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手法解读

　　1961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夏志清先生用英文写了使其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专著,也是一部开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先河的文学史专著,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书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当时国内已经出版了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作为单一的文体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在当时是个空白,《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现,可谓是填补这一空白的第一部专著。

　　《中国现代小说史》分为三编19章,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到1957年共40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16个作家及作家的作品,并辑有“附录”和“参考书目”等内容。

　　一、“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止时间、框架体例和主要的文学观念

　　(一)起止时间和框架体例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跨度,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最普遍的分法是从1917年到194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钱理群和温儒敏等人,他们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文学应该包括当代文学,即从1917年至今,例如在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现代文学上即指1917年到1949年,下指1949年至今。另外,还有一种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包括进去的说法,上限推到了1898年,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现代小说”时间的跨度有独特的解读。夏志清先生把中国现代小说的时间上限定为1917年,下限则推到了1957年,整个时间跨度为40年。《小说史》的写作延伸到了当下,主要评论了从1917年白话文运动开始到1957年文革前夕的中国文学。

　　大部分文学史(小说史)的体例特征,是以时间先后顺次为纵向的述史线条,又以作家的流派分为横向的板块,文学史的脉络井然有序,如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构并不复杂,夏 志清把中 国现代小说分为三个时期:初期(1917一1927)、成长的10年(1928一1937)和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一1957),全书共有19章。

　　《小说史》对一个时代小说整体情况的评述只有5章,却用了14章来讨论作家作品,其中10章直接以作家的名字为标题,进行专章论述,这样的框架体例在小说史中也是富有独创性的。《小说史》收录的小说作家共16位,夏志清对这些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重要的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在作者对作家的专章论述中,除了对小说家生活背景的介绍之外,还列举出作家的诸多代表作,并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往往出自主观,渗透着作者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感受。比如在讨论巴金的章节中,作者开门见山地道出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

　　夏志清对作家的作品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善于发现作品的优点。比如他认为“老舍自己以为最没有分量的《老张的哲学》……在嬉笑怒骂上完全失败,他对公理沦丧这一事实的英雄主义的处理,却是老舍后来作品的先声。”夏志清先生通过分析评论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模式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作家论”式小说史的编撰体例,为以后的“作家式”小说史的编撰开创了新的局面,如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继承和丰富了这种编撰体例。

　　(二)《小说史》的主要文学观念

　　夏志清对文学本身具有的美感和文学蕴含的人文思想、道德精神最为看重。一方面,文学应该是纯粹的。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言部分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他们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了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文学的纯是指它没有实用的目的(宣传、有目的的煽动和直接的行动等),也没有科学目的(提供情报、事实,积累知识等)。

　　对文学功利的追求妨碍了作家对纯艺术的追求,文学应该更关注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心理深度的开掘以及人生哲理的探寻。同时,文学应该关注人性和道德,而不是被功利所左右。

　　他反感左翼作家利用文字来推行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为了迫切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而放弃自己对艺术的严肃态度的人,是根本不认真为艺术而努力的作家。因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分关注,必然会导致小说对人性和道德的忽视。当大陆的文学史专著以“阶级论”或“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写史的标准之时,夏志清从文学性、人性和道德感情的角度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直抒胸臆,嬉笑怒骂毫不掩饰。他对鲁迅、曹禺、郭沫若等人的评价与大陆的文学史作品迥然不同。而他力推的钱钟书、张爱玲以及沈从文等作家,又是大陆现代文学史中很少提及的。此外,夏志清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受到了美国新批评派的影响,具有独到的比较视野。因此在《小说史》的写作中,夏志清多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中西方文本的比较。

　　二、《小说史》的艺术评价标准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上的开创之作,《小说史》的首要的任务是区分与评价。对小说评价的标准,夏志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关怀人生的文学态度

　　在《小说史》出版时,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都没有提到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及他们的作品,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关怀人生的角度出发,对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有特别的好评。夏志清用较大的篇幅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并把张爱玲放在鲁迅地位之上,说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兼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文字介乎于旧文体和新文体之间,卫道之士以通俗作家的鄙视眼光评价她。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肯定了张爱玲的旧体新用,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功能。他认为张爱玲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的作品中对白的圆熟和被她摸透的中国人的脾气。

　　夏志清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中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即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例如在沈从文的小说《生》中,玩傀儡的老头子在表演时躲躲闪闪地躲避收小摊捐的巡警,这是一篇平凡的写实人道主义作品。故事结尾进入了老头子的内心世界,原来他是用傀儡表演来表现对死去儿子的爱,这使人感到老头子在孤寂中带有的伟大,也提升了作品的境界。

　　他也毫不犹豫地给钱钟书冠以优秀小说家的称号,他对钱钟书《围城》中末章方鸿渐和孙柔嘉决裂的部分有这样的评价:“一个蹩脚的小说家通常只顾制造感人的大场面,而忽略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种中心情景的附带细节。反过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却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透过看似繁琐的心里甚至生理去分析这种感情冲突。”

　　《小说史》出版后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小说的发掘、论证和高度评价,让国内文学界开始关胜过艺术。”

　　夏志清对作家的作品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善于发现作品的优点。比如他认为“老舍自己以为最没有分量的《老张的哲学》……在嬉笑怒骂上完全失败,他对公理沦丧这一事实的英雄主义的处理,却是老舍后来作品的先声。”夏志清先生通过分析评论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模式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作家论”式小说史的编撰体例,为以后的“作家式”小说史的编撰开创了新的局面,如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继承和丰富了这种编撰体例。

　　(二)《小说史》的主要文学观念

　　夏志清对文学本身具有的美感和文学蕴含的人文思想、道德精神最为看重。一方面,文学应该是纯粹的。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言部分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他们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了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文学的纯是指它没有实用的目的(宣传、有目的的煽动和直接的行动等),也没有科学目的(提供情报、事实,积累知识等)。

　　对文学功利的追求妨碍了作家对纯艺术的追求,文学应该更关注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心理深度的开掘以及人生哲理的探寻。同时,文学应该关注人性和道德,而不是被功利所左右。

　　他反感左翼作家利用文字来推行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为了迫切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而放弃自己对艺术的严肃态度的人,是根本不认真为艺术而努力的作家。因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分关注,必然会导致小说对人性和道德的忽视。当大陆的文学史专著以“阶级论”或“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写史的标准之时,夏志清从文学性、人性和道德感情的角度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直抒胸臆,嬉笑怒骂毫不掩饰。他对鲁迅、曹禺、郭沫若等人的评价与大陆的文学史作品迥然不同。而他力推的钱钟书、张爱玲以及沈从文等作家,又是大陆现代文学史中很少提及的。此外,夏志清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受到了美国新批评派的影响,具有独到的比较视野。因此在《小说史》的写作中,夏志清多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中西方文本的比较。

　　二、《小说史》的艺术评价标准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上的开创之作,《小说史》的首要的任务是区分与评价。对小说评价的标准,夏志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关怀人生的文学态度

　　在《小说史》出版时,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都没有提到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及他们的作品,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关怀人生的角度出发,对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有特别的好评。

　　夏志清用较大的篇幅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并把张爱玲放在鲁迅地位之上,说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兼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文字介乎于旧文体和新文体之间,卫道之士以通俗作家的鄙视眼光评价她。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肯定了张爱玲的旧体新用,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功能。他认为张爱玲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的作品中对白的圆熟和被她摸透的中国人的脾气。

　　夏志清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中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即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例如在沈从文的小说《生》中,玩傀儡的老头子在表演时躲躲闪闪地躲避收小摊捐的巡警,这是一篇平凡的写实人道主义作品。故事结尾进入了老头子的内心世界,原来他是用傀儡表演来表现对死去儿子的爱,这使人感到老头子在孤寂中带有的伟大,也提升了作品的境界。

　　他也毫不犹豫地给钱钟书冠以优秀小说家的称号,他对钱钟书《围城》中末章方鸿渐和孙柔嘉决裂的部分有这样的评价:“一个蹩脚的小说家通常只顾制造感人的大场面,而忽略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种中心情景的附带细节。反过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却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透过看似繁琐的心里甚至生理去分析这种感情冲突。”

　　《小说史》出版后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小说的发掘、论证和高度评价,让国内文学界开始关很早就转向共产主义,而老舍在1937年写《骆驼祥子》之前,一直忠实地相信一个比较单纯的爱国信条。作家之间的对比在经纬分明的文学史著作中往往难以看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没有遵守传统文学史写作的体例,而把现代小说家们放在一起做比较,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小说史》存在的不足

　　首先,《小说史》中对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时,有时用词过于绝对化。文学史作为学问发展历程的记录,本应做到客观和公正,但是在《小说史》中,体现作者个人好恶的例子屡见不鲜。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不朽之作,又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寒夜》则是“最伟大的爱的故事”。不朽之作、最伟大的作品和最伟大的故事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划清,而夏志清因自己的偏好而不假思索地给予某些作品至高无上的评价的做法,不仅有失公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说史》的权威性。不仅是对待作品,在夏志清的笔下,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具有“超前成就”、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等等。这样的文学史著作固然体现了个性化和独特性,可是“史”的意味也被大大冲淡了。

　　其次,《小说史》中有诸多攻击性的评语,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可以被称为酷评。夏志清对一些作家和社团有着以个人好恶为前提的粗暴批评,例如他认为创造社喜欢“卖弄学问,态度独断,喜欢笔罚”,而他对创造社的领袖人物郭沫若评价更为苛刻。夏志清否定了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因为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郭沫若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佳作也不过尔尔。除了酷评,夏志清对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这段时间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高,他认为这些作品多数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宣传的工具。在《小说史》中,《高乾大》“幼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枯燥无味”,《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笨拙”。不可否认,这些小说充当了政治宣传的工具,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小说的帮助下,解放区和广大的乡村民众才能较为准确地认识到身边发生的社会变革。例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记述了小二黑和小芹实现自主婚姻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新中国的歌颂和赞扬,也对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最后,夏志清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身处美国,国内的文学史著作只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可以参考,其他资料在美国比较匾乏。并且当时正处于冷战期间,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非常之少。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小说史》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多空白,比如没有讨论晚清民初的小说创作情况,忽视了萧红的创作,对沙汀、艾芜、端木蕻良、路翎等作家作品的论述也显得过于简单,这对《小说史》来说,是无法忽视的巨大遗憾。

　　尽管《中国现代小说史》存在不少缺憾,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夏志清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学识,关怀人性和“感时伤怀”的文学批评准则和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使这本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