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共组织演进的动力与路径(2)

　　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特定民间公共组织构成特定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场景。在这种博弈场景中，每个参与者都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采取一定行动策略，它们的行动结果就会形成制度化的博弈关联。 “这种关联可以创造一定的外在性，使所有或部分参与者从中获取租金，从而促进这种关联的延续。”

　　〔8〕显然，组织成员们的利益诉求是这种制度化博弈关联的核心诱因，进而推动民间公共组织不断演进。

　　2. 各种民间公共组织之间的竞争压力

　　在中国社会的 “公共空间”中，为了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争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有限机会，各种民间公共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竞争。虽然政府机构只允许在同一地区和同一行业领域保留一个权威性公共组织，但由于行业领域的交叉特征，各种民间公共组织之间仍然存在着争夺组织资源的竞争行动。例如： 如果仔细考察温州地区的各种行业协会，将会得到大量的事实证据。

　　（ 1） 从竞争活动的内容来看，各种民间公共组织之间的竞争活动构成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业务领域拓展的根本动力。换言之，在竞争性的博弈格局中，参与者将会不断开拓资源获取途径，寻找其他参与者未曾发现的活动空间，改善 “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

　　（ 2） 从竞争活动的影响效果来看，各种民间公共组织之间的竞争压力可能产生两种结果： 一是公共领域的 “优胜劣汰”.通过争夺组织发展资源的竞争活动，一些运行效率较低的民间公共组织将会被淘汰，而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将会流向那些具有较高运行效率的民间公共组织，使之获得继续发展动力； 二是增强特定民间公共组织的内在凝聚力。在面临组织生存和发展压力的条件下，组织成员们将会更加团结，也更容易推动民间公共组织内部的自主治理和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

　　三、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路径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演进是社会公众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只有在新制度能够带来更大制度收益的条件下，人们才愿意接受新制度。

　　〔9〕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路径也遵循着这种规律： 只有当新的组织载体能够带来更多收益时，组织形式变革才能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同； 只有当新的组织功能更能体现 “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时，这种民间公共组织才能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支持。

　　根据民间公共组织调整组织形式和组织功能的行动层次，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路径包括两个层面内容： 组织行动的战略层面体现为 “组织发展模式选择”; 组织行动的策略层面体现为 “治理机制变革”.

　　（ 一） 组织发展模式选择

　　组织发展模式是组织演进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民间公共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领导力量来源。具体而言，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下，民间公共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将是 “学习型组织”; 在民间公共组织的领导力量来源方面，则呈现出由 “单中心”转变为 “多中心”的基本趋势。

　　1. 组织发展方向： 学习型组织根据彼得·圣吉的观点，学习型组织强调组织成员的个体积极性，通过单个组织成员的学习行动，构建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实现组织行动过程的 “自我管理”和组织结构的 “扁平化”,从而增强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

　　〔10〕根据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发展现状， “学习型组织”的现实操作难度较大，其意义主要体现在组织未来发展方向上。

　　在可以设想的社会场景中，基于 “学习型组织”的组织发展方向，民间公共组织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 1） 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特征。 “学习型组织”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这必然会改变民间公共组织的传统结构特征，使之由 “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的协作网络”. （ 2） 多元反馈的学习系统。通过组织成员与公共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通过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的互动，民间公共组织逐渐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利用多维度的行动策略来实现组织行动 目 标，同 时 提 升 组 织 成 员 的 创 造 能 力。

　　（ 3） 和谐的组织文化氛围。通过构建 “学习型组织”,民间公共组织将会逐渐形成彼此信任、相互宽容、合作共事的组织文化，不断协调组织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增强民间公共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

　　2. 组织领导力量来源： 由 “单中心” 转变为 “多中心”在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传统模式中，组织领导力量来源具有典型的 “单中心”特征。具体而言，虽然绝大多数民间公共组织都采取 “会员大会领导下的理事会负责制”,但实际控制组织行动的最重要权力核心是理事会，理事会中的单一权力核心是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中的单一权力核心是理事长。

　　由此可见，民间公共组织的领导力量集中于组织领导者，组织领导者的个人权威、个人魅力、个人智慧是影响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许多民间公共组织的兴衰都与组织领导者具有密切关系，所谓 “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正是这种组织架构特征使然。这种精英行政模式实际上是 “威权政治模式”的衍生形式，它依赖于组织领导者的强权控制和道德感化，实现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

　　继 1951 年迈克尔·博兰尼提出 “多中心秩序”概念之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将 “多中心制度”扩展为一个制度分析框架。她认为， “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把有限而独立的规则制定权力和执行权力分配给无数的管辖单位”,推动组织架构中的 “精英统治”转变为民主化行动。在 “多中心”的组织架构中，组织领导力量来自于每个组织成员的参与行动，所谓的 “组织领导者”则仅仅是行动召集人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 “多中心”的民间公共组织具有更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成员将会随之调整自己的利益博弈策略，从而促使组织形式和组织功能更适应新的外部环境。

　　〔11〕这就是青木昌彦所言的 “自主性制度演进”,也是中国民间公共组织未来发展方向的合理选择。

　　（ 二） 治理机制变革

　　自 1989 年联合国提出 “治理”概念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将之引入社会制度变革领域，以“治理”来替代 “管理”,逐步实现哈耶克所言的“自发秩序”. “管理”意味着控制， “治理”则意味着协调。对于民间公共组织而言，治理机制变革就是强调组织内部各单元的责任界限和权力界限，逐步形成组织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协作的运行网络。

　　根据组织行动过程的阶段特征，民间公共组织的治理机制变革包括三个层面内容：

　　1. 事前的规则制定。特别是通过制定组织章程，确定民间公共组织的内部运行规范和行动方向，调整组织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民间公共组织的自我治理。

　　2. 事中的程序公正。通过公正的组织运行程序，保证每个组织成员参与公共活动，实现组织成员的个人行动目标，同时实现民间公共组织的民主化自我规制。

　　3. 事后的监督救济。由于民间公共组织的领导层试图控制信息传递渠道，所以组织成员和公共服务接受者就可能受到不正当的利益侵害。“透明度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最佳药品……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12〕对付这种局面的最有效方式就是 “公开原则”,尽可能将组织运行的各方面信息透露出来，让社会公众来监督民间公共组织的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民间公共组织演进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场景中，民间公共组织的自治、第三部门的兴起等必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这就需要中国社会场景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在稳定与变革之间不断地进行尝试，找到改善现实世界的恰当途径。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H. 霍尔。 组织： 结构、过程及结果 〔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6.
　　〔2〕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 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5.
　　〔3〕〔11〕谈志林。 走向公民社会： 地方社团发展的制度分析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04,242.
　　〔4〕张静。 法团主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
　　〔5〕〔美〕罗伯特·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M〕。 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2.
　　〔6〕〔美〕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为什么重要 〔M〕 /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程克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2: 16.
　　〔7〕〔美〕莱斯特·萨拉蒙。 非营利部门的兴起 〔M〕 / /何增科，编。 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