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句子主观情态性探究

　　一、引言

　　句子的述谓性与情态性是每个俄语语法学习者和研究者都不容回避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而且随着语用学对语句研究的深入而扩大化。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1975）曾 写 过О категориимодальности и модальных словах в русскомязыке一文，他认为句子之所以能有别于词或词组的关键在于“句子不仅能反映现实，还能表达出言语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特性“都与情态性紧密相关”（Виноградов，1975 :55），另外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还将情态范畴与时间范畴和人称范畴一起构成句子的述谓性（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сть）。情态性（модальность）这一术语从逻辑学引入到语言学，虽然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语法范畴，但同时又是不少学者争论的焦点，因为它的具体内容以及与术语“述谓性”之间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争议。Н. Ю. Шведова将情态性一分为二，即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并认为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所说的情态性其实指的是客观情态性。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也持相类似的观点。在我国，俄语学界对述谓性和情态性进行讨论的高潮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后，例如，齐光先、孙夏南、吴贻翼、郝斌等一大批学者就先后发表了《论俄语句子的述谓性》（1992）、《论情态性》（1997）、《试谈俄语句子 /表述的述谓性》（1997）和《句子的述谓性》（1988）等文章，分别对这两个术语的内容范围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其中孙夏南（1997:28）曾提出将情态性看作是一个概念范畴还是语法范畴这一点十分重要，“前者的义域范围是无限的，后者则是有限的”,这直接影响到在句法学研究中情态性的具体所指。

　　而 关 于 主 观 情 态 性（субъективнаямодальность），国内外俄语界对它的系统研究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借用逻辑学中的模态理论到相对于客观情态意义进行独立的分析，基本上用了三十余年的功夫，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方面，传统俄语句法学一直坚持从形式出发，将句子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视作研究的重点，把主观情态意义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现代语用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句子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意义来看，每个语句确实蕴含了说话人一定的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在对主观情态性进行讨论或是研究时，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的着眼点是句子还是语句，是从形式出发还是以意义为重。

　　二、俄语中情态性研究的发端

　　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瑞士语言学家Charles Bally（1932）在《普通语言学与法语语言学》一书中首次将“模态（modal/модус）”这个术语从逻辑学引入到语言学，用于研究句子中的情态性（модальность）问题。通过对句子的逻辑分析，Bally 认为句子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一个部分与形成表征（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的过程相关，按照逻辑学家的例子，我们可以称之为事态（диктум）。第二部分是句子的主要部分，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句子，这就是情态性表达（выражение модальности），它与思维主体的操作活动相关。情态性逻辑分析的表达是通过情态动词（мод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它的主体为情态主体（модальный субъект），两者共同构成模态，用于对事态进行补充”（Балли，1955:44）。因此，根据 Bally 的观点，句子是由现实因素和主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句子在反映情境的同时，还表达了作为该情境观察者的说话人与所言情境的关系。

　　由 于 受 到 模 态 理 论 的 影 响，В. В.Ви ног ра дов，Н. Ю. Ш в едов а，В. А.Белошапкова，Б. А. Введенский，Н. Д.Арутюнова，К. Г.Крушельницкая，В. В.Химик，А.Б. Шапиро等一批俄罗斯学者对俄语中的情态性问题也先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句子的情态性研究在俄语中得到了本土化发展。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和论断直接影响到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包括 52-54 年《语法》、80 年《语法》、《苏联大百科全书》等在内的权威性着作在内容上的编排。就此，下文还将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比较。

　　应该说，Bally 所说的模态与俄语界所讨论的情态性，在各自的研究内容上有很多相似甚至是重叠之处，彼此之间存在着孰前孰后的关系，后者继承并发展了前者。mодальность对原有модус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细化，提出了新的俄语所特有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成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基于在各学科之间建立统一的术语使用考虑，我国国内有的学者建议将модальность翻译成“模态”,从而加强逻辑学与语言学的交流与融合，“因为二者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所不同的或许是逻辑学通过符号公式来解释、研究体现在语言中的模态意义（思维形式及其内容），而语言学则是把语言中所有表模态意义的具体语言手段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郝斌，2001a :6）。

　　三、情态性中的主观因素

　　杨明天教授（2002）在《俄语主观情态的语用研究》一书中曾提到，俄语中的情态性可以分为广义上的理解和狭义上的理解。所谓的广义理解是指将说话者的主观因素，即对所言内容的主观态度列入情态性范围之内，而狭义理解则正好相反，“不承认情态意义中的情感、意愿和其他评价因素，没有脱离狭义模态逻辑的束缚”（杨明天，2002:6），“他们所坚持的每一种认识，必有逻辑学中模态的影子”（同上：3）。相比较而言，不论是在俄罗斯的学者当中，还是在我国国内的俄语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情态性的广义理解始终是该领域内的主流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1 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的观点

    莫大俄语系教授В. А.Белошапкова将现代句法学对句子的研究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形式方面、意义方面和交际方面（Белошапкова，1981 :415），其中的意义方面比较复杂，它受到句子的形式结构、词汇填充以及交际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句子结构中相对特殊的一个方面。

　　“句子的意义包括主观内容（субъективноесодержание）和 客 观 内 容（объективноесодержание），客观内容反映现实，主观内容反映思维主体与该现实的关系”（ibid. :475），这与 Bally 所说的事态与模态是相一致的。其中主观意义又包括“:（1）述谓性（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сть），即情态性（现实性 / 非现实性）和时间；（2）目的（疑问性 / 非疑问性）；（3）可信度（可信 性 / 非 可 信 性 ）”（ibid. :475）。但В. А.Белошапкова同时又将情态性分为客观情态性（объектив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和主 观情 态 性，前者是指被说话者已经确认的现实或是由说话者假想出来的非现实，例如，Ночь была тёмная（现实性），Была бы ночь тёмная / Пусть ночьбыла бы тёмная / Вот бы ночь была тёмная（非现实性）；后者是指说话者对所言内容可信或不可信的主观评价，包括通过情态词、语气词等词汇手段的显性表达以及借助表情手段的隐性表达。虽然这种观点有将述谓性、情态性、客观情态性三者混淆之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认为情态性中包含了说话者对所言内容的主观态度、评价或是情感。

　　2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的观点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是 一 位 在 情 态 性 研究 方 面 的 集 大 成 者， 她 将 显 现 的 模 态 意义（значения эксплицитного модуса）归 为 四个 层 面（Арутюнова，1999:411）：（1）感 知 层（сенсорный план），包括感官知觉（чувственноевосприятие），如видеть，слышать，чувствовать，ощущать等；（2）心智层（ментальный план），包括建 议 / 意 见（полагание/мнение），如думать，считать，полагать等；怀疑与假定（сомнение идопущение），如сомнительно，возможно，можетбыть等；真值评价（истинностная оценка），如правда，ложь，верно等； 已 知（знание），如знать，быть известным等；未知、隐匿和漠不关 心（незнание， сокрытие и безразличие），如не знать，неизвестно，тайна，секрет，всё равно，не берусь судить等；一 般 价 值 评 价（общаяакс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如хорошо，плохо，дурно等；（3）表 情层（эмотивный план），包括情 感 状 态 和 关 系（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отношение），如грустно，жаль，радостно等；（4）意愿层（волитивный план），包括希望和意志表达（желание и волеизъявление），如хотеть，требовать，приказано等；必须（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如необходимо，нужно等。从Н. Д. Арутюнова对模态性（即我们所说的情态性）四个层次的划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语言中的情态性不仅能表现所言内容与客观现实或是可能世界的关系（即通过句法时和句法式表达的客观情态意义），还能传递出语言使用者对所言内容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即主观情态意义）。

　　四、句子的主观情态性

　　1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与52-54年《语法》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是52-54 年《语法》的主要编写成员，他的一些主要的语言学研究理念直接影响到该语法着作在基本理论观点以及内容上的择取与编排。

　　由于基于通过对句子的使用，可以再现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或曰情景）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很早就把情态性划入句子的语义范畴，“认为情态研究的理想层面是句子，情态特征是每个句子都具有的”（杨明天，2002:7），其他不同的语言现象（如语气词、感叹词、动词、句式、语调、词序、插入结构等等）所具有的情态意义只有在句法层面才能得到显现。

　　这一思想为 52-54 年《语法》所采纳，根据该着作导论部分中的论述，情态性是句子述谓性范畴下的一个子范畴。“句子作为言语交际的语法组织单位，其基本的本质特征包括两个方面：报道语调（интонация сообщения）和述谓性”（АН СССР，1954 :76）。在接下来对述谓性概念进行解释时，52-54 年《语法》把时间范畴、情态范畴和人称范畴三者归入到作为句子语法意义的述谓性的内容之列，通过情态性、时间和人称，表达出一种句子主要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述谓性在表达句子内容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时首先表达是情态关系，即所报道的内容可以是说话人认为过去或现在存在的，或将来会实现的，或期望的，或要求某人的，甚至是潜在的，非现实的”（ibid. :80）。

　　对 于 情 态 性 具 体 所 包 含 的内 容，В. В.Виноградов后来曾有过这样的总结，“任何一个完整的有关思想（мысли）、感觉（чувства）、祈使（побуждение）的表述，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表述形式来反映现实，并且与该语言体系中的某个现成的句子语调相对应，表达一个特定的句法意义，而各种句法意义共同构成了情态性范畴”（Виноградов，1975 :55-56）。

　　也就是说，情态性是指说话者在使用句子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方面的信息。

　　由此可见，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和 52-54 年《语法》对于何谓情态性的理解还是比较笼统的，它被用来概括地指说话者对所言内容（现实性 /非现实性）的主观态度，体现了说话者在使用该句子时的内心情感、意愿或者是交际意图等主观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内容最终是与时间和人称等范畴一起构成述谓性，用来表达所言内容与现实的关系。这种情态性实际上就是后来在80 年《语法》中所提到的主观情态性。

　　2 Н. Ю.Шведова与80年《语法》

    Н. Ю. Шведова一 方 面 沿 用 了В。 В。Виноградов对述谓性和情态性的观点，另一方面将情态性一分为二，即客观情态性和主观情态性。“Н。 Ю。 Шведова把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所定义的情态性称为客观情态性，她认为，报道、祈使和疑问也是一种普遍的客观情态意义。而主观情态意义是指对所报道内容态度的品评，是说话者就报道内容而表达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杨明天，2002 :9-10）。当然对情态性的主客观划分早在 52-54 年《语法》之后 80 年《语法》之前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 70 年《语法》中就有过阐述，只是 80 年《语法》从形式句法学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完整而详细的论证。

　　在 80 年《语法》的句法学部分，简单句的语义构成被分成了五个层次，按照抽象程度的高低依次为“:（1）句子的语法意义（即述谓性）（；2）每种抽象语法结构所具有的语义（即结构模式的语义）；（3）某种抽象模式的语义与句中所使用词的词汇意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比较确定的语义（即句子的语义结构）；（4）作为交际报道单位的意义（即句子的交际意义）；（5）各种评价和表情特征（即句子的主观情态意义）”（АН СССР，1980 :10-11）。我国俄语界的学者们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也基本认同这种观点。

　　而对于句子的主观情态性，80 年《语法》给出的意见是，“述谓性、结构模式的语义、句子的语义结构和交际意义是每个句子所必须具备的，而主观情态意义的抽象程度最低，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具有，因为，说话人可能并不通过语言中的形式手段明确表达自己对所报道内容的态度”（ibid. :215）。这直接体现了 Н. Ю.Шведова的一个句法学观点，“对句子中的各种语义结构进行划分时，必须与它们的语法特性相符并以此作为检验”（Шведова，1973 :483）。

　　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厚此薄彼色彩的观点，有意将物质的、形式上得到体现的客观情态意义置于主观情态意义之前，但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主观情态性除了可以通过一定的词汇、语法形式之外，还可以借助说话时的语音语调或者是身势语等手段来表达。

　　五、对句子主观情态性探讨的几点分析

　　1 从модус到субъектив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的演变

　　Bally 在语言学中提出 модус时，旨在将其与диктум结合起来考察语句的逻辑-语义结构。диктум描述的对象是话语内容与现实的关系，而модус要研究的则是思维主体（即说话人）对其所言的态度。“现代语言学认为事态表示的是现实或虚拟世界中某个最小的事件或情景。换言之，事态是语句的命题，是语句基本的称名基础。模态也可以称为命题旨意（пропозициональная установка），反映的是发话者对命题所述内容的主观态度，相当于 80 年《语法》中所说的主观情态性，是事态所反映的事件的主观表现”（李勤、钱琴，2006 :38）。

　　52-54 年《语法》把说话人对话语内容的态度统称为情态性，并将情态范畴与人称范畴和时间范畴一起构成句子的述谓性。虽然它所描述的是说话人主观的东西，但最终还是用来解释句子内容与现实的关系，即为客观情态意义服务，这与 Bally 认为的 модус是句子主要部分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80 年《语法》明确地将情态性一分为二 :客观情态性、主观情态性，术语модальность所涵盖的研究范围被正式明确化，它既有模态的内容，又有事态的内容。也就是说，主观情态性继承了Bally 的模态和 52-54 年《语法》中的情态范畴（категория модальности）。也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后来学者对“述谓性”与“客观情态性”取舍的争议。

　　2“述谓性”与“客观情态性”之辩

　　由于“主观情态性”的提出，使得其对立成分“客观情态性”与原有的“述谓性”之间产生了既似对等又似包含的尴尬局面。许多学者就此提出过质疑，认为“述谓性”本质上与“客观情态性”是一致的，都是通过一定的句法时和句法式来表达句子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郝斌教授（2001）在其博士论文《俄语简单句的语义研究》中写道 :“句子的客观情态性和述谓性确实是同一个东西，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句子内容与现实的关系上时，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述谓性；而当我们把它同句子中的另一些因素（如主观情态因素）联系起来看时，我们又称它为客观情态性”（郝斌，2001b :53）。李勤教授认为：“应该在述谓性和客观情态性之间二者取其一，相比之下，保留客观情态性的理论价值更大些，因为它与主观情态性形成对立与呼应”（李勤、孟庆和，2005 :378）。

　　3 主观情态研究被冷落的原因

　　第一，重客观轻主观的态度--时代因素。“苏联时期的语言学对不同语言体系中的情态范畴及其表达手段的研究，都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与句子的唯物主义理论紧密结合”（Виноградов，1975:58）。“52-54年《语法》继承了苏联时代理论界的研究特点，即注重客观，回避主观，在力求对语言现象进行客观的、详尽的规范性描述的同时，尽量避免主观成分的参与”（郝斌，2001a :2）。这使得对句子中主观情态意义的重视程度不及对客观情态意义。

　　第二，所采取重语言形式的研究方法--直接原因。传统形式句法学对主观情态性的研究采用的是语义学方法（семасиологическийпоход），即 从 形 式 到 意 义（от формы кзначению），将交际意图、隐含信息、上下文、背景信息、言外之意等语用因素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然而主观情态性显然是与这些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在形式上时常得不到体现。换而言之，主观情态性具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的主观情态性可以从形式入手进行句法研究，而隐性的部分则需从意义出发借助别的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等语用学方法）来分析。

　　第三，“俄罗斯学者太过于尊重和维护传统（ради традиции）”（李勤、孟庆和，2005 :378）。52-54 年《语法》由当时苏联科学院出版，具有最高权威性和规范性，而 80 年《语法》虽有所改进，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52-54 年《语法》的思想。这两部苏联科学院的巨作基本上夯实了这方面研究的总体基调。

　　第四，相对于客观情态性（现实性 / 非现实性）及其表达手段而言，主观情态性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其表达手段也丰富得多，而且很多手段是非语法性的。这给主观情态性的系统化分类研究带来很大难度。正如Е. М.Вольф所说的那样，“对主观情态性及其在语言中的表达手段进行完整的描述，那只能是将来的事了”（Вольф，2003 :87）。

　　六、语句的主观情态性

　　自从奥斯汀（J. L. Austin）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以来，语言学家们开始意识到语言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并逐步摒弃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开始将语境、交际策略和交际意图等因素与语言的具体使用结合起来考虑。这一理论将语言的使用，即言语，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结合了称名学研究方法（ономас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即从意义到形式（от значения к форме）。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隐性的主观情态性”也可以结合该理论得到比较详细的论证。

　　句子中的主观情态性在传统形式句法看来必须是形式上得到体现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形式表达，那么对它的研究也就无从着手，理论上只能归结为“主观情态性的缺失”.“与句子相比，语句具有某种与说话人意图及语境等其他参数有关的附加意义，同时表达真值评价”（孙淑芳，2012 :55），这种附加的意义就是语句的主观情态性，并通常与上下文、语境、意图、心理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不论在句法形式上是否得到体现，它都是每个语句所必备。“任何一个句子结构，除了客观情态意义，还包含了主观情态意义，后者在结构模式中有时表现为潜在的、可能的，但在语句中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实现”（Солганик，2010 :25）.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在对句子的三个方面作探讨时，甚至说道 :“从说话者出发的主观意义存在于每个句子中，从一定范围上来说它们是句子语义组成中所必需的成分”（Белошапкова，1981:477）。此类观点中所言的句子不仅指语法上的句子，还包含了现实交际过程中使用的语句。“语言哲学家格莱斯和塞尔在分析语言的意义时都强调了意义的意向性。格莱斯认为，意义即意图，亦即话语的意义表现为发话人的意图、信念等心理状态”（王传经，2000 :157）。换句话说，语句的交际意图是该语句语义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显然不是通过言语本身所直接表达的内容，它是说话者在发话时附加上去的一种心理倾向或内心状态。Е. В. Падучева对此概括为　“说话者在遣词造句时同时实施着双重行为，即言说行为和意向行为”（Падучева，1996 :22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句法学中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的句子分类其实正是从交际意图的角度来进行的分类。

　　另外，从语言具体使用的立场出发，言为心声，不论受话者是否在意，每个语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折射出说话者说话时的内心状态。“认为说者对所言内容的态度可以一点也不表现出来的观点，实际上是忽视了词语的选择和语序对于表达主观情态意义的作用。中性的态度也是一种主观情态，也是说者对所言内容表达的一种关系”（杨明天，2002 :13）。我们在此可以简单举个例子：

　　（1）Уже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2）Кажется， уже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作为句子时，（1）通过现在时（句法时）和陈述式（句法式）表达了一种现实的客观情态意义，而（2）通过插入语 кажется，在（1）的基础上还附加了猜测、不确定等主观情态意义。而当（1）和（2）作为语句时，抛开了从形式入手的束缚，结合具体的语境、交际意图，通过特定的语音、语调，两者都具备了主观情态性。譬如，（1）可以表达提醒、催促、警告、讽刺等等主观情感，即便是针对Который час Скольковремени这样的提问作出客观陈述性回答时，它也包含了一种说话者对现实“肯定或认同”的主观评价或态度。

　　七、结语

　　语言作为符号，是形式体系和具体意义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的有机统一体，因此，主观情态性既可以放在形式句法学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也可以结合具体的语用信息来进行研究。传统句法学对句子中主观情态性的“有”或“无”的判读，只是相对于句子的形式标记（句法熟语、词形连接体、重叠结构、语气词与感叹词、插入结构、词序等等）而言，带标记为“有”,不带标记为“无”,这与俄语构词学中“零位（нуль）”的概念相类似，是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之间二元不对称性（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йдуализм）的典型表现之一。但与此同时，句子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即语句，则必定是与一定的主观情态意义相结合，或明显或隐含地体现着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交际意图。语句中的主观情态性可以是在语法形式上得到体现，也可以是通过说话人的语音和语调，或借助身势语，或根据上下文和语境，得以表达和理解。主观情态性的语用观是对传统研究的一种突破，将语言研究的切入点从形式引向了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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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Белошапкова， В.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M]. Моск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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