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学风格外部原因

　　3 余华小说创作风格探因。

　　根据对余华不同创作时期风格特征的研究和梳理，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生涯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创作转型，他的每一次转型都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带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余华。然而，一个成熟的作家纵然风格多变，却始终有一个创作主旨贯穿其中，而余华在整个创作中始终坚持一种勇于挑战自我的先锋姿态，将对人性的永恒探索作为写作的终极目标，在这条主旨的引领之下，余华的创作经历了清新感伤到冷漠残酷再到悲悯进取的一个过程。影响一个作家创作风格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大的时代背景与文学环境，作家的成长经历、生活阅历以及自身的创作心态都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一味地将作家创作风格的变化归因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会显得过于死板而有失公允，而一味地以作家自身的经历和创作心态来研究风格变化的原因也会导致对作家创作观念的主观介入，从而丧失对文学的客观性评价，因此从外部与个人两个方面对余华创作风格变化的原因进行阐释则尤为必要。

　　3.1 外部原因。

　　3.1.1 时代背景与文学环境的影响。

　　法国着名的文学理论家丹纳早在 19 世纪就揭示出时代与环境和文学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一个悲伤的时代，艺术家的作品只表现悲伤的情感，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有这些都规定着作家的创作倾向，使之符合整个时代的'精神的气候'."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文学环境中探寻作家的创作思想及价值理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及其写作风格。

　　当代中国曾经历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十年的浩劫中，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停滞已久的中国社会开始走向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而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错误路线进行拨乱反正，对"文革"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清理，同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成为解除人们精神束缚的推动力。1979 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谈到："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敢于创新，"并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①这次大会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文以载道不再是作家创作的唯一目标。因此，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文学界开始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创作在文坛盛行，一批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控诉"文革"给人们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创伤；并重新反思社会历史，思考今后社会的发展前途，他们也逐渐开始在创作中注重表达对人道主义的精神诉求以及人情、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呼唤。随着"文革"的结束与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一批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与哲学思潮涌入国门，大批的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在经历了十年知识的饥渴之后，作家们也急于从这些书籍中获取能量，"中国作家一方面是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文艺思潮和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欣喜，另一方面却是面对浩劫之后的文化荒园的悲凉，"同时，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开始写出了丝丝的温情与淡淡的感伤。余华正是在这个时期踏入文坛，由于文学专业训练的缺乏与当时文学大环境的影响，余华和这些作家一样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淡淡的感伤和对人性美好的呼唤，《星星》、《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竹女》、《老师》等多部小说都流露出感伤唯美的审美格调，甚至还带着某些抒情散文的特质。

　　1985 年是中国社会改革极为重要的一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村改革的基本完成，社会的整体环境呈现出了进一步宽松的局面，这一年城市的改革全面展开，中共中央也在这一年颁布了科技改革、教育改革等多项决议，改革开始在多个领域全面展开，呈现出全方位化和深入化的特点，时代的急速变化也给文学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1985 年同时也被文学界普遍称之为"方法年".

　　80 年代前期随着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潮的涌入，一批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当代作家迅速被新的观念所吸引，沉浸在无比的激动与兴奋之中。而在 1985年，随着新一轮西方文化思潮的译介热和国内理论批评界对文学理论方法的研究热，当代作家们也开始沉下心来对文学的本体性进行冷静地思考，这时的文坛除了掀起一场"文化寻根"的热潮外，还有一批作家在对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大命题思考后转向了"怎么写"的形式探索中，文学形式的意义开始在作家们的创作观念中得到强化。以马原、残雪、扎西达娃为代表的作家们进行了一场小说的形式实验，他们以对传统小说形式的颠覆与反叛而震惊文坛，由此先锋小说开始盛行文坛，随后出现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也被称之为先锋小说家。余华创作的转向与 1985 年左右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他在广泛地阅读西方经典作品之后，以自己对文学敏锐的直觉和良好的悟性写下了不同于以往创作风格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此文一发表便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余华的创作转向使他成功地踏入先锋小说家的创作行列，找到了一条新的写作道路，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写下了《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等大量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完全不同于他前期作品中的感伤唯美，余华近乎偏执地进行文本的先锋实验，而他也在这场语言游戏中执着地追求着感觉世界的真实性，他以亦真亦幻、冷漠残忍的叙述方式使自己成为先锋小说作家中最具有先锋特质的作家，而他也凭借先锋小说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受人瞩目的作家之一。然而，余华却没能一直将自己的先锋实验进行到底。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面提速的阶段，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急剧地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取代统治中国四十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强大力量开始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等。在这股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学所处的中心地位开始向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滑行，随着电视、电影、网络等新媒介的迅猛发展，卡拉 OK、电子游戏等多样化的娱乐消遣方式逐渐丰富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一个以大众为主体的文化市场快速形成，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大众文艺潮流，世俗化的艺术和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

　　席卷中国的文化市场。"由此，大众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一起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世俗化的大潮中，文学传播的发行机制与大众的审美趣味都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图书的出版、发行与流通的商业操作机制开始取代 80 年代的纯文学刊物并直接加入到文学生产领域，对创作主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学的主动权深受商业的利益化与读者审美偏好的影响；而大众的审美趣味也由对 80 年代文学独创性与反叛性的欣赏与好奇转向更加通俗易懂乃至成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因此，在 90 年代初期，曾经异军突起的先锋作家们统一的先锋创作道路开始瓦解，他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探索姿态，减弱了探索的力度，他们或长时间搁笔，或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述风格，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甚至完全放弃了以前所推崇的先锋精神和理想，使先锋小说作为一个小说艺术的实验运动和文学思潮最终走向了解体。"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余华的文学观与世界观也随之发生改变，他开始对自己以往创作进行回顾和反思，他清楚地意识到先锋创作已经滑入形式探索的困境之中，而过分的形式试验和晦涩难懂的语言最终会使读者丧失阅读的兴趣而遭到市场的抛弃，因此，余华开始采取一种普通读者更能接受的叙述风格。于是从 1991 年发表《呼喊与细雨》

　　（后更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在作品中摒弃以往对暴力、死亡那种残酷冷漠的叙述而转向对人生苦难的温情书写，之后余华笔耕不辍，又创作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多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的每一次发行都能迅速引起学界和读者们的广泛关注。敏锐的余华还积极将自己的小说创作与商业相结合，他受导演张艺谋的邀请将小说《活着》改编为电影文本，被张艺谋拍成电影而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荣获大奖，余华也因此开始受到西方文学界的关注，并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余华以对自己原有创作方式的变革，积极适应社会转型之下文学发展的新需求，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承载起关怀人生与拯救文学这样双重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这次创作风格的转型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蜕变。

　　3.1.2 外国作家的影响。

　　余华曾经在总结自己写作的经验时这样谈到："写作者同时也是读者，写作者必须重视自己读者的身份。正是在阅读很多经典作品时带来的感受，才会不断纠正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错误。"余华始终带着一颗虔诚阅读的心，在中国文学解禁的时代里，面对恒河沙数的文学作品，余华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外国文学作品，他对外国经典的文学着作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在阅读外国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余华逐渐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并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写作技巧，而一些外国作家也对余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川端康成可以视为余华写作的启蒙老师，是他将余华领进文学的殿堂。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余华读到了川端康成早期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正是这次偶然的阅读，促使余华在一年以后正式开始写作，余华对川端康成的极度迷恋迫使他在最初开始写作的三年多内几乎排斥了其他所有的作家。

　　川端康成的作品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奋力抗争的人物塑造，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唯美感伤的抒情语调，一种美丽与哀伤相互交织后所呈现出的颓废之美。尽管川端康成的人生有着诸多不幸，可他在作品中却依然表达着他对人性、人情之美的追求，表达着一种忧伤的爱，这些都给余华以强烈的情感冲击。最令余华感到着迷的是川端康成纤维式的细部描写，"他刻画细部非常好，但是他是有距离的。你觉得他是用一种目光去注视，而不是用手去抚摸。"正是由于余华对川端康成的极端迷恋，使他不自觉地将川端康成式的写作风格纳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因此，在川端康成的影响下，余华早期的作品如《第一宿舍》、《竹女》、《星星》、《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老师》等，或是书写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真挚、表达自己对人性之美的冀求，或是描写平凡生活中的丝丝感动，或是在叙述手法上对情节进行细致地刻画。在这一时期余华总是热衷于反映平凡生活中普通人的甜蜜与忧愁，在清新诗意的氛围中透出点点忧伤，因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创作整体呈现出川端康成式的唯美感伤的审美格调。川端康成不仅教会了余华细节描绘的写作技巧，更在精神上给予了余华良好的艺术感知能力，这为余华今后的创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川端康成过于细腻的内心化写作也给余华的思维带来了限制，使余华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受到了极大的钳制，他曾坦言："那个时候，我正在努力地学习川端的一些方式，可越写到最后我心里越难受，就是呼吸都困难，……人家的作品里多愁善感很好的一些东西，写到我这儿大概就有点恶心了，我就没这种东西，所以把握不好。"正当余华试图找到一条突破自我的途径之时，1986 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余华发现了卡夫卡。卡夫卡自由的叙述形式令余华感到震惊：

　　"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是卡夫卡解救了余华，并将他"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卡夫卡这位一生都默默无闻的作家始终坚持从自我的体验出发，用打破常规的叙述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执着地以他独特的审美方式，改变了人们多少世纪形成的审美习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观念。"卡夫卡的出现，不仅充实了余华的写作技巧，教会了他写作的方式，更是在整体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念，直接促使了余华向"先锋"写作的转变，使得余华一跃成为先锋小说创作行列中的佼佼者。

　　卡夫卡是一位叙述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余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卡夫卡随心所欲的叙述形式让余华的创作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让余华日益枯竭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解放。卡夫卡的作品给这一时期试图超越自我的余华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在阅读过《乡村医生》之后，余华意识到"自由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小说里有一匹马，那匹马太奇妙了，卡夫卡完全不顾叙述上逻辑的要求，他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那匹马就没了。"之后余华便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转型之作，余华也由此成功地蜕变成为一位先锋作家，而他也越来越感觉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心情是否愉快决定形式是否愉悦。"不久之后，余华便很快找到了一种"虚伪的写作形式",所谓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虚伪的写作形式"旨在让作家进行创作时背离现实世界的逻辑和秩序，不再以描绘事物的客观形态作为写作的目标，通过跳脱出既定的秩序使自己在最大程度上自由地接近真实，正是这种"虚伪的写作形式"赋予了余华更加自由、更加丰富的想象力。

　　相对于川端康成的排斥意义来说，卡夫卡是一位将自己独特的思想表现在其作品中的作家，他所有作品的创作都与他独特的思想息息相关，这就使得意义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巨大的魅力。因此，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还表现在作品的意义上，《城堡》、《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等作品让余华深深地感到意义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受到卡夫卡的启发，余华开始思考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他表现出对现实经验和常识的质疑，认为现实不一定是真实的，只有突破日常经验的围困，将个体的内心体验作为探寻真实的途径，才能进入更加真实的精神空间。正是因为余华有了对真实的这种思考，才使得他开始在作品中摒弃对生活表象的描写而去努力追求精神世界的真实。余华的这种真实观"使他逃离了那种日常经验与人性发掘之间难以协调的叙事尴尬，从而对人类存在的内部状态以及许多难以言说的人性状态有了从容表达的方式。"在追求内心真实的同时，余华也始终坚持以自己尖锐的笔触在小说中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

　　卡夫卡在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对余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给予了余华自由的想象空间，更教会了他写作的方式。因此，无论是形式的自由自在还是意义在作品中的深刻体现，都直接影响了余华的创作转型，也使得他成为先锋小说创作之列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余华，促使余华在创作之路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飞跃。

　　美国先锋作家威廉·福克纳则是对余华的小说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早在 80 年代，福克纳在艺术上的反叛精神就对我国许多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就曾感慨："读了福克纳，我感到如梦初醒。"福克纳作为美国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先锋创作中虽然也有对残酷现实的批判与揭露，但对苦难人生的体恤之情和作家忠贞不渝的悲悯情怀却始终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1950 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福克纳就曾说到："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福克纳这种悲悯体恤的精神立场和宽容温和的创作姿态以及他对残酷现实的犀利批判都使余华感到惊叹，他称赞福克纳"是一位奇妙的作家，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余华称赞福克纳的作品始终都能像生活一样质朴。一直以来都与现实保持紧张关系的余华开始重新思考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威廉·福克纳则是在这个时期给予余华最重要启示的作家，他对余华小说创作的第二次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克纳给予余华的启示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书写上。福克纳曾经说过："作家按自己最熟悉的人物进行描写……他写的是人，用的是他了解的材料，用的是手边的工具。"福克纳在其小说中始终坚持对人的描写，他手边的工具与材料都是他用于描写人物最重要的手段。曾经的余华冷漠地描写残酷的现实和人生的苦难经历，注重对人的劣性进行挖掘，善于描写人在经历苦难时变态、扭曲的心理，却忽视了对人内在生命精神的关注。在经历了时代变革与先锋小说潮流的急转之后，余华在福克纳那里看到了人物在小说中所散发出的独特光芒。因此，自 1991年发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长篇小说之后，余华越来越关注人物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余华对人物的书写既包括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又包括对人生命精神的书写。80 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先锋小说的余华，人物在他笔下只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这些人物都只是余华用来构造自己世界的工具，很多人物在作品中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疯子、傻子以及简单的阿拉伯数字都可以用来指代人物，余华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从创作《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了自己的声音，以往那种控制人物发声的写作方法遇到瓶颈，余华意识到让人物自己去叙述会更有艺术的张力，"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当笔下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后，余华对人物个性的关注明显地由抽象符号化的个体转向对更加具体真实的生命个体的关注；"对人物个性的尊重，也就意味着对生命自身的尊重。"因此，个体在面对残酷现实与苦难时所展现出的生命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余华书写的重点。例如，《活着》中的福贵一生都在苦难中度过，而他坚强的生命韧劲和乐观豁达的精神让人为之赞叹；《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他的身上纵然有着很多人性的弱点，而余华却致力于去描写大苦大难之下许三观宽容豁达的内心和积极努力的生活态度。无论是坚韧的生命忍耐力还是积极自救的生活态度，再或是面对残酷现实时乐观向上的精神都是人类生命精神的重要体现，注重发掘人的精神韧性和人性魅力已然成为余华这一创作时期一个重要的审美追求。

　　福克纳给予余华的启示还体现在叙述方式上。余华认为福克纳成功地解决了作家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和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物精神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和将来。"正是福克纳这条温和的途径，让余华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第二次转型，余华开始逐渐调整自己的写作，福克纳式的悲悯、体恤之情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余华的小说中，以往"暴君式"的冷酷叙述方式也开始被温和的书写所取代。余华创作上的这种变化，使他笔下的种种苦难开始透出温情的味道，他的悲悯情怀也使他的创作开始在苦难之中彰显人性的力量，从而使得他转型之后的作品引起了接受者强烈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