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儿”话剧兴盛原因的文化心理学剖析

　　“京味儿”话剧不仅是“京味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深根植于北京庞大而深邃的文化体系中，参与着北京文化的历史建构。从1953年至今，北京人艺不断上演、复排“京味儿”话剧，长期以来确立了其“京味儿”特色传承。近年来，“京味儿”话剧更是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独特又耀眼的一道风景。

　　从“京味儿”话剧的创作与演出状况来看，在对北京人艺和其他各大剧场上演的“京味儿”话剧清单予以梳理与分析之后，显而易见的是从北京人艺在1953年上演第一部“京味儿”话剧《龙须沟》开始，一直到当下，“京味儿”话剧的编演除在文革期间让位于“革命样板戏”之外，在任何历史时期它都没有停滞过。2004年以后，只北京人艺上演和复演的“京味儿”话剧就达到每年4-5部，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几乎每年都进行复演，并且不断有新的“京味儿”话剧原创作品和改编作品出现，在北京各大剧场上演。

　　那么，这种生长在北京话剧文化生态圈中的特殊话剧剧种为什么会长久以来一直兴盛不衰且在近些年更是成为了话剧界以及批评界关注的热点呢？除了北京地域文化政策的推动以及相对比较丰厚且稳定的资本投入作为保障之外，在笔者看来，“京味儿”话剧兴盛的原因还可从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心理中予以挖掘。纵观“京味儿”话剧和其他剧种相比显现出来的特殊性，其最鲜明的特点表现在“京味儿”之中。那么，对“京味儿”的界定就成为了我们讨论“京味儿”话剧兴盛原因的理论前提。“京味儿”这个概念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京味儿”当属风格学范畴，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以北京话写北京人与北京事。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京味儿”必须涉及到北京人与北京事中区别于其他地区人与事的独特精神特质。由此来看，“京味儿”话剧就是一种以北京话来表现这种精神特质的综合性舞台艺术。这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恰恰由于其“特异性”而造就了其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京味儿”话剧承载着北京人的记忆。“京味儿文学兴起的两次高潮，恰逢北京这一古都遭遇现代性冲击最激烈之时：前者为民国时代西方文化乃至殖民的威胁，后者为自主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进程。皆是于高歌猛进、喧嚷热闹中自省自察——在混乱无稽、波动难定的转型时代，老北京的典雅庄严、韵味流转、光华风致不免变得可贵起来。”作为“京味儿”文学一部分的“京味儿”话剧在当下的兴盛，恰恰是处于这种“自主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可否认，北京这座城市在现代化与外来文化的裹挟下，老北京精神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颓。一方面，北京这座城市独特性的文化标签正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中，从而使北京人失去了身份认同感，他们不断地想确证自己身份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北京本是一个以“义”为最高价值的城市，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生活，反而忽略了传统文化，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信仰。这时，人们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而这些失去身份主体性与价值信仰的北京人记忆的原点便是童年时代的“老北京”。北京人在这种对北京的记忆与想象中把握自己的存在，找回自己失落的“北京人”身份，试图对失落的精神与价值观予以重建。

　　而“京味儿”话剧最大限度地承载着北京人的记忆。正如前文所述它正是一种以北京话来表现北京人独有的精神特质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京味儿”文学，其他文学类型只能通过阅读对北京进行想象，而话剧可以最大限度地复归人们的视觉记忆和听觉记忆，通过视觉与听觉直接诉诸人们的情感。因此，“京味儿”话剧或许是最能承载北京人记忆的一种艺术形式。渐渐地，当人们用话剧的方式去记忆北京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人物、一段历史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

　　第二，“京味儿”话剧的语言最能维系文化情感。从前文对“京味儿”话剧的定义来看，它必须是一种以“北京话”来表现这种精神特质的综合性舞台艺术。语言是一种在集体中才得以完全存在的社会产物，因此语言必然与其背后的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如赵园所说的：“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其所产生的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对于文化情感的维系，或许比之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持久与强韧。”“北京话”这种方言也是在北京文化生态圈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苏珊·朗格曾说：“方言的运用表现出一种与诗中所写、所想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京味儿”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与沟通方式，更是北京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背后正渗透着这个地域独特的性格和文化。

　　“京味儿”话剧由于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便成为了这种“京腔京韵”最好的文学承载方式。尽管“京味儿”小说与“京味儿”散文同样是由具有北京风味的语言构成，但却不能以“北京话”的形式呈现，“京味儿”语言写在纸上和呈现在舞台上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北京话是最为讲究发音吐字的语言之一，其字正腔圆与响亮脆生背后隐含着北京人的文化心理与生活态度，因此这种共同而特殊的语言恰恰最能给北京人带来文化认同感。同时，它又以一种听觉效果来诉诸观众的记忆与想象，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听觉享受。

　　第三，地域文化认同感带来创作者与观众的互动。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京味儿”话剧是一种最能承载北京人记忆与维系北京人文化情感的独特艺术形式，那么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必然会带来话剧创作者与话剧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即使不是，也对北京的风土人情耳熟能详，可以说早年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这些都成为了作家创作“京味儿”话剧的丰厚资源。但是近年来，随着“京味儿”的逐渐消解，以及“京味儿”文化的异化，产生了很多问题，那些他们曾经最为执着的“京味儿”文化在当下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正如王一川老师所说的：“随着北京人所生存于其中的胡同和大院在一次比一次坚决和堂皇的拆迁中轰然倒塌，京味赖以生存的原生物质型情境——北京场的基本部分，就从北京城区地图上一个一个的并且是永远地抹平了；当地道的北京话被越来越多的外地普通话融会或覆盖时，京味文学特有的语言媒介势必日趋衰落。”

　　正因为对“京味儿”在当下的这种“缺失性体验”让热爱北京文化的创作者则迫不及待地想将它们以综合性舞台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此达成他们复活一个古城及其传统文化的愿望。因此，我认为，“京味儿”话剧的创作是剧作家丰富性体验与缺失性体验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情结”成为了对创作而言残酷的激情。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邹红老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部分观众的问卷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有37.1%的观众因为北京人艺的戏“京味儿浓郁”而来这里看戏。由此看来，在北京的话剧文化生态圈中，北京剧院的“京味儿”风格已经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并且形成了一批稳定的观众群。这些观众在北京几十年的熏染，不仅对北京地域文化产生了高度认同感，而且对话剧的欣赏也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稳固的审美取向。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创作或者上演“京味儿”

　　话剧是受到广大北京观众喜爱的。对北京地域文化的认同感成为了联系话剧编演者和观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因此，创作或者编演“京味儿”话剧，创作者既有内在动机，又有外在动机。不仅有北京文化建设政策的推动，还有一定数量的观众群作为保障。

　　故而，在我看来，正是“京味儿”话剧中所承载的“京味儿”记忆、“京味儿”语言与地域文化认同感造就了“京味儿”话剧的繁盛景象，同样的，这些因素的缺失也会使“京味儿”话剧遭到质疑，“京味儿”记忆的不复存在，北京话被普通话逐渐淹没，原生态物质情境的难以恢复都成为制约“京味儿”话剧发展的瓶颈。

　　因此，在挖掘了“京味儿”话剧兴盛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之后，我们如何在这些因素上下功夫更好地发展“京味儿”话剧就成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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