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综合评估指标系统建立研究

　　

        一、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以及医疗投入不够等诸多因素导致医疗纠纷急剧增加，社会关注度也大幅提高。不少医患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直接导致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医疗纠纷不仅会严重挫伤医务人员为患者服务的信念，也会严重影响医疗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矛盾尖锐的医患关系将会严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使医患双方都成为受害者。因此，研究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十分有必要，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医患关系的综合评价，探索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医患关系的改善提供理论依据。
　　
　　医患关系通常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广义的医患关系则是指以医生为主的群体与以患者为主的群体在诊疗或缓解患者疾病中所建立的关系[1].这里的“医”不仅指医生，还包括护士、医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等医疗群体；“患”也不仅指“患者”,还包括与患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亲属、监护人，甚至患者所在的工作部门和单位等。
　　
　　西方发达国家医患关系相关制度建设以及医学活动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医患关系表现出相对简单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狭义医患关系，其研究角度较国内而言更为细化和多元化。Evelyn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发现沟通在医患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2].Beasley着重研究医生工作满意度，认为较低的医生工作满意度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以及医疗纠纷增多，进而降低医疗服务效率，导致患者不满[3].Rider关注网络医疗信息的使用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并发现网络医疗信息会影响患者对其健康状况的认识和就医行为[4].Santos认为，医患关系已经由医生单一主导转变为医生、患者共同商议模式[5].Eveleigh回顾了19套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发现各指标体系之间差异较大，不同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难以比较，并认为指标体系的建立和选择应基于理论分析及所处的医疗领域和实际医疗环境[6].
　　
　　国内，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及对策研究较为多见。范舒雅[7]、林玉芳[8]、林蜜[9]、轩萱[10]等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出发，剖析了医患关系失谐的深层次根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孙冬以权力与义务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实际，分析了医患关系紧张的制度原因，提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制度基础的现实路径[11].对于医患关系影响因素方面，早期研究主要是从患者或医生单一角度展开。例如，曹佳音从患者维度对医患矛盾的根源进行研究，探讨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的影响因素[12].周云鹏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研了衡阳市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现状及医疗媒体报道的评价[13].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岳玺中[14]、束雅春[15]、桑秀丽[16]以及赵雅馨[17]等，均发现并提出应从多个不同视角分析、探讨解决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针对医患关系量化评价，桑秀丽[16]和赵雅馨[17]考虑了患者、医务人员、医院管理人员三方面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医患关系和谐度指标体系及理论模型。杨慧将国外广泛使用的医患关系量表PDRQ - 15和DDPRQ - 10开发为中译本[18].但如前所述，该量表仅适用于国外简单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测评，对于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医患关系的测评并不完全适用。而国内其他有关医患关系评价的研究大多指标单一，无法反应多影响主体的要求。
　　
　　综上所述，医患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影响因素，而目前国内对医患关系的检测尚处于缺乏状态。因此，对于多维度、系统、全面的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和量化工具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二、医患关系相关影响主体
　　
　　本文研究广义层面的医患关系即以“医”和“患”为中心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相关主体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林玉芳[8]将医患关系影响因素归纳为三方面： 社会因素、医方因素、患方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包括制度建设、医疗资源分配、新闻报道等。林蜜[9]和轩萱[10]将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纳为四方面因素： 政府因素、医方因素、患方因素、媒体因素。其中轩萱[10]所提出的医方因素包括医务人员和医院管理两个方面。谭政指出医疗行业、患者、医疗保障、媒体等原因都会影响医患关系[19].魏俊丽通过调查发现在医务人员视角中医疗体制、医方、患方、媒体舆论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20].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以往医患关系研究中相关影响主体有一定的共性，可以将其归纳为五大因素： 医务人员因素、患方因素、医院管理因素、政府因素、媒体因素。相关影响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其相互作用结构可简化为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