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17年间文学作品中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由于受到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影响,文学书写与当时的政治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来看,绝大多数作品都以说明革命战争的必要性为目的,基本不反映人性的多层次需求,在文学风格上非常单一.特别是到 1953 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将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于是战争题材的创作也相应的必须注重塑造革命英雄的形象.

　　这个时期文艺理论界提出在塑造英雄时要"集中了人民的好的品质加以发扬,结合着人民的理想,树立人民前进的榜样",在创作方法上"要大大发扬革命浪漫主义; 不仅只是去写进步的积极的新人,而是要创造和雕塑新人的英雄形象.不单是写出人是哪个样子,更重要的,描绘人可能以及应该发展的样子! "[1]

　　既然塑造英雄要"歌颂光明"并"给予全体人员以方向",既然可以为此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创造英雄,那么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塑造实际上也就摆脱了现实生活的束缚,而直接成为某种革命理念的形象化阐释,有时"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英雄性格,需要艺术的集中、夸张和把英雄人物理想化."[2]

　　在这一准则的规范下,建国后文学作品中虽然"新的英雄人物性格各异,但共同地都具有远大的革命的理想,乐观主义的精神,艰苦奋斗的毅力,英雄主义的气概和大公无私的品德."[2]

　　这样的文艺主张给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带来的难度在于,作家要能够完全以冰冷的政治眼光来看待战争,去除自己面对战争的残酷而生发的各种感伤性情感.感伤的战争叙事是与当时的政治要求格格不入的.尽管如此,面对战争呈现出的残酷面,仍有作家不能够做到完全政治化地处理自己的情感,他们写出了一些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

　　一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斗"》写于1953 年11 月.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写到了年轻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悲剧性的爱情.在处理个人情感和部队纪律的矛盾冲突时,作者基本上止于对爱国主义、军人职责的强调,并未深入探讨个体情感和集体利益冲突时的复杂性.文本特别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对王应洪和金圣姬交往中的微妙心理进行描写时不仅仅注重他身上革命性的一面,也极欣赏他作为一名大男孩面对异性爱情的慌张、甜蜜感情的涌现.小说写出了王应洪内心的复杂,那就是: 作为一名服役军人,他觉得姑娘的求爱给他带来了烦恼,但年轻人特有的对感情的需求又使他内心深处有点喜欢姑娘的行为.

　　赋予革命军人以人情味,甚至于写由此而生的一些弱点,使小说生动了起来.小说中的班长王顺,他作为王应洪的直接领导者、军队纪律的维护者,当他面对金圣姬和王应洪微妙的情感关系时,他并未能做到铁面无私,而竟流露出了同情,并想起了他自己的家庭,"使他感到模模糊糊的苦恼".一种因战争产生的爱而不能的感伤情绪弥漫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然而正是这种感伤的情绪使得文本被指责为"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指出,"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持,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和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是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不能激发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照亮王应洪和他的战友,以及青年读者们的前进道路的."[3]

　　作者另一篇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战士的心》也被批判为"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的作品.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在完成一个战斗任务或精神紧张时都会沉浸在自我的思想活动中.士兵张福林在冲锋的时候,想到"如果他牺牲了,他的年轻的妻子当然要痛苦起来"想到"谁来帮助她收割呢?","在间不容发的瞬间里……生活里的最好的东西就来到了自己的心里……心中,闪耀着他的健壮、快乐的妻子的亲爱的脸".作者在小说中写到了战场上士兵的"私心杂念",这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是极少见的,它不仅写出了士兵作为普通人在生死关头对生的留恋,也写出了战争之于每一个个体、家庭的残酷性,表达了作者对人的生命的珍惜和关怀.但显然这一情节的设置冒犯了当时文艺界对英雄的一些硬性规定: "兵士张福林在向敌人攻击的时候想到牺牲后妻子怎么办,谁帮助她收割.作者对个人幸福憧憬的描写已经发展成为动摇了.作者大概不知道在战斗中产生了这种想法,是要发生犯罪行为的.新入伍的兵士们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战前战后可能产生恐惧心理,但是在千钧一发的把全副心灵和意志力量都投入到战斗当中的时候,这样具体地想到死、老婆怎么办,他是会举不起自己的武器而临阵脱逃的."[3]

　　批评者在这里指责的是"在作者的笔下,志愿军兵士们的精神生活的境界是怎样的狭窄,这种心境和他们的高贵的品质、高度的阶级觉悟与大无畏的自我牺牲行为是怎样的不相称",指出"不应像路翎那样,把他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情绪,硬塞到最可爱的人的心里,把他们崇高的品质,写成庸俗的、甚至是丑恶的."[3]路翎受批评的根本还在于他涉笔了士兵的动摇,这是不被容许的.

　　二

　　刘真对战争的思考有着和路翎极为相近的地方.刘真是一个被部队抚养、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她的小说的主题大多是讴歌战争年代革命战士的英勇行为和纯洁美好的心灵,这与主流文艺思想所要求的英雄书写是一致的.但由于她采用了"童年"视角,同样的主题,刘真的创作风格上却与主流叙事有所区别,那就是她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抒情性.战争环境中一些较重大的矛盾冲突,经由孩子眼光的过滤,舒缓了许多,尤其是小小年纪的"我"虽生存在战火纷飞之中,但她辗转作战于太行山水之间,孩子那种和大自然天然亲近的情感化为清新、极富想象力的文字,穿插在她讲述战争的故事中,确立了作品的抒情风格,也使她的作品有一定的趣味性.

　　"孩子视角"使刘真的小说充满了童真,童真正是她小说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把一堆孩子请来,其中有五岁的,有十来岁的.我用演员的口气、表情读给他们听.每发现他们走了神,有点小动作,就证明那一段没有吸住他们,没有写好."[4]

　　对儿童读者反馈意见的吸纳使刘真极大程度上保证自己所选择的"孩子"视角的纯正,也使她的小说自然去除了成人化的雕饰.她的创作既将"孩子"的情思放在了首要的地位,现实生活中创作的清规戒律就很难影响她.加之她独特的童年经历使得她生活在英雄中间,她对他们有着家人般的熟悉感、亲近感,英雄之于她便是具象化了的弟兄姊妹.她自己在很小的年龄时就已是一个小小的英雄,"《好大娘》里面所描写的战地生活,就大都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其中的小刘,叫刘清莲,就是作者原来的名子.后来她还遭受过日本匪军的逮捕,坐过牢狱,后来由我们部队用俘虏的汉奸交换回来.约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敌人加紧扫荡冀南地区,宣传队改为武装工作队,作者人小,还不能使用步枪,就剃光了头,装作男孩子,做通讯员的工作,有时为了递送一封紧急的信,一夜曾跑过百多里路.……由于作者真实了解人,不是单纯只写某一点性格,而是在复杂性格中,着重描写某一点或某几点性格.因此这就使人觉得人物人物性格分明,很真实,再加情节动人,感动人的力量很大."[5]

　　由于她和英雄之间的亲情般的联系,刘真也看到了国家危难的年代,有正义感的人不得不挺身而出成为英雄的无奈,正如伽利略有句名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呀!"她也看到了英雄付出的代价,更看到了天地间那个顶天立地的人的成长.她创作出了最精彩的《英雄的乐章》,这也是她个人情感的一次喷涌,她的快乐、她的忧伤,都在其中.难怪当年与刘真同住一屋的《河北文艺》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发现了小说的手稿后会激动地说: "刘真,你的这个短篇,比你任何的小说都好,我要拿去发头条."[4]

　　《英雄的乐章》有着作者自传的色彩.它写了"我"和"玉克"从儿时起在革命队伍里相识,一直到青年时两人相爱的情感经历.但战争阻隔了这场美好的爱情,"玉克"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小说的开头文字是:

　　庆祝建国十周年后的一天夜晚,我坐火车来到了北京,迎着十月凉爽的风,我急步走到天安门前.北京! 这难道是你吗? 那六亿人民的大礼堂,宏伟的博物馆,辉煌的民族文化宫.长安街上是一片电灯的海洋,电灯的森林.我好象进入了童年奇妙美丽的梦中.

　　从作品的第一部分文字来看,作者其实要讲述的完全是一个属于颂扬主旋律的故事,那就是无数英雄的鲜血换来了新中国伟大的胜利! 但由于作者是以童年时代的"我"的身份进入到故事的叙述之中,"一九三九年,我还是一个不满十周岁的女孩子,跟母亲一起,来到了革命队伍里",作者就不由自主地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作家身处的具体语境.

　　1959 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以后,全党普遍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击实事求是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 国际上,中苏矛盾开始明朗化,我党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任务.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形势使我国意识形态( 包括文艺) 方面的斗争更加复杂.在这种语境中,谨慎的《人民文学》编辑给刘真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还未等刘真修改,小说手稿被一位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位领导看了后对刘真说: "你这篇东西写得真有才华,不过,要拿出去公开批判,政治上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顾作者的激烈反对,将稿子拿走,不许作者再改一个字,去付印做公开批判之用.

　　这篇小说在当时最被非议的人物形象就是"玉克".这是一个为祖国献身的英雄形象,但作者并未按当时的写作戒律将之刻意地塑造成一个钢铁般的巨人."玉克"在和"我"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的过程中,尽显其细腻、绵长的柔情,正是这让"我"对他难以忘怀; "玉克"虽是一名战斗英雄,但他却不崇尚战争,就是当最心爱的人问到他打仗立功的事时,他也只是回答: "你知道,'打仗'二字是用血写成的,你叫我暂时休息一下."在他心中,对战友在战场上相继阵亡而产生的悲伤压倒了他作为英雄的自豪: "我刚十九岁就当了连长,不! 你别奇怪,这连长二字,是多少战士流了很多的鲜血凝结成的.""那些同志临死,有多少话要对这个星空世界诉说呀! "作品中的英雄竟表达出了对在战场上生命轻易逝去的悲悯之情,这既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杀身成仁的价值观,更不符合当时描写英雄时所要求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且"我"的叙事带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面对亲爱的人的牺牲,"世界好像不存在了,在我面前,只有他的面容,他的眼睛,他那珍珠似的语言,和他手中的武器---这一切,化成了他那不朽的音乐,在我整个的心灵中热烈地鸣响起来."虽然作者努力从理智上认识"玉克"牺牲的意义,但她在作品中压抑不住的仍是对至爱者在战火中逝去的悲伤.

　　小说一经发表,其中流露出的反战倾向就遭到批判: "由于刘真同志只是抽象地去观察战争的'苦难'和'残酷'的一面,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就把神圣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积极的、正义的一面完全抹煞了.不管她主观想法怎样,这篇作品决不是歌颂革命战争,正义战争,而是宣传了悲观失望的厌战思想,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6]

　　很快何左文对王子野批判刘真的文章做出了呼应.他在文章的开篇便写道: "十月,在我国人民心目中是崇高的.我们的共和国诞生在十年前的十月,毛主席在她的第一天揭开了我国崭新的历史; 人民的悲愁和痛苦一去不复返了,欢乐和希望获得了永恒的位置.人民愿意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献给崇高的十月.但是,青年作家刘真同志注明献给'十月'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却是和崇高的十月格格不入、完全悖谬的,这是一篇赞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歪曲革命战争,丑化革命部队,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感伤、阴暗、颓废情调的作品."[7]

　　这两篇评论都是在权威性的刊物上发表,并且与王子野的文章同期发表的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 宣扬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 宣扬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认定为是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英雄的乐章》正是在政治上被视作修正主义,它受到批判的症结主要在于小说中对"英雄"的塑造与政治话语所认可的"英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在于作者对"英雄"牺牲的感伤情感的流露."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我们却看不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壮丽图景,看不到'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 '的人民战争的辉煌面貌,更看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毛泽东英明领导下,洋溢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长道路.我们看到的,仅是两个青年缠缠绵绵的爱情和他们渺小可怜的个人'理想'的幻灭.总之很清楚,作者以个人幸福和革命战争的冲突,构成了作品的基础,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描写了宏伟的革命战争."[7]

　　也就是说,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爱情"、"个体"、"非战"都被排斥在"英雄"的内涵之外.事实上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不是他们不具备这些因素,而是他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能暂时放下这些因素.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允许他们对此有丝毫的留恋,这未免是苛刻的,因为"爱情"、"生命"毕竟是美好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任何时候都要以种种方式教会人们对"爱情"和"生命"的尊重.在战争年代,英雄们决战时之所以流露出感伤,正是由于他们心中存活着美好的种子,况且在国家庞大人群中微不足道的个体生命,对个体本身或者家庭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当个体幸福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总是居高临下地要求个体的牺牲,这导致了个体生存在政治空间里逃脱不掉的命运.西方文学作品对此书写时更多的是流露出对个体的悲悯,所以西方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反战内容.其实只有立足于反战立场上的战争才是更符合人道主义的观点.《英雄的乐章》受批判的年份,也正是巴人、钱谷融、蒋孔阳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观点受到批判的时期.但反过来讲,刘真的小说、巴人等人的理论毕竟使得我国"十七年文学"闪耀着些许的人性之光,也为文学创作在受到政治因素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也为有一些作家听命于"真实"做了见证.

　　三

　　同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作家茹志鹃也以她独特的选材角度,冲击了强调"英雄"形象塑造时的题材规定.她的作品色彩柔和,文字清新、俊逸.在当时强调要在重大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人物的创作语境中,她的作品也因取材小、没有写出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而受到批评.

　　《百合花》是作者在她的家庭笼罩在反右斗争的阴云中时,"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8]( P39)的产物.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创作源于一种悲凉的心境,而我们却不能仅仅从政治生存环境这一角度来解读她的悲凉心境.到目前为止,文学评论界在涉及对战争文学创作的研究时还很少吸纳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能认识战争是人类心理创伤的主要类型之一,也是常见的心理困扰源.事实上,叙事疗伤往往成为亲历过战争的作家的隐秘性创作心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合花》从几个方面达成了疗伤的有效性.首先它细节性重现了年轻的通讯员的死亡经历: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同时作者写到他死亡的真实性: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 "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其次,《百合花》中以一种特别的仪式来完成了和死者的告别,其中新媳妇在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留下的绵绵针脚、铺在通讯员棺材里的崭新的百合花被,都是这个仪式的重要部分: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 "……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最后,是《百合花》中为死者的哀哭与追思:

　　"是我的……"她气势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年轻人的脸.

　　从创作心理机制的角度来分析,《百合花》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塑造普通的革命英雄形象的作品,作者在文革以后也曾坦言: "如果我当时要把通讯员作为一个英雄来写,或者是把那位英雄排长作为模特儿来写通讯员,那么,尽管英雄在生活中显得如何温和,温和得如何象个姑娘,也无法消除我心头的紧张,笔头的沉重.首先,我当然要考虑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如何象个猛虎的一面.而他腼腆的一面,很可能成为一种谦逊的品德.新娘子也许不敢出现,出现了也不敢笑话他.英雄可以有暂时的失败( 借不到被子) ,但是受到嘲笑却是有损形象的.'我'和英雄同行,则可能要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写来,结果,这个人能否站立得起来还是一个问题,别说是英雄了."[8]( P43)在我看来,《百合花》更是一部作者为处理由创伤记忆而产生的哀伤情感的作品,文本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淡淡的哀伤的美.我想当年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感动茅盾的,除了其中的军民情,除了年轻士兵对生活的热爱之心,也是由于文本中这种哀伤的情感吧.

　　在"十七年文学"中,这类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是非常少的,且在当时的语境中它们毫不例外地都曾受到批判,但它们的存在使得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对战争的书写就不是单向度政治化的,在对战争的反思方面也不是空白.虽然这些文本的作者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内心有对生命存在的敬重,有面对自己复杂内心世界的真诚和勇气,他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限制.虽然这些文本的文学成就并没有到令人瞩目的程度,但是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特别价值,给予充分的认可.目前这几个文本中,只有《百合花》得到文学史比较高的评价,但对它之于战争文学发展的价值仍认识不足.

　　参考文献:

　　[1]陈荒煤. 为创造新的英雄的典型而努力[N]. 长江日报,1951 -04 -22.

　　[2]周宇. 关于正面人物的塑造和评价问题 [J]. 文学评论,1963( 5) .

　　[3]侯金镜. 评路翎的三篇小说 [N]. 文艺报,1954( 12) .

　　[4]刘真. 关于《长长的流水》[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 1) .

　　[5]艾芜. 谈刘真的短篇小说 [J]. 文学评论,1962( 5) .

　　[6]王子野. 评刘真的《英雄的乐章》[N]. 文艺报,1960( 1) .

　　[7]何左文. 是英雄的乐章,还是个人主义的悲歌---读刘真同志的小说《英雄的乐章》[J]. 解放军文艺,1960( 2) .

　　[8]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A]. 孙露茜、王凤伯. 茹志鹃研究专集[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