的“女”性成分，正是这种双性特征使得包括金庸在内的秉承传统文化的中国文人在精神深处呈现出双性的特征。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基调是男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报国、建国立业等救世观念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把男性当作文化价值的承载主体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柔性”的一面，它倡导中庸、隐忍，恪守成规，显示出类似于女性特征的一面。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双性同体”的。中国文人在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双性同体”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

　　具体来说，在“双性同体”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文人的精神深处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

　　一是带有厚重的经世情怀。孔子曾经说过“学而优则仕”,为“经世致用”作了很好的阐释。正是在“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重要思想影响下，中国一代代的知识分子把个体价值的实现和家国抱负牢牢的联系在了一起：李白一句“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尽显其踌躇满志、远大抱负；苏轼吟诵着“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自身报国无门的境遇下，幻想着如英雄周瑜一般从容谈笑、决胜沙场；陆游临终写下“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念念不忘“北定中原”;龚自珍振臂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期盼社会变革的来临……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自觉地担当着民族家国的重任。豪迈的经世情怀使得中国文人在精神深处呈现出雄壮与阳刚的一面。

　　二是阴柔的“女”性一面。与豪迈的经世情怀相对，传统文人还有着文雅婉约的风花雪月情怀。他们崇尚自由闲适、淡泊清静的人生境界；温文尔雅、潇洒风流；伤春悲秋、吟诗作对；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病卧床榻、自爱自怜；说不尽的名士风流，诉不完的千古佳话……以上论述的两种精神特征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深处呈现出阳刚与阴柔并存的“双性同体”现象，并通过悠久的历史沉淀，潜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后世文人产生深刻的精神影响。金庸的武侠创作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既有与“经世报国”相对应的“江湖”叙事，又有与“风花雪月”相对应的“爱情”叙事，构成了“双性同体”的二元叙事，由此展现出比传统武侠更为丰富的作品内容，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

　　金庸笔下的男主人公通常有两个结局：要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么飘然而去、遁世隐居。郭靖和乔峰属于前者，而其他主人公从《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以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大多选择了退避归隐的结局。这一方面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发展而来的，也受到一定外界因素介入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恰恰也反映了作者的潜意识。从“入世”到“退隐”的转变象征了阴阳两种叙事的中和，这种“阴阳结合”的双性同体叙事，使得男女情爱具有了与江湖侠义同等重要的叙事意义，甚至超越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对男性为主体的“经世治国”的价值取向进行了解构。这一点在《笑傲江湖》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笑傲江湖》中描绘了一个崩溃的社会，到处充斥着阴谋与斗争，正邪都不过只是个幌子，所谓的公正正义、伦理价值都被一一颠覆，相对于以往对国家民族、忠孝侠义这些以男性为主体和承载者的主流价值的弘扬和肯定，作者表现出了对男性世界“权欲”之争的怀疑和否定。

　　2.3 性别隐喻

　　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概念，他讲到，“无论从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纯粹的男性或女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每一个体都是两性特征的混合体，并兼有主动性与被动性，不管其特征与其生物学特征是否相吻合。”

　　①荣格则认为，每个人在自身的无意识之中都潜藏着一个异性性格，“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异性的特性，不仅仅从生物学的意义来看，男性和女性都分泌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而且，从态势和情感的心理学意义来看，男女双方皆具有其对方的种种特性。”

　　②据此，荣格提出了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两种重要原型。阿尼玛原型指的是女性意象在男性心中的投射影响，阿尼姆斯则指男性意象在女性心中的投射影响。可以说阿尼玛代表了男人女性化的一面，又称女性潜倾；而阿尼姆斯代表了女人男性化的一面，又称男性潜倾。

　　作为文人的金庸，基于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诉求，一方面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对家国大事的高度关注和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形成了豪迈阳刚的“男”性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家庭亲情、夫妻恩爱又赋予了其温柔旖旎的“女”性生命体验。个人生命体验的复杂影响和传统“双性同体”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金庸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双性同体”的特征，反映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便是表现出男性形象的女性潜倾和女性形象的男性潜倾。

　　2.3.1 男性形象的女性潜倾

　　谈到武侠小说的男主人公，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超凡绝伦的武艺、慷慨豪放的性格、威猛勇铸的阳刚形象。他们闯荡江湖、行侠仗义，为了国家民族、忠孝仁义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开儿女私情、将生死置之于度外。在金庸小说中，郭靖、乔峰便是这类形象的典型。然而金庸塑造的男性形象并非千篇一律的如此，而是在阳刚的气质之外，呈现出许多复杂的性格特征。

　　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视作作者基于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编制的一个又一个“白日梦”,作者在这些“白日梦”中寻求自我的潜在精神追求以及自我幻想、自我陶醉的实现，而故事中每一个正面的男主人公，几乎都是作者文学幻想中的自我角色扮演，承载了作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希冀和追求。

　　①前面第一章已经论述过，金庸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作为家国大事的主体、忠孝仁义等伦理价值的代言人，被作者赋予了国家、民族、事业、理想、道德、伦理等主流价值内涵，承载了作者的精神追求、道德准则、价值判断，带有明显的男权中心烙印。然而，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作者潜意识中的“双性同体”对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形成了不自觉的影响，导致其出现女倾倾向。

　　很多人将《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评价为一个失败的形象，认为政治上的失败导致其人生彻彻底底地失败。身为红花会总舵主、反清复明领袖的陈家洛竟然幻想依靠兄弟之情，与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乾隆结盟，结果牺牲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和众多兄弟，落得退隐回疆的结局。

　　有人将陈家洛的失败归结为政治上的幼稚，然而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原因是陈家洛的女倾性格决定的。过于注重感情和细腻的情感使其性格呈现出柔和的阴性气质，缺乏政治野心和刚毅的决心，在忍让包容中陷入了被动。例如他本来不想做红花会的总舵主，的伟业，他从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野心，完全是受义父的影响，按照众人的期待去做。

　　尽管作者着力刻画陈家洛武艺超群、智领群雄的一面，但真正显示出人物真实动人一面却是他感情的一面：在亡母忌辰前夕的恸哭，误认为霍青桐和男人亲密的敏感，与喀丽丝相爱却又忍痛割爱的矛盾……《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性格同样具有女倾倾向。张无忌最大的性格特点是宽厚良善，总是记得别人的好，却很难真正的恨一个人。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

　　①不光在政治上缺乏决断，在爱情上张无忌也常常显示出优柔寡断，总是容易受到各种感动，陷入难以抉择之中。有批评者认为他和陈家洛一样优柔寡断，而他过于良善以至于忽视了是非善恶，纵容了坏人。在笔者看来，张无忌性格中偏向女倾特征的宽容融合了佛教慈悲精神和武侠仁义精神，丰富了作者的道德构建。

　　最后来比较下《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郭靖，杨过是个性格狂傲、我行我素的人，他完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好恶行事，对于所谓的伦常道德、社会规范嗤之以鼻，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杨过除了多情、痴情外，还展现出极度的敏感。例如：杨过动辄就觉得别人看轻自己、经常自哀身世。因此，杨过身上也有着复杂的性别气质，带有女倾倾向。

　　而郭靖作为封建正统道德和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的化身，始终把社会责任摆在首要位置。郭靖性格的集中特点是忠厚自律。他有着清晰强烈的道德观和是非观，有时侯甚至过于古板和规条化。例如他在初次听到杨过要娶小龙女的时候勃然大怒，恨不得一掌毙了杨过。又如在得知郭芙斩断杨过手臂后，他定要斩下女儿的手臂来给杨过交待。这都使他显得不近人情，甚或有点专制。

　　对比杨过和郭靖，尽管我们异常敬佩郭靖“侠之为大、为国为民”的伟岸形象，但终究会觉得有些遥远，只能仰视。而从杨过身上，我们却能够找到更多普遍的心理认同和自身的影子。从这个层面上说，杨过的女倾倾向性格也许更具有普遍意义和真实性。

　　2.3.2 女性形象的男性潜倾

　　金庸精神层面所呈现出的男女交融的复杂性别色彩，不光影响到了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塑造，也对女性形象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受到潜意识中的双性审美思维的影响，金庸笔下女性人物不只有娇弱柔媚的一面，还被赋予了恰当的雄性气质，最终呈现出一种阴阳二元因素融合的双性气质：

　　首先，金庸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有许多是以女扮男装的方式惊艳出场，例如：《碧血剑》中的温青出场：“袁承志听这人声音清脆悦耳，抬头看时，不禁一呆，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美貌少年？这人十八九岁年纪，穿一件石青色长衫，头顶青巾上镶着块白玉，衣履精雅，背负包裹，皮色白腻，一张脸白里透红，俊秀异常。龙德邻也见这少年服饰华贵，人才出众，心生好感，命船老大放下跳板，把他接上船来。”①《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出场：“另一人却是个年轻公子，身穿宝蓝绸衫，轻摇折扇，掩不住一副雍容华贵之气。张无忌翻身下马，向那年轻公子瞥了一眼，只见他相貌俊美异常，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②就连扮作小乞丐的黄蓉，也掩饰不住灵气和丽质：“那少年约莫十五六岁年纪，头上歪戴着一顶黑黝黝的破皮帽，脸上手上全是黑煤，早已瞧不出本来面目，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嘻嘻而笑，露出两排晶晶发亮的雪白细牙，却与他全身极不相称。眼珠漆黑，甚是灵动。”“ 说到忘形之处，一把握住了少年的左手。一握了下，只觉他手掌温软嫩滑，柔若无骨，不觉一怔。那少年低低一笑，俯下了头。郭靖见他脸上满是煤黑，但颈后肤色却是白腻如脂、肌光胜雪，微觉奇怪，却也并不在意。那少年轻轻挣脱了手。”

　　③通过以上描写不难看出，金庸笔下这些女扮男装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了一种“柔美”与“阳刚”兼具的双性气质，使“妩媚明艳”的女性形象增添了男性的“俊逸清新”,这种女性气质的男倾表现不但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反而更加让人觉得美不胜收、韵味无穷。

　　其次，金庸作品中还塑造了一类雄心抱负、行事干练的女豪杰形象。例如：赵敏在遇到张无忌以前，一直立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她雄才大略、精明能干，笼络武林高手，用计尽擒六大门派高手，力图肃清异己分子，维护元朝统治的稳定。可以说赵敏在前期无论是政治韬略，还是果断杀伐，都表现出强烈的男性的色彩。同样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女性形象，灭绝师太更具有男性潜倾倾向。作为一个女性，她丝毫没有爱情需求，甚至厌恶男女情爱。她为人暴戾乖张、行事冷酷狠毒，在心理指向上完全背离了传统女性，同时她还有着强烈的正义感，胸怀天下、心系黎民，一生致力于推翻元朝暴政。这使她超越了传统女性依附爱情的倾向，转向了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男性价值取向。

　　这些女中豪杰颠覆了以往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性格特征还是价值观等方面都展现出阳性的性格色彩，与自身性别特征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张力，构成了一种双性同体的审美意蕴。

　　荣格认为：“有一种不为创作者的自觉意识所完全控制的直觉领悟的心理倾向普遍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之中，即自主情结（autonomouscomplex），它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的局限，遨游于作者个人利害的范围之外，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创作，才可能反映超个人的、更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才能创作出具有永恒艺术生命的作品。”①金庸潜意识层面的“双性同体”性别表达，使得作品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性别色彩，实现了对作者自觉意识的超拔，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创作中的“双性同体”的理想状态。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产生如此巨大之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因为这些作品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共鸣，唤起了人们积淀多年的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双性同体”潜意识作用的发挥，促使作者对男性中心意识的超越，是他创作发生并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