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山本》小说中对秦岭的想象

当代文学论文第七篇：贾平凹《山本》小说中对秦岭的想象

 

　　摘要：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秦岭是一座具有神奇色彩的巨大山系。就山脉的高与大而言，在全球范围内，秦岭算不上最高，也算不上最大；就历史与文化的贡献而言，秦岭能够与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大的山脉相媲美。秦岭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山本》是一部书写秦岭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秦岭志”，贾平凹以长篇小说《山本》建构了秦岭的文化形象，呈现了浩瀚神秘的秦岭空间。运用现代空间理论分析贾平凹的秦岭想象，可以了解贾平凹秦岭想象背后的诸多文化信息，可以探知贾平凹文学世界的深层密码。

 

　　关键词：秦岭; 空间; 贾平凹; 《山本》;

 

　　On Imagination of Qinling Mountai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 Survey with Shanben as the Center

 

　　ZHANG Wen-nuo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luo University

 

　　Abstract：Qinling Mountains are a huge mountain system with magical color among the famous mountains and great rivers in China. Qinling Mountains are neither the highest nor the largest in terms of height or size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mountains to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Qinling Mountains can rival any tall mountain range. Qinling Mountains, with its majestic, lofty and upright character, bear multiple imaginations and become a distinct cultural space. Shanben is a comprehensive work about Qinling Mountains. It is a vibrant and colorful Shanben. Jia Pingwa constructed the cultural image of the Qin mountains with the novel Shanben, presenting the vast and mysterious Qinling Mountains space. To analyze Jia Pingwa's imagination of Qinling Mountains through the modern space theory, we can know a lot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behind Jia Pingwa's imagination of Qin mountains and explore the deep code of Jia Pingwa's literary world.

 

　　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秦岭是一座具有神奇色彩的巨大山系。秦岭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感知能力，我们只有通过地图与画面来感知它，地图与画面中的秦岭就是一条狭长的山脉。其实，秦岭是一座巨大的山脉群，地理意义上的秦岭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西接祁连山，东达伏牛山、崤山、熊耳山，南连大巴山，北接黄土高原，东西绵延1600余公里，南北跨越400余公里；秦岭是青藏高原以东中国最高的山脉，主峰太白山海拔3700多米。“秦岭横亘于汉水、渭河之间，是中国南方和北方自然区域的分界，其南北两侧的大地构造、气候、土壤和植被等均有很大的差异。”[1]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山体的高峻浩瀚，秦岭成为中国多重意义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把中国划分为南国与北国；冬季，秦岭以南的河流依然奔腾咆哮，秦岭以北的河流却是千里冰封。

 

　　秦岭不但是中国重要的自然区域分界线，也是中国社会地理的主要分界线。从全球范围来看，以山脉的高与大而言，秦岭算不上最高，也算不上最大。如果以山脉对历史与文化的贡献而言，秦岭能够与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大的山脉相媲美。秦岭以雄伟、高峻、挺拔的品格承载了多重想象，成为鲜明的文化空间。作为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王维留下了众多秦岭题材的诗篇，如《鸟鸣涧》《汉江临眺》《钟南别业》《终南山》等。祖咏《钟南望余雪》中的“钟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描绘了秦岭终南山的高峻挺拔。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写出了秦岭山地的宁静。秦岭山势高耸险峻，是一道重要的天然军事屏障，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要想统一中国，必须穿越并控制秦岭，秦岭留下了很多英雄、侠客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传说与故事，成为拥有故事最多的中国山脉。秦岭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中华文明的历史多与秦岭及其周边的地区相关，众多的文艺作品建构了文化秦岭想象。

 

　　贾平凹是从秦岭腹地走出的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秦岭的山水滋养了他的性格，秦岭的文化涵养了他的文笔，他一生都在为秦岭创作。“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2]540贾平凹从开始创作到2018年出版《山本》，除《废都》等几部不多的作品之外，其它作品都写到了秦岭。《山地笔记》《古堡》《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从不同角度描绘了秦岭，而《山本》是其书写秦岭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秦岭志”。贾平凹以长篇小说《山本》建构了秦岭的文化想象，呈现了浩瀚神秘的秦岭空间。

 

　　小说《山本》出版以来，出现了很多关于《山本》研究的论文，陈思和的《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探讨了《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元素，孟繁华的《秦岭传奇与历史的幽灵化》论述了《山本》的历史叙述特征，王尧的《关于〈山本〉的阅读笔记》分析了《山本》中的隐喻意义，郜元宝的《“念头”无数生与灭》通过“念头”探讨贾平凹创作的文学个性，陈思广的《文学版图的新拓展》认为《山本》实现了文学版图的新拓展，王光东的《贾平凹的〈山本〉与作为审美形态的“民间记忆”》挖掘了《山本》的民间记忆的审美价值，韩蕊的《〈山本〉的死亡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了《山本》的死亡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上述研究文献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分析了长篇小说《山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品格，深化了我们对《山本》以及贾平凹创作的认知，但从空间理论的视角研究《山本》的论文还比较鲜见，对《山本》空间构形与赋形的研究还没有独到的学术成果出现。在现代空间理论看来，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场所，而是一个隐含着文学、美学、政治、历史、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复杂内容的场所。运用现代空间理论分析贾平凹的秦岭想象，我们可以了解贾平凹秦岭想象背后的诸多文化信息，可以探知贾平凹文学世界的深层密码。

 

　　一、世俗空间

 

　　时间与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与空间，既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也是人们的一种生存体验。从世界的存在方式来看，所有的物体都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之内，所有的物体都占有一定的空间。空间是可以体验的，但又是难以描述的，空间究竟是什么，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重要问题。空间如果是一种物体，它就不是虚空，它就不能容纳其它物体；空间如果不是一种物体，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空间的存在呢。罗素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物理空间的一切，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之能够通过别人而知道的关于视觉空间的一切。但是，一个天生的盲人有他对于视觉空间所永远不能知道的事情，我们对于物理空间也有不能知道的。”[3]我们对空间的感知是从物理空间开始的，物理空间是均质的、绝对的、无限的。在传统哲学中，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空间问题，我们对时间问题研究较多，我们一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世界会发生变化。“历史决定论是空间贬值的根源”[4]。二十世纪以来，空间问题成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西方理论界对空间问题日益关注，形成了哲学问题上的空间转向。现代空间理论不再认为空间是无限的、均质的、被动的、恒定的，空间是有限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美学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来其纯粹的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5]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是凝聚着实践意义、价值内涵与文化信息的载体。

 

　　“不同作家对不同空间有着不同的体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空间形式，因而形成特定的空间体验及审美体验形式。人类在空间中体验着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及文化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空间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意识，对文学理念及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6]

 

　　对于贾平凹来说，秦岭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秦岭已经成为他体验世界的重要空间。贾平凹一直想写一本“秦岭志”或者“秦岭传”，向读者呈现他心中的秦岭想象。长篇小说《山本》描绘了秦岭的人事纷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呈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神奇瑰丽的秦岭空间。秦岭空间主要包括世俗空间、政治空间与神性空间，世俗空间与人们的吃喝住穿等庸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山本》中，世俗空间主要集中在涡镇，涡镇的得名来源于两条河流的护佑。

 

　　涡镇之所以叫涡镇，是黑河从西北下来，白河从东北下来，两河在镇子南头交汇了，那段褐色的岩岸下就有了一个涡潭。秦岭里的镇子很多，但最大的也就是涡镇，三万多人居住，不算那些巷道，仅贯道的街横着一条，纵着三条，分布着菜市、柴草市、牲口市、粮食市，……所有的街巷全有货栈商铺，木板门面刷成黑颜色，和这种黑相配的是街巷里的树，树皮也是黑的。在树枝与屋檐中间多有筛子大的网，网上总爬着蜘蛛，背上都是人面的花纹……镇子虽然三面环水，能出入的只有北面虎山下有路，但镇子有城墙，有四个城门。北城门上有城门楼，下边的门洞很大……东门和西门也有城门楼但没有门洞，因为城门楼外就是河，岩岸齐楞楞的很高，鹤呀雁呀还有斑鸠成年在城门楼上拉稀，白花花的像涂了石灰浆。南边的城门楼城门洞早塌了，大豁口外长了一排砍头柳[2]3-4。

 

　　从中外城市的发展史来看，城市与河流的关系非常密切，城市大都因河流而兴，在山区，城市多位于河谷地带。河流不但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也为城市提供了难得的交通条件。涡镇夹在两条河中间，北面临山，东西南三面环水，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成为辐射周围农村的中心城镇。“由于城市的需要，三种原始的机构产生了：寺庙、城堡和集市。”[7]涡镇不但具有这三种机构，而且拥有更多的机构，如寺庙、街道、市场、店铺、货栈、饭馆、药铺等，作者把涡镇塑造成一个封闭、平和、安定的空间，生活于此的涡镇人基本都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靠手工业或者商业获得收入。杨掌柜卖棺材，井掌柜卖水烟，岳掌柜卖布匹，陈掌柜卖皮货，吴掌柜经营盐行，岳掌柜经营茶行，阮家经营渡船，巩家经营铁铺，唐景卖凉粉，五魁卖烧鸡。他们的生意有大有小，经营有好有坏，但他们的家庭收入比起单纯依靠种地的农民来说还是丰厚得多。

 

　　在涡镇空间中，作者突出了货栈、商铺、街道、市场等基本设施，暗示出涡镇是一个规模较大、功能比较齐全的城镇。涡镇人已经具备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特征，他们头脑灵活、精于算计、老于世故，他们依靠手工业或者商业积攒了殷实的家产，拥有了自己的大院，如吴家大院、岳家大院等，其中，岳家大院最为豪华：

 

　　新家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格局，进大门是一面照壁，照壁后两对檐的厢房，一边是三间厨房，一边是三间客舍。天井里一块元宝巨石，再是一个八角瓦缸，载着睡莲。上房面阔五间，硬山顶，五架梁，苫灰色布纹板瓦，脊端施兽，两面檐滴水。厅内四大明柱，方砖铺地，摆有条案、方桌和四把扶手椅。穿过一道园门到后院，院中有一颗石榴树，树下一口水井，两边又都是厢房，左手三间是仓库，右手三间还是仓库。再是上房，却是六间墙头嵌石雕葵花图案，四扇格子门，方形镂花格子，下部浮雕宝瓶、仙桃和八仙八骏。六间以每两间用板墙隔开，两边置有躺椅、酒桌、茶炉，还有两张罗汉床，供宾客来喝茶饮酒吸大烟土的。中间是一面顶箱柜，前边摆一屏风，上面刻着踩云吐火的麒麟。东边是道双扇小门，进去就是一面大床，床柱上、围板上、帐顶檐上全是雕花。[2]71-72

 

　　作者通过井宗秀夫妻二人的眼光写出了岳家大院的非凡气势，前后两进的院落突出了岳家大院的规模之宏大，显示了岳家在涡镇的显赫地位，因为一般的家庭只有一进院落，比如杨掌柜的院落就很寒酸。岳家大院的客厅、客舍、仓库与卧室等一应俱全，会客、起居、储藏、生活非常方便。岳家大院的布局合理，正对大门的照壁挡住了外人的目光，为屋内的人营造了一个私密的空间，客厅与客舍招待的是客人，所以安排在前院；保存财物的仓库与主人的卧室位于后院，更加隐蔽安全。客厅高大、宽敞，装饰豪华、讲究；卧室布局合理，家具考究，显示了涡镇大户不凡的气势。院中的石榴、屋里的屏风、雕花的家具显示了岳掌柜不同凡响的兴趣与格调。“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8]岳掌柜一家长期占据涡镇镇公所主任的位置，在涡镇具有相当的势力与地位。贾平凹并没有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书写岳掌柜的大院，而是以羡慕者的眼光观察岳家大院，写出了中国传统民居的结构特征与美学品格，呈现了高门大户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民俗学与建筑学价值。

 

　　涡镇有三万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腹地的确是一个大镇，它能辐射到周围二三十里的区域，成为一个中心城镇。城镇一方面联系农村，一方面又联系城市，是城乡的中转站。城镇“介于乡村和都市之间，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都市。一方面，它沟通了乡村与都市之间的间接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乡村和都市的隔离。”[9]城镇是一个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的过渡空间，城镇有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与服务设施，人们可以在此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较为完备的服务与较为舒适的生活享受。涡镇是个大镇，但毕竟不是城市，是一个保留了乡村特征的空间。涡镇里有多个杂姓居住，这些居民几代人都住在这里，较少迁移，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他们“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10]。他们因为住得近或者因为职业关系经常见面，时间一长他们彼此非常熟悉，城镇也就成了熟人社会。他们以街坊、行会、庙社为纽带，关系非常密切，当一家有了困难后，邻居们都互相提携帮助。当井掌柜死了之后，陈掌柜派儿子陈来祥去县城寻找井宗丞与井宗秀；井掌柜死后无土可埋，杨掌柜把自己的三分胭脂地送给井宗秀埋葬了井掌柜。井宗秀被抓进县城后，陈掌柜派儿子陈来祥去县城探视井宗秀。预备团成立后，井宗秀吸收了陈来祥、杨钟、苟发明、唐景、巩百林、李文成等众多发小加入队伍并成为骨干力量，井宗秀成为团长以后，一直善待、尊重陈掌柜与杨掌柜。

 

　　城镇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原来属于农民与牧民副业的产业逐步发展完善起来，成为许多人的独立职业，手工业与农民分离开来。“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1]贾平凹笔下的涡镇空间，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城镇的世俗生活功能。“交换的扩大引起了商品生产的萌芽和发展，交换日益繁荣和扩大，逐渐形成了许多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市集逐步成为城市。”[12]贾平凹写出了城镇居民庸常生活的坚韧性与恒常性，涡镇虽然遭遇过五雷、阮天保之乱，但战乱过后，涡镇人很快就能从战乱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很快恢复了庸常而又幸福的世俗生活。县城迁过来以后，涡镇更加繁荣，盐茶驮子重新出现在镇子里，集市日益红火起来，周围七村八寨、三沟四屿的人都来涡镇赶集进行交易，集市持续整整一天，还出现了露水市与鬼市，饭店、酒馆、客栈、草料店以及小吃摊都活跃起来，涡镇人活跃起来，外来人多起来。涡镇人忙着结婚成家，生育子女，这是一个安定、祥和、平庸而幸福的空间。作者突出了市场在涡镇的地位与作用，市场激活了人们的活力。“无论如何，市场应该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是基本条件，不是附属条件。”[13]市场的繁荣可以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开始拥有更多的时间与财富从事消费活动，在涡镇的街巷中，出现了饭馆、旅馆、药铺、酒肆、戏楼等休闲娱乐设施，这些设施服务于本城民众、乡下农民、外地客商。“城市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14]贾平凹通过涡镇空间想象呈现了城镇的结构与功能，表现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

 

　　二、政治空间

 

　　小说中涡镇处于中心区域，是人口、商品的集散地，而对应的山地则环境闭塞，道路崎岖，人口稀少，属于边缘区域。政府力量对山地空间控制比较薄弱，力量弱小的集团为了保存实力，一般都会转移到山地进行休养生息，以待东山再起，那里成为各种势力集团互相角逐的空间。与涡镇空间相比，山地是边缘空间，又是一种特殊的缝隙化空间，各种权力在那里重叠交错，各种权力重叠交错形成诸多缝隙，那里充溢着剥削、压迫、暴动、革命等政治化词语，是政治色彩浓郁的空间。最边缘、最底层的群体往往身处这些空间，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既没有财产牵挂，甚至没有家庭的拖累，极容易接受各种叛逆思想的影响。为了生存，他们可能成为土匪；为了理想，他们有可能加入革命。逛山、刀客、土匪在这里躲避政府军的围剿，游击队在这里保存力量。

 

　　蔡一风、井宗承等人率领的秦岭游击队在山地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们采取灵活战术，打出了一片天地。小说通过主人公井宗承的战斗经历真实地呈现了秦岭的山地空间，山地空间是农民的生存空间。农民们往往生活在陡峭的山峰之上，或者是偏僻的山沟里，如云寺梁村就是一座陡峭的山峰。

 

　　云寺梁是一座山，在众沟丛壑间孤零零崛起的山，山上并没有寺。乱峰突兀。叠嶂错落，早晚霞光照耀，远看着就如一座庞大的寺院。它三面陡峭，无路可走，唯有南边有一条凿出的石磴能登顶，顶上却大致平坦，分散着几十户人家，都是石头垒墙，石板苫瓦，石磨石桌石槽石臼，人睡的也是石炕。[2]158-159

 

　　云寺梁距离两县交界的留仙坪还有三十里，位置非常偏僻，地势异常险恶，只有一个石磴可供出入。山顶上土层稀薄贫瘠，庄稼难以生长，几十户人家不得不分散居住。当地老百姓非常贫穷，用的、住的、睡的都是石制的工具或者家具，他们过着一种非常原始的生活。孤零零的山村、石制的家具渲染出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空间。山地的土层非常稀薄，土壤非常贫瘠，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穷，他们的家庭空间杂乱、破旧，透出一种死寂的气氛。

 

　　进了上房。屋里没有柜子桌子，东边墙根放着一具棺，井宗承知道这家肯定还有老人，因为有老人才早早备好了棺的，而现在的棺里就乱七八糟堆着一些短棉袄、破衣裳、旧鞋、臭裹脚布，别的是装着粮食的几个瓮，旁边一堆土豆和萝卜。而屋的西边没有隔墙，直接就是一台灶，灶后连着一面土炕，炕上黑乎乎的破被褥里坐着一个老婆子，一条腿伸着，腿上却用绳子绑着一块木条子，一双手紧紧地按着一个小儿。[2]435

 

　　空空的四壁与放着破旧东西的棺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突出了农民家庭的一贫如洗。富人的家庭空间具有专门化、私密化的特征，农民的家庭空间是多功能与公共化的，一个屋子既是客厅、又是卧室与厨房，还兼有仓库的功能，农民们的院落没有高大的院墙与照壁，外人从大门外可以直接看到屋内。房屋低矮阴暗，没有任何装饰。在这样的空间中，除了吃穿之外等基本需求外，不能满足任何其它需求。在如此贫穷的空间中，人也长得寒酸，姑娘都是黑黑，媳妇都是墩墩。

 

　　更为严重的是山地的自然环境特别恶劣，自然灾害频现，以致险象环生。蝗灾过后，连续干旱，竹子枯死，蝇虫丛生，蟒蛇出没，疫病肆虐，春季，山里人无以为食，很多人丧命。山地的富户占有大片土地，藏着大量财物。太屿村首富周长安有三个院落七十三间房子和二百六十亩地，常年雇着二十个长工。天灾严重，赋税地租丝毫未减，农民东贷西借，高利贷者乘机作乱，饿殍遍地，民怨沸腾。

 

　　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创设了一个贫富分化、矛盾尖锐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必然引起农民的激烈反抗。“从农民的角度说，由于普遍的赤贫，人们对于权力压迫的忍受力下降得很多，人们开始对生活比他们好的人产生了普遍的敌视，整个农村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火星就可能燃成熊熊大火。”[15]秦岭游击队每到一个村子就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拥护。游击队到达云寺梁后，各家各户都拿着腊肉或提着自酿的苞谷酒出来欢迎。秦岭游击队之所以屡战屡胜，与游击战的战术固然分不开，更为关键的是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维护农民利益，作战纪律严明。井宗承发现两个游击队员偷拿眼镜与银元，把银元扔到房顶上，狠狠惩罚了他们。井宗承发现队员误伤老婆婆祖孙后，摸出了一个银元让那个队员放到老婆婆身边。在云寺梁，井宗承把那个企图强奸妇女的受伤队员绑到一棵女贞树上让他深刻反省。

 

　　贾平凹通过空间描写客观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贾平凹挣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困扰与影响，他不单单按照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来叙述，而是从人的角度来写中国革命的起源。“实际上，我当时考虑把所有人物都拉到一个平面上，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参加哪个集团、哪个组织，所有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都是一样的，就是谁有枪谁就能弄死谁，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是拉在同一个盘子上，都是一视同仁，没有说你是革命者就把你塑造的高大上，你是反动的，你是国军系列就把你写得一无是处。他作为人，都有它的人性、都有他的弱点、都有他的各种东西吧，只是后来发展发展变了，有些人更正义、有些人更龌龊。”[16]革命历史小说“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法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17]贾平凹不但叙述了革命的合法性，而且也以故事叙述了革命历史背后的历史，“《山本》以传奇的方式对秦岭的书写，恰恰是被历史删除的那部分，是没有被讲述过的部分。”[18]游击队、政府军、刀客、诳山、土匪都在这里活动，政府军想控制这里消灭游击队与其它势力，游击队与刀客、诳山、土匪分分合合，有时合在一起围攻政府军，有时又互相残杀。

 

　　贾平凹不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写战争，而是从人的生存意义上揭示人性的残酷。贫穷逼迫每个人都铤而走险，无所不用其极，县保安队有保护人民的一面，也有鱼肉百姓的一面；诳山刀客们遵循“有奶就是娘”的生存法则，见利忘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贾平凹还写了革命过程中的混乱、残酷、血腥。秦岭游击队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反动政权，解放天下劳苦大众，但在与桑木县保安队战斗时，游击队员为了不弄出响声，把老婆婆与其孙子按在稀泥里憋死了。游击队严格要求队员们不能私自抢夺财物，有两个队员抢夺眼镜与银元。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有两个队员企图强奸铁匠媳妇，以至于其中一个被打死。革命队伍不像反革命武装那样滥杀无辜，但在战斗过程中游击队有时也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革命纲领要求革命队伍的纯洁，但在“团结大多数”的原则下，也吸收了一些投机分子、坏分子进入革命队伍。革命队伍没有个人私利与矛盾，可是军团长宋斌与政委蔡一风之间矛盾重重，阮天保与井宗承之间明和暗不和。投机分子阮天保为了公报私仇，制造井宗承逃跑的假象，枪决了井宗承。“这些细节的描写，凸显了中国的现代革命除了革命本身的合理性之外，在革命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19]中国古典小说或者革命历史小说在写敌我双方战斗时，往往极力渲染敌人对我方的血腥屠杀，但对我方消灭敌人的战斗大多遮蔽、掩盖、美化。贾平凹从人道主义来写人性的残酷，只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不管是正义与非正义，都是可质疑的。作者以井宗丞的被枪杀谴责了革命内部的杀戮，井宗丞英勇善战、枪法神准，历经无数次枪林弹雨成长为我军优秀指挥员，最后死于革命内部的争权夺利，折射出革命过程中的荒诞与残酷。

 

　　贾平凹通过空间想象挣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与限制，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了另一种历史，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混沌。贾平凹说：“那时候那些军阀都是土匪，大了以后就叫军阀，军阀弄成了就更大了。所以说大的军阀也是土匪，今天你俩打我，明天我俩打你，这就像现在国与国交往一样，只是利益结合，小土匪都想谋算成大土匪，大土匪都想谋算成军阀，大军阀都想统治一下这个地区，统一别的军阀，都是这种路子。这种路子它是中国式的革命。不管是咋回事它都是符合中国性质、中国文化的基因。为啥我大量写这，就想刨中国人，中国这个民族的根，这个文化里边就是这样过来的，只能培养这种人。”[16]

 

　　贾平凹以冷静客观的笔调真实地呈现了上世纪战乱年代中国族类的生活状态，表现了作家悲天悯人的思想情感。“在那个年代，秦岭南或者北发生硝烟，肯定都在秦岭里边，秦岭就有那么多的飞禽百兽，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野兽，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鬼邪。它那那么多的各种人物在那表演，都是表演的中国的世事，中国的世事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杀你，就是一直这样过来的，你破坏我我破坏你，都完全按着中国文化表演，因为这一切都是中国这个族类的文化产生的。”[16]贾平凹并不是简单地描写各方势力的血腥杀戮，而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残酷基因，从历史反思人性，从人性反思文化。贾平凹通过秦岭的空间想象，超越人的阶级性与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思想，揭露了人性的贪鄙、贪欲、自私、残酷、阴暗，表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神性空间

 

　　《山本》通过井宗秀、井宗丞兄弟的兴亡故事呈现了世俗空间与政治空间，通过陆菊人与麻县长的故事表现了神性空间。陆菊人是距涡镇八里的纸坊沟人，她十二岁来涡镇杨掌柜家做童养媳，她是一个不甘平庸的女子，她带了一块三分大小的风水宝地———胭脂地作为嫁妆，目的是护佑她的丈夫能够出人头地。鬼使神差的是，她的公公把这块胭脂地送给了井宗秀埋葬了他的父亲井掌柜。陆菊人与杨钟结婚后，她帮助公公打理生意、操持家务，全力照顾自己的孩子、丈夫、公公。陆菊人经常去的地方是130庙与安仁堂。130庙是地藏菩萨庙，地藏菩萨庙也就一个大殿几间厢房，因庙里有一棵古柏和三块巨石，镇上人习惯叫130庙。130庙紧靠着镇子的西北角，数十丈高的古柏高高地矗立在大殿前，而三块巨石一块在殿后，一块在店东，一块在后院角。庙西南角生长着一排野桃树。深红色的庙门与白色的墙交相辉映，大殿的两边挂着两个木牌，上面写着一幅对联：“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安忍不动，静虑思密”。大殿正中供奉着地藏菩萨像，地藏菩萨像前有一盏油灯，灯碗子又大又深。

 

　　寺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乡村或城市，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寺庙。涡镇有两个庙，涡镇人称地藏菩萨庙为130庙，130庙规模不大，但功能齐全，油灯又深又大暗示了其香火旺盛，涡镇人经常来这里祈求神灵保佑，遇有红白大事便请宽展师父去吹尺八。数十丈的古柏指向天空，显示了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使人产生出敬与畏两种不同的情感”[20]。三块巨石显示了130庙的庄严与神圣，对联则显示了地藏菩萨与宽展师父的救赎灵魂的慈悲情怀。萦绕130庙的声音是宽展师父吹奏的尺八的乐音，尺八声音空灵恬静、悠扬飘逸，烘托出一种庄严、神圣的空间，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得到灵魂的升华与净化。杨钟死后，陆菊人越来越觉得她离不开陈先生与宽展师父。当宽展师父诵经时，她和花生就坐在旁边，痛苦与烦恼慢慢消散，心灵变得稳实与安静。

 

　　涡镇有城隍庙与地藏菩萨庙两座寺庙，贾平凹重点描绘了地藏菩萨庙的空间结构，地藏菩萨在过去世中，发愿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尤其是地狱众生。这位菩萨同时以“大孝”和“大愿”的德业被佛教广为弘传，因此被普遍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是汉传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贾平凹通过对地藏菩萨庙空间的描写，传达出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地藏菩萨庙解决的是涡镇人的死的问题，解除人们死后的痛苦，安妥着人们受难的灵魂。那么，安仁堂解决的是涡镇人的生的问题，纾解人们生的痛苦。

 

　　安仁堂在镇的西南角，门面不大，有个小院，院外那棵婆罗树却树冠长得像伞盖。全镇就这一棵婆罗树，花和苜蓿一样，果和核桃一样，镇上人一直传说哪一枝股上的花繁果多，枝股所指的方向，来年就五谷丰登。[2]51

 

　　安仁堂与130庙南北遥遥相对，安仁堂门小院小，屋内陈设简单。门外的一棵婆罗树气味芳香，高大直立，营造出一种闲散、淡远的空间，显示了陈先生安贫乐道、悬壶济世的崇高品格。安仁堂陈先生是一位名医，年轻时当过兵，因为军队腐败，刺瞎自己的眼睛后离开了军队，来到家乡涡镇为家乡人治病。涡镇人的疾病无论是妇科、小儿科、皮肤科，还是正骨科，陈先生都能治疗。更为重要的是，陈先生不但能看病，而且还为人说病。看病，治疗身体之痛苦；说病，解除精神之纠结。陈先生既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又是一位道德高尚、怀瑾握瑜的、大彻大悟的修为之人。

 

　　宽展师父有一颗慈悲之心，陈先生有一颗仁人之心，麻县长有一颗敬畏自然之心。麻县长是一位知识分子，老家在关中平原，原本要造福一方，有所作为，但是政局混乱，社会弊病丛生，自己在官场难以做到纵横捭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处处举步维艰，便心灰意冷，想写一部关于秦岭的植物志与动物志留给后人。麻县长的秦岭志呈现了秦岭丰富的植物与动物，这些植物与动物组成了神奇的秦岭空间。“到了《老生》，万物生灵随着历史的关照更加切近地进入到他的文学世界，‘生灵世界’呼之欲出，到了《山本》这种万物‘本源’，生命‘本源’的追溯，浮出地表，成为他写作的一次修正和沉潜，呈现着他对生命、万物、大地和人心‘本相’的还原和他的新的生命哲学。”[21]麻县长记载了秦岭中生长着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包括地黄、荜茇、白前、白芷、泽兰、乌头、青葙子、苍术、莱菔子、七叶子树、棠棣、蕺菜、诸葛菜、接骨木、灵异的皂角树、神奇的痒痒树、神秘的冥花等，珍禽有会笑的鸱鸺、叫声如呕吐的鸟、绶带鸟、白鹤、大雁、斑鸠等，异兽有奇怪的白蜡虫、凶恶的土蜂、獠牙特别长的野猪、长着狗身子人脚的熊、会哈哈大笑的熊、会说人话的猴子、会哭的羚牛、会变成植物的毛拉虫、甘愿为爱献身的螳螂、会变换颜色的狸子、长着人脸的野驴、像枯树枝一样的竹节虫、像石头的铁蛋鸟、长着两头的双头鱼、长着人牙的鱼、三条腿的兽等。这些动植物各有自己的习性或者自己的脾气，如果缺乏对这些生命的敬畏，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秦岭游击队不知道野猪、熊的秉性，朝野猪与熊射击，野猪与熊会顺着射击的子弹冲过来，凶猛无比，没吃着野猪与熊的肉，反而被野猪与熊吃了三个队员。游击队因为饥饿吃了羚牛，反而被羚牛毒死。平原游击队不懂得山里的规律和有关防范，掉下悬崖摔死六人，被落石砸死二人，被蛇咬死三人，被土蜂蛰死一人，被蘑菇毒死五人。

 

　　这些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生长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丛林之中，具有山外其它动植物所没有的神奇特征，它们与130庙、安仁堂呈现了秦岭丰富奇幻、五彩斑斓的神性空间，弥漫着作家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位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2]543作者笔下的秦岭动植物营造出一个奇异、超凡的自然空间。“自然是贾平凹小说中得以显灵的场所，自然成就了贾平凹文学中的理想现实。自然既是那种脱离身体的地方，又是另一种自然的身体，在那里寄托着人的情感，是精神自由穿行的圣地。”[22]神奇的自然世界与130庙、安仁堂形成了神性空间，这个空间引导着人性的向上向善，实现了对人精神的救赎。

 

　　秦岭是一个苍茫、浩瀚的山的海洋，是一个难以认识的物自体，无论任何人观察秦岭，他认识的秦岭都可能是秦岭的一个点。“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只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2]540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三部小说描绘了秦岭中商山的优美景色，秦岭被想象成美丽、富饶、充满野情野味的空间。秦岭包括其中的人、山、河、树、花、草、鸟、兽、虫、鱼等，秦岭的形象就是其中的山、川、人、兽、虫、鱼的形象。在《山本》中，秦岭则被想象成一个神奇的文化空间，它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审美等因素密切相关，它既可能是诸如建筑的时代内涵、风格特征、美学趣味的传达，也可能是建筑物的使用者、拥有者身份的表达，权力与财富的展示、意识形态以及阶层之间冲突的掩饰等”[23]。秦岭里面不但有陈先生、宽展师父、陆菊人这样的慈悲的人，也有五雷、孙公胜那样穷凶极恶的土匪；有麻县长那样的正直官员，也有井宗秀、井宗丞、阮天保那样的乱世枭雄；有正直善良的井掌柜、杨掌柜，也有奸诈的岳掌柜；有美丽的花草，也有凶恶的土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正是因为宽阔包容的气度，秦岭方能成就秦岭之大，贾平凹以《山本》建构了雍容、博大、无私、包容、充满大爱的崇高的秦岭想象，使秦岭成为中国最伟大、最崇高的山。“而我们愿意把这些对象称之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24]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秦岭空间想象，传达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心理结构与民族意识，传达了真实的、形象、鲜活的中国经验，塑造了全新的中国形象。新世纪以来，讲述中国故事、传达国家形象成为国家上下的一致共识。“我们的文学应该面对着全部人类而不仅仅只是中国，在面对全部人类的时候，我们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去提供我们生存状况下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想象，以此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国家形象。”[25]贾平凹写“秦岭志”，实质就是写一部“中国志”，通过秦岭反映中国世事，“秦岭又不仅仅是秦岭，它熔铸了一部家国痛史”[26]。贾平凹以秦岭象征中国，用小说呈现了秦岭的文化空间想象，传达出一个雍容、博大、包容、崇高、渗透着大爱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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