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核心目标是创设积极改变的环境，促使来访者做出行为改变，那么来访者动机就和这些改变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来访者动机（client motivation）指来访者参与咨询过程，做出行为改变并且能够坚持这种参与的动力，是贯穿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Ryan, Lynch,Vansteenkiste, & Deci, 2011; Lynch, Vansteenkiste,Deci, & Ryan, 2011），也是预测心理咨询与治疗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Ng et.al., 2012; Zuroff et al.,2007; Zuroff, Koestner, Moskowitz, Mc Bride, &Bagby, 2012）。
当前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有两种跨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来访者动机密切相关：一是在临床实践中重视动机策略应用，通常将简短的动机干预作为咨询前奏或治疗干预措施，如改变的跨理 论 模 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Norcross, Krebs, & Prochaska, 2011）、苏格拉底法（Socratic method, Vitousek, Watson, & Wilson, 1998）、动机增强治疗（motivational enhancement therapy,Treasure & Ward, 1997）和 动 机 会 谈（motivationinterviewing,简称MI, Miller & Rose, 2009）等临床模型，被许多治疗流派用在治疗前解决来访者参与动机低或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阻抗，为取得积极治疗效果提供了有益补充。二是鉴别有效治疗的非特异因素（nonspecific factors）或共同要素（common factors），即那些不排除任何一种治疗理论或技术，可以预测成功治疗的因素（Lundh, 2014;Zuroff et al., 2007; Norcross & Goldfried, 2005）。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s）、共情（empathy）、目标的一致与合作（goal consensus and collaboration）等被美国心理协会（APA）第29分会的工作小组确认 为 得 到 实 证 支 持 的 、 最 重 要 的 共 同 因 素（Ackerman et al., 2001）， Lundh （2014）认为这些共同要素实际上反映的是治疗关系的质量， Ryan等人（2011）认为来访者行为改变离不开治疗师对其自主和意志的支持，而培育来访者自主参与心理治疗过程、强化改变的自主动机应是所有治疗流派共同关注的主题，因此Ryan等人建议将来访者动机做为一个独立的共同要素来看待，把动机性策略与共同因素的研究结合起来，促进实证支持的干预实践发展。
来访者动机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1）尽管有许多方法和治疗可以有效地使来访者的动机达到最佳，但是许多来访者在治疗之初并没有改变动机（Miller & Rollnick,2002） ; （2）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高度关注动机的变化，因为任何一种有效的治疗技术都依赖于来访者接受这种技术，并且在朝着约定目标的方向上坚持的动机强度； （3）受第三方付费压力，现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重视短程治疗，而采用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在治疗早期增强来访者动机（Ng et.al., 2012）； （4）折衷主义（eclecticism）或整合（integration）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趋势。当前心理咨询与治疗流派林立，有些治疗师出于个人兴趣，可能将两种不同的技术合并在一起而不管它们是否相容；有研究者批评指出这种折衷过于粗浅，不同治疗方法的整合应该是系统的、有机的（Ryan et al., 2011）。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简称SDT）是一种关于动机行为的宽泛理论，概念化了行为改变的动机分类系统和培育来访者自主的环境因素；当其应用到心理治疗领域时，发现SDT与动机会谈（MI ）特别亲和，因为MI作为一种行为改变方法，针对酒精依赖等成瘾患者仍强调来访者中心原则，通过探索和解决他们的矛盾心理来增强改变的内部动机。在健康行为领域，SDT和MI认为只有将来访者动机与自主或意志结合，才能增进来访者改变的动机，行为改变才更有效、更持久（Ryan et al., 2011; Lynch et al.,2011）。本文将他们之间的整合探索研究进行介绍，以启发更多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来访者动机，进一步丰富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研究。
2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的来访者动机
自我决定理论（SDT）是研究人类动机和人格的一种宏观理论（Deci & Ryan, 2012），它假设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有积极的自我整合、自我完善和不断学习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的发生并非自然而然的，需要通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的支持和给养才能实现的。SDT被认为是一个简约的元理论（meta-theory），用来解释许多跨年龄、领域和文化的现象；在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持下，研究者不断地将新的内容整合入该理论框架之中，使其得到完善和扩展（Vansteenkiste, Williams, & Resnicow,2012）。SDT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应用就是其中之一。
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 SDT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动机进行了概念化，建立了一种更加全面 的 分 类 系 统（Vansteenkiste & Sheldon, 2006;Ryan et al., 2011）。首先，个人参与治疗的动机从无助到自愿做出改变，沿着相对自主的连续体变化。这里自主（autonomy）指对个人行为的自我认可和支持，伴随着意志和意愿的感受； SDT认为当个体越是自主地参与到治疗过程中，他们对治疗就越多内部归因，他们越可能去学习和改变行为，带来更多正向结果。第二，在动机连续体上，分布着自主程度依次提高的6种动机类型：无动机（amotivation）、外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内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认同调节（identifiedregulation）、整合调节（integrated regulation）和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相对内部动机而言，外部调节、内射调节、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又称为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SDT认为当来访者的胜任力和自主性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会出现无动机状态（amotivation），并划分出两种亚类型，低价值（low value, amotivationⅠ）和低效能（low efficacy, amotivationⅡ），与前5种动机类型 联 合 在 一 起，形 成 了 完 整 的 动 机 分 类 系 统（taxonomy of motivation） （见表1）。
SDT的动机分类系统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Pelletier, Tuson和Haddad （1997）让成年门诊患者报告了他们参加治疗各种类型动机的程度，结果表明患者进入治疗在每种类型的动机上表现程度有不同；在治疗过程中来访者动机从低自主到高自主的方向变化，患者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动机越自主（内部动机、整合调节或认同调节），他们在治疗中就越少分心，治疗体验中紧张不安越少，对治疗的满意度更高，坚持治疗的意向更强；相比之下，动机形式是外部调节或内射调节，来访者报告了更多的紧张不安，坚持治疗的意向更低；那些无动机的来访者报告治疗的满意度、重要性和治疗的坚持意向都是最低的。研究者在多个领域和多种文化中检验了这些动机类型，发现动机的连续体中相互临近的动机之间的关系比那些非邻近的动机关系紧密；它们对于结果的预测力也因自主水平的高低而变化，来访者自主水平越高，治疗结果越好（Roth, Assor, Kanat-Maymon, & Kaplan, 2006）。来自酒精成瘾、健康饮食、戒烟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证实来访者自主动机对积极的改变结果有正向预测，包括较高的治疗出席率，较低的流失率，较低的复发率，以及随着治疗进程体验到更高的满意感、幸福感（Williams et al.,2006; Lynch et al., 2011; Ng et al., 2012）。SDT的动机分类系统有利于治疗师在临床上了解和定位来访者的状况。
此外， SDT概念化了激发来访者自主动机的社会环境。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指治疗师能够站在当事人的立场，理解和证实他们内在的参考框架，尊重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选择，最小化外在的压力和控制（Ryan & Deci, 2008）；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可以识别并整合他们的自我价值和感知行为。研究证实来访者感受到干预者自主支持时，来访者从治疗中获益大。Zuroff等人（2007）研究95名重性抑郁成人患者接受3种不同的治疗，即认知-行为治疗，人际治疗，伴药物治疗的临床治疗，结果表明3种治疗组的患者感受到的自主支持可以正向预测治疗的自主动机、治疗联盟，而自主动机又预测抑郁的缓解。Williams等人（2006）对戒烟来访者做了一个临床试验，结果发现接受SDT干预的来访者比社区照管的来访者体验到更多的自主支持，戒烟效果更显着；随后6个月、18个月和32个月后的追踪发现SDT治疗组戒断行为在每个时间点得到保持；说明感知到自主支持既增加来访者自主动机也增加感知到的能力，而且这些动机变量产生了更多的积极结果。Ng等人（2012）对184个基于SDT的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证实支持来访者自主与心理健康结果有正相关。
3 临床技术中的动机访谈（MI）
动机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Miller针对戒酒问题提出，是一个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指导性治疗方法，通过探索和解决矛盾心理促进来访者改变的动机（Miller& Rollnick, 2002, 2009）。MI的焦点在于引发来访者改变的动机，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意义而强迫来访者做出改变，如法律制裁、惩罚、社会压力、经济利益等； MI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动机，探索和解决矛盾是激发来访者改变的关键；矛盾通常在现状与期望的状态之间，已发生的与想要达到的目标之间； Miller和Rollnick （2002）主张与来访者的意识合作，通过鼓励来访者表达内心的矛盾，治疗师指导其做出具体的改变。MI提供了许多实践原则提高来访者的治疗动机，主要有表达共情（express empathy）、扩大矛盾（develop discrepancy）、化解 阻抗（roll with resistance）、激 发自 我 效能（support self-efficacy）。在很多领域MI都被证实是有效的，比如物质滥用、节食、锻炼、高血压、糖尿病和贪食症（Resnicow & Mc Master, 2012）。Hettema, Steele和Miller （2005）对72个临床实验进行元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的研究者、患者人群、靶问题（目标问题）和机构研究都显示MI是高效的方法；许多治疗师将MI作为认知治疗等其他治疗方法的前奏。
改变谈话（change talk）是MI主要工作形式，其目的是通过沟通激发个体认识改变的益处和对改变的积极归因。语言心理学家Amrhein与Miller合作，分析了来访者在改变或阻抗时自然发生的谈话，提出了一个改变谈话的分类系统，包括期望、原因、能力、承诺、需要和准备，帮助治疗师发现了治疗时刻（Amrhein, Miller, Yahne, Palmer,& Fulcher, 2003）。至此， MI学者越来越重视改变谈话，有研究发现治疗早期的改变谈话是预测随后治疗成功的一个潜在因子，动机语言对治疗结果的预测力甚至超过了首发症状的严重性、自我报告法测量的动机（Lombardi, Button, & Westra,2014）；元分析也发现治疗师执行MI技巧与来访者言语表达行为改变有关，来访者的语言可以预测结果（Magill et al., 2014）。
总体上看， MI是基于临床的发现和经验积累发展起来的一种临床技术，没有精细的理论； MI学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需要阐释MI背后的作用机制，即是怎样或为什么起作用，才能在更多的领域推广应用（Markland, Ryan, Tobin, & Rollnick, 2005; Miller& Rollnick, 2009; Resnicow & Mc Master,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