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论语》中概念的转喻翻译

　　一、引　　言

　　人们常常把转喻理解为一种修辞格，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一种人类的基本认知规律。转喻涉及的是“邻近”和“突显”的关系，是在相接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领域中，一个突显事物替代另一事物，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替代关系。（赵艳芳 115）作为先秦文言的典范作品，《论语》中含有大量的转喻，如“弟”代指敬重兄长，“贤”代指有意义的事情，“色”代指女子美色，“凤鸟”代指天下太平的景象等等。然而，由于受个人对儒家文化认知水平的限制，译者对《论语》中概念的转喻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同时，受个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译者根据自己的认知理解，用目的语“替换”和“突显”源语中的一部分，这是译者根据自己认知思维进行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翻译。

　　二、认知视角下的转喻

　　传统研究将转喻视为词语之间的相互借代，研究重点放在转喻的修辞功能方面，却忽视了其认知本质。转喻是认知的基本特征之一，它选取事物易理解或易感知的方面来代替事物的整体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部分。（ Lakoff 77）。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一种认知过程，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对于转喻的映射过程，Radden &K?vecses （1999:35）提出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内将某个概念实体（喻体）映射到另一概念实体（喻标）的心理通道。

　　人类的基本思维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中只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解读”原文，其译本只能部分代替原文本。所以，翻译是一种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不同的转喻选择，主要受其翻译目的、思维方式、目标读者等因素的影响。

　　三、译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英译《论语》的影响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而成为中西方学者争相翻译和介绍的典籍之一。但是，由于古今和中西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论语》中儒学文化的认知有一定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不同译者在翻译《论语》时会产生不同的译本。

　　最早对《论语》进行翻译的是一批西方传教士，他们希望能从《论语》中找到儒教和基督教的共同之处，用基督教义取代儒家思想，从而达到传教目的。在众多传教士译本中，理雅各的译本被奉为西方的标准译本。辜鸿铭是第一位独立翻译《论语》的中国人，幼年时他在西方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他认为西方传教士误读了《论语》，歪曲了儒家思想，为了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他选择重译《论语》。表1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以及目标读者做简要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出，理雅各、辜鸿铭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各不相同，他们对《论语》的认知有所差异，最终会创作出不同的《论语》英译本。【表1】

　　
　　四、《论语》英译中的转喻方法
　　
　　认知语言学将转喻分为概念转喻（conceptualmetonymy） 和语言转喻（linguistic metonymy），前者是一种概括性转喻，包括“整体代部分”、“部分代整体”、“原因代结果”、“容器代内容”、“材料代成品”、“抽象代具体”、“人或事物代其特征”等概念转喻；而后者则是存在于文本或其他实际语言形式中的一种具体的转喻形式。如英语中“（fill up）the car”这一语言转喻指“（fill up）the tank of the car”（卢卫中 64）。

　　（一）《论语》中概念转喻的翻译

　　转喻是建立在喻体和喻标之间“相似”或“相近”的概念之上，人们运用物体或事件的某个突显方面或部分来指称并认知整个物体或事件，或是用整个物体或事件来指称并认知事物的某个部分。《论语》中有大量的概念转喻，下面对比和分析理雅各和辜鸿铭对概念转喻的处理方式。

　　例1．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理雅各译：When he entered the palace gate, heseemed to bend his body, as if it were not sufficient toadmit him.

　　辜鸿铭译：In entering the rooms of the palace,he would bend low his body at the door as if it were nothigh enough to admit him.

　　这里的“公门”（宫殿的外门）代指国君的宫殿，是“部分代整体”的概念转喻。在英语中存在enter the gate 投射 enter the house/room的概念，对于这种英汉共性程度高的转喻，采用直译（目的语对应的喻体）的方法，可以向目的语读者传递与源语读者相同的信息。与“the roomsof the palace”相比，“the palace gate”不仅有进入宫殿的概念，还有从外门到宫殿整个经过的概念，如此能更好地突出孔子觐见君主时恭敬的态度。所以，这里理雅各对“公门”转喻翻译的选择更为合理。

　　例2．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 "There is Yung! —He mightoccupy the place of a prince."辜鸿铭译：Confucius, once expressing admiration fora disciple, remarked, "There is Yung— he should be made aprince."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和官员听政都是面向南面而坐，所以这里“南面”代指君主或官员，是“原因代结果”的概念转喻。但是在西方the south 无法代指prince 或 officer，对于这种源语与目的语的喻体不同的情况，应采用意译（目的语特有的喻体）的方法，向目的语读者传递相近的信息。理雅各和辜鸿铭将“南面”都译为“prince”（君主），但是考虑到孔子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思想，他不可能说让没有皇室血统的冉雍“做一国之主”这样的话，所以这里将“南面”译为 a great officer 更为妥当。

　　例3.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 "From the manbringing his bundle of dried flesh for my teachingupwards, I have never refused instruction to anyone."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 "In teachingmen, I mak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poor. I have taught men who could just afford to bringme the barest presentation gift in the same way as Ihave taught others." （最起码的晋见之礼。）古代学生初见老师时要拿十条干肉作为学费，所以“束脩”（十条干肉）在这里代指薄礼，这属于“标志性事物代事物功能”的概念转喻。但是西方没有送十条干肉给老师的礼节，对于这种相对于源语，目的语喻体缺失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对源语的喻标（薄礼）进行翻译，以不影响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所以，这里辜鸿铭对“束脩”的转喻翻译 "the barest presentationgift" 更易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例4 .“五十而知天命。”

　　理雅各译："At fifty, I knew the decrees ofHeaven."辜鸿铭译："At fifty I understood the truth inreligion."例5.“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理雅各译："Our Master cannot be attained to,jus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heavens cannot be gone upby the steps of a stair."辜鸿铭译："Confucius cannot be equaled, just asno man can climb up to the sky."例4中的“天命”（上天的安排）代指宇宙真理或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例5中的“天”（天空）代指孔子的贤良和才智，二者都是“具体代抽象”的概念转喻。 对于“天”这个概念词的英译，理雅各选择带有基督宗教色彩的“heaven”，以显示其宗教立场。辜鸿铭则根据不同的语境，对于“天”有不同的解释。在辜鸿铭看来，能够在实际中对民众在精神上进行规范、管理的组织形式或思想、学说等，可称之为“宗教”（王京涛 25），所以他将“天命”译为“the truth in religion”（宗教的真理），以丰富“天命”的含义。例5中辜鸿铭将“天”译为“thesky”，用客观视觉上遥不可及的“天空”来体现孔子之伟大，再次强调孔子的杰出与崇高。与理雅各相比，辜鸿铭对“天”的英译更具哲学特色，丰富了“天”的内涵。

　　（二）《论语》中语言转喻的翻译

　　语言转喻是一种转喻的语义手段，建立在人们相邻联想的心理基础之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自己思维方式和翻译目的，会重新构造一个邻近原文本且表达自己思想的译本，例如《论语》中人名和哲学术语“礼”的转喻翻译。

　　《论语》中有众多人物，有孔子各弟子、各国君主和诸侯等。辜鸿铭在英译人名时略去大部分人名的特定名称，只用人物的身份或地位来代替相关人物，例如将“有子”、“季氏”、“孟懿子”、“王孙贾”分别译为“a disciple ofConfucius”，“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nobles”，“a noble of the Court”，“an officerin a certain State”，这样的转喻翻译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西方读者对《论语》的陌生感和古怪感。而理雅各对这些人名的翻译则采用音译的方法，分别将其译为“The philosopher Yu”，“the head of the Chi family”，“Mang I”，“Wang-sun Chia”，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介绍给西方读者。

　　“礼”是儒家的重要学说，在《论语》中出现74次。在《论语》的各个语境里，“礼”的含义各不相同，因此两个译本对“礼”的译法也非常丰富，理雅各的翻译有：ceremonies，courtesies，propriety，the rules of propriety therules of ceremony；辜鸿铭的译本里有以下译法：courteous，art，the education and good manner，propriety，civilization，the correct form，theprinciple of the rite，the honors，the man of taste，courtesy and good manners（礼让），the rulesof etiquette and formality，direct his studies withjudgment and taste（约之以礼），religion，education，polite arts（礼、乐），等等。（刘阳春 67）由此，看出理雅各主要将“礼”视为一方面内容，且与宗教仪式有关；而辜鸿铭对“礼”的翻译是根据语境而变化的。辜鸿铭对“礼”的诠释既包括“礼”的艺术内容，又包含“礼”的社会延承性，在整个文本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且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内容改写进译本中。

　　相比较而言，理雅各对“礼”概念的翻译削弱了“礼”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人格的伦理整体思想，而辜鸿铭对“礼”的转喻翻译更能体现儒学文化的丰富性，有助于西方读者对儒学的理解。

　　五、理雅各和辜鸿铭对《论语》中的转喻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评述

　　对《论语》的转喻翻译，理雅各多采用直译方法，保持原文的形式和意义，贴近源语。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传达原文思想，但是在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过度的直译无法将儒学诠释清楚，易使读者感到困惑。同时，为了证明基督教和儒教有共通之处，用基督教代替儒教，理雅各在英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附加了原文中没有的宗教色彩，造成读者对儒家文化的误读。

　　辜鸿铭多采用意译方法，以西方的表达方式诠释《论语》，并将自己对儒学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理解附加一文中，让西方读者了解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儒学文化。但是，过度的意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原文本中部分传统文化信息的缺失，有损原作的文化特色。

　　六、总　　结

　　转喻翻译中，译者根据自己的思维和认知理解，塑造一个“代替”或“整合”原文本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其翻译目的、思维方式、目标读者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会有不同的转喻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本。在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中，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了其翻译时的转喻选择，译者的翻译目的决定了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在这种文化视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译者不断对《论语》加以研究和理解，这不但促进了儒学的传播，而且也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