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企业信用协同治理路径研究绪论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协同理论下泉州市企业信用的治理探讨
【第一章】泉州市企业信用协同治理路径研究绪论
【第二章】企业信用研究的理论基础
【3.1 3.2】我国企业信用治理的历程与特点
【3.3 3.4】 泉州市企业信用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四章】国外企业信用治理的经验与借鉴
【第五章】协同视角下完善我国企业信用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论/参考文献】协同视角下泉州企业信用治理优化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1章绪论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背景。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①。信用自古以来就是修身之道、立业之本、治国之要。一个社会的信用程度是评价国民素质和文明进步与否的显著标志，也是衡量政治秩序与制度优劣的重要指标。企业通过诚信经营、合法获利的方式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保证市场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较之资本、劳动力等传统市场资源，信用具有比金子还珍贵的价值。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面临着重大调整，也伴随着对社会信用的重大考验。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不再被奉为行为的圭泉，诸如食品安全、制假售假、逃债骗贷、企业坏账、山寨产品、学术不端……失信之风犹盛，信用事故频发，己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心腹之患".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一些重大信用违法事件不乏世界500强企业和知名企业。这种失信违法主体呈高端化发展态势，恰恰折射出时下我国企业信用意识低下与漠视社会责任的严重性。诚如WTO前任总干事迈克尔·穆尔所言"中国在加入WTO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

　　当信用缺失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变为制约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威胁。据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己超过6000亿元②信用缺失在滋生蔓延，损害企业公平竞争，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破坏社会和谐安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诚信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是在构建信用体系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难题，函待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之策，以便从根源上解决和消除信用缺失的消极影响。

　　治乱当用重典。历史与现实表明：针对如此难以根治的沉病瘤疾，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实施规制监管的方式方法己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必须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在继续加大对企业监管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探寻如何应用公共管理理论，更新治理理念，变革治理方式，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信用治理体制机制。这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2研究意义。

　　企业信用是构建经济社会信用的核心，良好的信用环境既可以促进众多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推动当前"互联网+"时代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清障搭台。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如何采集分类？政府如何监管企业信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在企业信用治理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什么作用？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信用治理体系？这些都是本文函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不但有助于丰富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第一，理论意义。2007年席卷美国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信用危机。它充分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下包括企业信用监管制度在内的漏洞与缺陷，也引起各国学者对现代信用监管问题的反思和审视。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全球性政府改革浪潮也为探索企业信用监管的新策略、新方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本文将协同治理理论引入企业信用领域，试图在协同视角下对构建企业信用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实现方式等方面进行粗浅探索，以期抛砖引玉，弥补传统政府规制理论研究的不足，为解决我国企业信用问题提供新的治理范式。

　　第二，现实意义。企业最大的破产是信用破产，因为信用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重新被建立起来。企业信用缺失的风险隐忧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影响到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是在金融创新背景下不断涌现的信用衍生产品和信用增值服务，更是当前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薄弱环节。因此，加快推进企业信用治理的步伐己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为促使企业信用治理更加高效运行，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增强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能力，需要在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之间建立企业信用的协同治理机制，避免治理真空，形成全方位治理的良性互动与合力。

　　2研究文献综述。

　　2. 1国外研究综述。

　　2.1.1企业信用定量统计的研究。

　　Altman}'' （1968 ）设计开发出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Z评分多变量分辨模型的信用评分方法，通过筛选出过去银行贷款中若干最能反映借贷经营状况的企业作为变量分析并对这些变量进行分组，运用多元判别分析技术使该变量在组内差异最小化，同时实现组间差异最大化，再根据统计要求取舍备选变量取得Z判别函数，将Z值与衡量标准进行对比，区分出破产企业与正常经营企业。

　　Altman, Hardeman和Narayanan}2} （1977）对原始的Z评分模型进行扩展，修正之前采用的统计判别分析技术，建立了第二代Z-Score计分模型，更为清晰地反映出企业破产状况的计算方式，也使该模型可以适用于商品零售业。该分析主要集中在破产前2年拥有百万资产的大型企业上，以反映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实践的变化。

　　2. 1. 2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研究。

　　D. Martin伙1977）运用统计学科的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从1970-1971年期间美联储成员银行中抽样出58家信用违约的银行样本，对资产净利率等8项数据进行财务预警和贷款违约的风险系数测算，并将该测算结果与前述的Z-Score模型的结果比对，从而得出比前述方法更为精确的数据。

　　Greg Gupton,  Christopher Finger,  Bhatia Mike }4} （1997）创建基于风险价值VAR的Credit Metrics模型；该模型以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转移、违约回收率、债券信用风险价差为计量参数，计算出贷款波动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测算VAR值来评价贷款和非交易资产风险，从而解决了企业贷款和私募基金等资产估值风险的测算问题。

　　2. 1. 3企业信用征信监管的研究。

　　Arturo Galindo, Margaret Miller}'} （ 2001）通过分析征信质量对企业获取贷款能力的影响，发现有信用记录的国家比没有信用记录的国家受金融约束影响小，企业融资对内部资金的依存度较低，从而说明企业在有信用记录所在国较容易获得贷款，也较少受到信贷的约束。

　　西班牙银行首席经济学家Trucharte}2} C 2004提出，征信系统将成为未来各国政府实施巴塞尔资本监管新规则的重要工具，强调征信系统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中均发挥着重大作用，征信体系能够为当地政府在信用风险分析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

　　Martin Brown}3} C 2007实证检验了各国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局所记录的信息数据，发现企业在信息共享的国家获得信贷的数额更高，同时信贷风险也更低。研究还发现在私人信用局未能信息共享、企业信贷未能得到保障的国家，公共政策安排更可能会参与介入。

　　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信用定量统计、信用风险评估还是信用征信监管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借助于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银行信贷及其相关会计资料采用各种数理统计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活动等分析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和测算企业的信用等级，发现、评估和防范潜在的企业信用风险。国内外对企业信用问题在研究背景上的最大不同在于企业信用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否健全完善。良好的信用记录始终是国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的第一要义。一旦该企业被发现违反企业信用，包括投资者、商业银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就会迅速做出反映，予以公开和披露甚至制裁企业失信行为。

　　2. 2国内研究综述。

　　2. 2. 1企业信用的政府规制研究。

　　刘瑛①（2004）将经济法和系统科学运用到企业信用规制研究中，阐述了保护商业秘密、维护经济安全、发展信用服务业、维护公平竞争等原则，并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提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信用规制法律框架。

　　崔佳、邵蓉②（2006）针对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分析我国的法律缺失现状与国外经验两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药品信用监管法律体系的策略建议。

　　邹开亮、高丹卡③（2010）认为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推动和制定信用法律制度；指导和扶助中小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为中小企业提供和管理信用信息；支持和监管信用中介机构；缔造与维护社会信用基础。

　　李峰④（2013）结合我国的合同法，对合同自由与信用监管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并对妥善处理两者之间关系，促进经济交往和社会秩序发展等提出相应的建议。

　　孙百昌⑤（2013）指出要针对新形势下企业信用监管的"三个关口"进行惩处，即企业的自律、信用评价机构的评价、对市场主体和信用评价机构的造假行为。

　　2. 2. 2部门间协同监管的研究。

　　钱冰、刘熙瑞@（2007）认为监管主体的种类及其主体之间的组合与互动可以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提出构建以政府为核心，由政府、自律组织、消费者组织和公民等多个监管主体的监管，应当由政府来牵头协调，并同时对其它主体进行监管。

　　罗嘉、李连友⑦（2009）以我国金融业为例，分析了银行、证券、保险三者在金融协同过程中协调配合的程度，由此建立金融监管协同度的计量模型，分析三者的金融监管协同度，并对如何加强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协同监管等提出若干建议。

　　王洛忠、郝君超、朱美静①（2009）以牛奶食品安全为例，分析我国牛奶产业链构成的各个相关环节及监管措施，提出对加强奶业食品安全协同监管的对策建议。

　　刘利人②（2010）分析我国市场监管体制存在监管主体多元化、部门间职能交叉、监管链条断裂、资源难以共享等问题，认为构建电子政务的协同监管模式可以有效优化部门合作与效能提升。

　　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研究黎瑞③（2005）在分析我国企业信用的主要问题和危害后，指出市场经济不完善、规则不健全和中介服务不成熟等因素决定了我国企业信用监管建设只能依靠政府为主导，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市场的自然进化来完成。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规划课题组④（2008）认为主观的、内部机制和客观的、外部环境两方面是影响和制约企业信用管理的重要因素，主观的、内部机制体现在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道德上的约束行为；客观的、外部环境体现在市场竞争压力与法律的强制性保障。

　　魏大鹏、陈心仪⑤（2010）以毫州市药品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理念、制度缺位、责任的欠缺是药品企业信用缺失的影响因素，应当构建药品企业信用文化制度，完善运行机制环境。

　　4工商部门信用监管的实践研究袁慎斌@（2006）详细叙述目前信用缺失的表现形式，分析企业失信问题普遍存在的基础成因，并以西安市工商部门为研究实例，探讨政府在企业信用监管如何发挥作用，提出在新形势下，加强政府信用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些建议。

　　孙陆鹏、楚志刚、肖汉⑦（2010）提出以分布式数据库结构，把C/S与B/S相结合，将注册登记、信用等级、投诉与审核、荣誉与处罚等均纳入其中，实施企业监管的分级式、网格化。

　　张春梅①（2012）以大连市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为例，采用调查、经验总结、实证调查、比较分析等方法，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等学科以及相关政策、行政法规，探讨市场监管职能与企业信用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对企业信用治理的研究从原因剖析到如何加强监管，从针对某个行业领域的信用治理到社会化应用，关注度在不断提高，视角维度也趋于多元，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对企业信用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大部分的研究是对信用问题的表象方面，诸如在科学客观地分类信用等级、细化信用指标参数等方面缺少系统、翔实的数据为论证支撑；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在政府监管和法制建设层面的分析，对行业自律、第三部门和技术层面的企业信用治理却鲜有建树；在协同治理方面的研究较为分散化，对于企业信用监管的协同治理则更少，大都集中在转变政府职能和部门间协作共享方面。因此，针对影响企业信用治理的诸多因素且相互关系复杂，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来研究我国企业信用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3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研究思路。

　　本文以协同治理为理论视角，以企业信用缺失为切入点，首先，阐明企业信用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其次，分析我国企业信用治理的历程特点与影响因素；并以泉州市为实例，介绍了泉州市企业信用治理的现状及其成效，多角度分析泉州市企业信用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再次，借鉴美国、德法、口本等国外企业信用治理的先进经验；最后，在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理念共识、制度保障、技术整合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对完善我国企业信用协同治理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

　　3. 2技术路线。

　　本文采用如下技术路线：

　　4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4. 1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与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国内外各专家学者的专著、论文、期刊和网站等方式收集、鉴别、分类、整理关于企业信用与协同治理理论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全面了解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把握研究现状与前沿，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

　　（二）比较分析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德法、口本等国外各具特色的企业信用治理实践进行归纳、对比和分析，从中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三）个案分析法。

　　本文以泉州市为实例，调查分析该市企业信用治理方面的具体做法，通过对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治理方式的实证研究，分析泉州市企业信用治理的存在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信用协同治理提供重要的论证支持。

　　4.2创新之处。

　　一方面，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上，梳理我国企业信用治理从无到有的发展脉络；又突出实证分析，介绍了泉州市企业信用治理的具体做法，多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同时借鉴了国外企业信用治理的先进经验，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数据较为翔实，研究较为深入。

　　另一方面，本文基于协同视角下研究企业信用治理问题，不再局限于以往政府部门的单一治理，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整合各方信息资源，提出构建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企业自律为基础、第三部门参与为支撑的企业信用协同治理体系，强调三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