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原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其功效的发挥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社会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事务中来，积极充当着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但这种角色的扮演尚未达到社会的预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作为指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能够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提供合理的秩序安排。

　　［1］在合作治理模式下，参与主体的构成不再是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结构，而是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组成。各主体通过竞争与合作、互补与共享、学习与交流、多元与共治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虽然各主体所追逐的公共利益目标相互契合，但作为独立的利益体，他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社会组织如何在多元化的格局中争取组织利益、维护各方关系。如何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使自身得到持续巩固与发展，归结起来仍属于利益博弈问题。采用博弈论的思维对诸类问题进行思考分析，探寻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加以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局面产生的逻辑必然

　　( 一)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

　　依据经济博弈论的观点，博弈局面的产生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不少于两个博弈主体的存在，单一主体控制不存在博弈活动。

　　［2］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国家直接管控社会的单极管理模式，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体包揽所有的社会公共事务，市场与社会组织无法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相应的博弈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治理理念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重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至此，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局面正逐渐成型。

　　( 二) 社会治理资源的分散分布

　　曼昆( Mankiw) 认为: “资源并不是由一个全权的独裁者来配置，而是通过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共同行动来配置的。”

　　［3］这充分表明社会治理资源并非，也不可能全部掌控在某一治理主体手中。事实也证明，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期，政府独立支撑起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愈来愈现资源匮乏和力不从心。

　　这是因为政府凭借所持包括行政、财力、政策以及制度等资源去处理当今愈见繁杂的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往往出现管理成本高，管理效率低甚至是无效的状况。而其他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诸如社会资本、志愿者、专业技能、领域知识以及需求信息等却是社会组织或市场等治理主体的优势资源。按照资源依赖理论，资源的分散性势必驱使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产生互动并交换彼此所需，治理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因此产生，这也为主体间的博弈创造了必要条件。

　　( 三) 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存在价值差异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多元主体对于社会治理价值目标，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保持一致性。在此前提下的实际行为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存在“经济人”逐利驱动，期望自身治理收益最大化和投入成本最小化，因而存在不同的价值考量。在尽量降低自身支付成本的基础上，政府侧重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部门利益的满足以及凸出政绩; 市场关注的是增加经济收益与扩大企业影响; 社会组织期望的则是减少行动干预，享有赋权以及巩固与发展自身。因此，在社会合作治理当中，各治理主体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而这种选择会对其他主体的成本支付与治理收益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现实中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各方主体都是通过多次尝试、磨合、成功或失败后才达到博弈均衡。譬如缺乏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有效的行动协调机制，致使合作根基不稳固，甚至造成共损无赢的结果，迫使社会组织与其他各方会努力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进行合作或是不合作。合作治理模型所定义的各治理主体中，政府是“服务型”、“效率型”的，社会组织是良性持久运转的，市场是呈开放型特征的成熟市场主体，公民是具有公共精神的新型公民。由此看来，各方都是智慧的，实现公共效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是高度契合的，因而维系和稳定各方的关系成为了博弈模型构建的一个关键点。

　　合作治理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参与治理的各方都拥有自身独特的资源和有用的信息，而且彼此对对方所掌控的资源有较高需求。这种需求会使他们借助合作网络开展合作与竞争，形成资源互补和信息共享的集体行动。作为理性世界中的经济人，社会组织的利益导向虽然与其他各方互相关联却也相对独立。在资源和信息的互补与共享中，按照成本———效益理论，只有支出成本小于获得利润，合作模式才能得以开展。受社会认同度、协调效度以及资源整合复杂性的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是身处有限理性和不稳定性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且与其他各方的行动策略是相互影响的，使行动成本与行动收益的对比变得难以判断，但这个过程与演化博弈中的稳定策略却相互对应。按照这种思路，借助演化博弈的方法论来剖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以演化系统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竞合过程，能够将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环节和制约因素清晰定位，以便进一步寻求优化方略。

　　( 一) 演化博弈的理论模型

　　演化博弈认为人类是通过反复试错来达到博弈均衡，多种均衡的选择受均衡过程的细节和其他制约因素的影响。其中，进化稳定策略( ESS) 和模仿者动态( replicator dynamic) 构成演化博弈最核心的概念，表示演化博弈的稳定状态和向这种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4］ESS 设定方程如下:【1】

　　
　　在此方程中，x 表示选择某策略的博弈者占比; U 表示博弈者选择该策略的期望收益; U－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平均策略;dxdt表示选择某策略博弈者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 二) 利益矩阵设定与均衡分析

　　设 x，y 分别表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治理主体选择合作策略的占比。ω 和 ω‘分别表示社会组织与政府等治理主体不合作时所获正常收益; τ 和 τ’分别表示社会组织与政府等治理主体合作时的成本; Eso和 Elg分别表示社会组织与政府等治理主体合作时所获得超额收益。根据两者间不同的博弈策略组合，形成相应的利益矩阵如表 1:【2】

　　
　　根据表 2 所示，四个均衡点中，点位( 1，1) 不稳定、点位( 0，0) 是函数的稳定点。点位( 1，0) 和( 0，1) 为奇点。相位图如图 1 所示:【3】

　　
　　结合表 2 与图 1 可看出，当社会组织与政府等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合作产生的超额收益小于支付成本时，由于彼此采取不合作策略所获收益要大于采取开展合作策略所获收益，各方更趋向不合作。该情况下，模仿者动态趋势均指向( 0，0) ，四个均衡点当中，只有( 0，0) 是函数的演化稳定结果。

　　当 Eso－ τ ＞ 0，Elg－ τ‘＞ 0 时，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如表 3:【4】

　　
　　根据表 3 中所示，在四个均衡点中，点位( 1，1) 和( 0，0) 是函数的稳定点，表示社会组织与政府等治理主体同时采用合作策略或不合作策略。点位( 1，0) 和( 0，1) 是不稳定点，表示博弈双方所采取的策略不一致。

　　相位图如图 2 所示:【5】

　　
　　结合表 3 与图 2 可看出，点位( 1，1) 和( 0，0) 作为演化稳定结果，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模仿者动态曲线均有向这两个点位收敛的趋势。当两条曲线同时收敛于( 0，0) 时，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合作成为常态。当两条曲线同时收敛于( 1，1) 时，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建立起持久的合作关系。图中 A( x，y) 点是判断曲线向两极收敛概率的关键点。当 Eso－ 2τ ＞ 0，Elg－ 2τ’＞ 0 时，A 点取值为［( x，y) | 0 ＜ x，y ＜ 0． 5］，此时 A点远离点位( 1，1) ，曲线向( 1，1) 收敛的概率扩大，博弈者更趋向合作。当 Eso－ 2τ = 0，Elg－ 2τ‘ = 0 时，A 点位取值为［( x，y) |x，y =0． 5］，此时曲线向两极收敛的概率相等，博弈者选择两种策略的几率相当。当 τ ＜Eso＜ 2τ，τ’＜ Elg＜ 2τ‘时，A 点位取值为［( x，y) | 0． 5 ＜ x，y ＜ 1］，A 点远离点位( 0，0) ，曲线向( 0，0) 收敛的概率扩大，博弈者更趋向不合作。

　　从演化博弈关系来看，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参与治理的各方均合作或均不合作。但最终的策略选择除了与博弈方开展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以及支付成本关系紧密外，也受博弈过程中某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将这些因素设定为固定参数加入到各方的演化函数中，它们的变化也会与超额收益以及支付成本的变化一样，影响函数向不同的 ESS 收敛。

　　在现实的治理过程中，影响博弈进程的其他因素很复杂，并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如社会组织、政府等主体各自所掌握的可控资源和时效信息、组织自身的执行力和社会认可度、组织信任度以及资源整合效度等。诸如此类无法逐一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却是各方参与合作治理的重要筹码，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治理的竞合关系以及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依据经济博弈理论中对贴现因子的设定和运用，可以加入贴现因子“δ”

　　来表示这些因素。用 δso 和 δlg 分别表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其他主体的贴现因子，当各方参与社会某项公共事务的治理时，可得:【6】

　　
　　通过对 x 和 y 数值的求取，判断曲线向两极收敛概率关键点的位置得以确定。因此，A 点成为分析影响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阻碍博弈各方展开合作的重要参标。在现实的社会合作治理中，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等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是一个动态演化、长久持续的过程。合作过程的优化需要确定影响博弈各方选取博弈策略的因素以及分析阻碍模仿者动态向合作稳定点收敛的原因。

　　三、博弈模型评价

　　通过对博弈模型的设定与均衡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博弈趋势的演变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即合作治理的组织收益、合作各方的支付成本以及影响博弈策略选择的其他因素。
　　
　　( 一) 合作治理的组织收益

　　合作治理所产生的组织收益包括了治理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文化、人力资源、知识经验、社会期待等收益。通过相位图可知，当 A 靠近轴心时，博弈者策略趋向合作稳定点收敛的可能性扩大，即稳定收益大于预定支出，从而使合作所获取的收益不断增加。社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为争取更多的组织利益将会积极选择合作，展开集体行动共同治理社会。

　　在现实的合作治理中，政强社弱的局面依然存在。社会组织的运作与发展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意志，极易侵染官办色彩，成为政府的附庸，同时失去其本质属性。在此格局下，社会治理的合作机制并未建立完善，双方的合作地位不平等、合作信息不对称、合作合法性受到质疑、合作资源利用不充分、合作收益不均衡、合作拓展受到限制。

　　［7］社会组织对组织收益的期许与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之间的矛盾，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合作策略，转向独立运作。另一种情况，双方均认为合作有利益获取的空间而合作。但组织收益包括了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非对称局面下的合作使得短期收益带有明显倾斜性，迫使社会组织转向对长期收益的期待，但这也充分考验社会组织自身的承载力与持续力。一旦收益周期与成本支出严重失衡，使组织运作难以持续，那么合作将面临破裂。因此，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益受到严重影响，组织收益的产生与获取受到阻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受到限制。

　　( 二) 合作治理的支付成本

　　合作治理的支付成本主要集中在信息传递与获取、合作对象评估、合作协议达成、行动方略制定、集体行动实施以及结果评价与反馈等方面。相位图所描绘的 A 点离轴心越来越近时，由于治理所需支付的成本逐渐减少，博弈者策略趋向合作稳定点收敛的可能性扩大。社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为缩减治理成本也将会积极采取合作，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

　　在现实的合作治理中，开展合作治理所需支付成本的多少主要与合作系统和合作环境相联系。合作系统主要包括信息传递、资源整合、群体协调、行动统筹以及检查反馈等部分，社会组织要参与到合作治理上来，在每个部分都会有相应的成本支出，而每个部分都是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互动博弈的过程。现阶段，合作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并不成熟完善，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规范，整个合作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合作梗阻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导致合作支付成本高出预期甚至是无法判断，这也是社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对开展合作策略的选择产生质疑的原因之一。另外，合作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在制度环境上，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身份合法性和程序规范性; 在社会环境上，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新生事物，还远没有达到社会公众和其他治理主体广泛认可和信任的水平; 在文化环境上，组织自身的组织文化、人员素养还达不到合作治理所要求的水平，而且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价值取向也并未统一，意识形态存在裂痕。种种这些，需要社会组织支付加倍的成本才能达成合作治理或是行动失败，也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困难重重。

　　［8］( 三) 影响合作治理的其他因素

　　从动态相位图所述，在收益和支出在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贴现因子取值的大小即其他因素对于博弈者的影响，同样也能驱使着博弈各方朝不同的稳定点收敛。当 δ 取值变大时，说明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所掌握的资源充沛有效，博弈各方合作所产生的期效也就越大; 当 δ 取值变小的时候，说明由于合作各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种种原因的掣肘，进而导致合作的不顺畅或者失败。

　　在现实的合作治理中，由于参与各方都想在合作中占据优势，依据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Erhard． Fried-berg) 所言: “在这个围绕规则控制权而交互行动的空间中，行动者一方面努力为自己创造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以及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增加他者的可替代性; 另一方面，限制他者的选择能力和自由余地，减少自己的可替代性。”［9］因此，社会组织为使自身在规则上、资源上、组织上以及行动上保持稳定性和进步性，加大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筹码，会呈现出积极学习与适应的特征。但社会组织这种合作之前的准备并非去做就能如愿，由于网络信息量大而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由于掌控资源的局限性而导致可用资源的断链、由于组织的价值属性而导致组织目标的迷失、由于合作环境变化而导致预期判断的不准等非定性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四、博弈结论和优化建议

　　从上述博弈分析中不难发现，虽然合作治理模式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合作与竞争、多元与共治的整体框架，让社会组织有机会以社会治理主体的身份加入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但社会组织功效的发挥却有赖于是否采取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的策略。社会组织选取合作亦或是不合作策略直接由社会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和支付的成本所决定，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提升的组织收益和降低支付成本成为发挥社会组织功效的关键所在。在博弈评价的分析中能够看出，这两类指标受合作治理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所影响。

　　归于现实，对于合作治理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的优化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 一)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相互独立的平等关系

　　在合作治理格局中，构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互助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合作治理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政府需要摒弃对于社会组织只是自己下属机构或是附庸的心态认识，将传统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模式转换成合作治理模式。

　　［10］贯彻民主、协商与合作的精神，对合作伙伴产生切实的地位认同，将合作治理转变成政府谋划下的有所为。

　　［11］其次，以法制为原则确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平等地位。法制不仅要确立社会组织的治理主体地位，同时也要明确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地位。在贯彻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享有与政府一样的平等地位和权利，给予社会组织平等地位在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再次，要强调自由的原则。自由的主体行为是平等关系建立的前提条件。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事务上，政府要保障其自由的权利，提供其自由的空间。逐步减少管制和控制色彩，促进其健康成长，培育良好的合作氛围和合作文化，激发社会组织介入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热情。［12］
　　
　　( 二) 制订平等合作与公平收益的秩序规则

　　要实现合作治理模式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以及公平收益，首先需要解除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对政府部门的非对称性依赖。抛开财力、社会影响力等其他因素，单从行政方面来看，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内容是解除目前广泛存在与社会合作治理中的非对称性依赖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强调和明晰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合作治理过程中建立平等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尽快拟定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府委托社会组织经营、政府支持社会组织运作三类合作方式的公正性准则和规范，并加以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以契约的方式体现在合作治理开展之前。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理对合作双方施行有效监督，规避由于权力的倾斜而导致单向性的依附。在公共事务合作治理完成之后，对于在治理活动中态度积极、成绩突出、评价良好的社会组织要予以行政上的鼓励和嘉奖，配合媒体舆论达到社会组织所应得的社会期待。除此之外，政府应制定长远合理的社会治理规划方案，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各治理主体间的分工与合作，保证合作治理的连贯性和周期性，使合作中不可避免的收益延迟现象发挥其正功效。通过改变不对称的合作方式、消解合作收益倾斜的现状、弥合合作收益延迟的弊端，进而提高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激发社会组织投入到再一次合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挖掘社会组织的生存潜力和生存空间，这不但是社会组织生长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社会善治的必然要求。

　　( 三) 搭建完善的治理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

　　首先，政府所掌握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信息需要有完整的、及时的发布渠道和方法，完善以电子政务为平台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电子政务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共建技术日趋成熟，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传递与共享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电子政务的迅猛发展，可以有效推进我国政府走向社会治理的高效化、廉洁化、开放化、透明化。［13］政府应加强对信息公开电子平台建设，拓宽发布渠道，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布机制和咨询反馈机制，提升社会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实效性。同时使社会组织充分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公共治理方向，把握与政府开展社会合作治理的机会。

　　其次，政府应制订向社会组织或人民群众摄取信息的办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引导，并设置广泛接纳反馈信息的窗口和通道，培养社会组织向上传输信息的动力和能力。充分掌握社会组织缺失什么、犹豫什么、需要什么，从而进一步把握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准确度。再次，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市场各主体向社会治理领域的投资与发展，搭建针对社会组织面向市场的合作交流平台。在让市场把握社会的供需动向的同时，使社会组织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增进社会组织与市场广泛的交流和接触，在合理的社会治理机制引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与市场进行社会合作治理的功效，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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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瑞典］乔根·W·威布尔． 进化博弈论［M］． 王永钦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0 －36．
　　［5］［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 演化与博弈论［M］． 潘春阳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9．
　　［6］谢识予． 经济博弈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